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著當時中國命運和前途的官渡之戰，在漢獻帝建安五年十月以曹操的大獲全勝告終。當時袁紹用兵十萬，將帥如虎，謀臣如狼，曹操的軍事力量則明顯地具有差距，部下也多以為不能敵。然而曹操卻終於以寡敵眾、以弱勝強，這裡面的原因究竟何在？　　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月，曹操取得了官渡之戰的勝利。去年袁術已死，現在袁紹又敗，不可一世的袁氏兄弟再也沒戲可唱，中國北方開始姓曹。　　勝利似乎在曹操的預料之中。　　事實上，曹操早就把袁氏兄弟列進黑名單了。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皇甫謐《逸士傳》，袁逢的夫人去世時，袁紹和袁術兄弟倆扶靈歸葬汝南，大會賓客，前來弔唁的人竟達三萬之多。面對如此之多的賓客，袁紹和袁術雖然不得不做悲痛狀，內心深處的得意則不難想見。然而冷眼旁觀的曹操卻悄悄地對一個名叫王俊的朋友說，天下即將大亂。作為禍亂魁首的，一定就是這兩個人。要想平定天下，拯救百姓，必須先滅了這兩個。王俊一直認定曹操是「天下之雄」，便回應說，能夠掃平天下的，除了足下，還能有誰呢？兩個人就「相對而笑」。後來，曹袁相爭時，王俊還勸劉表支持曹操，可惜劉表不聽。　　當然，那個時候，曹操也只能是說說而已，畢竟師出無名，何況心有餘而力不足。實際上，曹操一直為無法戰勝袁紹而煩惱。曹操迎奉天子以後，袁紹心裡一百八十個不服氣，便加緊擴軍備戰，兼并諸侯，終於擁有了冀、青、並、幽四州之地，人多勢眾，兵強馬壯，「天下畏其強」。曹操呢，則四面都是敵人：北有袁紹，東有呂布，西有張綉，南有袁術，再加上一個不懷好意的孫策。後來官渡之戰時，孫策就準備偷襲許縣，只是因為被刺客謀殺才未遂。所以，曹操心裡很鬱悶。　　看透了曹操心思的是荀彧。據《三國志?荀彧傳》，建安二年正月，曹操曾經一度舉止失態，行為反常，所有的人都認為是張綉背叛了他的緣故，只有荀彧認為不是。荀彧說，以曹公之聰明，決不會追究往事，一定有別的原因。一問，果然。原來，袁紹給曹操寫了一封信，態度極其無禮，語氣也及其傲慢。曹操就問荀彧，說我一直就想討伐那個不仁不義的傢伙，可惜力不從心，該怎麼辦？荀彧說，無妨。縱觀古今，成敗在人不在勢。如果是真正的英雄，那麼，即便現在弱一點，也會強大起來（誠有其才，雖弱必強）。相反，如果是冒牌貨，那麼，就算現在強大，很快也會變弱（荀非其人，雖強易弱）。　　這當然在理。問題是，具體到曹操和袁紹，會不會有強弱大小相互轉化的可能呢？荀彧認為有。荀彧對曹操說，當今之世，能夠和明公爭奪天下的，也就是袁紹，而袁紹其實外強中乾，因為明公有四個方面比袁紹強。第一，袁紹這個人，表面上寬宏大量，實際上嫉賢妒能（貌外寬而內忌），既要使用人才，又不能給予充分的信任（任人而疑其心）；而明公您豁達大度不拘小節（明達不拘），能夠給予人才最大的信任，並且把他們放在最適合的位置（唯才所宜），這是氣度勝過袁紹。第二，袁紹這個人，反應遲鈍，優柔寡斷，決策總是慢半拍（遲重少決，失在後機）；而明公您總能夠當機立斷，而且變化莫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這是謀略勝過袁紹。第三，袁紹這個人，治軍不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御軍寬緩，法令不立），人馬雖多，其實沒有用（士卒雖眾，其實難用）；而明公您執法如山，令行禁止，賞罰分明，言必信，行必果（法令既明，賞罰必行），軍隊雖然不多，但將士們都爭先恐後拼力死戰（士卒雖寡，皆爭戰死），這是英武勝過袁紹。第四，袁紹這個人，憑藉「四世三公」的家族勢力，裝腔作勢，沽名釣譽（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所以那些自鳴清高的人都投靠了他，可惜他們徒有其表，其實沒有真才實學（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而明公您以誠待人，不玩虛套（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自己的生活很簡樸（行已謹儉），獎賞有功之人卻毫不吝惜（有功者無所吝惜），所以那些既忠誠又能幹的人都來歸順您（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這是仁德勝過袁紹。荀彧說，有此「四勝」，再加上明公尊奉天子，匡扶正義，師出有名，堂堂正正，豈有不勝之理？類似的話郭嘉也說過。郭嘉的說法就更誇張，一口氣說了「十勝」：道勝、義勝、治勝、度勝、謀勝、德勝、仁勝、明勝、文勝、武勝。與之相對應，袁紹則有「十敗」。不過《三國志》只記錄了荀彧的「四勝」，郭嘉的「十勝十敗」十裴松之的注引用西晉傅玄的《傅子》所言。謀士的話不一定靠得住，尤其是荀彧和郭嘉都站在曹操的立場上說話，又要給曹操打氣，難免誇大其辭。但如果連袁紹的謀士也有看法，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且看袁紹這邊怎麼講。　　袁紹的謀士沮授和田豐倒沒有（也不可能）對曹操和袁紹作全面的比較，但是，他們卻提到了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發動這場戰爭是否正義。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獻帝傳》，沮授和田豐對袁紹說，戰爭連年不斷（師出歷年），民眾疲憊不堪（百姓疲弊），國庫空無一物（倉庾無積），稅費有增無減（賦役方殷），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因此，應該發展生產，安定人民，派使節向天子報告我們的成就。如果去不了，就公開狀告曹操阻礙尊王之路，破壞統一大業，然後用運動戰、游擊戰和持久戰對付他。不出三年，「事可坐定」。　　這個策略無疑是正確的。先將曹操置於不義，是為「道理」；以強制弱，以逸待勞，是為「有利」；步步為營，循序漸進，是為「有節」。但是審配和郭圖反對。反對的原因，在審配，可能是因為糊塗；在郭圖，則多半是拍馬屁，我方十倍於敵就包圍，五倍於敵就進攻，旗鼓相當就可以打他一仗（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如此看來，以主公之神武，軍隊之強大，消滅一個小小的曹操，那不是易如反掌（譬若覆手）嗎？現在不抓緊，以後就來不及了。這顯然是夸夸其談，空談誤國，毫無實質性內容，因此沮授不能不予以痛斥，話就說得比較重了。　　沮授說，平定動亂，誅滅殘暴，叫做「義兵」（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窮兵黷武，仗勢欺人，叫做「驕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兵是戰無不勝的（兵義無敵），驕兵則是必敗無疑的（驕者先滅）。現在，天子在許，「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何況曹操法紀嚴明，士卒精銳，哪裡是像公孫瓚那樣坐以待斃的？以驕兵戰義兵，已是不利；以無名伐有名，更是無理。如果再不講究策略，一心只想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失策了。所以沮授說：「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沮授這話，是說到根本了。我們知道，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因此，戰爭的勝敗，並不僅僅在於軍事力量的強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也不能只考慮實力（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更應該考慮政治上是否正確，道義上是否在理。像袁紹這樣，興兵不義，師出無名，豈有不敗之理？可惜袁紹不懂這個道理，聽信郭圖等人的強詞奪理，結果在政治上和道義上就先輸給了曹操。在戰略上，又急功近利，務虛名而不顧實際，當然會碰個頭破血流。可以說，政治上失利，道義上失理，戰略上失策，是袁紹失敗的首要原因。　　袁紹指揮上也失誤。戰爭之初，中曹操聲東擊西之計，不守白馬，馳援延津，是一誤；曹操還軍官渡以後，不知曹操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挺進官渡，是二誤；相持階段，派劉備和劉辟在許縣周邊sāo擾，卻不接受許攸的建議劫持天子，是三誤；曹操奇襲烏巢時，接受郭圖的意見，派輕兵救援烏巢，派重兵攻打官渡，是四誤。袁紹指揮這場戰爭，可以說是一誤再誤。官渡之戰的結局，與其說是因為曹操用兵如神，不如說是因為袁紹愚蠢透頂。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主帥一錯再錯，戰爭　就一敗塗地。　　指揮失誤的根本原因是袁紹並不具備帥才。荀彧就說袁紹的特點，是「遲重少決，失在後機」，也就是見事遲，反應慢，優柔寡斷，總是錯過時機。相反，曹操則「能斷大事，應變無方」，也就是能夠當機立斷，隨機應變。《三國志?武帝紀》說，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官渡之戰即將打響的前夜，曹操忙裡偷閒打了劉備一傢伙。當時大家都說，和明公爭奪天子的不是袁紹嗎？怎麼去打劉備？曹操說，劉備是真正的人傑。現在不滅了他，後患無窮。大家又說，袁紹正大兵壓境，我們去打劉備，袁紹抄我們的後路怎麼辦？曹操說放心吧！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他一定不動。果然，一直到曹操打完了劉備，俘虜了關羽和劉備的老婆孩子，重新回到官渡時，袁紹也沒動一下。據《三國志?袁紹傳》，當時田豐曾經建議袁紹趁機襲擊曹操。袁紹卻說小兒子正在生病，不肯出兵，氣得田豐用手杖敲著他說，千載難逢的機會呀！卻說什麼兒子生病！　　指揮失誤的另一個原因是用人失當。說起來，袁紹手下是很有些人才的。顏良、文丑有勇，田豐、許攸有謀，沮授、郭圖多智，審配、逢紀盡忠，所以孔融曾經斷言曹操不是對手。據《三國志?荀彧傳》，孔融曾對荀彧說：「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丑，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　　然而荀彧卻認為毋庸憂慮。不可否認，這些人都是人才，但這些人都有毛病：「田豐剛而犯上，計謀就難被採納；貪而不治，忠誠就沒有保證；專而無謀，決策就難以周全；果而自用，做事就難免霸道。荀彧甚至還預料，如果許攸的家人犯法，審配和逢紀這兩個盡忠之臣一定會不講情面，執法如山，許攸也一定會叛變。至於顏良、文丑，則不過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結果完全如荀彧之所言，田豐被囚，許攸叛逃，顏良和文丑丟了腦袋。　　如果只有這些人有毛病，還不要緊。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人都是有毛病的。所謂「知人善任」，關鍵就在於知道這些人有哪些優點，有哪些缺點，然後揚其長避其短。可惜袁紹不會。袁紹用人只有一個原則，就是自己個人的好惡。好惡的標準也很簡單，就是誰拍馬屁就喜歡誰，誰提意見就討厭誰。田豐喜歡提意見，他讓田豐進牢房；沮授喜歡提意見，他讓沮授坐冷板凳。沮授坐冷板凳的結果，是袁紹決策一錯再錯。袁紹進軍黎陽，派顏良攻白馬。沮授提醒說，顏良性情急躁，沉不住氣，雖然驍勇，卻不可以獨當一面。袁紹不聽，結果顏良被殺。曹操還軍官渡，沮授勸他屯兵延津，分兵官渡。官渡那邊初戰告捷，延津的大部隊再去不遲。如果前方失利，也還有個退路，袁紹又不聽，結果被曹操拖進泥潭。曹操奇襲烏巢，沮授再次建議，派蔣奇率一支別動隊斷其後路，袁紹還是不聽，結果一把火燒光了所有的本錢。袁紹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性格和特別的本事，凡是對自己有利的正確意見，他一定本能地抵制。越是對他有好處，他越是不聽。這真是一個奇觀。　　主帥沒名堂，謀臣有毛病，這已經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他們還要窩裡斗。先是郭圖嫉恨沮授，後是逢紀誣陷田豐。郭圖、審配和沮授、田豐意見分歧，原本正常。討論問題，難免見仁見智，哪能完全一致？只要大家都處以公心，實無妨會上爭議，會下合作。然而袁紹集團不。會議剛散，郭圖就去說沮授的壞話，說沮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如果不控制一下，只怕將來尾大不掉。袁紹馬上起了疑心，不但削弱了沮授的軍權，而且再也不聽他的。沮授提出辭職，也不準。沮授萬般無奈，只好跟著袁紹過河。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獻帝傳》，上船之前，沮授仰天長嘆，說悠悠黃河啊，我怕是再也回不來了。　　果然，袁紹兵敗，沮授被俘，落入曹軍手中。沮授原本是應該跟著袁紹撤退的，但袁紹只顧自己逃命，哪管部下死活？沮授來不及過河，做了俘虜。軍人押解他去見曹操，他一路高呼「授不降也」。見到曹操，則說：「速死為福」。沮授也是曹操的老朋友，曹操就迎上前去說，天翻地覆，滄海桑田，沒想到我們在這裡見面。沮授說，袁公失誤，窮途末路（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沮授的智慧和力量都用完了，活該做你的俘虜。曹操說：「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你我合作如何？沮授說，家人的性命都在袁紹手裡，就請曹公成全了我吧！曹操沒有辦法，只好殺了他。曹操說，我要是早得到沮授，天下事就無可憂慮了。　　袁紹的謀士窩裡斗，袁紹自己則鬧家務。袁紹有三個兒子：袁譚、袁煕、袁尚。他最喜歡的是袁尚。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袁尚長得漂亮。我們知道，袁紹自己是一表人才的，《三國志》的說法是「有姿貌威容」。袁紹認為，老帥哥的接班人就應該是小帥哥，因此想立袁尚為儲。但這話說不出口，就借著要考察他們的能力，讓三個兒子和一個外甥各領一州：袁譚為青州刺史，袁煕為幽州刺史，高幹為并州刺史，袁尚和自己一起守在根據地冀州。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九州chūn秋》，沮授當時就表示反對。沮授說，一隻兔子跑到十字路口，大家都來追。如果有一個人抓住了，大家就都不追了（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你這樣做，是存心製造矛盾，「必為禍始」。袁紹不聽。果然，袁紹一死，袁尚兄弟就禍起蕭牆，謀士們也分為兩派。審配、逢紀擁護袁紹，辛平、郭圖擁護袁譚，最後在爭權奪利中同歸於盡。　　所以，袁紹之「失」，還要加上一條，即組織上失和。政治失利，道義失理，戰略失策，指揮失誤，用人失當，組織失和。有此「六失」，袁紹不敗，那才是天理不容。　　難怪曹操充滿信心了。《三國志?武帝紀》說，袁紹發兵的消息傳到許縣以後，曹操身邊的人都很緊張，認為肯定打不過袁紹（諸將以為不敵）。因為袁紹精兵悍將十萬人，曹操的兵力卻不過萬餘（當然裴松之認為這個數字不準確）。然而曹操卻很坦然。曹操說，我太了解袁紹的為人了。他這個人，野心大，智慧少（志大而智小）；態度凶，膽子小（sè厲而但薄）；嫉妒刻薄，人緣不好（忌克而少威）。他那個集團，「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因此，袁紹雖然地盤大，糧食多（土地雖廣，糧食雖豐），不過是給我當後勤部長罷了（適足以為吾奉也）。　　曹操到底是袁紹的老朋友，他真是把袁紹看透了。袁紹這個人，確實是志大才疏、sè厲內荏、外強中乾，政治上短見，軍事上弱智，組織上低能。當然，說他一點風度、才華、能耐都沒有，也不符合事實。事實上，袁紹是有本事的，也是有魅力的。作為「四世三公」之後，他沒有躺在父輩開創的基業上吃老本，也沒有糟蹋父輩的好名聲。相反，他憑著自己的能力，獲得了比父輩更大的成就，更高的聲譽。這是必須予以肯定的。但是，他卻最為關鍵的時刻表現出愚蠢、固執和狂妄，終於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絕路。　　袁紹的愚蠢、固執和狂妄是三位一體的。他因狂妄而固執，因固執而愚蠢，又因愚蠢而狂妄。他蠢就蠢在沒有自知之明。因為沒有自知之明，他狂妄，總認為自己天下無敵，因此愚蠢。因為愚蠢，他總認為自己決策英明，因此固執。因為固執，他聽不進任何不同的意見，因此失敗。可以說，袁紹的失敗，乃是做人的失敗；而他做人的失敗，又是性格使然。　　袁紹的性格特徵是內心分裂。荀彧就說他「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三國志》則說他「外寬雅，有局度，優喜不外形於sè，而內多忌害」。也就是說，袁紹這個人，看起來溫文爾雅，寬宏大量，風度翩翩，其實心理yīn暗。他見不得別人比自己風光，容不下別人比自己聰明，受不了別人比自己正確。他打曹操，就因為曹操比自己風光；他貶沮授，就因為沮授比自己聰明；他殺田豐，則因為田豐比自己正確。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先賢行狀》，袁紹兵敗官渡以後，將士們捶著胸脯痛哭流涕，說如果田豐在這裡，我們不會落得這個下場。袁紹自己也覺得沒面子，就向逢紀問田豐的態度。逢紀說，田豐在獄中幸災樂禍，拍手大笑，說自己料事如神。結果，袁紹回到鄴城，第一件是就是殺了田豐。　　其實，即便沒有逢紀的饞言，田豐也必死無疑。據《三國志?袁紹傳》，當朋友向田豐祝賀，說「君必見重」時，田豐的回答卻是「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田豐實在是太清楚袁紹的為人了。如果打了勝仗，心裡高興，還有可能釋放田豐出獄，一方面顯示他的寬宏大量，另方面也可借這個「反面教員」來證明自己的偉大英明。打敗了仗，惱羞成怒，便一定會遷怒於別人，拿別人的人頭來給自己出氣，殺正確的人來掩蓋自己的錯誤。這樣的人真不是東西。　　甚至就連袁紹的老婆，也不是東西。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典論》，袁紹屍骨未寒尚未殯葬（殭屍未殯），他老婆劉氏就把袁紹的寵妾五人全部殺死，說都是這些狐狸精害死了他老公。殺了不算，還要毀容，說是以免九泉之下繼續勾引袁紹。袁尚助紂為虐，幫他媽把這些女人的家屬也殺了。這就和曹操截然相反。曹操是打了敗仗檢討自己，打了勝仗感謝別人的。他夫人卞氏也很厚到。《三國志?后妃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說，她常常趁曹操外出的時候把離異了的丁夫人接回家來住，自己執侍妾禮，平時也經常送衣送食，問寒問暖。比較一下曹操和袁紹以及他們的夫人，誰該勝誰該負，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的確，興亡誰人定，勝敗豈無憑。現在看來，曹操的勝利，袁紹的失敗，應該說是勝敗有憑。事實上，曹袁二人的高下之別，很早就已經顯示出來了。據《三國志?武帝紀》，還是在剛剛起兵討董卓的時候，袁紹就問過曹操如果討伐董賊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做我們的依靠和憑據（方面何所可據）？曹操反問，足下的意思呢？袁紹問答說，南據黃河，北占燕代（泛指河北北部和山西山東一帶），兼領戎狄（指烏桓），南向以爭天下，或許可以成功吧？曹操聽了肚子里好笑，心想如果人是沒有用的，躲到哪裡也沒有用，便淡淡地說，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道和正義來統帥他們，就左右逢源沒有做不了的事（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在這裡，曹操利用漢語辭彙的多義性，表達了他與袁紹不同的政治見解。袁紹問「方面何所可據」，這個「方面」，可以理解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為政治條件；據，則即可理解為據點，也可理解為憑據。如此，則曹操的話就可以理解為：只要依靠正義和人才，什麼地方都是根據地。曹操的見識，已明顯地高出於袁紹之上。這也是曹操後來與袁紹逐鹿中原時的態度：你打軍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才牌，咱哥倆就玩他一把好了！　　曹操很早就意識到，正義的旗幟和精銳的隊伍是克敵制勝的兩大法寶。荀彧就說，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相反，曹操則是既能聚人，又能用人的。那麼，曹操為什麼能夠聚人，他的用人之道又是怎樣的呢？　　請看下集：海納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