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的生活一直都沒有安定過。我們想出面參與、觀察、研究、理解、分析、作證，尤其是相愛。警察無情的鳴笛、檢查站、直升機螺旋槳的聲音、被殺死的人，都是我們在一起的時間線上的一些標誌。幾個星期，幾個月，第一年，然後是一年半，總是從佛羅倫薩的那個夜裡，我進到尼諾的房間開始算起。我們說，從那時候起，生活才剛剛開始，我們稱之為「真正的生活」，即使每天面對可怕的場景，那種神奇的感覺也沒有散去。 阿爾多·莫羅被綁架之後的那幾天，我們在羅馬。尼諾在羅馬推廣他在那不勒斯的一位同事寫的一本關於南方政治地理的書，我去和他團聚。關於那本書，大家都沒說什麼，但在場的人一直在討論天主教民主黨主席被綁架的事情。有一部分聽眾開始騷動，我非常害怕，這時候尼諾說，正是莫羅政府給國家抹黑，暴露出了國家最糟糕的一面，給「紅色旅」恐怖集團的誕生創造了條件，當時他掩蓋對他的政黨不利的一些事實，放過了那些腐敗分子，而是把天主教民主黨等同於國家，讓自己的政黨免於所有懲罰和起訴。他最後總結說，要捍衛國家機構，並不需要暗箱操作，而是要使一切變得透明，不迴避任何事情，也需要提高效率，使正義能夠得到伸張，人們的良心是無愧的。我看到，尼諾的臉色越來越蒼白，一有機會，我就把他拉開了。我們藏身於愛情，就像那是一道刀槍不入的盔甲。 那段時間，我們基本上都是這種狀態。後來又有一次，我也遇到了麻煩，有一天晚上在費拉拉，當時阿爾多·莫羅的屍體已經被找到了一個月了。我不小心說漏嘴，我說，那些綁架他的人都是兇手。我的那些聽眾希望我斟酌用詞，按照極左派的措辭來講話，我一直都很小心，但通常我都會變得很激動，我會說出一些不經過大腦過濾的話。「兇手」這個詞，對於在場的聽眾來說很刺耳。「法西斯才是兇手！」他們是這樣批評、攻擊和嘲笑我的。我不說話了，忽然間失去人們的支持和認同，我是多麼難受啊！我失去了信心，感覺自己又回到了出發點，我感覺自己是一個小女人，在政治上我很無能，對於這類事情最好不要開口。有一段時間，我盡量避免在公眾場合出現。假如殺死了一個人，那殺人的人不是兇手嗎？ 那天晚上不歡而散，尼諾幾乎要和一個坐在大廳後面的人打起來了。但是，在那種情況下，最重要的是我們倆是一心的。事情就是這樣：假如我們倆在一起，沒有任何批評能傷害到我們，我們反倒會變得很驕傲，我們的觀點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都沒有意義。我們一起去吃飯，享受美食、紅酒和性愛，我們只想緊緊擁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