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王朝的政治**，使得曹操做不成「治世之能臣」；而接下來的天下之亂，又讓他面臨新的選擇：身處亂世，是做英雄，還是做梟雄，或者做奸雄？事實證明，在公元190年到200年這十年間，曹操堪稱「亂世之英雄」。這是為什麼，又有什麼證據呢？　　在上一集我們講到，曹操原本是想做「治世之能臣」的，然而他卻遇到了一個亂世。身處亂世而又有志向、抱負和能力的人，其實可以有三種選擇：做英雄，做梟雄，做奸雄。董卓、袁紹、袁術的選擇，是做「亂世梟雄」；而曹操最早的選擇，則是做「亂世英雄」。　　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靈帝駕崩，董卓入京，廢少帝劉辯為弘農王，立劉協為皇帝，這就是漢獻帝。於是「京都大亂」。這個時候，曹操早已回到了朝廷，擔任典軍校尉一職，為西園八校之一。西園軍是漢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八月設立的，相當於帝國的近衛軍。下設八個校尉，為首的就是被曹操打死了叔叔的宦官蹇碩，為上軍校尉。其次則是虎賁中朗將袁紹，為中軍校尉。曹操這個典軍校尉排名第四，排在下軍校尉鮑鴻的後面。顯然，這個時候的曹操，和當年那個副縣級公安局長洛陽北部尉已不可同rì而語。董卓也看出他是個人才，便表薦曹操尉驍騎校尉，要和他一起共謀大事（yù與計事）。曹操憑著自己的政治敏感和遠見卓識，斷定追隨董卓的結果只能是禍國殃民和自取滅亡，於是變更姓名，連夜逃出京城，準備逃回家鄉。殺呂伯奢一家，就發生在他逃亡的路上。　　不過，曹操的腿快，董卓的追殺令更快。曹操從洛陽出走，出虎勞關（在今河南省滎陽縣）逃到中牟縣（今屬鄭州市）的時候，被一個小小的亭長（級別在鄉長和村長之間）疑為逃犯，捉拿歸案，押解縣衙。這是董卓的追殺令已經下達，中牟縣衙門也收到了京城發來的文件。而且，雖然曹操一口咬定自己不是曹操，還是被縣衙門裡的功曹認了出來。但是，中牟縣這個科級幹部認為，如今天下大亂，不宜拘殺英雄，就說服縣令放了曹操。這個縣令，《三國演義》說是陳宮。這是不對的，因為陳宮並不曾在中牟任職。其實，中牟縣的縣令和功曹是誰並不要緊，要緊的是，這件事說明董卓已不得人心，而曹操已被視為英雄。　　曹操跑到陳留（今河南省開封市東南），就停了下來，因為他在陳留得到了支持。陳留一位名叫衛茲的孝廉，贊助了曹操一大筆錢財。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三國時代的許多英雄比如劉備，開始的時候都是有人贊助的；而有錢人通過贊助英雄來參與政治，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傳統。有了這筆錢，曹操就在這一帶招兵買馬準備起義，並在己吾（今河南寧陵縣）公開起兵，人馬有五千之多，時間則是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十二月。這就是曹操成為亂世英雄所做的第一件事：首倡義兵。　　和曹操一起首倡義兵的還有他的老朋友張邈（《三國志?張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曹氏家族對曹操也傾力支持。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真等紛紛先後來到曹操身邊，成為他手下的得力戰將。　　曹操的義舉得到了天下豪傑的響應，各路諸侯紛紛打出旗號，要討伐董卓，匡複漢室。漢獻帝初評元年（公元190年），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音皺zhou）、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組成聯軍，並公推袁紹為盟主。由於這些人當時都在函谷關以東，所有被稱作「關東義軍」，簡稱「關東軍」，董卓的部隊則叫「西北軍」。　　聯軍成立這事，《三國演義》說是曹操發起的，謂之「發矯詔諸陣應曹公」，怕是抬舉了曹操。曹操當時恐怕還沒有那麼大的面子。他在拒絕了董卓（同時也是朝廷）的任命後，就成了必須捉拿歸案的欽犯，既無官銜又無地盤人馬也不多，哪來的號召力？發矯詔的事確實有，但那是東郡太守橋瑁乾的，與曹操無關。所以曹操後來回憶起此事，也只把自己看作參加者。事實上關東聯軍的名單里，並沒有曹操的「股份」。他的頭銜，也是盟主袁紹臨時封的，叫做「行（代理）奮武將軍」。當然，曹操接受了這個稱號，並決心為平定動亂報效國家而奮不顧身。　　但是，這一次，曹操又失望了。　　首先是盟主袁紹徒有其表。關東軍推袁紹為盟主是有道理的。袁紹出身高貴，其家族號稱「四世三公」，也就是袁紹父輩以上有四代人擔任「三公」職務（高祖父袁安，是章帝時的司徒；叔太祖父袁隗，太傅），是當時官場上威風八面的顯赫家族。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地位僅次於皇帝，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袁氏家族四世三公，位高權重，門生故吏遍天下，具有從事政治活動最寶貴的人際關係資源。袁紹自己的條件也很好。他人長得漂亮（有姿貌威容），對人也不錯（能折節下士），人緣也挺好（士多附之）。更重要的是，袁紹因為反對董卓而名聲大振。董卓打算廢少帝（即劉辯），立陳留王（即劉協）時，曾經找袁紹來商量，並且說「劉氏種不足復遺」，也就是要徹底顛覆大漢王朝，結果當場遭到袁紹反對。《三國志?袁紹傳》的說法是「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chūn秋》的說法，則是袁紹有一番義正辭嚴的抗議。於是董卓勃然大怒，說：「臭小子，天下大事，難道不是我說了算嗎？你以為董卓的刀不快是不是！」袁紹也拔出刀來說，普天之下，難道只有你的刀快嗎？《獻帝chūn秋》的說法雖然被裴松之認為不實（此語妄之甚矣），但袁紹反董卓是真的，由於反對董卓而逃出京城也是真的，所有袁紹很有威望。　　但是袁紹沒有頭腦，董卓之亂其實就是他惹的禍、靈帝去世後，士人和宦官的矛盾白熱化，雙方都大開殺戒。大將軍何進先下手為強，殺掉了宦官頭目之一、上軍校尉蹇碩，接管了上軍。這時，袁紹便勸他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宦官統統殺掉，斬草除根。然而何進卻很為難，因為他的妹子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因當年毒殺劉協的生母王美人，差點被靈帝廢掉，多虧宦官求情才過了關，現在當然也不肯對宦官下手。於是袁紹又給何進出主意，勸他多召四方猛將，尤其是并州牧董卓入京，以威逼太后。董卓就是這樣進京的。　　這實在是餿主意。連老百姓都知道，「請神容易送神難」，何況是董卓這樣的凶神？只怕是引狼入室。更何況根本就沒有必要。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曹操聽到這個消息，就曾經笑著說（注意曹操又笑了），就解決宦官問題，只要誅殺幾個為首的元兇就行了。這是只用一個獄吏就能辦到的事，「何必紛紛召外將乎」？結果，董卓還沒進京，何進就先成了宦官們的刀下鬼。董卓一進京，皇帝也廢掉了，太后也毒死了，洛陽便成了一片火海和廢墟，這都是袁紹惹的禍！　　袁紹這事確實做得蠢。且不說他引進的，是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一股惡勢力，即便來的真實「仁義之師」和「勤王之兵」，也大可不必，正如曹操所說，宦官之所以得勢，是因為皇帝親近信任他們。如果皇帝不寵信，就成不了氣候。殺雞焉用牛刀，何況這刀還不在自己手上？兵者兇器也。刀，是不能隨便出鞘的。刀出鞘，就要見血。沒有雞可殺，便會殺牛。何進、袁紹輩就是該著挨殺的蠢牛犟牛。如果不是袁紹主張把宦官趕盡殺絕，逼得張讓他們走投無路，狗急跳牆，何進或許不會死於非命。搞宮廷政變是得心狠手辣，但不等於嗜血成性，更不等於濫殺無辜，最狠毒的打擊只能施加於最兇險的政敵。事實上，所謂政治鬥爭，說穿了，就是人事的變更，權利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際關係的重新調整。得到的支持越多，勝利的可能就越大，因此應該「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首惡必辦，脅從不問」，怎麼能像袁紹主張的這樣，不問青紅皂白，殺個一乾二淨？何況太監當中也有好人，又豈能濫殺？可惜袁紹他們不懂這個道理。何進被謀殺後，袁紹帶著軍隊在京城捕殺太監，看見不長鬍子就一刀砍將過去，許多年輕人只好脫褲子「驗明正身」（《三國志?袁紹傳》的說法是「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弄得人心惶惶。這就是給自己樹敵了；而樹敵過多的人，從來就沒有好下場。所有曹操說：「吾見其敗也。」　　盟主如此，他人如何？也不怎麼樣。比如孔伷，是個夸夸其談的人，當時的說法叫做「噓枯生吹」，也就是能把死的說成活的，活的說成死的，可惜能說不能幹。韓馥，則是個沒有主張的人。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英雄記》，當時各路諸侯大興義兵的時候，東郡太守橋瑁假借京師三公的名義寫信給他，說是「企望義兵，解國憂患」，韓馥居然問部下，我們是應該幫袁紹，還是應該幫董卓？他的謀士劉子惠說，我們興兵為國，講什麼袁紹、董卓！弄得韓馥面紅耳赤。　　不過劉子惠這個人也不咋的。他給韓馥出的主意，竟是按兵不動，觀望。劉子惠說：「兵者凶事，不可為首」,我們還是先看看別人（往視他州），有人動了，我們再動。這話韓馥聽進去了，因為他最害怕的，是別人來搶他的底盤。袁紹和董卓翻臉後，逃出京城，董卓原本是要追捕他的。正好有幾個名士和袁紹關係好，又得到董卓的信任，就勸董卓說，袁紹不過是不識大體，倉皇出逃，其實胸內必定感恩戴德。袁家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如果收服了袁紹，那麼太行山以東，不就是您的了嗎？董卓一想有道理，就任命袁紹為渤海太守。袁紹逃到冀州，又被任命為渤海太守，韓馥就怕得要死，竟然派了兵去監視他，害得袁紹動彈不得。後來，韓馥也參加了關東聯軍，袁紹才得以行動。韓馥既然是這麼個貨sè，怎麼會去打頭陣。　　其他人的想法也差不多。所有聯軍建立以後，誰都不動，《三國志?武帝紀》的說法是「紹等莫敢先進」。曹操看不下去，對他們說：「舉義兵以誅殺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曹操指出，如果說過去要討伐董卓確實有困難，那麼，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了。為什麼呢？因為過去董卓「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雖然倒行逆施，卻能為非作歹。現在不同了。他焚燒京城，劫持皇帝，海內震動，舉國愕然，這是老天爺要滅他了（此天亡之時也）。所以曹操說：「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但是誰都不聽他的，曹操只好孤軍奮戰，只有張邈派了一支小部隊幫他，「隊長」則是當年資助過曹操的衛茲（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這一仗打得並不順利，曹操自己也差一點陣亡，幸虧堂弟曹洪把馬讓給了他，才得以脫身。回到酸棗大營，關東軍十幾萬人，按兵不動，諸侯們「rì置酒高會，不圖進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整天開派隊，泡酒吧，玩電子遊戲。曹操悲憤地說：「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然而還是沒有人聽他的，曹操再一次感到報國無門。　　其實，說起來關東軍將領原本也都是人才，甚至是帝國的精英。比如王匡，素有俠名；袁遺，滿腹經綸。但是，一旦有了私心沒了正義不敢擔當，就狗屁不如。於是曹操把諸侯們也看透了。這是一夥自私自利、貪生怕死、志大才疏、sè厲內荏的傢伙，根本就不足與謀。所謂「關東義軍」，則不過同床異夢各懷鬼胎的烏合之眾，也不足為憑。曹操不能不重新考慮他人生道路的選擇。　　曹操的選擇，是自己干。　　實際上，前面說過，關於曹操人生道路的選擇，歷史上曾經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孫盛《異同雜語》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另一種是《後漢書》的「清平之英雄，治世之奸賊」。現在看來，至少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這十年間，曹操堪稱「亂世之英雄」。因為幾乎只有曹操，才決心在這個國家危難、民族危亡的時候，以區區一己之軀，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如果說還有人這樣做的話，那就是孫權的父親孫堅。但和曹操相比，孫堅還要略遜一籌。因為曹操不但有擔當，還有謀略。那麼，曹操做了哪些事，證明他棋高一著呢？　　我們來看看曹操的作為。　　從公元191年（漢獻帝初平二年）到公元196年（漢獻帝建安元年），曹操主要做了三件事，即掠地、募兵和屯田。曹操能做成這三件事，又與黃巾起義有關。東漢末年，政治**，民不聊生，走投無路的農民頭戴黃巾，在太平道教團首領的帶領下，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為口號發動了起義。這是不知不扣的官逼民反，但在曹操他們看來則是大逆不道，必須予以剿滅。不過，東漢朝廷和官場實在太**了，於是黃巾軍便在貪官污吏爭權奪利的時候發展壯大起來，成了氣候。公元192年（漢獻帝初平三年），原本聚集在青州（治所在今山東省淄博市）的黃巾軍一百萬人進入兗州（故治今在山東省金鄉縣），兗州太守劉岱不聽鮑信的勸告，被黃巾軍所殺。鮑信就和陳宮迎奉當時已被袁紹任命為東郡太守的曹操來代理兗州牧。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世語》，陳宮對曹操說，現在兗州沒有主宰，朝廷又無法任命，請太守前往署理，「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陳宮又對兗州官吏們說：「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人也都同意。於是曹操得兗州，有了一個重要的根據地。　　曹操代理兗州牧以後，就帶兵和黃巾軍作戰。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這個時候，曹操的軍事力量是不如黃巾軍的。黃巾軍有戰士三十萬，加上隨軍人員共一百萬，曹操只有上千人，而且老兵少，新兵多，因此「舉軍皆懼」。為了打贏這場戰爭，曹操披堅執銳，親巡將士，宣布獎懲條例，又向黃巾軍宣布優待俘虜政策和投降以後的出路（開示降路），然後巧設奇兵以戰勝之。結果黃巾軍向曹操投降。黃巾軍是一種奇怪的軍隊，隊伍中除了戰士，還有隨軍的家屬和農民，甚至耕牛和農具，所以號稱百萬。曹操把投降的黃巾軍當中比較有戰鬥力的編成隊伍，號稱「青州兵」，於是曹操又有了一支戰鬥隊。　　代理兗州牧，就有了根據地；收編青州兵，就有了戰鬥隊。這樣一來，曹操就在關東的心臟地區站住了腳。但是，他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這麼多人如何養活，如何安置。於是，曹操在公元196年（漢獻帝建安元年）接受謀士們的建議，開始實行屯田制。當時，由於連年戰爭，許多土地已成為無主田畝。曹操就將其收歸地方zhèng fǔ，一部分交給軍士和黃巾降卒耕種，名為軍屯；一部分招募失地農民耕種，名為民屯；耕牛和農具則由zhèng fǔ提供，同時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這就叫「屯田」。所謂「屯」，就是居住方式軍事化，耕作方式集體化，可謂當時的「生產建設兵團」，曹操的軍zhèng fǔ便成了農場主。　　這是一筆極其合算的買賣。第一，土地是業主遺棄的，耕牛和農具是從黃巾軍那裡收繳來的，曹操不花一分錢，可謂無本生意。第二，地租高達五到六成，比漢初的十五分之一不知高出多少，可謂牟取暴利，但是，戰士和農民從此有飯吃。大家也都願意。第三，居住方式軍事化，耕作方式集體化，等於建立了一個軍民合一的新社會，建設了一支耕戰合一的新軍隊。這支隊伍，平時能幹，急時能戰。他這個「生產建設兵團」，也既是糧庫，又是兵源，豈非左右逢源？第四，屯田制度在解決了糧草和兵源問題的同時，還解決了令人頭疼的流民以及由此造成的治安問題，豈非一舉多得？　　所以，曹操做的這件事，證明他在這個天下大亂的時代，不愧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和頂天立地的大英雄。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曹操在決定實行屯田制度的時候說：「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兵不強，食不足，又哪裡能夠克敵制勝？可惜諸侯們沒有這個戰略眼光。《魏書》說：「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這句話什麼意思？就是說在天下大亂，諸侯並起的時候，除了曹操，沒有一支軍隊有一個長遠的打算(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肚子餓了就去搶老百姓的；「飽則棄余」，吃飽了以後就把多餘的糧食都扔了。最後是什麼呢？最後是分崩離析，不攻自破。因為你如果斷了糧，你就沒有戰鬥力了。實際上，就在曹操的軍民官兵豐衣足食的時候，袁紹的士兵在河北吃桑葚，袁術的士兵在江淮吃河蚌，連桑葚和河蚌都沒有吃的就吃人，到處都是慘不忍睹的景象（民人相食，州里蕭條）。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和曹操爭雄？和他們相比，曹操又怎麼可能不是英雄。　　從首倡義兵，到屯田備戰，曹操已經由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將領成長為一個胸有成竹的政治高手，而其他所謂「一時豪傑」，卻很少有什麼長進和出息。他們或者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者醉生夢死得過且過，或者心懷鬼胎渾水摸魚，或者爭權奪利自相殘殺。那邊西北軍還在肆虐，這邊關東軍已經火併。先是兗州刺史劉岱殺了東軍太守橋瑁，後是渤海太守袁紹幹掉了冀州牧韓馥，再是袁紹和袁術兩兄弟互相拆台。袁術的做法，是聯絡北方的公孫瓚箝制袁紹；袁紹的方法，則是聯絡南方的劉表對付袁術。雙方都使用了「遠交近攻」的策略，所以《三國志》感嘆說：「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不過，袁紹和袁術兩兄弟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內訌，也不是沒有想到備戰備荒。導致袁紹和袁術（也包括董卓）萬劫不復的原因，是他們在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正是這個錯誤，終於使他們面臨滅頂之災。那麼，這個重大政治問題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董卓、袁紹和袁術是怎麼犯錯誤的，曹操的態度又如何呢？　　請看下集：一錯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