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從我父母的家裡，給彼得羅打了一個很長的電話。我詳細地跟他講述了發生在莉拉身上的事情，我說我很想幫助她。他在電話的那頭，很耐心地聽我講，後來他甚至表現出了合作態度，他想起了比薩的一個研究希臘文化的年輕學者，那人對計算機非常狂熱，想通過計算機在語文學領域掀起一場革命。這讓我覺得很感動，因為彼得羅總是一門心思地在做自己的事兒，但在當時，出於對我的愛，他想做一件對我有用的事情。 「你聯繫一下他，」我懇求他，「你跟他說一下恩佐，沒準會有幫助呢，說不定能冒出來一個和計算機相關的工作機會呢。」 他向我許諾說，他會做的。最後他補充說，他記得，馬麗婭羅莎和一個那不勒斯的年輕律師有過一段短暫的交往。他也許能聯繫上這位律師，問問對方能不能幫我。 「幹什麼？」 「幫你的朋友把錢要回來。」 我一下子充滿了熱情。 「那你給馬麗婭羅莎打電話。」 「好的。」 我又叮囑了一句： 「不要只是表面上答應我，你真的要打電話啊，拜託了！」 他沉默了一下，然後說： 「你現在說話的語氣，特別像我母親。」 「什麼意思？」 「她特別在意一件事時，就是這個語氣。」 「不幸的是，我和她差別太大了。」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 「幸好你和她不一樣。無論如何，在這方面，誰也沒法和她比。你跟她講講這個姑娘的事情吧，她會想辦法幫助你的。」 我給阿黛爾打了電話，我覺得有些尷尬，但我想到了她為我的書，還有佛羅倫薩的房子做的事情，我就忘記了自己的尷尬。她是一個能解決問題的女人。假如她需要一個什麼東西，就會拿起電話，一環套一環，總能達到她的目的，她總能讓人無法回絕她的請求。她能自如地跨越不同的思想，她不尊重既定的社會等級，她對那些打掃衛生的女人、公司職員、企業家、知識分子、部長都一視同仁，都用一種客氣的、保持距離的語氣和他們說話，就好像不是她請求別人幫忙，而是別人有求於她。我給阿黛爾打了電話，先是對我的打擾表示歉意，我很仔細地講了我朋友的事，這激起了她的好奇，也讓她義憤填膺。最後她對我說： 「讓我想想。」 「好的。」 「我能給你一個建議嗎？」 「當然了。」 「你不要害羞，你是一個作家，你要利用你的身份做些事情，讓人感覺到你的分量。這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時期，一切都在毀掉重來，你要加入其中，你要出面。你從這些人開始，要讓他們無路可走。」 「我要怎麼做？」 「你要把這些事情寫下來，要嚇嚇索卡沃，還有那些像他這樣的人。你一定要寫，你能答應我嗎？」 「我試試。」 她給了我一個名字，那人是《團結報》的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