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了最常用的那個鍵。突然之間，在死一樣寂靜的山林里，就響起了悠揚的手機鈴聲。這是烏海的手機。真奇怪，那麼猛烈的碰撞，這個手機被甩出去了幾十米，又在風雨中翻滾，居然就毫髮未損，聲色清脆得如同一套音響。人們循著聲音，在一叢濕淋淋的刺棵子中間，找到了烏海的手機，我剛要伸手，人們把它交到了市委書記手上。 　　書記說，剛才已經找到了一個手機，怎麼又出來了一個？ 　　我說，這是我家聯繫用的專門手機，號碼他從未告訴過別人。 　　書記說，既然是這樣，就和工作無關，把手機交給李大夫吧。 　　我摸著冰滑的手機，那鈴聲還在無休無止地響著，直到這一刻，我才扎紮實實地感覺到，烏海死了。這堆殘骸再不可能是別人，千真萬確就是烏海。我一下子就暈了過去，要不是周邊兩個人手疾地扶住了我，我就凌空而下扎進了山澗。 　　等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在醫院了。我手裡緊緊握著烏海的手機，手指僵硬如鐵。我依舊閉著眼睛，我希望自己就這樣一直昏迷著，直到死去，再不醒來。我沒有能力面對山崩地裂的變故。 　　我住在專門的病房，是個套間。屋外的護士不知道我已經醒了，還在有一搭無一搭地說著話。一個說，真夠可憐的了。年紀輕輕的，孩子剛上中學。另外一個說，也怪她。第一個說，怪她什麼？第二個說，下雨，天又那麼晚了，她非要他趕回家，說是有急事。有什麼急事啊，看，這不要了命了…… 　　她們說的話，一字一句印在我腦子裡。如果不是她們的議論，我還真忘了這個細節。我沒有要求烏海回家，我勸他住下，一定要小心。那麼，是出了什麼事令烏海一定要在暴風雨中匆匆上路呢？ 　　我躺在床上，把手機打開，看到最後一個來電時間停留在二十二點三十七分。如果按照當時搜尋殘骸的人們估算，烏海的車就是在這個時刻傾覆的。 　　這是誰？一個我從未見過的電話號碼。 　　我撥響了那個號碼。 　　很久很久，都沒有人接，但電話是通暢的。在我的耐心幾乎用完的時候，一個女子的聲音傳了過來：這才幾點啊，就打電話來，還要不要人活了？ 　　我看看錶，晚上六點。我說，你是誰呀？ 　　對方伶牙俐齒地說，你給我打電話，你憑什麼問我是誰啊？我要問你是誰啊？ 　　話說到這個分上，我基本上明白烏海是接到了一個打錯了的電話。我體乏手抖，不想和她啰嗦下去了，剛要掛斷電話，她好像突然睡醒了，說，哦，我知道你的是誰的電話了。他怎麼啦？為什麼不給我打電話了？我那天晚上等了他一夜呢！ 　　這番話，說得我一頭霧水。這是一個什麼女人，為什麼和烏海這樣熟絡？他們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想到這裡，我想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穩住這個女人。我對她說，我是烏副市長的好朋友，是他絕對信得過的人。受烏副市長之託，我有要事需儘快告訴你，請你約定一個時間地點見面。 　　我知道烏海之死的消息還沒有通報公眾，因為要排除有人暗害的可能性，公安部門還在調查中，一般人並不知實情。 　　那邊的女子很痛快地定了一個小時之後在茶樓見面。 　　我怎麼才能認出你來？我問。 　　他沒告訴你嗎？女子有些納悶地說。 　　我心如刀割，說，沒有告訴。你知道他很忙。 　　女子說，我穿一雙紅襪子。 　　我回到病房，對護士說，我要到街上去一下。 　　護士為難地說，這可不行。 　　我說，我一定要去。因為這事我父母還不知道，我要想想怎麼親口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是從別人嘴裡知道了這事，也許會出人命的。我的情況已經恢復了，我還有很多事要處理。如果你們不讓我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到這裡來。而且，我還是會走。 　　兩個護士只好千叮嚀萬囑咐，要我小心，我一一答應下來。緊趕慢趕到了茶樓，我先定了一個靠窗的小茶室，狹小到只能坐下兩個人。然後到大門口去等。 　　一個穿紅襪子的女人。她到底是誰？她和烏海是什麼關係？好奇像一道金邊鑲在了悲痛的四周，讓悲痛更加醒目。 　　一個又一個的女人走了進來，她們穿著白襪子肉色襪子，還有穿黑襪子和沒穿襪子的，但是沒有一個女人穿紅襪子。我等得有些絕望，這不會是一個惡意的玩笑吧？憤怒地撥通了那個電話號碼。 　　一個女人夾帶著悅耳的手機鈴聲走了進來，她的襪子上嵌著兩道紅邊。看到我，她走了過來，伸出手說：「讓你久等了。」 　　賀頓說：「今天就到這裡吧。在我們沒有討論完之前，請你不要採取任何不可挽回的措施。」 　　李芝明說：「什麼叫不可挽回？」 　　賀頓說：「就是你以後也許會後悔的舉措。想要破壞不必著急，破壞永遠來得及。」 　　姨媽病了，託人帶信來，說臨死前想見媽媽一面。貧窮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會讓親情要麼變得很淡，要麼變得很濃。媽媽和姨媽家分屬不同種類。當絳香家非常貧困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姨媽在哪棵樹下乘涼，現在媽媽有了一個能充當長期飯票的男人，姨媽也就重新浮出水面。媽媽對這一切心知肚明，但同胞手足的呼喚總是令人難以抗拒，再加上病入膏肓。死亡有大於一切的魔法，可以化干戈為玉帛。媽媽以最大熱忱準備探親的用度，直到最後一刻才想到絳香怎麼辦。 　　她很傷心，因為她知道媽媽此刻只想著姨媽。那個她從來也沒有見過的女人。絳香乖乖地到李婆婆家去住。在這個村子裡，只有李婆婆不嫌棄她們娘倆。 　　絳香在媽媽走的頭一天，到了李婆婆家。第二天早上，絳香在送媽媽的路上，說，我不到李婆婆家去了。媽媽大驚，說為什麼？絳香說，李婆婆的腿是爛的，骨頭碴子都變成黑的了。媽媽鬆了一口氣說，我還以為是什麼事呢。腿爛了是老毛病，不傳染，你放心住好了。絳香還想說，你一走我就跑回家，可是她沒說。她是個乖巧的女孩，知道這樣說了，媽媽就會不放心。她沒有什麼送給媽媽的禮物，就送一個放心讓媽媽帶著上路吧。 　　媽媽走了，帶了鹵好的豬心豬肺豬腸子豬肚子，這都是媽媽這些天不讓絳香吃，攢下的。長途汽車等了很久才來，媽媽上車的時候，對絳香說，聽話……媽媽含糊其辭，沒有說清是聽她的話，還是聽李婆婆的話，還是聽「長期飯票」的話。總之，絳香決定誰的話也不聽，只聽自己的話。 　　放學之後，絳香到了李婆婆家，對半聾的老人說，我今天晚上不來了。李婆婆說，哦哦，你媽媽今天沒走成啊？絳香就學她的聲調，說哦哦。李婆婆就不再問了，專心敲打著她發黑的腿杆子。 　　蘇三先生戴著鴨舌帽和碩大的遮陽墨鏡來了。當時陰天。 　　寒暄之後，賀頓問道：「真的是血嗎？手心和額頭？」 　　蘇三說：「不是血。可是在我心裡，它和血是一樣的。甚至比血還可怕。」 　　賀頓說：「請繼續說下去。」 　　蘇三說：「和外國人的談判也就罷了，原則是事先制定好的，和談判人員的臨場發揮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可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影響就太大了。我沒有辦法清楚地闡釋自己的觀點，以至於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意見得不到支持，當然也就形不成決議，得不到實施，給工作造成了巨大損失。」 　　賀頓回應：「你很想改變這種狀態，很大的成分是為了工作著想？」 　　蘇三說：「基本如此。不過，我沒有你想像的那樣高尚。」 　　賀頓說：「蘇三先生還有什麼更隱秘的動機？」 　　蘇三說：「你不會笑我吧？」 　　賀頓說：「我哪裡會笑話您？對於說實話的人，我會敬佩。」 　　蘇三說：「好，那我就告訴你。我想當官。這種發言恐懼症，嚴重地影響了我的升遷。」 　　賀頓說：「你非常在意升遷這件事嗎？」 　　蘇三非常鄭重地說：「是的，非常在意。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一定要來找心理醫生的原因。如果你對別人說自己很想當官，所有的人都會嘲笑你，如果你說自己想去偷東西，反倒沒有那麼多人驚訝。連我老婆都不理解我，她是做生意的，我們家有很多錢。她說我們早已超越了小康，到了大康特康的程度，我什麼都不幹，也可以過非常富足的生活。可是我不想這樣平庸地活著，我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古代酋長的兒子，很想掌握更大的權力，在危機的時刻挺身而出，解救人民於水火之中。說得更大一點，為世界貢獻更多的力量，為更多的人謀福利。做一個政治家，這就是我的理想，你會笑話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