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時代的經濟繁榮，歸根到底是從三個方面進行「透支」所得到的，這就是向未來借，向外國儲蓄借，同時「搶」第三世界的低廉原材料。     從1979年秋月到1982年夏，在近3年的時間裡，沃爾克以宗教般的狂熱，掄起貨幣大棒砸碎了通脹預期，同時也將實體經濟砸成了深度腦震蕩。從1980年到1985年，美元劇烈升值了50%!這是現代經濟史上，主要國家最劇烈的貨幣地震！結果，美國的工業經濟遭到了滅頂之災。失業率飆升至10.8%，重化工業被砸斷了脊梁骨，鋼鐵工業近三分之一的工人被裁員，汽車工廠紛紛倒閉，裝備製造的生產線被大量閑置，石油化工業大幅壓縮規模，礦山遭到廢棄，連農業產品也失去了國際競爭力。     供應學派信誓旦旦地誇下海口，只要政府減稅，降低工人福利，工業生產力的奇蹟就會自動發生。5年過去了，人們連「奇蹟」的影子也沒看見，美國滿大街跑著更多的日本汽車，工廠里用著更先進的德國設備，商店貨架上擺滿了便宜的亞洲消費品。最後，工業就業的回升，靠的還是里根「星球大戰」的軍工訂單。號稱與政府干預經濟不共戴天的供應學派，結果居然靠著戰後最激烈的政府財政赤字，才踉踉蹌蹌地爬出深度衰退的泥沼。     從1983年到1988年，是里根時代經濟神話的黃金時期。認真審視之後，人們會發現里根的經濟繁榮是向未來「借來的」。在這段時間裡，美國財政赤字每年都高達2000億美元以上，佔GNP的比重高於5%。美國國內凈儲蓄率從70年代的6.5%降到2.5%，巨額財政赤字是吞噬國內儲蓄的元兇。一個國家的凈儲蓄，就是「獵人的兔子」，它是消費與投資的前提。消費，就是獵人把儲蓄的一部分兔子，拿去與別人進行交換；投資，則是獵人為製造弓箭所耗費掉的其他儲蓄。美國二戰結束以來，凈投資一直佔GNP的7%，成功的投資將帶來更高效率的產出，所以投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後勁。但在里根執政的8年中，美國的凈投資佔GNP的比重下降到僅剩5%。供應學派曾信心滿滿地保證，他們的政策將提高美國的儲蓄率，增加凈投資，這顯然是吹破了牛皮！     里根當選美國總統時，美國全部的私人和公共負債總額為3.87萬億美元，到80年代末，這個數字變成了10萬億！     由於國內儲蓄不足，為了維持美國社會的生活水平，里根政府不僅向未來大舉透支，同時也向海外借入巨額的外國儲蓄，其規模達到美國總儲蓄的14%!美國以開放國內市場為條件，要求日本與德國將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通過購買美國金融資產的形式，把它們創造出來的儲蓄借給美國。1984年，外國購買的美國固定收益類資產（主要是美國國債）的金額跳升了3倍，達到374億美元。日本在一年裡流向美國的資本就達到驚人的500億美元的規模！     美國學者調侃道，美國80年代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比較優勢，這就是出口美國國債！     外國資本的流人，強化了美元升值，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刺激了美國消費，擴大了美國的貿易逆差。結果，美國的經常賬戶在1980年時尚有盈餘，從1984年開始美國每年赤字高達1000億美元，狂漲到GNP的3%!美國工業被迫大規模向外轉移，創造國民財富的核心實業資產遭到了根本性的削弱。     向未來借錢，向外國人借錢，而借來的錢主要不是用於工業經濟的再投資，而是被華爾街拿來製造一個快速膨脹的金融資產大泡沫，美國長期資本的工業投資被大量放棄，1983 – 1984年的出口增長僅為以前經濟復甦時期的一半，而進口則是過去的兩倍。難怪美國的媒體評論道：「供應學派的『奇蹟』終於出現了：這就是外國人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和大部分資金。如果六七十年代美國的政策是『花錢和高稅收』，那麼80年代就是『花錢和高負債』。」     在沃爾克控制住了通脹之後，美國經濟開始了5%的強勁復甦，不過，美國工業的就業再也沒能恢復到70年代的水平。1985 – 1986年，美國的工業設備利用率再度出現下滑。     就在美國工業經濟一蹶不振的時代，華爾街卻喜獲豐收。沃爾克從1982年夏到年底的半年裡，連續7次降低再貼現率，聯邦基準利率也從14%直落到8.8%。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開始進入大牛市。從1982年到1987年，華爾街的股票市場暴漲了200%!金融創造財富的神話開始在美國大行其道。     1984年是美國金融巨變的轉折年，國內資本開始從銀行向債券市場大規模轉移，國際資本流入則由歐洲轉向了亞洲。到1985年，沃爾克發現美國的貨幣供應再度開始爆炸性膨脹，但是美國的通脹率卻從1984年的4.4%．降到了1985年的3.5%。由於大量金融創新的出現，Ml作為通脹的指標已經越來越不準確了。銀行業在1984年底，開始大規模進入貨幣市場，支票賬戶中含有利息的成分在顯著增加，這表明資金傾向於「投資」而非「消費」。Ml的膨脹已經不能說明「消費者立刻準備花錢」的衝動在積聚。因此，美聯儲從1984年開始，悄悄地廢棄了以Ml增長為貨幣政策的目標導向。     1984年以來的貨幣供應膨脹，已經脫離了實體經濟增長所產生的信貸擴張需求的軌道，而越來越多地反映為金融創新所刺激出來的金融交易需求。80年代中期以前，美國股票市值佔GNP的比重通常在8%~20%之間，而到了1986年，這一比重劇烈攀升到了100%!這個現象說明，信用擴張已經擺脫了實體經濟增長的約束，而成為金融資產自我膨脹的必然結果。美債帝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美元從此成為「源於金融交易，為了金融交易，服從於金融交易」的工具。     金融全球化本質上就是美元債務的全球化，它導致了金融資產的增長速度和規模都遠大於實體財富，這意味著相當一部分資產，由於缺乏財富的對應物，其實只是巨大的債務。金融市場的畸形繁榮，其本質就是債務驅動下的金融資產自我膨脹。80年代之前，美國私人、非金融類企業與政府的總債務，佔GNP的比重大約為140%，80年代中則一舉突破了165%，這是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高負債水平！1980年美國家庭負債占可支配收入的63%。到1999年，這一比率上升到90%，企業債務的上升勢頭也大體如此，而國債膨脹則更為驚人，與此同時，美國的貧困人口卻從1979年的2400萬，增長到1988年的3200萬。     在歐洲美元的互動下，銀行體系的表外資產業務空前繁榮，利率掉期、貨幣互換、信用擔保、浮動利率按揭、資產證券化、槓桿收購、金融產品的期貨與期權等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僅在1982年，銀行體系中就有高達2300億美元的儲蓄，流向了繁榮的債券市場。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對金融市場中過度借貸的「剎車系統」，卻漸漸失靈，系統性風險與日俱增。     在沃爾克發動的反通脹戰爭中，「陣亡」的還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奈及利亞、剛果、波蘭和南斯拉夫等大批第三世界國家，它們全都不幸地落人了美元的「債務陷阱」之中。20世紀70年代，石油暴漲所帶來的滾滾石油美元，從中東再度迴流到華爾街和倫敦的「金融異度空間」。在「第二次美國革命」的戰略中，如何重新分配國際財富是一個1%的富人關注的重大問題，第三世界國家以低廉的價格向發達國家轉移原材料，這是必須實現的戰略目標。 有了石油美元這筆橫財，國際銀行家開始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大規模放貸，因為它們迫切需要進口價格高昂的石油，但美英銀行開出的條件是，貸款利率必須隨著倫敦銀行拆借利率(LIBOR)而浮動。     美國和英國聯手進行的高利率「化療」反通脹，獲得了一石數鳥的美妙效果。第三世界的美元債務國在80年代初，突然遭遇到利息高達20%的「高利貸伏擊」，而它們賴以償還美元債務的原材料出口，卻在世界經濟嚴重衰退中面臨著價格暴跌的夾擊，於是，這些國家紛紛陷入破產境地。IMF作為美元的「國際債務警察」被推上了逼債的第一線，當代「夏洛克們」要從第三世界國家身上，割下鮮血淋漓的數倍「鮮肉」。IMF給第i世界美元債務國開的藥方，不過是華爾街大夫們早就準備好的「瀉藥」，越吃身體垮得越快。IMF要求債務國削減進口到極限程度，財政預算縮水到勉強度日的水平，貨幣貶值到出口原料跳樓甩賣的低廉，從而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資源向發達國家進行史無前例的大轉移。經過IMF的債務重組，發展中國家在1980年時的美元債務僅為4300億美元，到1987年卻欠下了當代「夏洛克們」高達1.3萬億美元的新債務，這還不包括已經支付的6580億美元的本息。第三世界國家遭到了遠比兩次世界大戰損失總和還要高得多的慘重損失，     1987年，世界原材料的價格居然跌回到1932年的水平！從80年代初開始的原材料價格低迷，持續了整整20年！直到21世紀初，中國經濟開始繁榮，才扭轉了這一趨勢。     近30年來，1%的富豪從美國中產階級和第三世界國家身上，獲得了現代經濟史上聞所未聞的「鮮肉豐收」，世界財富的分配顛覆了20世紀前70年的規律，加速向極少數人集中。2011年9月開始迅速蔓延全世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正是99%的窮人意識到了長期傷害，他們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重新合理分配。「金權天下」對他們切身利益所造成的他們準備以自己的方式要求社會財富的     里根時代的新自由主義，使美國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就從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淪落為最大的債務國。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驚人戰爭消耗，將大英帝國從世界債權霸主的王位上給拽了下來．美國正是利用新興債權國的威力，迫使歐洲債務國接受了美元霸權。新自由主義用差不多同樣的時間，就重演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全球債權與債務關係的大逆轉。當英國變成債務國之後，大英帝國衰落了，而美國變成最大的債務國之後，反而霸權更加穩固。這表明債務取代了債權而成為統治世界的新權杖，也意味著投資已經讓位於負債，變成了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開肩了一個債務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危險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