1997年的金融風暴，使亞洲各國遭遇了激烈的匯率風暴，對亞洲金融市場的毀滅性衝擊，至今令人心有餘悸。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普遍採用了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迫切需要匯率市場的穩定，以規避國際貿易風險。在缺乏亞洲聯合的匯率機制的情況下，各國普遍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來充當最後的救助人。不過，在經歷了1997 – 1998年的金融風暴洗禮之後，大家對IMF的「救援」本質已經有了刻骨銘心的慘痛記憶，在歐美主導下的IMF救援機制，與其說是在救火，不如說是在打劫。     痛定思痛之後，亞洲各國紛紛提議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當然，完全可以想像的是，這一倡議立刻遭到了IMF和美國財政部的反對。不過，目前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和拉美儲備基金都已經建立，AMF的建立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2008年的金融海嘯爆發和2011年的歐洲債務危機，再次凸顯了AMF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AMF目前的定位是一個匯率穩定基金，但並不包含類似歐洲匯率機制的長遠規劃。這是AMF難以獲得亞洲各國高度重視的原因之一，它僅僅是個救急的T具，而不是未來貨幣戰略的一個核心部分。如果要建立亞洲共同市場，那麼亞洲最終的單一貨幣就是邏輯上的必然，穩定匯率只是其中的一個步驟。     以構建亞元的思路看，AMF的長期目標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現，第一階段就是建立類似歐洲「蛇形匯率機制」的亞洲匯率機制(AERM，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主要目的就是將各國匯率穩定在一個機制的框架之內。為此目的，需要建立一個共同的儲備基金。實際上，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在《清邁倡議》中，就已經提議亞洲由各國外匯儲備中拿出1200億美元，作為緊急援助資金來幫助陷於危難的國家穩定匯率。其中，中國和日本的出資均佔到了儲備庫總額的32%，韓國佔16%，東盟國家佔20%。東盟內部各國的出資金額也各有不同，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均為47.7億美元，菲律賓為26.4億美元。當金融危機發生時，這五個東盟成員國可以使用相當於本國出資2.5倍的資金來渡過難關。但在2008的金融海嘯中，當該區域的部分國家面臨流動性困難時，由於缺乏獨立的區域監控實體，儲備基金計劃難以實施。     2011年歐洲爆發的債務危機，很可能在未來的幾年中再度衝擊亞洲的金融體系，亞洲匯率機制應該加速籌建。不過，亞洲各國的政治態度決定了這一進程的快慢，如果各國能夠取得建立亞洲共同體的戰略一致，那麼在5年之內建成亞洲匯率機制是有可能的。     這一機制的核心就是穩定亞洲各國的匯率波動，只有區內貨幣的相對穩定，才能有效促進國際貿易的增長，並且為最終實現統一的亞洲共同市場奠定基礎。它的關鍵之處在於確定各國之間貨幣相對浮動的最大限度，當任何一對貨幣的匯率浮動超過了這一限度時，跌破下限的國家都有義務動用自身的外匯儲備干預市場，以恢複本國貨幣的匯率穩定。在最極端的困境中，AMF的外匯儲備基金將啟動緊急救援。這種救援相當於一種外匯貸款，當受援國擺脫危機後，它有義務償還救援貸款。     AMF第二階段的任務，就是建成亞洲貨幣體系(AMS，Asian Monetary System)。這首先取決於亞洲共同體的建立，以及亞洲共同市場的推進情況。當亞洲各國在關稅、補貼、農業、資本與人員自由流動等方面達成共識後，統一的亞洲貨幣單位(ACU，Asian Currency Unit)將作為區內貿易結算的貨幣單位。ACU也是由「一籃子」亞洲貨幣所組成，這些貨幣佔據與其經濟與貿易地位相當的權重，共同形成亞洲貨幣價值的基準，每5年調整一次，以反映各國經濟地位的變化。     當ACU誕生後，亞洲匯率機制將由任意一對貨幣之間最大浮動限度的機制，調整為各國貨幣相對於ACU的浮動，這樣將由外匯儲備大國承擔更大的責任，以便吸引更多的國家參與進來。     ACU將承擔起亞洲貨幣價值之錨的歷史重任，更是未來亞元誕生的基礎。     AMF第三階段，也是最關鍵的階段，就是固定各國貨幣與ACU之間的匯率，經過一定時間的準備期，當政治條件和經濟環境允許時，將ACU作為亞元的貨幣基準，條件成熟的國家可率先實現本國貨幣與亞元的兌換，AMF將脫胎換骨為亞洲中央銀行。     AMF從建立之初就應該有推動亞元和建立亞洲中央銀行的長遠考慮，如果僅僅作為外匯救助基金和IMF的輔助角色，這樣的定位顯然太低。AMF應該發揮推動亞洲政治聯盟和經濟整合的中堅力量，而不是一個「被推動」的機構。這要求AMF應該成為各國政府、中央銀行、財政部、研究機構、學術組織、媒體和民眾之間最活躍、最有效、最積極的溝通者。     另外，亞元的推進應該汲取歐元的教訓，寧緩勿急。中、日、韓可率先建立起匯率穩定機制，中國和日本的外匯儲備旗鼓相當，韓國也不弱，這三家聯盟不會產生誰救誰的爭執與扯皮，避免德國在推進歐洲匯率機制的過程中，時刻擔心自己的外匯儲備會被法國和其他國家「揩油」的顧慮。實際上，歐洲匯率機制的推進速度之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德國的這種顧慮和無休止的討價還價，浪費了大量寶貴的時間。中日韓三國之間一旦達成政治共識，在操作細節上又有歐元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亞洲匯率同盟的推進速度應該大大超過歐洲。     當中日韓的匯率同盟穩定運行一段時間之後，再陸續向東盟10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漸次開放。這些國家加入匯率同盟基本都是奔著好處來的：一是希望一旦本國貨幣遭遇不測，匯率機制能夠幫上大忙；二是嚮往進入，個更大的亞洲共同市場。此時，需要設置一定的達標門檻。     最艱難的時刻是在啟動匯率聯盟的初期，這種難度並不是操作細節所帶來的麻煩，甚至也不是中日韓的政治意願，而是來自於美國的巨大壓力。能不能和敢不敢頂住這種壓力，爭取主宰自己的命運，這是亞洲貨幣聯盟成敗的最大疑問，也是亞洲命運的最大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