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爆炸性增長源於兩級火箭推動的話，那麼農村工業化則承擔了一級火箭的重任。     20世紀80年代初，農業經濟在國家經濟資源的傾斜政策中，獲得了罕見的資本積累。50年代中國工業化起步階段，靠的是蘇聯的技術和資本輸入，而80年代農村的工業化，則發端於城市工業化的擴散。在農村進行工業化，這是工業革命200年來，世界各國前所未有的創舉。中國的農村既是人口眾多、廣袤貧窮的土地，又是充滿巨大生機和爆發潛力的神奇之地。中國革命正是從農村起步，最終形成了燎原之火，「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這一令西方匪夷所思的戰略，居然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實，這一切都是基於一個簡單而深刻的現實，中國的大多數人口在農村，中國的命運也就必然與農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古代，沒有農民參與的武裝反抗，就不可能有王朝的更迭；在近代，沒有農民參與的革命，就不會是徹底的革命；在經濟建設中，沒有大多數農民獲得實質利益的發展，都是脆弱和不可持續的增長。忽視農村，它將成為一個難以克服的發展阻力；而重視農村，它將會成為一個無法遏制的動力源泉。中國發展之根在農村，中國力量之源也在農村。這個簡單至極的「大道」，也正是中國經濟起飛的初始動力。     計劃經濟由於無法深入、透徹和全面地理解工業經濟的高度複雜性，因此其計劃白始至終都存在著結構上的不合理，由於體制和機制的內在矛盾，又使這些不合理被高倍放大，這使得國營工業在市場中只能佔據著「大城市和交通線」，而留出了巨大的市場腹地空缺，造成了所謂的「短缺經濟」現象。     當農村獲得了微薄的資本積累後，機制靈活和市場嗅覺靈敏的鄉鎮企業就應運而生了。他們利用城市工業淘汰的二手設備，國營企業退休但仍富有「餘熱」的技術人員，瞄準巨大的消費市場李白，迅速開動生產機器，以低廉的價格、品質欠佳的產品快速佔領了消費品的部分市場份額。     這些企業大者數百人，小到幾個人，固定資產多數不過幾萬元或幾十萬元，在正統的經濟統計中，它們不過和個體戶的規模相當，堪稱市場經濟中的「游擊隊」。它們素質低，裝備差，資金弱，人數少，更缺乏銀行貸款的「空軍支援」，與國營工業的「國軍」相比，簡直寒酸得難登大稚之堂。然而令人眼鏡大跌的是，堂堂的「國軍」居然打不過「游擊隊」，數百萬鄉鎮企業以螞蟻雄兵的態勢，在市場的各個領域中逐步蠶食「國軍」的銷售份額。在市場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釀酒、服裝、紡織、化工等行業全面開花，逐漸形成了中國經濟板塊中不可忽視的一大力量。     「游擊隊」取勝的主要法寶在於「戰略戰術靈活」。在戰略上，「游擊隊」進入的領域都是投資少、見效快、回報率高、有一定資源優勢、產品市場需求旺盛的行業。在戰術上，「游擊隊」的經營管理表現出很大的靈活性、實用性和高效率，經營者能夠根據市場及時作出各種決策。企業內部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也是根據實際需要而定，沒有人員編製約束和招工指標的限制，幹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在用工制度方面，一般有合同工、臨時工和聘用工，非生產性人員少而精。職工幹得好就留，干不好就回家。企業可以選擇職工，職工也可以選擇企業。在分配製度方面，工資一般都由企業自己確定，多數與生產和效益掛鉤，工資水平按貢獻大小並隨企業盈利狀況而浮動，報酬能高能低，職工收入拉開了檔次，多勞多得，注重效益，充分調動了職工積極性。更為重要的是，「游擊隊」依託著本鄉本土的大力支持，土地資源充足，勞動力成本低廉，與當地政府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利益共同體，形成了穩固的「根據地」，進可攻，退可守，迴旋餘地大。     1980 – 1996年的大約16年中，農村工業化創造了驚人規模的1.3億個工作機會，佔到農業就業的1/3，農業富餘勞動力的一半，實現出口6008億元，總產值高達1.8萬億元！在1980 – 1988年間，全國輕工業產品市場供給能力   增加的份額中，鄉鎮企業的貢獻佔32%, 1988年主要消費品產量中，鄉鎮企   業提供的電風扇佔全國的45.5%，絲織品佔68.7%，尼絨佔52.1%。到1997 年，鄉鎮企業繳納稅金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7.7%，佔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8%。凡是農村工業化發達的地區，也是地方財政收人較好的地方。除了對財政收入的貢獻外，鄉鎮企業也承擔起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的重任，從資金上支持當地農業的發展。1978年至1997年鄉鎮企業以工建農、補農累計736.6億元，農村工業化對農業的反哺作用巨大。     在農村工業化的高速發展階段，農民收入中約1/3來源於鄉鎮企業。在這個階段中，農民收入幾乎每5年翻一番，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度最高曾超過50%，一度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可以說，從20世紀80年代初直到90年代中，農村工業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推動力量，農村的富裕和新增購買力，為城市經濟注入了強大的活力。以家用電器和日用消費品為中心，爆發了一場持續10餘年的消費革命。與人們的感覺相反，不是城市繁榮帶動了農村，而是上億農民通過一種獨特的模式，加入了工業化的洪流，他們通過更高的生產率創造出了巨大的社會財富。當農村以這筆驚人的新增「儲蓄」與城市進行交換時，刺激了城市以更新的產品、更好的服務、更多的生產資料、更先進的基礎設施、更快的能源與電力增長來滿足這種需求。農村工業化的成功，遠遠超出了計劃經濟者的預期。     與此同時，城市的工業化也在發生痛苦而劇烈的嬗變，國有企業的改革正在日趨深入。經過1989 – 1991年短暫的調整階段後，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再度點燃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激情，這一次，市場經濟全面取代了計劃經濟，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現代企業制度的推進，加速了城市工業化的步伐，資本市場的崛起，開始為中國經濟起飛提供「金融燃料」。1997 –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遭遇了暫時的逆風。     此時，農村工業化一級火箭的助推作用也已經逐漸耗盡了燃料。當短缺經濟成為過去，當國際競爭開始在中國進行強大的滲透時，農村工業化的弱點日漸暴露，企業在規模、技術、資金、人才、信息、渠道、體制等方面的困難，變得越來越缺少迴旋餘地。「游擊戰」的經驗已經過去，無邊界的資本、技術、信息的「立體戰」時代開始來臨。    在缺乏新的火箭助推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出現明顯的下滑趨勢。農村工業化的生產率的提高已達極限，農民新增的可用於與城市交換的「儲蓄」已開始萎縮，而城市生產率的提高尚未突破新的極限。在雙方無法實現更大規模的交換時，中國的消費市場開始快速冷卻，企業利潤出現萎縮。商品交易的疲軟，導致了貨幣供應的疲軟。此時，金融交易還遠未成為貨幣供應的主要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通貨緊縮與經濟蕭條的濃霧，開始瀰漫在中國經濟的上空，亞洲經濟危機無疑惡化了中國周邊的貿易條件，使問題更加雪上加霜。     1997年10月起，中國零售物價總指數開始了連續27個月的下降，直到1999年年底，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則從1998年3月起持續下降22個月。人們通常抱怨的通貨緊縮，其實質並不是一個貨幣問題，也無法通過貨幣擴張加以解決。通貨緊縮的根源在於社會生產率增長的停滯。在中國，它與農村工業化在90年代中的停滯幾乎同步。     歸根結底，中國工業化的整體生產率，在沒有外部再次強大的技術擴散刺激的條件下，將不會產生本質性的突破。     當時，巾國居民儲蓄已高達5萬億元，有人提出將這些儲蓄花出去買房，經濟復甦即可出現。這就是用房地產的商品化，來實現以房子換儲蓄，從而拉動房地產的龐大產業鏈，促進經濟增長。這實際上是將住房貨幣化，在鼓勵按揭抵押貸款的同時，進行大規模的貨幣創造．以貨幣增量來刺激經濟產出，同時抵消通貨緊縮的效應。如果分析一下這一政策與80年代初，政府通過提高農產品收購價來釋放貨幣，以刺激農民消費力的效果，人們會發現當年的成效更大。80年代初的政策，不經意間形成了兩個收益：一是農民收入提高，導致了糧食增產，當農民以此與城市交換時，既解決了輕工業的原料供應，又刺激了消費產品的需求；二是農村初步形成了資本積累，從而掀起了一場預料之外的農村工業化大潮，在此後十餘年中方興未艾，1.3億人口加入了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大軍，大量財富創造又反過來刺激城市經濟的繁榮。而房地產貨幣化，雖然能夠起到對相關行業的拉動作用，緩解經濟下滑的危險，但還不能突破整個社會生產率進一步提升的瓶頸。     真正對社會生產率帶來第二次重大革命的事件，莫過於1999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