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張票，一張也沒有浪費。 沒錯，這次講座，只印了七十二張票。這當然是程先生的要求。進場之前，應物兄已經聽到了人們對這個數字的不同解釋。一種解釋是，程先生給在場的七十二人講課，是要用這種方式說明，他就是當代孔子。另一種解釋與此相反。有人數了一下，加上程先生，才是七十二人，也就是說，七十二人中也包括程先生自己，程先生其實是向孔子執弟子之禮。吳鎮認為，程先生這樣做，是以身作則，闡明中庸之要義。 葛道宏聽到了這些議論，悄悄問道：「應物兄，你怎麼看?」 應物兄回答說：「人們常說，微言大義。程先生無須微言，只用一個數字，就讓聽眾置身於儒家文化的儀式當中了。」 葛道宏說：「我也是這麼看的。」 欒庭玉說：「這就叫舉重若輕。治大國若烹小鮮。」 他們提前十分鐘進場，台上有人正調試麥克風。葛道宏和欒庭玉都認為，這個講堂不怎麼樣，四處漏風，麥克風的保真效果也不好，還有雜音，嗤嗤啦啦的，丟人啊，總之與巴別不能比，總之對不起程先生。 在中國所有高校的學生中，北大學生是最愛母校的，不能聽見別人說它不好。欒庭玉雖然只讀過北大法學院的在職碩士，但也繼承了這個傳統。現在聽葛道宏這麼一說，就笑著回應道：「北大嘛，北大嘛，誰也不尿。」說完，又補充了一句，「不過，可以不尿柯林頓，但不能不尿程先生啊。細節問題確實應該抓一下。」又問，「道宏兄，要是把你弄到北大校長的位置上，你覺得——」 葛道宏說：「別的不敢吹，至少要讓它一年一變樣，三年大變樣。」 正說著，程先生在北大校長陪同下，從前門進來了。北大校長讓程先生在前面走。程先生伸手，示意校長先走。校長看見程先生伸手，立即握住了程先生的手，並且迅速把臉朝向了一叢鏡頭。在簡短的寒暄中，程先生特意提到了林中那些灰喜鵲。不過，程先生把灰喜鵲看成了寒鴉。 程先生說：「富家之屋，烏所集也 [1] 。寒鴉翔集，讓人頓生歡喜之 心。」 北大校長說：「生態環境嘛，我們一直在抓的。」 程先生演講的題目是《儒教與中國的「另一種現代性」》。這雖是他多次講過的話題，儒學界對此已有很多共識，但人們聽起來還是很新鮮。因為它們是從程先生嘴裡說出來的，而且是在北大最重要的講台上說出來的，所以還是引起了很大反響。程先生說，經過海內外儒學家的共同努力，中國在當代國際社會中的身份已經發生了改變，已經從冷戰 時期的紅色中國，被重新定義為儒教中國。現在，無論是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中七種文明的劃分，還是貝克的「當代文化空間分布的構型假說」，都認為儒教就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標籤。隨著中國經濟的一枝獨秀，中國對其自身價值的抒發成為可能，也成為必須。中國，由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即舉世矚目的「中央之國」。 欒庭玉說：「我聽得血脈賁張。」 欒庭玉又對他和葛道宏說：「我很自豪。我希望你們也是。」 血脈賁張的人，自豪的人，多了去了。他瞥見有幾個上了年紀的人，一邊聽演講一邊往嘴裡塞著藥丸。應該是預防高血壓或者冠心病的藥丸。他們顯然事先就預料到自己會激動不已，所以才做了防備。關於什麼叫中國崛起，程先生在說出了一些數據之後，舉了個小例子。讓他吃驚的是，程先生說的就是《體味》中那個例子。程先生說，幾十年前，當他剛到美國的時候，狗一看見他就要狂吠不已，好像要吃人。為什麼呢?因為他身上沒有西方人那種強烈的體味，使狗鼻子感到了陌生，好像中國人不屬於人類。現在不同了，美國狗一看到中國人，立即搖頭擺尾，因為中國人現在有錢了，捨得扔骨頭給它們吃了。連狗的玩具，拴狗的鏈子，狗吃的罐頭，都是我們中國人生產的。中國人要是從這個市場上退出，那些狗都得餓死，餓不死也會變成瘋狗，不瘋也會得病。 程先生問道：「什麼病?」 程先生自己回答了：「氣結，郁思，離夢！也就是Depression！憂鬱症！」 程先生以包餃子為例，講到中國的現代性與美國的現代性的不同。他說，哈佛的一個神學教授，特別喜歡吃中國餃子。吃過幾次之後，就嘗試著學習包餃子，面多少，水多少，問得清清楚楚。他就告訴神學教授，其實主要是憑經驗，面硬了就加點水，軟了就加點面。那個教授不樂意了，說，剛才說要加面，怎麼又要加水了?因為經驗不足，神學教授的麵糰越來越大，很生氣。 程先生說：「別生氣，吃不完了可以放進冰櫃，下次再吃。」 神學教授說：「中國人做事，處理的都是變數，不是定量。沒有價值觀。」 程先生說：「這就對了，我們處理的就是變數嘛。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就是價值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怎麼能說沒有價值觀呢?」 接下來是關於餃子餡的，神學教授問什麼可以做餡。 程先生說：「什麼都可以。」 神學教授又生氣了：「什麼都可以?Ice cream [2] 可以嗎?」 程先生說：「我只好說No，No，No！但那位朋友說，既然什麼都可以，那麼Ice cream當然也可以，鋼鏰兒也可以。如果狗肉也可以，那麼人肉為什麼不可以?」 他聽見欒庭玉對葛道宏說：「這就叫雞同鴨講。」 葛道宏說：「先生脾氣不錯，很耐心。好。」 程先生接下來說，神學教授有一句話說得對，就是中國人處理的是變數，而西方人處理的是定量。他們的價值觀念是不會變化的。如果有變化，那就是從原來的價值觀上大幅度下滑，變成一個虛無主義者。 程先生又講到，他的幾個學生參加了阿富汗戰爭。那是在1998年。對美國人來說，那是偽善的一年，在東歐劇變之後，在恐怖主義來臨之前，柯林頓總統在白宮辦公桌上搞了實習生萊溫斯基，辦公桌上就放著他宣誓就職時手按的《聖經》。雖然《聖經》中明白無誤地講了，看到一個婦人就想貪戀她的，就已經在心裡姦淫了她，但柯林頓總統卻認為，「Fellatio」 [3] 不算性行為。 程先生說，這一年，他的幾個學生到阿富汗作戰的時候，身上都帶著《聖經》。但是在阿富汗，美軍當中卻發生了大量無意義的破壞行為，那些行為並非出於戰術的必要，而是因為他們失掉了價值的基準。他們變成了野蠻人。在他們身上，上邊盤旋著虛無主義的情緒，下邊盤踞著野蠻人的本能。程先生說，他們攻擊中國人都是二元論者，好與壞，敵與友，善與惡，連市場經濟也分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但他 們，才是真正的二元論者。這種二元論思想，甚至影響了他們對中國典籍的認識。他的一個朋友，一個著名漢學家，翻譯老子的《道德經》。第一句就弄錯了，先不說翻譯得好壞，斷句就斷錯了。程先生說：「『道可道，非常道』，硬是斷成了『道可，道非，常道』。」 台下大笑。但程先生沒笑。 「『名可名，非常名』，硬是斷成了『名可，名非，常名』。」 台下又是一陣大笑，但程先生沒笑。 就在這次演講中，程先生也提到，他力主將儒學研究學科化，制度化。他說，十九世紀以來，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標誌，就是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只有這樣，才能把知識的生產，知識者的培養，納入一個永久性的制度性的結構之中。所以他建議國內高校從現在開始，就嘗試著招收以儒學為研究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然後，他強調了時間、時機、時代的重要性，從「學而時習之」談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4] ，從「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5] 談到「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6] 。程先生感慨道：「時光飛逝，時不我待！如今，研究西學，在大陸高校中依然吃香得很，對儒學構成了擠壓。但是，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大陸的同仁們一定要抓住時機。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掌聲四起。連麥克風都來湊熱鬧，嗤嗤啦啦響了起來。 葛道宏激動得跺腳，大概又意識到他們並不是在巴別，臉上就呈現了笑意。費鳴遞過來一個用餐巾紙包著的東西。他後來知道，那是費鳴臨時借來的藥丸。葛道宏打開看了，朝費鳴點點頭，然後裝到了自己兜里。 程先生又說：「時人不識凌雲木，直待凌雲始道高。如果我們的精英人士，也是如此，只是人云亦云，只看到眼前，那一定會讓人笑話的。光大儒學，人人有責。一定要與時俱進。這是時代的使命，是國人的使命，是上天的命令。上天的命令怎麼能違背呢?時惟天命，無違！」 這時候，他看到珍妮進來了，嘴裡嚼著口香糖。 珍妮站到了講台邊。北大校長看見了珍妮，就和程先生說了幾句。然後北大校長把麥克風的話筒按低了，講了幾句話。大意是說，聽了程先生的課，受益匪淺，茅塞頓開，信心倍增。北大校長順便提到，「與時俱進」這個詞，是北大老校長蔡元培先生提出來的，元培先生把古代典籍中的「與時偕行」「與時俱化」「與時俱新」，概括了一下，提煉了一下，提出了「與時俱進」這個概念。不過，提出這個概念不久，元培先生就告老還鄉了。元培先生走了，但這個精神留下了，成了北大精神，成了民族的精神。 北大校長又朝珍妮這邊望了望。珍妮在誇張地點頭。 欒庭玉說：「北大校長，講得還是不錯的。」 葛道宏說：「這位仁兄的普通話有進步，至少這幾句說得很標準。重要的是，髮型和手勢都弄得不錯。」 演講持續了四十五分鐘，並預留了十五分鐘來回答現場聽眾的提問。一個學生，也可能是教師，也可能是從外面趕來的研究人員，從後排站了起來。這個人看著很年輕，但聲音卻有些疲倦。他竟然是自己拿著話筒來的。負責遞話筒的工作人員，看著這個人手中的話筒，似乎有點迷惑：是我投遞的嗎?這個人把毛衣搭在肩上，毛衣的兩隻袖子在胸前挽了個結，問話的時候，就不停地摸著那個結。他沒有介紹自己的身份，但卻提出了身份問題。 「我們是誰?」提問者說，「我們與孔子時代的中國人，還是同一個中國人嗎?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又帶有鮮明的當代性，它針對的是具體的情景、選擇，乃至危機。因為它涉及Identity [7] 與 Identification [8] 的概念。我知道——」 主持人提醒說：「請盡量簡潔一些。」 但程先生說：「他問得很好，請讓他說完。」 那個年輕人的聲音卻有點傷感了：「我常常被這個問題迷惑。有時候，我覺得好像想清楚了，但你早上清醒，並不能保證晚上不糊塗。您剛才提到，中國人處理的是變數，這個變數變到現在，我們的文化，文化中的人，是不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要說拿今天的人與兩千多年前的人相比較了。有時候，我覺得今天的自己與昨天的自己都是兩個 人。」 應物兄覺得，先生接下來的話，應該一字一句記下來。程先生對提問者說：「你先坐下。知者動，仁者靜。別急，先靜下來。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人，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也不是儒家意義上的傳統的中國人。孔子此時站在你面前，你也認不出他。傳統一直在變化，每個變化都是一次斷裂，都是一次暫時的終結。傳統的變化、斷裂，如同詩歌的換韻。任何一首長詩，都需要不斷換韻，兩句一換，四句一換，六句一換。換韻就是暫時斷裂，然後重新開始。換韻之後，它還會再次轉成原韻，回到它的連續性，然後再次換韻，並最終形成歷史的韻律。正是因為不停地換韻、換韻、換韻，詩歌才有了錯落有致的風韻。每個中國人，都處於這種斷裂和連續的歷史韻律之中。」 就在這時候，應物兄突然看到了坐在提問者身邊的張明亮。張明亮怎麼來了?事先，他竟然沒有告訴我。他是怎麼溜進來的?正這麼想著，他聽見程先生吟誦了四句詩：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9] 這時候，那個提問者又問道：「先生，我知道您對朱熹——」主持人打斷了他，說：「每人只能問一個問題，請你把話筒交給工作人員。」提問者確實把手中話筒交了出去。交給誰了呢?哦，竟然是交給了張明亮。張明亮把那個話筒收了起來。原來，那個話筒竟然是張明亮從濟州帶來的，裡面裝有錄音筆。張明亮就是以送話筒的名義，大搖大擺地從門口進來的。這天下午，他與張明亮聯繫時，張明亮說，他已經坐上了返回濟州的動車。張明亮解釋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覺得必須 見到程先生，只有見到程先生本人，面對面聽到程先生的聲音，親眼看到程先生的手勢和表情的變化，他才能夠真正地理解程先生在錄音帶里的每一句話，每個語氣，才能更好地整理那些錄音帶。 演講結束後，程先生被一輛紅旗轎車接走了。 當他目送紅旗轎車離開的時候，吳鎮和陳董的小姨子過來，問他能不能安排他們拜見一下程先生，只需要五分鐘，三分鐘也行。他對他們說，都是程先生派人與他聯繫，他無法與程先生聯繫。他們說，既然這樣，他們就請他吃個飯，感謝他替陳董的小姨子弄到了票。他對他們說，濟大校長也來了，走不開。 吳鎮說：「懂了，懂了，明天再約。」 隨後，他就接到了珍妮的電話：「晚上十點，先生接見鄉黨。」他當然很快把這個意思轉達給了葛道宏和欒庭玉。他們嘴上沒說什麼，臉上還是有一絲不悅。他趕緊把珍妮的下一句話告訴他們：「先生要接受高層的宴請。北大校長陪著過去了，清華校長也陪著過去了。先生會儘早退席的。」他還把珍妮的另一番話告訴了他們，先生本來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就是為了見鄉黨，特意搬到了博雅國際酒店。欒庭玉和葛道宏都很感動，出氣聲都變粗了。 [1] 《詩經·小雅·正月》：「瞻烏爰止，於誰之屋?」《毛傳》：「富家之屋，烏所集也。」烏，寒鴉。古人將烏之飛來，視為祥瑞。「愛屋及烏」即由此引申而來。 [2] 冰淇淋。 [3] 口交。 [4] 見《論語·學而》。 [5] 見《論語·陽貨》。 [6] 見杜甫《江上》。 [7] 身份。 [8] 認同。 [9] 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