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辦」一詞源於葡萄牙語，本意為中國南方地區為歐洲商人在市場上負責採購的僕人。後來演變為專指幫助外國洋行在中國擴大生意範圍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買辦並非外國洋行的僱員，而是身份獨立的商人，他們與洋行之間是代理關係，為了取得買辦資格，他們往往需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如果生意規模沒能達到預期目標或出現虧損，他們的保證金將被洋行扣罰。同樣的，如果他們的業績不錯，也將享受洋行的利潤分成。     就純粹的商業角度而言，買辦屬於正常的商業代理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進行的不是公平貿易，而是壓榨式貿易；外國銀行開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務，而是控制貨幣供應的操縱性行為，那麼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洋行與外國銀行的勢力越強，生意規模越大，對中國經濟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這一過程中，幫助外國金融資本擴張勢力範圍的洋買辦，就變成了傷害本國利益的重要幫凶。     從胡雪岩被獵殺的事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洋買辦階層對中國經濟、金融、貿易與民生的重大殺傷力。沒有洋買辦的盡心竭力，外國洋行和銀行都不可能在中國獲得那麼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業交往，還是控制與操縱？正確判斷外國金融資本的意圖和行為，是一切歷史功過與是非評判的核心。     縱觀世界各國，洋買辦現象幾乎是中國特色。無論是在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還是在美洲大陸，都不曾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階層。這是中國半殖民狀態所獨有的現象。在西方擴張的過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亞洲的印度和東南亞稍後被征服，在這些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地區，西方的統治勢力可以直接實施垂直統治，而無需藉助本地中間人代行控制，所以無需買辦階層費事。中國的情況比較獨特，西方殖民者來到中國的時間太晚，而中國相對強大，無法在短時間內徹底垂直統治中國，所以必須依賴一個中間階層來代行控制，這個階層就是官僚與買辦階層。     從更深層次看，但凡統治殖民地，必須要徹底消滅當地的文字，因為文字攜帶著文明的基因，維持著複雜的民族自我認同和精神歸屬，征服一個國家卻消滅不了它的文字，則統治者要麼被同化，要麼被驅逐。被統治者從精神和情感兩方面認同統治者，是統治成功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處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殖民帝國，無不首先滅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統治民族完全和徹底地集體失憶，重新接受殖民帝國的精神與情感灌輸，以實現其「長治久安」。在當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區的普遍貧窮落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時代留下的後遺症。可怕的並不是這些地區的物質財富被掠奪，而是殖民地國家的文字被摧毀所導致的精神世界極度錯亂和信仰體系徹底碎裂，要重建對自身文明的信心，卻遠不像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那樣短期就能見效。     中國的幸運就在於頑強的漢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文明體系。無論是英國的狡詐、俄國的貪婪，還是日本的囂張，都不可能徹底征服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現實的無奈中，西方殖民帝國不得不借重與依靠洋買辦來實現財富的掠奪和控制。     在金融高邊疆全面淪陷的情況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清王朝，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化的狀態。     日本當時也同樣面對著西方列強的殖民野心，也同樣被砸開了通商的大門，可是卻有著與中國截然相反的命運。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差別就在於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邊疆，外國金融勢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貨幣體系。尤為重要的是，日本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洋買辦階層。因此，外國銀行在日本難以開展業務，更別說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脈了。     1863年以來，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攜帶著高達2億兩白銀的資本金，其實力比日本當年的銀行實力不知強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維新成功後，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銀行資本金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滙豐銀行尚能運轉之外，其他外國銀行已紛紛倒閉。而日本本國銀行的數量則從零暴漲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維新，幾乎完全是在本國銀行體系的信貸支持下，完成了工業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躍而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成為亞洲唯一擺脫西方列強殖民的成功典範。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邊疆，源源不斷地為本國的工業、國防和貿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個迅速崛起的工業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