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著雙重身份，這是真的。在塔索街上，尼諾會把一些有文化的朋友帶過來，他們對我都很尊敬，他們尤其喜歡我的第二本書，有的想讓我看看他們正在寫的東西。我們經常討論到深夜，一副頭頭是道的樣子。我們會問，現在無產階級還存在嗎？我們會用比較友好的語氣，提到左派的社會主義黨，會帶著怨氣和敵意提到義大利共產黨。關於這個越來越破舊的國家如何統治，我們討論得不可開交。他們中有人吸毒，但他們很自豪。他們諷刺地說道現在有一種新趨勢，好像是若望·保祿二世教皇的誇張佈道，目的是要把自由性愛的所有實踐都壓制下去。 但是，我的生活不僅僅是在塔索街上，我不想被困在那不勒斯，我經常出門，和兩個孩子去佛羅倫薩。彼得羅已經和他父親在政治上決裂很長時間了，他和尼諾完全不同，尼諾現在已經開始靠近社會主義黨，而彼得羅公開宣布自己是共產黨。我在他那裡待上幾個小時，靜靜聽他說話。他會讚揚他的黨派誠實有效。他跟我提到了大學的問題，他的書在英語國家學術界受到了廣泛好評。我把兩個孩子留給他和多莉婭娜，又開始旅行，我去米蘭，去我的出版社，尤其是要對抗阿黛爾對我的詆毀和非難。主編告訴我——有一天晚上，他請我吃晚飯——我婆婆不失時機地說我的壞話，她給我貼的標籤是：一個不可靠、不專一的女人。我很費力地討好在出版社遇到的每個人，盡量說一些有水平的話，我積極回應公關部門的任何要求。我對主編說，我的新書已經寫得差不多了，但其實我還沒開始寫。我接著旅行，我去佛羅倫薩接兩個孩子，南下到那不勒斯，重新陷入混亂的交通。在那裡，本應屬於我的東西也需要漫長等待，還有讓人精疲力竭、充滿爭執的排隊，我要努力讓別人正確對待我，我帶著母親出去，輾轉於醫生、醫院、化驗室之間。結果是，在塔索街或者在義大利的其他地方，我感覺自己是一個帶著光環的女士，但到那不勒斯，尤其是在我們的城區，我會失去我的優雅，沒人讀過我寫的第二本書，假如騷擾我的人讓我生氣，我會馬上用方言罵出非常骯髒的話。 我覺得，社會上層和下層的唯一聯繫是流血，在威尼托、倫巴第、艾米利亞、拉齊奧和坎帕尼亞大區，屠殺事件越來越多了。我早上會掃一眼報紙，有時候，我覺得我們的城區讓要比義大利任何地方要安寧。當然事情並非如此，城區還是充斥著我們習以為常的暴力事件：男人之間會鬥毆，女人間也會打架，有人會因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被殺死，有時候，暴力甚至會出現在那些相愛的人之間，關係變得緊張，語氣也會充滿威脅。但大家對我還是很敬重，他們對我的態度是：我是一個受歡迎的客人，但我不應該插手那些我不了解的事情。我感覺，我是一個外部觀察者，掌握了足夠多的信息，但我還是覺得，卡門或者恩佐以及其他人，他們知道得比我多，莉拉會對他們說一些不會對我說的秘密。 有一天下午，我和兩個孩子在「Basic Sight」的辦公室里——那裡一共有三個小房間，從窗戶可以看到我們小學的入口，卡門知道我在城區，就過來跟我打招呼。出於友情，我提到了帕斯卡萊，雖然我想像他已經成了一個誤入歧途的孤膽戰士，捲入到那些可怕的犯罪中。我想知道有什麼新消息，但我感覺，卡門和莉拉的表情變得有些僵硬，就好像我說了不該說的話。但她們沒有改變話題，我們談論了很長時間帕斯卡萊，說得具體一點，我們是讓卡門表達了她的不安。我感覺，出於某種原因，她們決定不對我多說。 有兩三次，我在城區還遇到了安東尼奧。有一次，他和莉拉在一起，另一次他是和莉拉、卡門還有恩佐在一起。讓我驚異的是，他們之間的友誼好像又重新變得堅固，最讓我驚異的是安東尼奧，他之前是索拉拉兄弟的打手，他現在像換了主人，好像是為莉拉和恩佐工作。當然了，我們從小就相互認識，但我感覺他們之間和原來不一樣了。他們四個看到我，就好像他們也是偶然相遇一樣，但那不是真的，我感覺到他們之間有什麼秘密協定，不願意讓我知道。是關於帕斯卡萊嗎？是關於公司的經營嗎？是關於索拉拉兄弟嗎？我不知道。在我們見面的那幾次，有一次安東尼奧對我說——但語氣不是那麼熱烈：「你懷孕後更漂亮了。」或者，這是我唯一記住的句子。 這是因為他們不信任我嗎？我不覺得。有時候我想，因為我現在的體面 身份，在莉拉眼裡，我已經失去了理解他們的能力，因此她想保護我，免得我因為不了解情況而犯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