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兩年前的冬天，我住在特隆赫姆，並回家看望了我的父母。聖誕節，我收到了一雙溜冰鞋，還有一本讓我頗受啟發的書叫《孤筏重洋》。我花了一個晚上把整本書看完。這本書講的是托爾·海爾達爾和幾個同伴乘坐輕木筏橫渡太平洋的事。航程很兇險，但他們勇氣可嘉。最後他們成功了。海爾達爾還證明了他提出的一條理論：太平洋地區的原住民—波利尼西亞人，有可能是從南美洲渡海而來的。很久很久以前，海爾達爾是仍然在世的、最著名的挪威人。他很有名，並且還活著。反正寫下這段話的時候，他還活著。他是世紀挪威人、20世紀挪威人。人們這麼稱呼他。他遊歷過許多大洋，證明的理論一條接一條。他的理論都極富爭議，但都很有名。海爾達爾也曾年輕過，他也曾和我一樣，所以他29歲的時候是不是也像我這樣？他是不是也沒建造過什麼超越一堵牆的東西？ 在特隆赫姆森林中的麗岸湖上，我穿上溜冰鞋。那天天氣很好，冬日的空氣灼灼地凜冽著，冰面藍而亮。風很大，載著我穿過冰面，從湖的一端到另一端。我頂著風回來，轉身讓風載著我又滑行了一遍。同樣的事再次發生，我毫不費力地跨過湖面。我只是滑行過去，溜冰鞋上的金屬與冰面相撞時輕輕發出單調的聲音。 我是這樣想的：海爾達爾寫到，太平洋上最盛行的風是從東向西的，從南美洲吹向波利尼西亞群島。風影響著洋流，所以輕木筏才可以順風而行。既然人們知道世界上曾經覆蓋著許多冰，難道不能設想一群勇敢的南美原住民趁當時太平洋還封凍著的時候踩著冰面渡海來到波利尼西亞群島嗎？或許，他們甚至弄到了簡易的溜冰鞋—某種原始溜冰鞋。然後他們就可以借著風—跟我現在的做法也差不多，在海面上滑個上萬千米，直到棕櫚群島出現在視線內。 這突發奇想的理論還不錯。我換上鞋，把溜冰鞋放進包里步行回家，我的理論已將我點燃。我讀到過，我們現有知識的發現，很多都是無心插柳，最好是無所求的時候。比如現在，我出門本來是想在結了冰的麗岸湖上找樂子，我從小就在這片湖裡游泳，它一直是我認知的一部分。我根本就無所求。結果呢？沒錯，我突然就得到了一條理論。據我所知，這條理論很可能開疆闢土，但並不意味著海爾達爾的理論被比下去了。恰恰相反，這分明是同一篇論文的兩頁。海爾達爾追隨自己的思想，而我必須追隨我自己的。其他人也可以在冰雪消融之後用輕木筏漂洋過海。這也沒什麼不可能的。那時候，他們已經可以去探親了。那些溜冰出征的先驅留下的傳奇不脛而走，口口相傳許多年，有人想出海看看他們過得怎麼樣。有什麼比造個木筏更自然的嗎？沒有。這麼看起來故事非常連貫。 我繼續琢磨，那些穿著原始溜冰鞋朝西滑行的人，肯定得花上幾個月，聽著單調的風聲和鐵打的冰刀發出的聲音。我估計他們應該能弄到鐵，他們又不是一幫喪氣鬼，這聲音讓他們覺得意義非凡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嗎？他們很可能還創作了一首歌來模仿這種聲音，然後一定還排練了原始的、別具風味的戲劇，來向後人講述海面上單調漫長的旅程。我敢肯定，如今的波利尼西亞音樂里能聽到這種冰刀聲。那種音樂一定具備鮮明的特徵。我一定要追蹤一下這種響徹著鐵刀割冰聲音的特徵鮮明的民歌。 但為什麼沒人發現遺留下來的溜冰鞋？有人會質疑。而且為什麼這種特徵鮮明的歌從未被反推出冰刀的聲音？嗯，我能設想反對的聲音。我當然會。其餘一切可能都不自然，但我已經準備好了答案，好幾個答案。首先，我估計是在我們的時代到來以前很久，由波利尼西亞的潮濕氣候造成的。鐵放久了，都鏽蝕了，銹空蝕盡。其次的可能性更大，當這些英勇的先驅終於看到陸地的時候，當他們接近當時還局部覆蓋冰雪的潟湖和珊瑚礁的時候，他們自然而然地脫下了溜冰鞋，把它們留在了冰上。然後他們登陸造木屋取暖，殖民周邊島嶼，日復一日。時光飛逝，他們定居了下來，因事務繁忙，忘記了要撿回那些在冰上一放就是多年的溜冰鞋，直到氣候變暖、冰雪消融。那時候，溜冰鞋肯定沉入了海底。它們很可能現在還在那兒，可能被珊瑚和貝殼覆蓋。我能想像它們靜躺的地方，肯定不好找。得先知道要找的是什麼，還得有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 而民歌從來沒有和鐵製冰刀發出的聲音聯繫在一起僅僅是因為沒人知道應該聽出點兒什麼來。肯定有很多人為這種傳統民歌中夾雜的聲音打動，但他們沒有完全想清楚這種聲音是從哪裡來的。我很可能是第一個想通的。我是新思維的媒介。幸運的巧合在我的身體中綻放，恰恰是我。有誰會相信？ 找到溜冰鞋，我就離證明這個理論不遠了。 理論受到了媽媽的質疑，但並非完全被推翻。我回家跟媽媽講了這條理論。我的聲音里充滿激情。她的表情顯示出一絲懷疑，我能看出來。她說她從沒聽說過南半球結過冰。不過媽媽在學校上地理課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這點是我提出來的，她也承認自己並不是很確定。假如呢，我說，假如我的理論真金不怕火煉，這可是非同小可的發現呀。她同意。「我不應該被保守的想法牽制。」她說。但她很怕我會失望，我明白。她怕自己的兒子貽笑大方。哪位母親不是這樣呢？ 儘管出師不利，小受挫折，但我還是覺得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我坐電車進城去圖書館。《辭海》，我在圖書館裡讀《辭海》，查冰川期。《辭海》里的地圖不包括太平洋。我看到冰川覆蓋了大部分歐洲，以及大約整個北美洲和格陵蘭。但地圖正好到太平洋開始的地方就切斷了。《辭海》的作者選擇不把太平洋包括在內，是因為不確定？我猜想，把世界的這一部分從冰川期的地圖上切掉是因為沒人知道。根據經驗，我知道有時候研究人員會保留一些信息，比如他們會選擇保留自己不知道的信息。這樣他們面子上就會好看一些。只說知道的那些能把人們的注意力從不知道的地方轉移掉。我聽說有個研究員即將發表他在老鼠身上進行的植皮實驗的結果。最後一刻，他發現實驗不成功，絕望中他用油性記號筆把小白鼠塗黑了。他是個騙子，他被揭穿了，沒能如願以償地拿到博士學位。這張地圖很可能也是這麼回事。有人繪製了一張很好看的地圖，色標什麼的應有盡有，極盡所能地讓讀者眼花繚亂、情不自已，從而不再過問為什麼世界的一部分不在圖上。 這張地圖有貓膩。這是不祥之兆。 我期待有一天大搖大擺地走進《辭海》編輯部，走到冰川期主編和他的同事面前，把證據往他們桌子上一拍，說遊戲結束了，夥計們。但我得先研究研究。 讀到冰川期大約發生的時間點，讓人有些泄氣。早在元古宙就已經發現了大冰期的蹤跡，那可是大約23億年前。那時候應該還沒什麼南美人。估計4.5億年前奧陶紀和志留紀之間也沒有什麼南美人。但第四紀（新生代的第三個紀）的時候，也就是200萬年前，南美人可能開始冒出來了。我能想像，他們有足夠的時間。他們慢慢探索森林和安第斯山脈，吃吃肉，和家人共度時光，但他們肯定開始感到有些無聊。他們開始煩躁不安，漂洋過海的念頭開始綻放出花朵。夜晚，在他們平靜下來之前，他們圍著篝火討論。煩躁是人類的襁褓。而威赫塞爾冰期就發生在不久前，也就幾萬年前，那時候他們的想法大約已經成熟，可以付諸實施了。當他們中第一個最勇敢的人踏上太平洋小心翼翼地試滑一圈的時候，一個古老的夢想漸漸圓滿。很可能是位於現在的秘魯海岸之外。他將向西前進，朝著希望之地。他們肯定有什麼由傳奇與神話等構成的宗教，暗示著西方有希望之地。宗教就是這麼回事，古今一如。並且憑藉三寸不爛之舌，第一個勇敢的溜冰者最終說服了足夠數量的同伴，跟他一起遠涉重洋。 哪怕最後證明太平洋沒有長期冰凍—我很懷疑—我是說哪怕，但也有可能有那麼一段很短的寒冷時期與研究人員失之交臂。一兩個非常寒冷的冬天就夠了。我是說難以置信地冷，巨冷。冰封大洋，讓英勇的原住民趁機溜冰渡海。好吧，可能性或許不大，但我們能把它完全排除嗎？我們有權利排除這件事發生的可能性嗎？我認為不能。 我坐電車回家，坐在那兒想，我忘了查一下傳統冰刀的音樂，以後再查。我對自己很滿意。這麼說總可以吧。我的理論並不一定正確，但到目前為止尚無懈可擊，也沒有直接的反證。哪怕最後證明這條理論很糟糕，我估計也可以很快提出一條新的，重要的是現在得乘勝追擊。我覺得新的理論隨時可能出現。事情都需要被論證，需要被發現。電車只是我的征途上許多交通工具中的一種。就是這種感覺。 我回家的時候，媽媽已經從閣樓上拿出我小學的學生手冊。她也在我面對巨大挑戰時為我建立自信心。她真是個好媽媽。我的自信不可撼動。 她還留著學生手冊，這讓我很感動，上面記載著我的特長，可以說我已經都淡忘了。小學時光一定是我的光輝歲月，現在又回歸了。誰都得堅持做自己擅長的事。 我需要特彆強調一下老師對我在野外課中的表現做出的評價。這可是重要的課。所有自然科學和社會學都融合到一種優雅而豐富的學習方法中。如今課程可能已經改名了，教育部給它取了個新名字，但我覺得應該沿用「野外課」這個名字。我非常投入地讀著我的野外課評語。 紙頁的最上方寫著：在校學習與發展情況彙報，特隆赫姆市政府，小學。還寫著我的老師—斯萬-奧托·謝爾沃—我很喜歡的老師，就是他坐在那兒點評了我的能力，回想起來甚至有些感動。他曾坐在那兒想著我，想著我說過的話、我怎麼組織的語言，以及所有的一切。我引用一下五年級期末我收到的點評。日期是1981年6月8日，野外課，阿瀾學習非常出色，態度積極，能獨立解決問題，有活力，有激情。 第二年，1982年6月8日，野外課，非常努力，成績優秀，無論書面還是口頭上都非常積極投入。 上面還寫到我很有禮貌，全面發展。 這些評語使用了非常清晰的語言。我特別喜歡「獨立解決問題」那句。我不排除自己能讓挪威一舉登上世界地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