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階段，我第一次感覺到，莉拉給自己劃定的活動範圍多麼小，多麼不容跨越，這讓我也覺得很震撼。她越來越不關注發生在城區之外的事情，她的興趣範圍僅限於城區，還有那些發生在童年就認識的人身上的事兒。就我所知，甚至是工作，她的活動範圍也很窄。因為工作的緣故，恩佐有時候會去米蘭、都靈，莉拉從來都不挪窩。我自己越來越熱衷於旅行，她的自我封閉讓我覺得很奇怪。 在那個階段，我利用一切機會離開義大利，尤其是能和尼諾一起同行的時候。比如說，當德國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書，在西德和奧地利組織了一個巡迴推廣，尼諾放下了所有工作和我一起出發了，給我當司機，他非常愉快，也很配合。我們一起旅行了十五天，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窗外油畫一樣的風景，從我們眼前掠過。那些湖光山色、所有的城市和古迹都成了我們在一起的美好見證，都為我們的幸福增添了光彩。甚至是我們遇到的一些糟糕處境——因為我們在一些非常極端的讀者面前說了一些挑釁的話——當時我們很害怕，但事後談起來，就像那是一種愉悅的經歷。 有一天晚上，我們開著汽車正要回賓館，警察攔住了我們。在黑暗中，那些身穿制服的人手上拿著武器，口中說出的德語，無論是在我還是尼諾聽來都覺得很邪惡。那些警察把我們從車裡拉出來，把我們倆分開了，我上了一輛響著警笛的車，尼諾上了另一輛。我們被關在一個小房間里，好像被遺忘在那裡，但後來我們受到了審問：證件、到德國的原因，還有我們的工作。一面牆壁上貼著一組照片，照片里都是一些陰沉的臉：有很多留鬍子的男性，還有短頭髮的女性。我非常不安地在照片里尋找帕斯卡萊和娜迪亞的面孔，但沒看到他們。我們到黎明時才被釋放，警察把我們帶到了汽車那裡，沒有人向我們道歉：我們的車牌是義大利的，我們是義大利人，檢查是必須的。 在德國，我不由自主在被全世界通緝的那些罪犯的照片里，尋找莉拉非常在意的一個人，這讓我自己也覺得意外。那天晚上，我覺得帕斯卡萊·佩盧索像一個衝天炮，是從莉拉盤踞的那個小天地里發射出來落進我的世界裡——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她是想提醒我，她現在也捲入了這樁全球性事件的漩渦里。有那麼幾秒鐘，卡門的哥哥成了她越來越小的世界和我的越來越大的世界的接觸點。 在我談論我的書的夜晚，在那些我根本就不熟悉的小城市，關於政治氣氛的嚴肅問題越來越少了，我總是用一些泛泛的話，圍繞著「壓迫」這個詞發表看法。作為一個小說家，我覺得自己應該充滿想像力。我說，沒有任何地方可以避免壓迫。一台巨大的壓路機，正在從西到東一直輾軋過來，會在整個世界建立一種新秩序，會改變現狀：工人賣命工作，失業的人無精打采，挨餓的人虛弱憔悴，知識分子夸夸其談，黑人被稱為黑鬼，女人雌伏著。所有這一切會得到改變。但有時候，我覺得有必要說一些真實、真誠的事兒——我自己經歷的事情，我講了帕斯卡萊，還有他的悲劇性轉折，從他童年的經歷，到他選擇走上犯罪道路。我說不出更具體的話，我採用的辭彙是我十年前就掌握的，我覺得那些辭彙只有在和我們城區發生的事聯繫在一起時才會充滿涵義，剩下的全是一些精心構造的句子，只是為了打動人心。之前，在我講自己的第一本書時，無論如何我都會提到「革命」這個詞，就好像這是一個大家都認同的詞，但現在我避免使用這個詞。尼諾覺得這個詞太簡單、太天真，從他身上，我了解到政治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兒，我要更慎重。我重新調整了自己的表達方式，在說到「革命」時，我會說「反抗是正義的」，很快我會補充說，反抗需要獲得認同和支持，這種狀態會比我們想像的持續時間更長，我們需要學會管理一個國家。這些夜晚結束時，我並不是每次都很高興，很滿意。尼諾坐在那些烏煙瘴氣的大廳里，坐在那些和我年紀相仿或者比我年輕的外國女人中間聽我講。有時候，為了讓尼諾高興，我降低了語調，但有時候我會忍不住很誇張，暗自沉溺於一種當年促使我和彼得羅吵架的莫名衝動，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我的聽眾是那些看過我的書的女人，她們期望我說出犀利的話時。我會說，我們要小心，不要把自己變成警察，只有在我們徹底贏了之後，戰爭才會結束，要流盡最後一滴血進行鬥爭。在會後，尼諾會開我玩笑，他說我總是會誇大其詞，我們會一起笑起來。 有的夜晚，我偎依在他身邊，想向他表白，講清楚自己的想法。我坦白說，我喜歡那些極端的辭彙，那些控訴不同黨派之間的勾結，控訴國家暴力的話。我說：「你所想的政治，政治的本質讓我很厭煩，你去搞政治吧，我幹不了這個。」不過，再三考慮後，我覺得，我也不適合自己之前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兒，就是拉扯著兩個孩子出現在遊行隊伍里。遊行隊伍里的叫喊和威脅讓我很害怕，那些暴力的少數派、武裝力量、路上的屍體，以及反對一切的革命仇恨，都讓我感到害怕。我坦白說，在公共場合講話，我不知道自己是誰，對我說的話也不是很確信，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那麼想。 現在，和尼諾在一起，我可以推心置腹，說出內心最秘密的情感，包括那些對自己也不願意說的事情，即我的怯懦，我的言行不一。他那麼自信堅定，對任何事情都有非常細緻入微的看法，我感覺自己像是在童年混亂的反抗上貼了一個標籤，好像只是用工整的字跡寫著很得體的話，給自己臉上貼金。有一次，我們去了博洛尼亞——我們去支持一個主張城市自由生活的反抗組織——我們不斷遇到警察的盤查，一路上被攔下了五次：警察的武器都對準我們，我們被要求從汽車裡出來，亮出證件，被迫對著牆站著。那時候我很害怕，要比在德國經歷的那次更害怕：這是我的國家，這是我的語言，我想沉默，想按照他們說的來，但我很惱火，我開始嚷嚷。在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我開始用方言叫喊，對著那些警察破口大罵，因為他們對我推推搡搡，毫無禮貌。我內心充滿了憤怒和恐懼，通常我沒辦法控制這兩種情緒。但尼諾一直都保持平靜，他和警察開玩笑，讓他們不要生氣，讓我也平靜下來。對於他來說，只有我們倆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他對我說：「你要記住，現在我們在一起，其他一切都只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