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布對美元最具衝擊力的時期就是20世紀50年代，蘇聯戰後成功而迅速的經濟復甦，為盧布版圖的大規模擴張創造了條件。但是，蘇聯經濟的好景卻不長，進入60年代後，蘇聯的經濟增長逐漸乏力，制約了盧布的擴張勢頭。美元與盧布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而80年代美元則開始發動了決定性的反攻。 　　蘇聯經濟首先暴露出問題的領域就是農業。一個佔地球陸地面積高達1/6的龐大帝國，僅有不到三億的人口，居然在60年代以後的大多數年份，不得不依賴越來越多的糧食進口才能養活自己，這的確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俄國並非無法自給自足，事實上，俄國直到20世紀初，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佔據了世界糧食出口總量的45%。而蘇聯1980年以後，卻成為了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佔世界糧食進口總額的16.4%［19］。60年代中期是蘇聯糧食問題開始惡化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的確，20世紀30-50年代是蘇聯經濟發展的黃金30年，傾全國之力搞工業化獲得了非凡的成功。用丘吉爾對斯大林的評價來概括就是，「蘇聯在他上台的時候僅僅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而在他去世之際卻是一個裝備了原子彈的世界超級大國」。但是，極度的傾斜發展必然隱藏了極度的增長隱患。 　　曾任俄羅斯政府代總理的蓋達爾，曾這樣概括蘇聯的農業問題，「集體化，剝奪農民遷徙、選擇工作和居住地點的自由，強迫從事無償勞動，必須依靠個人副業養家糊口，這一切都無異於恢復了農奴制。差別僅僅在於，國家並非充當了農奴主之一，而是變成了唯一的老爺。在擁有監控和實施暴力的現代手段的條件下，在缺少道德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堅信，較之對工業基礎建設投資的增長，農村所發生的事情無關緊要。所有這一切都突破了農業社會特有的向農民索取資源的最大限度，而將資金從農村向城市實行再分配的規模之大，在世界歷史上也絕無僅有。如果農村的勞動是強制性的，如果勞動變成了某種形式的勞役地租，那麼就不可避免地會恢復俄羅斯文學中所描繪的俄國廢除農奴制以前的勞動道德標準。」 ［20］ 　　「只有傻子才愛幹活」，正是這種蘇聯農村勞動道德標準的真實寫照，人在為自己和自己家人幹活時的熱情與為公家打工所表現出的慢怠，已經在許許多多的國家和社會中反覆地被驗證了。懶惰懈怠的工作態度，二等公民的社會待遇，微薄的收入水平，迫使農村人口中最具文化、最有能力、最身強力壯的勞動力，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奔向城市生活，這種「鯉魚跳龍門」的衝動和壓力，使得農村喪失了最具生產力的精華。 　　在工業革命時代，一個國家最關鍵的發展，要看工業技術擴散的規模，而進行工業技術擴散的核心要素，就是人才。只有人的創造性參與，才能將技術、設備、資金、原材料整合成最終的產品。在蘇聯工業化的過程中，它成功地關注了工業技術擴散的效應；而在農業經濟發展中，卻忽視了農業增長同樣需要技術擴散，而實施農業技術擴散的，必須是同工業人才同等優質的農業人才，才可能產生同樣的投資效益。大批農業人才的流失，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造成了蘇聯農業問題無法用加大投資來緩解的困窘。 　　在美國或西歐，農場主與城市人口之間，並無階層地位上的差距，也並不存在收入上的明顯鴻溝，選擇從事農業或者定居城市，往往取決於個人的生活志趣偏好，因此，發達國家的農業人口素質使之能夠承載資本高投入所期待的高回報。 　　當蘇聯政府明白過來不能再繼續剝削農業時，工業的積累也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蘇聯政府從60年代初開始逐年增加對農業的投資力度，從1960年農業投資佔蘇聯經濟總投資的14.3%，增加到1980年的20.1%，由於經濟總規模的擴大，對農村的投資規模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相對比例，都已經達到相當驚人的水平，但蘇聯的糧食卻在多數年份無法滿足國內需求。1960年，蘇聯尚可出口部分糧食，而到1970年卻不得不進口220萬噸，到1982年劇增到2940萬噸，1984年更達到4600萬噸！ 　　正如安德羅波夫在60年代所說：「農業尤其糟糕，今後再也不能容忍連國家都養不活、年年不得不進口越來越多糧食的情況了。再這樣下去，我們很快就要餓著肚子過日子了。」1963年，由於農業歉收，蘇聯的外匯又嚴重不足，蘇聯不得不出售372.2噸黃金，在國際市場上買糧食。蘇聯一次就損失了黃金儲備的近1/3，赫魯曉夫視之為奇恥大辱。到1965年，蘇聯不得不再次出售了335.3噸黃金來購買糧食，這回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再往後就越來越麻木了。 　　為什麼蘇聯的糧食會出現如此巨大的虧空呢？導致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就是30年代的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工業化使得人們的工資收入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對於食品供應的數量和質量要求也隨之提高，特別是對於肉、蛋、奶等高營養價值食品的追求，導致更多的糧食被畜牧業的飼料所擠占，這使得糧食短缺問題更加惡化。 　　60年代中，國營商店的平價肉就失去了蹤影；70年代初，各大城市排隊等待購買食品的現象日益普及；80年代連憑票供應的食品也難以搞到。這一切，嚴重破壞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再加上分配中出現的各種特權現象，更加重了大眾的不滿情緒。 　　一方面，蘇聯工業化造成農業經濟長期不振，糧食無法自給自足；另一方面，畸形工業化擠壓了輕工業部門的資源，難以生產出在國際市場中有競爭力的產品，無法換回外匯。結果，為了緩解糧食短缺的危機，蘇聯不得不主要依靠出口石油來換得硬通貨。 　　終於，蘇聯將自己的經濟軟肋暴露給了虎視眈眈伺機下手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