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很早就意識到，正義的旗幟和精銳的隊伍是克敵制勝的兩大法寶。「奉天子以令不臣「，是為了高舉正義的旗幟；頒布《求賢令》，主張「唯才是舉」，則是為了建立精銳的隊伍。實際上，袁紹和曹操都是要用人的。那麼，他們的用人之道有什麼不同，曹操的高明之處又在哪裡？　　這一集，我們講曹操的用人之道。　　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三國志?武帝紀》的最好一段話說：「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大。太祖運籌演謀，鞭達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嬌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這段話，是陳壽對曹操的總體評價。從這個評語不難看出，戰勝袁紹，是曹操一生中最大成功；而曹操能夠成功，又因為他精於謀略和善於用人。可見，用人之道，是曹操成功之道的核心內容。　　所謂「用人之道」,其實也就是兩個問題，一是用什麼人，二是怎麼用。正是在這兩個問題上，曹操和袁紹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風格。　　先說用什麼人。　　必須肯定，袁紹這個人，是有個人魅力的，也懂得人才和人緣的重要。《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英雄記》說，袁紹年輕的時候就在京城廣交豪俠，經常在他那個豪門大院里開派隊，辦沙龍，辦沙龍，迎來送往，呼朋引類，門庭若市，也結交了一大批社會賢達和社會名流。這事一度引起當局不滿，說袁紹這小子「不應呼召而養死士」，想幹什麼！他叔叔袁隗（音委wei）也罵他，說你想讓袁家滅門呀！袁紹才稍有收斂，投到大將軍何進麾下效力。　　可見，當時朝中就已經有人發現，袁紹在模仿先秦時代貴介公子的做派，交豪俠，養門客，搞小集團。袁紹自己，恐怕也暗暗以戰國「四大公子」自許。賈誼《過秦論》說，那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chūn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於是名揚天下，一呼百應。這份風光，是很讓人神往的。袁紹出身高貴，一表人才，是個翩翩美少年，便覺得很有資格也很應該成為這樣的公子哥兒。　　可惜袁紹只學了點皮毛，沒有學到精髓。不怕花錢（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大概是學會了的，「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就談不上。他交人只有一個原則，那就是「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這是一種偏見，也是一種做秀和擺譜。袁紹這麼做，是要告訴大家，袁大公子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好見的（不妄通賓客）。這不是擺譜是什麼？更重要的是，袁紹結交名人，是為了抬高自己，並非真心要使用他們的聰明才智。袁紹從來就是自命不凡的，他不認為有誰比自己更聰明，因此也用不著當真籠絡人才，只要能裝點門面就行。這就是做秀了。為此，他可以做「折節下士」狀，骨子裡卻是剛愎自用。這是他「能聚人而不能用」的根本原因。荀彧的判斷是正確的：「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翻譯過來就是：「袁紹憑著家族積累的人緣，裝模作樣做出禮賢下士的樣子，以博取虛名，因此那些徒有虛名的傢伙便都歸附他。　　這就是袁紹了：做秀演戲，沽名釣譽，裝點門面，自鳴得意。　　曹操正好相反。他的方針是：實事求是，唯才是舉，不拘一格，來者不拒。在這個前提下，曹操妥善地處理了五種關係。　　第一是名與實。曹操的政策是：名至實歸，更重實際。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也很清楚自己的分量。他知道，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要成就一番事業，就必須有人幫忙。他也知道，自己的背景、資歷、地位、實力都不如別人。他不是袁紹，有一個龐大的家族；他不是孫權，有一份現成的基業。他甚至不如劉備，有一張可以炫耀的名片。他的政治資本是最少的，因此需要大批的人才來幫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爭取高門世族來合作，以資號召。能幫忙最好，幫凶、幫腔，哪怕幫閑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虛名的也要，總之是多多益善。曹操甚至不要求他們真有作用，能裝點門面也行。也不要求他們真心實意支持自己，只要不公開作對就好。所以曹操迎奉天子遷都許縣以後，就網羅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孔融之流。這些人，當然不是來幫助曹操的。他們的說法，是來為國家和皇帝效勞。但在曹操大權獨攬的情況下，為皇帝效勞和為曹操效勞又有多少區別？至少，曹操這邊也顯得人才濟濟。　　不過曹操更欣賞的，還是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曹操這個人，是很有些平民意識和務實精神的。他有一句名言：「不得務虛名而處實禍」。他並不看重虛名。他把大將軍的職位讓給袁紹，就是不務虛名的表現。他並不崇拜名人。早在關東聯軍的時候，他就已經領教了什麼叫「徒有虛名」。的確，不要迷信名人，名人和能人是兩個概念。名人並不一定就有真本事，他們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尤其是東漢末年那個世風rì下的時代，夸夸其談表裡不一的人難道還少嗎？曹操可不上他們的當！　　曹操甚至在婚姻問題上都是這個態度，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倡家」。這在當時就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賤了。然而卞夫人出身雖差，人品卻非常好，為人出世也很低調。《三國志?后妃傳》說，曹丕立為太子後，身邊的人開玩笑要卞夫人請客。卞夫人說，我沒把孩子教壞，就心滿意足了。裴松之注引《魏引》說，曹操讓她從繳獲的珍寶中挑一兩件首飾，她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問她為什麼，卞夫人說，挑最好的是貪婪，挑最差的是虛偽，所以挑中等的。這話實在，曹操也大為讚賞。實際上，曹操在和丁夫人離異後，不顧「門當戶對」的世俗觀念，立卞氏為妻，恐怕就是因為務實。的確，卞氏雖然出身卑賤，卻兼備德才，那又為什麼要另娶名門呢？　　第二是德與才。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備，唯才是舉。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備，唯才是舉。　　曹操忽然有這樣一種平民意識和務實精神，那麼，他在選拔人才的時候就不會像袁紹那樣「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或者像某些人主張的那樣「必廉士而後可用」。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夠實實在在幫助他賓士天下的人。為此，曹操於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後三次頒布《求賢令》，明確提出「唯才是舉「的人才政策。曹操說，現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時候（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因此只能講能幹不能幹，不能吹毛求疵，講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質無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麼齊桓公又何以能夠成就霸業？高皇帝又怎麼能夠創立大漢？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國用兵之術」，哪怕有不好的名聲（污辱之名），被人恥笑的行為（見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請大家推薦，我一定該怎麼用就怎麼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賢令》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他改變了帝國的用人制度（兩漢察舉制度推出歷史舞台，而後代之以魏晉薦覺制度，至隋唐始改為科舉制度），也牽涉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重大理論問題，不能兼備時，哪個是熊掌哪個是魚呢？傳統的做法是取德而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後才，曹操卻明確提出「唯才是舉」。所謂「唯才是舉」，就是說，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問，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緊。這當然有點驚世駭俗，也容易引起誤會，因此需要稍加解釋。　　其實，曹操這樣說，並非不要德。事實上，曹操本人是很注重道德的。他對那些真正道德高尚的人，也是很尊重的。比如崔琰和毛玠那樣選拔官吏，那麼，每個人都會自覺自律，我也就沒什麼可做的了。　　但曹操絕不是「唯道德論」者（他在建安八年頒布了一道命令就是批判「唯道德論」的）。他並不認為道德是選拔人才的唯一的標準，甚至不認為是第一標準。為什麼呢？因為一旦以道德為唯一標準和第一標準，就可能出現三個問題。一是有德無才。選拔出來的人，品質倒是沒有問題，可惜什麼都不會，啥也幹不了，是沒有用的老好人。二是求全責備。一些有才能甚至有特殊才能的人，因為道德品質有暇疵或者有問題而不得選拔。三是弄虛作假。比如為了得到選拔，做政治秀，做道德秀，結果是道德變成不道德，東漢末年就是這樣。　　那麼，主張「德才兼備」不行嗎？崔琰、毛玠，不就是德才兼備嗎？德才兼備當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時期，天下大治，沒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個是一個。然而此刻卻是非常時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穩，按部就班，必須重獎有功，重用有能。用曹操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發布的《賞功能令》中的話說，就是「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　　事實上，德與才並非總能兼備，名與實也未必都能統一。有品行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有能力的不一定有品行（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同時，出身好的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的不一定出身好。曹操說，伊尹和傅說不就是奴隸嗎？蕭何和曹參不就是縣吏嗎？陳平不是背有惡名嗎？韓信不是被人恥笑嗎？管仲就更不用說了，論立場，他是「敵人」；論品行，他是「小人」。然而商湯、武丁、齊桓和我們高皇帝，卻重用了他們，而且依靠他們取得了勝利和成功。這難道還不說明問題嗎？　　何況，東漢以來的所謂「德才兼備」，其實是要德不要才，哪怕是裝出來的「德」。甚至就在曹操廣納人才的時候，還有人提出主張，認為即便有功有能，如果「德行不足」，也不堪「郡國之選」。這就要矯正。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正。因此不能再四平八穩地講什麼「德才兼備」，必須振聾發聵地提出「唯才是舉」。　　第三是廉與貪。曹操的政策是：重用清官，不避小貪。　　既然唯才是舉，那就不拘一格。德才兼備固然好，有點小病也無妨。《魏略》記載了一個故事，說曹操有個老鄉叫丁裴，愛貪小便宜，居然利用職權用自家的瘦牛換公家的一頭肥牛，結果被罷了官。曹操見到他，故意問：文侯呀，你的官印到哪裡去了？丁裴也嬉皮笑臉地說：拿去換大餅吃了。曹操哈哈大笑，回過頭來對隨從說，毛玠多次要我重罰丁裴，我說丁裴就像會抓老鼠又偷東西的貓，留著還是有用的。此事如果屬實，大約可以算是中國最早的「貓論」了。　　第四是降與叛。曹操的政策是：招降納叛，盡釋前嫌。　　不拘一格，就不問出身。甚至就連敵營中的人，他都要設法弄過來為自己所用。他手下的五員大將，就有三員來自敵營：張遼原是呂布部將，張郃原是袁紹部將，徐晃原是楊奉部將，樂進和于禁則是他親自從底層提拔起來的。正所謂「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後來，陳壽為這五員大將寫了合傳，稱「時之良將，五子為先」；曹操則稱讚他們「武力既弘，計略周備」，「奮強突固，無堅不陷」。　　事實上，每次戰爭勝利後，曹操都要在戰俘中發現和招募人才。就連呂布，他原本也是想留下的，後來因為劉備的勸阻而作罷。據《三國志?呂布傳》合《後漢書?呂布傳》，當時在白門樓下，呂布雖然做了俘虜，卻意氣風發。他興高采烈地對曹操說，好了，過去的事都了結了，天下也安定了！曹操問，什麼意思？呂布說，明公的心腹之患不就是呂布嗎？現在呂布臣服你了！如果讓呂布率領騎兵，明公率領步兵，天下還有搞不掂的？又回頭對劉備說，玄德公呀，君為座上客，我為階下囚，繩子綁得這麼緊，就不能幫我說句話嗎？曹操笑呵呵地說，綁老虎嘛，不能不禁一點。就準備下令鬆綁。劉備卻在一旁冷冰冰地說，明公沒看見呂布是怎麼侍奉丁原、董卓的嗎？曹操馬上醒了過來。忘恩負義，反覆無常，這就是大節有虧了，只好殺了呂布。　　謀臣中也有不少來自敵方。許攸從袁紹營中來投奔他，他光著腳出來迎接。剻越和劉琮一起投降，他說高興的不是得到了荊州，而是得到了剻越。陳琳為袁紹起草檄文，罵了曹操祖宗三代，被俘後仍被任命為司空軍謀祭酒。不過最讓人感動的還是王修的故事。王修原本是袁譚的人。袁譚被殺後，王修號啕大哭去找曹操，請曹操批准他為袁譚收屍。曹操故意不答應。王修就說：「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結果曹操「嘉其義，聽之」，而安葬了袁譚以後的王修也成為曹操重要的謀臣，《三國志》還為他立了傳。　　當然，也不是所以敵營中的人都很投降曹操。沮授，是曹操很想得到的人。《三國志?武帝紀》和《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獻帝傳》都說，沮授被俘後，曹操曾一再勸降並「厚待之」。但沮授因為家小在袁紹處，不肯投降，反倒「謀還袁氏」。曹操沒有辦法，只好殺了他。還有審配，也是曹操想要的。《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先賢行狀》說，鄴城之戰，審配被俘，曹操問他，孤圍城的時候，你shè的箭為什麼那麼多呀？審配說，只恨太少。曹操就說，足下忠於袁氏父子，也是不得不這樣啊！曹操這樣說，顯然是為審配打圓場，其意「yù活之」。然而審配毫無降意（《三國志?袁紹傳》的說法是「聲氣壯烈，終無饒辭」，他的仇人又在旁邊哭哭啼啼，曹操也只好殺了他。　　第五是大與小。曹操的政策是：抓大放小，不拘小節。　　其實：「重用清官，不避小貪」也好,「招降納叛，盡釋前嫌」也好，都不是技巧，而是氣度；是用人之道，不是用人之術。想想看吧，以張綉之「深仇大恨」，一聽來歸，便握手言歡，封官進爵；以許攸之「貪婪狂妄」，一聽來奔，便喜不自禁，赤腳出迎；以陳琳之「惡毒攻擊」，只因愛其才，竟毫不計較，坦然開釋；以畢諶之「背信棄義」，只因嘉其孝，竟既往不咎，信任如故。凡此種種，都使曹操的英雄氣度大帥胸襟躍然紙上。　　事實上，正是這種氣度和胸襟，使許多原本是對方陣營里的人才，心悅誠服地投奔了曹操，曹操也以坦誠和諒解的態度對待他們。比如文聘，原本是劉表的大將，被劉表派去鎮守北方。劉表死後，接班人劉琮（音從cong）投降曹操，要文聘也投降，文聘不幹。文聘說，我文聘不能保全州郡，只有待罪州中了。後來，曹操南下，渡過了漢水，文聘才去拜見曹操。曹操半開玩笑地說，足下怎麼來得這麼晚呀?文聘說，先前我不能輔佐劉荊州（劉表）以奉國家。現在劉荊州去世了，就只想好好守住漢川，保全百姓，能夠「生不負於孤弱」（指劉琮），「死無愧於地下」（指劉表）。實在因為萬般無奈，才落到這個地步。我文聘是既悲痛又慚愧，哪裡有臉早早來見明公啊！說完，痛哭流涕。曹操也陪著流淚（為之愴然），說您真是一個忠臣啊！便任命文聘為江夏太守。文聘在這個職位上一干就是數十年（但爵位則節節高升，又關內侯而亭侯、鄉侯、縣侯），戰關羽，御孫權，「名震敵國，賊不敢侵」，為曹操守住了這個兵家必爭之地（見《三國志?文聘傳》）　　由此可見，曹操其實是重視道德的，也是主張德才兼備的。文聘就堪稱德才兼備。但是，曹操注重的是大德，也就是忠和義，不在乎雞毛蒜皮的小節，比如什麼生活作風問題。只要大節不虧，其他小事情曹操就睜隻眼閉隻眼，不去管他。《三國志?郭嘉》說，曹操的核心謀士郭嘉被另一位重要謀士陳群指責，說他行為不很檢點（不治行檢），而且多次當庭指控。郭嘉若無其事，依然故我（嘉意自若）；曹操也不聞不問，信任如舊，甚至更加重用（愈益重之）。不過，對於陳群的為人正派，曹操也很欣賞（以群能持正，亦悅焉）。這不是裝糊塗、和稀泥、搞平衡，也不是一般人理解的「中庸之道」，而是得「中庸」之精髓。所謂「中庸」，就是執中能用，抓大放小，有經有權，既有原則性（經）又有靈活性（權）。道德是必須堅守的。不堅守，就會突破底線，弄得滿朝都是小人。同樣，小節又是不能計較的。一計較，就會沒完沒了，弄得部下人人自危。所以曹操必須肯定陳群，有決不能追究郭嘉。這個大方向，曹操把握得很好。這個尺寸，曹操也把握得很好。　　看來，曹操確實是統帥之才。他知道，作為統帥，必須兼收並蓄，最大限度地吸引和使用人才。這就要包容，包括包容一般人所不能包容。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就意味著來者不拒，什麼樣的人都能吸納。想想看吧，百川歸海，難免泥沙俱下。如果大海只接受清水，不接納泥沙，它還能是大海嗎？　　曹操就具有大海一樣的胸懷。正是這海洋的胸懷，吸引了眾多的人才投向他的陣營。據有人統計，直到曹操去世為止，他的核心謀士、中重要謀士，以及各級掾屬共有102人。其中重要的幾位，在前期應該就是荀彧、荀攸、賈詡、郭嘉和程昱。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幾乎都是主動投奔曹操的，賈詡還捎上了一個張綉，荀彧和郭嘉則是從袁紹那裡出走。這倒也沒有什麼。那時，謀士和武將從一個陣營跑到另一個陣營，就像現在的白領在企業之間跳槽一樣稀鬆平常。一家人服務於不同對象的情況也很多，比如諸葛瑾和諸葛亮兄弟，就分別服務於孫權和劉備，各為其主，「退無私面」，也不影響兄弟感情。要說的是，荀彧和郭嘉從袁紹那裡出走都有原因，郭嘉甚至向同郡（穎川）的老鄉辛評和郭圖陳述了他棄袁投曹的真實想法。這段話，可謂一語道破天機。那麼，郭嘉究竟說了什麼，其中又有何玄機呢？　　請看下集：天下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