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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韭菜·舊報紙

所屬書籍: 沉默的大多數
    看來,國產電影又要進入一個重視宣傳教育的時期。我國電影的從業人員,必須做好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這是我們的光榮傳統。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的街道工廠當工人,經常看電影,從沒花錢買過電影票,都是上面發票。從理論上說,電影票是工會買的。但工會的錢又從哪裡來?我們每月只交五分錢的會費。這些錢歸根結底是國家出的。嚴格地說,當時的電影沒有票房價值,國家出錢養電影。今後可能也是這樣。正如大家常說的,國家也不寬裕,電影工作者不能期望過高。這些都是正經話。     國家出錢讓大家看電影,就是為了宣傳和教育。坦白地說,這些電影我沒怎麼看。七四年、七五年我閑著沒事,還去看過幾次,到了七七、七八年,我一場電影都沒看。那時期我在複習功課考大學,每分鐘都很寶貴。除我以外,別的青工也不肯去看,有人要打傢具,準備結婚,有人在談朋友。總之,大家都忙。年輕人都讓老師傅去看,但我們廠的師傅女的居多,她們說,電影院里太黑,沒法打毛衣——雖然摸著黑也可以打毛衣,但師傅們說:還沒學會這種本領。其結果就是,我們廠上午發的電影票,下午都到了字紙簍里。我想說的是,電影要收到宣傳教育的結果,必須有人看才成,這可是個嚴肅的問題。除了編導想辦法,別人也要幫著想辦法。根據我的切身經歷,我有如下建議:假如放映工會包場,電影院里應該有適當的照明,使女工可以一面看電影,一面打毛衣,這樣就能把人留在場里。     當然,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不光體現在城市,還體現在廣闊的農村,在這方面我又有切身體驗。七十年代初,我在雲南插隊。在那個地方,電影絕不缺少觀眾。任何電影都有人看,包括《新聞簡報》。但你也不要想到票房收入上去。有觀眾,沒票房,這倒不是因為觀眾不肯掏錢買票,而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錢。     我覺得在農村放電影,更能體現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打個比方說,在城市的電影院放電影,因為賣票,就像是職業體育;在農村放電影,就像業餘體育。業餘體育更符合奧林匹克精神。但是幹這種事必須敬業,有獻身精神——為此,我提醒電影工作者要艱苦奮鬥,放電影的人尤其要有這種精神。我插隊時凈和放映員打交道,很了解這件事情。那時候我在隊里趕牛車,旱季里,隔上十天半月,總要去接一次放映員,和他們搞得很熟……     有一位心寬體胖的師傅分管我們隊,他很健談,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掉了。我不光接他,還要接他的設備。這些設備里不光有放映機,還有盛在一個鐵箱里的汽油發電機。這樣他就不用使腳踏機來發電了。趕著牛車往回走時,我對他的工作表示羨慕:想想看,他不用下大田,免了風吹日晒,又有機器可用,省掉了自己的腿,豈不是輕省得很。但是他說,我說得太輕巧,不知道放映員擔多大責任。別的不說,片子演到銀幕上,萬一大頭朝下,就能嚇出一頭冷汗。假如銀幕上有偉大領袖在內,就只好當眾下跪,左右開弓扇自己的嘴巴,請求全體革命群眾的原諒。原諒了還好,要是不原諒,捅了上去,還得住班房——這種事情是有的,而且時常發生。也不知為什麼,放映員越怕,就越要出這種事。他說放電影還不如下大田。這是特殊年代裡的特殊事件,沒有什麼普遍意義。但他還說:宣傳工作不好乾——這就有普遍意義了。就拿放電影來說吧,假如你放商業片,放壞了,是你不敬業;假如這片子有政治意義,放壞了,除了不敬業,還要加一條政治問題。放電影的是這樣,拍電影的更是這樣。這問題很明白,我就不多說了     越不好乾的工作,就越是要干,應該有這種精神。我接的這位師傅就是這樣。他給我們放電影,既沒有報酬,更談不上紅包。我們只管他的飯,就在我們的食堂里吃。這件事說起來很崇高,實際上沒這麼崇高。我所在的地方是個國營農場,他是農場電影隊的,大家同在一個系統,沒什麼客套。走著走著,他問起我們隊的伙食怎樣。這可不是瞎問:我們雖是農場,卻什麼家當都沒有,用兩隻手種地,自己種自己吃,和農民沒兩樣。那時候地種得很壞,我就坦白地說,伙食很糟。種了一些花生,遭了病害,通通死光,已經一年沒油吃。他問我有沒有菜吃,我說有。他說,這還好。有的隊菜地遭了災,連菜都沒有,只能拿豆湯當菜。他已經吃了好幾頓豆湯,不想再吃了。我們那裡有個很壞的風氣,叫做看人下菜碟。首長下來視察就不必說了,就是獸醫來閹牛,也會給他煎個荷包蛋。就是放映員來了,什麼招待也沒有。我也不知是為什麼。     我講這個故事,是想要說明,搞電影工作要艱苦奮鬥。沒報酬不叫艱苦奮鬥,沒油吃不叫艱苦奮鬥,真正的艱苦馬上就要講到。回到隊里,幫他卸下東西,我就去廚房——除了趕牛車,我還要幫廚。那天和往常一樣,吃涼拌韭菜。因為沒有油,只有這種吃法。我到廚房時,這道菜已經炮製好了,我就給幫著打飯打菜。那位熟悉的放映員來時,我還狠狠地給了他兩勺韭菜,讓他多吃一些。然後我也收拾家什,準備收攤;就在這時,放映員仁兄從外面猛衝了進來,右手扼住了自己的脖子,舌頭還拖出半截,和弔死鬼一般無二。當然,他還有左手。這隻手舉著飯盆讓我看——韭菜里有一塊舊報紙。照我看這也沒有什麼。他問我:韭菜洗了沒有,我說洗大概是洗了的,但不能保證洗得仔細。但他又問:你們隊的韭菜是不是用大糞來澆?我說:大概也不會用別的東西來澆……然後才想了起來,這大概是隊部的舊報紙。舊報紙上只要沒有寶像,就有人扯去方便用,報紙就和糞到了一起——這樣一想,我也覺得噁心起來,這頓韭菜我也沒吃。可欽可佩的是,這位仁兄乾嘔了一陣,又去放電影了。以後再到了我們隊放電影,都是自己帶飯,有時來不及帶飯,就站在風口處,張大嘴巴說道:我喝點西北風就飽了——他還有點幽默感。需要說明的是,洗韭菜的不是我,假如是我洗的,讓我不得好死。這些事是我親眼所見,放映員同志提心弔膽,在韭菜里吃出紙頭,喝著西北風,這就是艱苦奮鬥的故事。相比之下,今天的電影院經理,一門心思地只想放商業片,追求經濟效益,不把社會效益、宣傳工作放在心上,豈不可恥!但話又說回來,光喝西北風怎麼飽肚,這還需要認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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