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靈的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我在伊莎貝拉橋附近找了一套房子，把我和伊瑪的大部分東西都搬到了那裡。我記得，我們出發時，火車剛剛離開那不勒斯，我女兒坐在我對面，她看起來有些憂傷，好像第一次為離開那不勒斯感到難過。我非常疲憊，因為那幾個月我一直都來來回回地忙碌，準備我們需要的東西。我很疲憊，因為那些我做的事情，也因為那些忘記做的事情。我坐在座位上，從窗口看著那不勒斯的城郊，還有漸漸遠去的維蘇威火山。就在那時候，我忽然想到了——那就像一個浮子忽然冒出水面，我確信莉拉在寫那不勒斯時，一定會寫蒂娜，正是因為包含著一種難以言說的痛苦，她寫的東西一定會不同尋常。 產生了這個想法之後，我就很難把它抹去。在都靈的那些年，我在那家規模很小，但很有前途的出版社做主編，我覺得自己備受青睞時，說起來我那時候要比十幾年前我眼裡的阿黛爾更強大，我的這種想法變成了一種希望，一種祝願。我很希望莉拉有一天給我打電話，會對我說：「我有一部手稿，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一些隨想，總之有一些東西，我想讓你看看，想讓你幫我改改。」我肯定會馬上讀一遍，我會過一道手，讓它讀起來能被人接受，也可能我會一段一段地重寫。儘管莉拉的思想非常活躍，記憶力驚人，她一輩子都在看書，有時候她會跟我說，有時候她會瞞著我，但她的根基不夠，她沒有任何小說家的技能。我很擔心她會把那些漂亮的段落亂七八糟地堆積在一起，把那些精彩的片段放到錯誤的地方。那時，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她會寫一些乏味的故事，一些人云亦云的話，相反，我很確信她會寫出一些高水準的文字。有一段時間，我很難做出一個讓人滿意的出版計劃，我最後甚至想到去審問里諾——他經常出現在我家裡，他不打電話就會來，說他來打個招呼，但一住就是幾個星期。我問他：「你母親還寫東西嗎？你從來都沒看看她在寫什麼嗎？」但他說：「是的，還在寫，但我不記得了，那都是她的事，我不知道。」我再三問他。我想像著在出版書目里加入她寫的那本書，我會極力推廣它，自己也能沾點光。有時候我給莉拉打電話問她的近況，我不會直截了當而是小心翼翼地問她：「你對那不勒斯的興趣還有嗎？你還一直在記筆記嗎？」她很機械地回答：「什麼興趣？什麼筆記？我是一個像梅麗娜一樣的老瘋子，你還記得梅麗娜嗎？誰知道她還活著沒有。」我就只好放過這個問題，談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