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魯肅、諸葛亮，可能是當時三大集團中最值得注意的三位「謀士」。他們已非一般意義上的「謀士」，甚至不可以「謀士」名之，只能稱之為「政治家」。但是，他們三人的結局卻不相同。荀彧最為不幸。他為曹操操勞服務了一輩子，卻在五十歲時被曹操所逼憂憤而死。　　「身在曹營心在漢」釀成了荀彧的悲劇。　　荀彧在曹操集團當中是比較特別的。他出身士族，本人也是名士，被評為「王佐才也」。這個既是士族又是名士的荀彧是從袁紹那裡過來的。我們知道，袁紹的路線，是「儒家士族」的。曹操的路線，則是「法家寒族」的。荀彧去袁就曹，這就非同一般。更不尋常的是，荀彧投奔曹操，是在漢獻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那時袁紹已經奪了韓馥的地盤，當了冀州牧，曹操卻只是袁紹表薦的東郡太守，根本就不可相提並論。前面講過，官渡之戰時，很多人不看好曹操，認為袁紹必勝。荀彧卻在九年前就拋棄了袁紹，豈非異常？　　那麼，荀彧為什麼要離開袁紹到曹操那裡去呢？因為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荀彧的「大事」是什麼？和諸葛亮一樣，也是「興復漢室」。可惜，當時參加關東聯軍的那些諸侯，幾乎沒有一個是中用的。最有條件和能耐的兩個，袁紹和袁術，卻又自己想當皇帝，而且還當不上。所以，荀彧寧肯選擇當時最不起眼的曹操。因為曹操的膽識才略，其實已經表現出來。他在這個時候，也還是東漢王朝的忠臣，為國獻身的英雄。荀彧這才寄希望於曹操。看看「荀彧版」的《隆中對》就知道，他對曹操是怎樣評價的？又是「乃心無不在王室」，又是「匡天下之素志」。他為曹操提出的政治綱領是什麼？一曰「奉主上以從民望」，二曰「秉至公以服雄傑」，三曰「扶弘義以致英俊」。這個立場，其實是再清楚不過。　　荀彧提出這個政治綱領，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等到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曹操已不再「乃心無不在王室」，也不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要自己封公建國了。下一步發展，必將背離荀彧的理想和初衷。所以，荀彧不能不阻攔。但是，他阻攔並沒有任何效果。曹操已上了自己的「賊船」，只能一條道走到黑。於是，荀彧只能與曹操分道揚鑣，並選擇死亡。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也用自己的生命對曹操做最後一次勸諫。荀彧作出這樣的選擇，有著多方面原因。但說到底，還是他名士身份、士族立場和儒家思想所致。東漢王朝以名教興國，世家大族以儒學立身，忠君守節的觀念根深蒂固，改朝換代成為最敏感的問題，甚至成為劃線的標準。比如范文瀾先生就把聚集在許都的中原士族分為「擁漢」和「擁曹」兩派。其實「擁漢」、「擁曹」並無截然界限，都是士族。荀彧就是派繫上「擁曹」，骨子裡「擁漢」，不折不扣地「身在曹營心在漢」。正是這種不可解的內在矛盾，釀成了他的悲劇。　　荀彧的立場不是曹操的立場，魯肅的立場卻是孫權的立場。因此魯肅的結局要好得多。孫權不是士族，魯肅不是名士，他們就沒有那麼多負擔。所以魯肅可以直言「漢室不可復興」，孫權也可以一會兒反曹，一會兒降曹。要降曹（比如要對付劉備時），就說曹操是「漢相」；要反曹（比如要聯合劉備時），就說曹操是「漢賊」，典型的實用主義。但以東吳之弱小，恐怕也只能如此。因此孫權把「變臉」這一套玩得爛熟。這套把戲說得難聽叫「見風使舵」，說得好聽就叫「審時度勢」，根本目的則是要「建號帝王以圖天下」。但是，要想「圖天下」，就得「稱帝王」；要想「稱帝王」，就得「固江東」；而要想「固江東」，就得爭取江東士族的支持。因此，孫權毅然將相當大的權力交給了江東士族，讓陸遜和顧雍分掌軍權和政權，讓大量士族子弟進入他的幕府和zhèng fǔ，實施「吳人治吳」。這就不但實現了孫吳政權的「本土化」，也實現了它的「士族化」。孫氏政權原本與江東士族是對立的，孫策甚至曾經對江東豪強大開殺戒。現在，孫權卻與他們握手言歡，還讓他們參與政治。　　孫權不是理想主義者，準確地說，他是有目標無理想。所以，孫權並不在乎東漢王朝是存是亡，也不在乎曹操是忠是奸，而只在乎保住他自己的地盤。他甚至不在乎這個地盤上的政權屬於士族還是庶族，只要它姓孫就好。　　劉備稱帝之後只有兩年就駕鶴西去，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國的人，麻煩是在劉備和諸葛亮這邊。　　劉備的麻煩在於他的宗室身份。這身份讓他佔了便宜，也讓他背了包袱。袁紹死後，反曹擁漢的士族和名士能夠指望的，就只剩下劉備。劉備自己打出的旗號，是痛感於「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yù信大義於天下」。這是劉備的政治資本，也是他的政治包袱。也就是說，他不能像孫權那樣隨機應變，只能將「反曹興漢」的旗幟舉到底。好在這並沒有妨礙他奪取劉璋的風水寶地，雖然劉璋是「宗室」。這也沒有妨礙他亦步亦趨地照搬曹操的建國道路，雖然曹操是「漢賊」。曹操稱魏王，他就稱漢中王；曹丕稱魏帝，他就稱漢帝。蜀漢建國之前並不麻煩，麻煩是在建國之後。不過，這已經不是劉備的麻煩，而是諸葛亮的麻煩。因為劉備稱帝之後只有兩年就駕鶴西去，諸葛亮才真正是治理蜀國的人。　　諸葛亮的麻煩在於他的政治理想。諸葛亮的理想是什麼？一曰「興復漢室」，二曰「依法治國」。前一項關乎「天下」，事實上不可能實現，且不說它；後一項關乎「國家」，是諸葛亮該做、能做、做得到，也做得好的事情，不妨多說幾句。實際上諸葛亮的「依法治國」，是要建設一個高效廉潔的zhèng fǔ和公正清明的社會。這個zhèng fǔ和社會的狀態，用陳壽的話說，就是「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陳壽這話，是對諸葛亮治理下蜀國狀況的描述。也就是說，是做到了的。之所以能夠做到，則因為諸葛亮「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也就是說，依法治國。　　這就奇怪！這樣好的一件事，怎麼反倒成了麻煩呢？很簡單，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不樂意。因為你要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你要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你要廉潔，就不能容忍貪腐；你要清明，就不能允許霸道。總之，所有這一切，都同士族地主階級「壟斷仕途，控制輿論，成為豪強」這三大特徵格格不入，他們怎麼會擁護？　　何況諸葛亮為了實現他「興復漢室」的理想，還不能像孫權搞「吳人治吳」那樣，搞什麼「蜀人治蜀」。因為蜀漢一旦「本土化」，就必然成為一個保守狹隘的「偏安之國」，哪裡還能夠北進中原？再說作為一個外來政權的領導人，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諸葛亮不但不能實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須對益州本地的士族和豪強，進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經濟上的平抑。別的不說，單是北伐戰爭需要的一大筆軍費，就得從他們身上出。事實上，只要諸葛亮公平執法，出錢多的就肯定是他們。要想他們沒有怨言，除非要麼不再北伐，要麼不再公平。可惜無論哪一條，都與諸葛亮的理想相悖。所以我說這是一個麻煩，而且這麻煩還是死結，解不開的。也就是說，蜀漢只有系鈴人，沒有解鈴人。最後來「解鈴」的，就只能是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