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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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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曉明請我給她的新作寫序——像這樣的事求到我這無名之輩頭上,我想她是找對了人。我比艾君稍大一些,「文化革命」開始的時候是個中學生。我的出身當時也不大好,所以我對她說到的事也有點體驗。我記得「文化革命」剛開始時,到處都在唱那支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與此同時,我的一些同學穿上了綠軍裝,腰裡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麼出身?」假如回答不是紅五類之一,他就從牙縫裡冒出一句:「狗崽子!」他們還幹了很多更加惡劣的事,但是我不喜歡揭別人的瘡疤,     而且那些事也離題了。     我說的這件事很快就過去了。我的這些同學後來和我一起去插隊,共過患難以後,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始終以為他們那時的行為很壞。「文化革命」是件忽然發生的事,誰也沒有預料到,誰也不可能事先考慮遇到這樣的事我該怎麼做人。我的這些同學也是忽然之間變成了人上人——平心而論,這是應該祝賀的,但這卻不能成為欺壓別人的理由。把狗崽子三個字從朝夕相處的同學嘴裡逼出來,你又於心何忍。我這樣說,並不等於假如當年我是紅五類的話,就不會去干欺壓別人的事。事實上一筐爛桃里挑不出幾個好的來,我也不比別人好。當年我們十四五歲,這就是說,從出世到十四歲,我們沒學到什麼好。     我在北方一個村裡插隊時(當時我是二十二歲),看到村裡有幾個陰鬱的年輕人,穿著比較乾淨,工作也比較勤奮,就想和他們結交。但是村裡人勸我別這麼做,因為他們是地主。農村的情況和城裡不一樣,出身是什麼,成分也是什麼。故而地主的兒子是地主,地主的孫子也是地主,子子孫孫不能改變。因為這個原因,地主的兒子總是找不到老婆。我們村裡的男地主(他們的父親和祖父曾經擁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給了貧下中農以求子女能改變成分。我在村裡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種得比較好,房子蓋得也比較好。這是因為他們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濟。據說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子學習成績總是比貧下中農出色,因為他們除了升學離開農村外,別無出路。這一點說來不足為奇,因為在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在商業方面也總是比較出色。但是在「文化革命」里,升學又不憑學習成績,所以黑五類就變得絕無希望。我所見到的地主就是這樣的。假如我宣揚我的所見所聞,就有可能遇到遇羅克先生的遭遇——被槍斃掉,所以我沒有宣揚它。現在中國農村已經沒有地主富農這些成分了,一律改稱社員。這樣當然是好多了。     到了我考大學那一年(當時我已經二十六歲),有一天從教育部門口經過,看到有一些年輕人在請願。當時雖然上大學不大看出身了,但還是有些出身壞到家的人,雖然本人成績很好,也上不了大學。後來這些人經過鬥爭,終於進了大學。其中有一位還成了我的同班同學。這位同學的出身其實並不壞,父母都是共產黨的老幹部。他母親在「文革」里不堪凌辱,自殺了。從黨的立場來看,我的同學應當得到同情和優待,但是沒有。人家說,他母親為什麼死還沒有查清。等到查清了(這已是大學快畢業的事了),他得到一筆撫恤金,也就是幾百塊錢吧,據我所知,我的同學並不為此感激涕零。     以上所述,就是我對出身、血統這件事的零碎回憶。也許有助於說明「血統」是怎樣的一回事。總起來說,我以為人生在世應當努力,應該善良,而血統這種說法對於培養這些優良品質毫無幫助。除此之外,血統這件事還特別的荒唐。但是現實,尤其是歷史,與我怎樣想毫無關係。因此就有了這樣的事:在「文化革命」里,艾君這樣一個正在上小學的女孩子,她的命運和她的外祖父——一位國民革命的元勛(但是這一點在當時頗有爭議),她的父親——一位前國民黨軍隊的炮兵軍官,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這本書就在講這些事——艾君當時是怎樣一個人,她的外祖父,她的父母又是怎樣的人。拿破崙曾說:世間各種書中,我獨愛以血寫成者。假如你是拿破崙這樣的讀者,就會喜歡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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