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一天，在山東根據地，一位美國記者正在採訪一位八路軍幹部：美國記者：山東根據地的貨幣既無金銀又無外匯作發行準備，為何能夠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這是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八路軍幹部：我們有物資作發行準備。你們有40%的黃金準備金，我們有50%的物資準備量。     （美國記者不解地望著對方。）     八路軍幹部：我們每發行1萬元貨幣，至少有5000元用來購存糧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資。如果物價上升，我們就出售這些物資回籠貨幣，平抑物價。反之，如果物價下降，我們就增發貨幣，收購物資。我們用這些生活必需品，來做貨幣的發行準備，比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銀優越得多。     （美國記者一邊記筆記一邊思索。）     八路軍幹部：在實現紙幣制度以後，貨幣代表的價值決定於它的流通數量。流通量增加10倍，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物價也上升10倍。法幣、偽幣如此貶值，原因是他們濫發紙幣。我們物價相對穩定，原因是我們適當控制貨幣流通數量。     美國記者：這個道理很有意思，請您再仔細講講。     （八路軍幹部跟美國記者比比劃劃講了4個小時，才使他懂得了這個道理。）     美國記者：你認為美國能不能實行這樣的貨幣制度？     八路軍幹部：美國現在掌握著世界2/3的黃金，還可以實現金本位制。【8】     八路軍幹部萬萬料想不到，30年後，美國也被迫放棄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貨幣發行量來穩定物價，並因而使得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學說成為西方顯學。但他的理論要比山東根據地的貨幣實踐晚了幾十年。八路軍幹部接受採訪時，弗里德曼還在大學讀博士，是個「徹底的凱恩斯主義者」，對貨幣的認識還遠未形成理論。     此時，中國共產黨的貨幣實踐遠比西方的貨幣理論更前衛。更為重要的是，親手實踐干出來的感覺和紙面上的理論探討，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這就如同大學裡的MBA教授大講企業應該如何管理，然而他的學問再大，也無法和王永慶或李嘉誠的管理實踐相提並論。     改革開放以後，一度將「弗里德曼們」奉若神明，輕視自己用貨幣實踐創造出的偉大成就，而迷失在各色西方理論的迷人光環中，完全背離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最高原則，實在令人扼腕長嘆！自從學了美國的貨幣思想，人民幣的真實購買力30年來嚴重縮水，20世紀80年代初令人羨慕的「超級大款」萬元戶，現在已成為中國的「低保戶」的標準。     美國記者的真實身份：經濟學家。     八路軍幹部：薛暮橋，小學文化，「畢業」於上海監獄「大學」，山東根據地工商局局長和貨幣政策主持人，新中國貨幣制度的創立者之一。     薛暮橋到底搞出了什麼樣的貨幣，弄得美國經濟學家像探索核武器機密一樣，萬里迢迢來到中國呢？     原來，山東根據地從1938年開始發行「北海幣」作為法幣的輔幣，由於根據地缺乏發行紙幣的經驗，北海幣信用一開始不及法幣。     當時法幣和英鎊、美元掛鉤，在各種政權統治區內都十分堅挺。不僅根據地掌握大量法幣來保證當地的貨幣穩定，日偽政權也在淪陷區發行偽幣，收兌法幣，以換取外匯或者購買物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沒收了英美在中國的金融機構，無法再利用法幣套取外匯。於是他們變換手法，利用法幣鬥法幣，把日偽控制區內的幾十億法幣送到國民黨統治區和抗日根據地，來套購物資。僅在1942年，流入山東根據地的法幣就高達幾億元。這不僅造成大量物資流向敵占區，還導致根據地的法幣數量遠遠超過了市場需求，法幣的購買力大幅下降，與之關聯的北海幣也快速貶值，通貨膨脹愈演愈烈。這與今天美元大量湧入中國，在大量「套購」中國產品、資源與原材料的同時，也導致人民幣過度增發，從而導致人民幣購買力下降和物價上漲是同樣的道理。     快速通脹的結果就是，在一個傳統上信奉「民以食為天」的國度里，1943年的糧食價格是1941年的25倍！     情況危急的1943年初，薛暮橋恰巧路過山東根據地去延安，被根據地領導「扣留」下來，幫助根據地對敵開展貨幣鬥爭。     當時的根據地政府不了解貨幣和物價的規律，允許法幣和北海幣同時流通，但禁止日偽政府發行的偽幣。在淪陷區的黑市上，偽幣高於法幣。在根據地，法幣高於北海幣。山東根據地用行政手段強壓法幣的比值，宣布北海幣以1:2的比例兌換法幣，結果根本不起作用。     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薛暮橋提出，要穩定北海幣的幣值和根據地的物價，唯一的辦法就是驅逐法幣，使北海幣成為根據地的唯一流通貨幣，獨享貨幣發行大權。辦法就是，用北海幣排擠和收兌法幣，用收兌的法幣從敵占區套購物資，用這些物資來支持北海幣。政府在物價上升時出售物資，回籠貨幣，物價自然就會下跌。     這個辦法確實管用。驅逐法幣後，物價的確回落，但又出現了新問題。由於北海幣的數量滿足不了市場流通需求，物價下降過度。而此時根據地政府不知道應該增發貨幣來穩定物價，反而拋售物資回籠貨幣，又趕上農產品收購季節，農民急著出售，結果是物價猛跌。雖然工商局馬上部署增發貨幣，由於銀行印鈔力量薄弱，錯過了收購農產品的時機。三者疊加的結果是，物價比停止法幣時跌了一半。等到來年春荒時節，政府手裡沒有足夠的農產品回籠「遲到」的增發貨幣，結果導致物價又劇烈上漲。     薛暮橋和同事們認識到在農村經濟中，貨幣發行的季節性和物價存在著一定的客觀規律：秋冬增發貨幣收購農產品，春天拋售農產品回籠貨幣，這樣才能使物價基本穩定，而穩定的物價正是貨幣信用的標誌，是衡量貨幣制度成功的尺度。正是在這樣的貨幣實踐中，他們創造了以物資為發行準備的貨幣金融創新！     薛暮橋後來回憶這段歷史時提到：「銀行發行的貨幣，必須以一半交給新成立的工商局，用來收購各種農產品，隨時吞吐，以此穩定物價。我們發行的貨幣沒有用黃金、白銀、外匯作儲備，是用物資來作儲備的。隨著物價的漲落，工商局隨時吞吐物資，調節貨幣流通數量，以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當時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實行金本位制，不會發生通貨膨脹問題。我們這種從實踐中取得的規律性的認識，可能是貨幣學說史上的一個新的發現。」【9】     根據地稱這個貨幣制度為「物價本位制」，就是說「我們的貨幣既不是同金銀保持一定聯繫，也不是同法幣、偽鈔保持一定聯繫。我們的本幣是與物價聯繫，是把物價指數（不是某一種商品的指數，而是若干種重要商品的總指數）作為我們決定幣值高低的標準」【10】。     完成了「驅逐法幣，穩定物價」的貨幣鬥爭後，根據地著手開展貿易鬥爭，而根據地工商局便成了主要操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