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和孩子相安無事地過了幾個月。黛黛在她第一個生日時，學會了走路：她父親蹲在她前面，對她拍手，她微笑著鬆開我的手，搖搖晃晃向她父親走去，她的手張開著，嘴半張著，就好像啼哭了一年之後，她終於到達了幸福的終點。從那時候開始，她晚上睡覺開始變得安穩，我也安寧下來了。我的女兒和克萊利亞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長，我的焦慮緩和下來了，我獲得了一些個人的空間，但我發現，我一點兒也不想勞神工作，就好像經過了一場漫長的疾病，我迫不及待地想待在戶外，享受陽光和色彩繽紛的生活，走在擠滿人群的街道上，欣賞櫥窗里的商品。在那個階段，我自己有很多錢，我給自己、孩子還有彼得羅買了很多衣服，我給家裡買了很多傢具和擺設，我從未像那時候那樣隨便花錢。我想要打扮自己，要和一些有意思的人見面談話，但我沒能和任何人建立聯繫。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彼得羅也很少帶客人來家裡。 我試著慢慢恢復以前的生活，也就是一年之前的活躍狀態，但我意識到，家裡的電話很少響起，而且打給我的電話也越來越少了。我的小說在褪色，人們逐漸也對我失去了興趣。經過那個狂喜的階段，隨之而來的是擔憂，有時候是抑鬱。我問自己該怎麼辦，我又開始讀近現代文學，我經常為我寫的小說感到羞愧，相比其他作品，我的書顯得很輕浮，也很傳統。我把新小說的筆記放在一邊，因為內容太類似於之前作品，我努力構思一些能反映現在動蕩的社會現實的、有分量的作品。 我非常羞怯地給《團結報》打電話，我還想著給他們寫文章，但我馬上就明白，我寫的那些東西編輯已經不喜歡了。我失去了自己的領地，我的信息太少，沒時間去參與那些正在發生事件並將它們講述出來。我只會寫一些優美、抽象的句子，我不知道要在哪份報紙，向誰展示出：我贊同對義大利左翼黨派和工會組織的嚴厲批評。現在我很難解釋當時我為什麼要寫那些東西，或者說得更具體一些，儘管我很少參加這個城市的政治生活，儘管我很溫和，我感覺自己越來越受一些極端思想的吸引。我這麼做是因為偷懶，或者因為我對於進行調和的做法失去了信心。從我小時候開始，我就很熟悉，我父親在市政府里，利用那裡的漏洞，暗中獲得一些利益，或者說，我切身體會到什麼是貧窮的生活，我感覺有必要銘記自己經歷的一切，我想和下層人民站在一起，和他們一起鬥爭，推翻所有一切。或者因為我參加的那些零散的政治活動，我努力寫的請求和呼籲都沒有人在意，我希望發生一些大事件——我用過這種表達方式，我經常說這樣的話——這些事情發生之後，我就可以看到並講述它。或者因為——我很難承認這一點——我的思維模式還是和莉拉一樣，就是堅持自己的非理性態度，根本不接受中間路線。雖然我現在從各個方面都已經遠離她了，但我想像著，假如她沒把自己封閉在城區的圈子裡，假如她有我的這些機會的話，她可能會做的事情，可能會說的話。 我不再購買《團結報》，我開始看《繼續鬥爭》還有《宣言報》，我發現在《宣言報》上，有時候會出現尼諾的文章。他的文章像往常一樣，有很多數據，而且邏輯非常清晰，結構也很完整。就像我小時候和他談話給我帶來的刺激一樣，我感覺，我急需寫一些組織嚴密的複句，掌握那種使自己免於迷失的技巧。我最後決定，我再也不能帶著慾望，或者帶著愛慕去想他。我覺得，他成了我懊悔的代表和化身，我曾經有過機會，但我永遠不能成為他那樣的人。我們都出生在同樣的環境，都有很好的前途，為什麼我現在陷入了黯淡？因為結婚的緣故？因為生了黛黛？因為我是一個女的，因為我要照顧家，要給孩子洗屁股，換尿布？每一次，我看到尼諾的文章，假如那篇文章寫得很精彩，我心情就會變得很壞。彼得羅成了犧牲品，實際上，我丈夫是我唯一的對話者。我生他的氣，我控訴他，我說這是我生活中最可怕的階段，他把我扔下不管。我們的關係——我很難承認，因為這讓我很害怕，但這是事實——越來越糟糕了。我明白，因為工作的緣故，他的處境也很艱難，但我還是沒法原諒他。我一直在批評他，通常，我的政治立場和那些給他找茬兒的學生差不多。他非常不耐煩地聽我說，基本上不回嘴。在那些時候，我懷疑，他之前吼我的話（「你閉嘴！你就知道信口開河」）不是他一時激動說的一句過分的話，而是他通常對我的看法，他覺得不能和我進行嚴肅的交流。這讓我非常絕望和沮喪，我的怨氣在一點點上升，尤其是我自己內心，充滿了矛盾的情感，用一句很露骨的話，總結出來就是：正是因為社會不公正，才使學習對於有些人來說是非常艱苦的事（比如說對我），但對其他人是一種消遣（比如說對於彼得羅）；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不管社會公不公平，人們都必須學習，這是一件好事兒，非常好的事兒。我的學習經歷，還有我展示出來的才能，讓我非常自豪，我很難相信我是白費力氣，或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很遲鈍。有時候，在彼得羅面前，因為一些隱秘的緣由，我把不公正歸於不平等。我對他說：「你現在表現得就好像你面對的學生都是一樣的，但事情並不是這樣，要求那些機會不同的孩子取得同樣的成績，這是一種苛求。」我批評了他，因為他告訴我，他和一個比他年長至少二十歲的同事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吵，那人是他姐姐的一個熟人，覺得可以聯合他和研究機構里的保守派進行鬥爭。他和這個同事產生衝突，是因為那人很客氣地給他建議，讓他對學生不要那麼嚴苛。彼得羅沒有閃爍其詞，他用一種有禮貌的方式反駁說，他並不覺得自己嚴苛，他只是對學生要求很嚴格。好吧，那人對他說，那你就不要那麼嚴格了，尤其是對那些正致力於改變這個爛攤子的學生。我不知道他說這些話的根據是什麼，但他們的對話越來越不投機了。彼得羅在講這些事時通常都很簡潔。剛開始，他覺得有必要捍衛自己，他只是說，他對所有學生都很尊重，一視同仁。他指責同事用了兩種標準、兩個尺度：對那些強硬的學生態度柔和，但對那些害怕、膽怯的學生非常無情，讓他們受屈辱。他同事生氣了，最後對著彼得羅嚷嚷說——因為他認識彼得羅的姐姐，他一直都不想對他說的話，這時說了出來——彼得羅是個白痴，他根本就不配站在講台上。 「你不能慎重一點兒嗎？」 「我很慎重。」 「我不覺得。」 「好吧，我得說出我心裡想的。」 「也許，你應該學會辨別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我沒有敵人。」 「也沒有朋友。」 你一言我一語，我開始變得誇張。我一字一句地對他說：「你這麼做，最後的結果是，在這個城市裡，沒有任何人，更不用說你父母的那些朋友，會請我們吃晚飯、聽音樂會，或者一起去郊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