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戰爭與和平的天平懸於一點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動的方向。7月，俾斯麥苦等的戰爭經費終於有了眉目。這就是科隆—明登鐵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鐵路是普魯士最早興建的鐵路線路之一，1833年開始設計，1859年全部建成，成為普魯士鐵路系統的樞紐。該鐵路項目的建設初衷是將魯爾地區的煤廉價地運送到工業生產基地。布雷施勞德在科隆—明登鐵路融資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成為該鐵路公司的董事，同時又是為公司進行融資的銀行家。考慮到未來戰爭中鐵路運輸系統可以高效低耗地運送大批軍事人員及物資，所以鐵路公司的國有化是公司發展的主要方向。事實上，科隆—明登鐵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普魯士政府主導的大型公共基建項目。普魯士政府直接購買了1/7的原始股，並以1400萬泰勒來擔保該鐵路債券以35%的票面利息發行。作為回報，政府可以分期買入該公司的流通股，並最終成為該鐵路的唯一股東，完成漸進式的國有化。1854年普魯士政府在自由市場經濟潮流的影響下，暫停了國有化進程，至1870年視情況發展再定是否繼續。但政府對鐵路債券利息的擔保仍然有效，擔保金1400萬泰勒被鎖定在專用賬戶上無法動用。     俾斯麥對奧地利的戰爭準備需要大約6000萬泰勒的總額，籌措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戰爭費用的重擔就落在了布雷施勞德的肩上。其實，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勞德經過仔細計算和反覆考慮，就曾提出過極具爭議性的科隆—明登鐵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與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資全面收購鐵路公司的股份，從而對財政形成巨大壓力，不如普魯士政府以放棄國有化為代價，立刻就可以從鐵路公司拿到一筆補償金，同時放棄對債券利息的擔保，可以馬上盤活1400萬泰勒的部分保證金。     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很多人反對，這些人認為布雷施勞德方案是以政府長期損失為代價，使包括布雷施勞德本人在內的鐵路公司股東實現暴利。在這一方案中，政府將損失各種權益總額高達3000萬泰勒，換來的只是1000萬泰勒的補償和400萬泰勒的可動用保證金。而科隆—明登鐵路是政府投資中非常盈利的項目，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給政府提供緊急資金，但付出的代價是以不到5折的價錢賤賣了優良資產，同時還損失了未來長期的收益權，對政府而言無論如何都不是什麼好的交易。     當時間到了1865年，情況發生了巨變。俾斯麥統一德國的雄心壓倒了一切，為了準備對奧地利這一龐然大物發動戰爭，其他的代價就顧不了許多了。這就是為什麼國際銀行家酷愛戰爭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時，將以異常低廉的價格出售優質資產，此時才是發大財的好機會。當國際銀行家的勢力達到一定程度，他們會刺激民族主義情緒，挑動國家對立，推動政府大規模軍備投資，激化潛在矛盾，誘發戰爭進程，然後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戰爭賠款。只要有大規模資金過手，雁過拔毛，國際銀行家總能收到高額的服務費。哪裡有資金與信用流動，哪裡就能找到投資銀行家的身影。     這麼大的買賣不是一個布雷施勞德啃得動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當然還有他的老闆羅斯柴爾德家族，共同在歐洲各大國際銀行家族圈內消化這塊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魯士政府與科隆—明登鐵路公司正式簽署合同。最終結果是政府放棄鐵路國有化權力，獲得1300萬泰勒的補償，其中第一筆支付300萬泰勒現金，付款期為1865年10月1日，第二筆支付2705萬泰勒現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餘部分由鐵路公司發行新股來補償。為了嘉獎布雷施勞德的功勞，俾斯麥將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條約所涉及的資金劃轉業務委託給了布雷施勞德。這筆250萬泰勒的轉賬對家就是奧地利的羅斯柴爾德，布雷施勞德當仁不讓地將1%的「管理費」入袋為安。     在沒有落實財源時，俾斯麥還準備了外交解決方案的另一手，談判也進行了多時。當俾斯麥得知政府與鐵路公司合同正式簽訂後，立刻在外交上對奧地利採取了強硬態度。在合同簽訂當天，俾斯麥馬上給普魯士王儲發電：「在雷根斯堡會議上，陛下下定了決心，完全戰備啟動和進行一年戰爭的金融手段已經具備，數額大約為6000萬泰勒。」一周之後，俾斯麥的戰爭部長榮恩（Roon）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們有了足夠的金錢給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們可以動員全部軍事力量來進行一場全面的戰爭。這使我們的立場更加堅定，我們可以迫使奧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從而使雙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戰爭。錢從哪裡來？在不違法的情況下，通過科隆—明登鐵路的重新安排就實現了。」     奧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識到科隆—明登鐵路的金融安排是為了發動戰爭所做出的緊急安排，而奧地利方面的備戰還遠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談判中開始軟化立場。另一方面，俾斯麥在最初的興奮冷卻之後，也逐漸意識到科隆—明登鐵路的資金到位還有相當一段時間，而從布雷施勞德與國際銀行家們聯繫後的反饋情況看，情況並不樂觀。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明登鐵路之間900萬泰勒的債權轉讓由於雙方價格無法達成一致陷於停頓。戰爭資金難題如劍懸頭頂，俾斯麥再次開始上火，他最急於知道的就是錢什麼時候能夠到位。     此時俾斯麥的堅定開戰的決心也開始發生動搖，他不得不認真考慮外交解決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麥透漏了自己的動搖：「我們還需要時間來籌集資金，並使法國保持中立……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可以維護我們的榮譽，同時保留戰爭的選擇。」俾斯麥的判斷同樣影響著他的私人投資決策，他託人給布雷施勞德帶話：「如果我的投資賬戶上還有債券投資，現在我在這裡無法知道，他不應該僅僅是由於過早的戰爭擔憂就賣掉這些債券（明登鐵路）。」俾斯麥的行為用今天的標準看，有利用內幕消息投資並獲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這樣的氛圍下，普魯士與奧地利達成了蓋斯登（Gastein）協議，普魯士管理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奧地利管理荷爾斯泰因(Holstein)，雙方繼續共享主權。然而普魯士與奧地利都心知肚明該協議只不過是個緩兵之計，他們都在等待戰爭經費的問題出現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