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無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挽救了1921年的政權信心危機，避免了工農聯盟的崩潰，受到了廣大農民、工人、手工業者、商人和外國投資人的普遍支持，生產和貿易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蘇維埃政權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得到了鞏固。農業耕種面積從1921年時的1.48億英畝增加到1927年的2.22英畝，糧食產量翻了一番，煤產量也翻了一倍多，紡織產品增長4倍。1927年蘇聯的經濟終於恢復到戰前1913年的水平。 　　不過，在1924年列寧去世後，蘇聯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發展模式，卻引發了一場根本性的爭論，最後演變成激烈的權力鬥爭。 　　任何國家的經濟政策，從本質上看，都是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邊界條件下，求取經濟最大產出和合理分配的藝術。同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外部環境下，經濟產出和分配又必須體現不同的優先和側重。經濟政策的選擇，主要體現了國家和政府的意志，無論是英國的霸權建立、美國的工業崛起，還是德國的經濟趕超，都明顯地突出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影響力。其實，世界從來不曾有過絕對的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那種以獨立個體自發形成的經濟環境在現實世界中並不真正存在，所謂的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只是一種國家市場經濟。 　　蘇聯當時面臨的發展模式選擇就是，繼續發展市場經濟，還是走向計劃經濟。 　　直到1926年，蘇聯人口的82%仍然是農業人口，勞動力中從事工業的比例僅為7%～8%，這讓以工人階級為堅強領導核心的布爾什維克，情何以堪！以美國和英國人的眼光看，蘇聯只是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甚至不如巴西和阿根廷，與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差距為50～100年［9］。 　　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社會目標和經濟綱領不容於整個世界的統治階層。繼1918年以來，外國的武裝干涉和經濟封鎖就是家常便飯，蘇聯想正常發展經濟幾乎是不可能的。 　　怎樣在非正常狀態下來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從而有效地保證蘇維埃政權的生存和發展呢？蘇聯形成了兩派意見。 　　一派認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不應該是短期的權宜之計，而應該是蘇聯經濟發展的根本方略。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兼顧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協調發展，反對將農業當做「國內的殖民地」，以犧牲農民利益來獲得工業高速發展所必需的原始積累。 　　另一派認為：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圍困，要在一國成功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就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以最快的速度獲得軍事工業所需要的基礎。他們從過去西方進行的武裝干涉和經濟封鎖的教訓中得出，未來的戰爭將不可避免，而當時的重工業幾乎沒有在新經濟政策中獲得明顯的進展，如果不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就不可能在短期內建成強大的重工業。因此，必須放棄新經濟政策，採用以五年計劃為核心的高速工業化的模式。 　　從後來的歷史事實來看，如果沒有工業化的加速進行，蘇聯必然無法抵擋納粹德國的強大攻擊，結果只能是蘇維埃政權垮台，蘇聯成為德國的佔領區。以蘇聯的資源為後盾，德國的戰爭實力將進一步強化。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乃至直到現在的世界歷史，恐怕都將面目全非。也許英國政府將流亡海外，美國不得不據守南北美洲，中國會長期被日本佔領。 　　最後，斯大林的高速工業化戰略成為了蘇聯的發展模式。他提出，蘇聯要在10年內趕超西方工業強國。從微觀的角度看，蘇聯工業的發展效率比較低下，但從宏觀的視野來觀察，蘇聯工業化可謂突飛猛進。三個五年計划下來，蘇聯已建立起了飛機、汽車、拖拉機、鋼鐵、化學和國防工業的強大工業體系，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需要強調的是，蘇聯工業崛起的時間之短，規模之大，是世界經濟史上沒有先例的，而且這是在完全依靠本國資源的條件下，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外部環境中，所實現的驚人飛躍。還在戰爭爆發前的20世紀30年代，蘇聯年產飛機就高達4000架，戰爭期間則達到驚人的年產3萬架的規模。連德國工業的強大製造能力也漸漸抵擋不住不斷增長的蘇聯工業實力，在軍事生產能力方面，蘇聯已接近美國的實力。 　　但是，蘇聯的工業化成就是何等的驚人，其潛在的隱患也就同樣之可怕。 　　任何經濟發展的投資都必須由儲蓄來提供，蘇聯工業化之前既沒有足夠的國內儲蓄，也沒有可借用的外國儲蓄，唯一能夠提供資本積累的就是占國家經濟主要部分的農業。高速工業化向農民索取了勞動力和食物，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策略，卻導致輕工業無法向農民提供消費產品來交換他們的糧食。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和城市，使得農民必須提供更多的糧食，而自己能保留的部分卻更小。同時，還要養活日益龐大的紅軍，農民的境況日益惡化。 　　在正常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擁有土地的農民可以拒絕這樣的不平等交換，而要求合理的價格，情況也正是這樣發生的。1923-1927年，工業產品的價格大大高過農產品價格，導致農民不願向國家賣糧。1927年，農民賣出的糧食只佔收穫總量的13%，而在1913年，這一比例是26%。這樣，農民保持了較高的生活水平，但工業化的積累卻斷了來源。 　　在這樣的情況下，斯大林認定傳統的農業模式不足以支持工業化的積累需求，必須搞強制性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土地、生產工具和牲畜公有化，迫使農民生產並忍受更低的生活水平。結果是農民寧願殺掉牲畜，也不願無償地交給集體農莊。從1928-1933年的集體農莊推行期，蘇聯的耕牛從3070萬頭，下降到1960萬頭，羊從1.46億隻劇減到5000萬隻，馬從3350萬匹降到1660萬匹，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10］。從此之後，一直到蘇聯解體，農業成了蘇聯的心腹大患，在如此遼闊的領土上，蘇聯的糧食卻經常養不活自己的人口。一個沙俄時代的糧食主要出口國，在蘇聯的中後期卻日益變成了一個糧食進口國。到70年代後，蘇聯糧食進口的規模已嚴重威脅到蘇聯政治經濟的穩定。最終，糧食危機成為商品短缺、特權叢生、民眾不滿、貿易失衡和經濟崩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