颱風一來，秋高氣爽的南國就變成一個陰陰沉沉的愁慘世界。鮮明艷麗的太陽叫橫暴的雨點淋濕了，溶化了，不知掉到什麼地方去了。風像一種恐怖的音樂，整天不停地奏著。花草仆倒在地上。樹木狂怒地搖擺著，互相揪著，扭著，罵著，吵嚷不休。滿天的黑雲像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使喚雷、電和石頭似的雨點互相攻擊。它們慢慢去遠了，把廣州的光明和溫暖都帶走了，但從白雲山後面，另外又有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一卷卷、一團團的黑雲追趕上來。這樣子，周炳孤獨地面對著一個冰冷的、潮濕的、黑暗的世界。他覺著四肢無力，沉悶而且疲倦。他想找一個人問一問自己的臉色怎樣，是不是生病了，可是他發現自己的周圍，連一個人影兒也沒有，這橫院子竟把他和人間社會隔絕了。他曾經幾次走到窗前，對著那鋪滿雨點的玻璃照一照自己的臉，但是除了照出自己接連打了幾個哈欠之外，什麼也沒有瞅見。他擰著自己的臉，捶打自己的胸膛，又覺著都是好好的，什麼病痛都沒有。他在窗前癱了似地坐下來，拚命回憶從前的、熱鬧的景象。他想起他二哥周榕在中學畢業，行了畢業禮那天晚上，在三家巷中舉行盟誓的場面。他想起幾年之後，他們都長大成人了，在舊曆除夕的時候，像孩子似地在街上賣懶。他想起那一年的舊曆人日，他們朋友兄弟，姐姐妹妹在小北門外游春，區桃在那一天獲得了「人日皇后」的榮譽稱號。他想起在省港罷工的時候，十萬人在東校場集合，開那樣動人心魄的示威大會。他想起每天吃飯的時候，大家擠在飯堂里興高采烈地叫、罵、吵、嚷。他想起他自己給他們上時事課和識字課的時候，他們表現得多麼熱心，粗魯，又多麼能幹，聰明。他想起他自己給他們演戲或者開音樂會的時候，他們是多麼會欣賞藝術，又是多麼會玩會樂。他凄然發問道： 　　「這不是叫做幸福么？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么？」 　　他給自己做了答案：這樣的生活就是幸福。至於說到罷工工人，那麼，他們是在外面受了欺負的孩子。在家裡，他們所乾的任何事情都是理所當然的。他從來沒有聽說過共產黨是可以侵犯的；也從來沒有聽說過除了共產黨所宣布的真理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真理；更加沒有想到罷工工人的生活權利和一切行動有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正像沒有想到他周金大哥的言語行動、待人接物有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一樣。這一切彷彿都是理所當然的。他想起他自己曾經有過一個希望。他希望就按照那個樣子罷工，直罷下去，罷他十年八年。那麼，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青春，整個兒泡在那興奮、激動、熱情、幸福的罷工活動的大海里。等到罷工結束那一天，他將滿足地發現自己已經是一個中年人。他自言自語道： 　　「但是不幸得很，這一切全都毀掉了！」 　　根本不和他打招呼，就把他心愛的東西毀掉，這件事不能不使他憤恨。他用手摸一摸身旁那張潮濕的、冷冰冰的、空著沒人坐的竹椅，嘆了一口長氣，又拿起那本讀了不知多少遍的《共產黨宣言》來。這時候不過是下午三、四點鐘光景，天色已經昏暗得跟黃昏一樣。他把那印刷模糊的書本湊近臉孔，低聲念道： 　　「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念完這一段，他就靜悄悄地看下去，看到把對於共產主義的各種責難都駁斥得體無完膚之後，他又低聲念起來道：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以後，他又靜悄悄地往下看，碰到了許多似懂非懂的地方。這些地方講到法國、英國、德國許多人和許多事，他讀來讀去都不能徹底了解。最後，看到整篇宣言結束的地方，他竟高聲朗誦起來道：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這個宣言說得太好了，太對了，簡直叫人興奮，叫人激動。但是這個宣言已經公布了八十年，為什麼除了蘇聯之外，其他地方還不能夠實行呢？中國前兩年好像就要實行了的，為什麼後來又不實行了呢？想到這個地方，周炳放下書本，禁不住十分氣憤。他用右手握著拳頭，狠狠朝左手打下去，說： 　　「要毀滅這個醜惡的世界！」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低聲唱起《國際歌》來。那歌聲越唱越高，好像要壓倒窗外一片昏暗迷濛之中的風聲和雨聲。歌還沒唱完，他的臉上已經熱淚縱橫了。又過了十五分鐘。他把《共產黨宣言》裡面提出來的問題，一個一個地重新思考起來。他想到要用強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這幾乎是肯定沒有問題的了，但是，誰來推翻呢？什麼時候推翻呢？用什麼辦法推翻呢？他想到這些問題，他自己做了回答，他自己又把那些答案推翻了。這樣子，經過三番五次的苦思焦慮，仍然找不到完全滿意的解決途徑。他想到這時候能夠問一問大哥多好，周金對任何問題都是那麼肯定、明確地做出強有力的判斷的。但是，現在沒有這種可能了。現在，他沒有可能再拿什麼事情去問大哥，他只能夠自己拿主意。後來，他又想，再約陳文婷見一次面，和她商量一下，也許是個好辦法，於是他拿起筆來給陳文婷寫信。「親愛的，我絕對信任的，無日無夜不思念著的婷，」他這樣起了個頭，隨後寫道：「我最近讀了一本《共產黨宣言》，這本書寫得多好呀！它提出一個醫治咱們這個萬惡的社會的藥方。我敢打賭，你聽都沒有聽過這樣奇妙的秘方，你一定會跟我一樣喜歡它。老實說，這個藥方，跟二表姐、三表姐都不大好談的，只能跟你談。我們應該共同來研究，一起來行動……」往後他又寫了些愛慕想念的話，最後又約定了時間和地點。全信寫完之後，他重新看了一遍，又把「共產黨宣言」五個字塗掉，改成「我最近讀了一本很有趣的書」，然後把信紙折起來，擱在一邊。自從搬到生草藥鋪之後，周榕禁止他往外寄信，而區蘇表姐是不肯替他帶信到三家巷去的。這封信怎樣才能送到陳文婷的手裡，還是一個問題。但是無論如何，他寫完了信之後，好像和一個親近的人暢談了一次似的，心裡舒快了很多。現在，他能夠平靜地坐下來，等候區蘇的木屐的聲音。每天下午這個時候盼望區蘇來臨，已經成了他的生活中一種新的習慣。不久，區蘇果然來了。她打著雨傘，穿著木屐，穿過橫院子走進來。周炳給她講自己的新發現，她就微笑地、善良地聽著，一面打開頭髮，在整理她的大松辮子，好像一隻白鶴用嘴巴在整理自己的羽毛一樣。她一面聽，一面點頭表示贊成。聽完了之後，她只說了一句：「這些事情，你問過你二哥沒有？」周炳說：「那還用問么？二哥一定是贊成的！他的想法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樣！」區蘇也只是點點頭，沒有再理論，又坐了一會兒就走了。 　　不久，颱風剛靜下來，周榕就從鄉下回來了。他告訴周炳，他要去香港走一趟，什麼時候回來，很難說定。他又告訴周炳，黃群家裡有一個時事討論會，要他接手去搞。最後他把跟金端碰頭的地點和時間，也告訴了周炳。周炳喜出望外，又驚疑不定地接受了這個在他認為是極其崇高的委託，只簡單問道：「你到香港去，不用跟媽媽說一聲么？」周榕眼圈紅了，想了一會兒，說：「不告訴他們吧。只叫區蘇一個人知道就算了。沒得叫他們多操一份心！」周炳心裡想道：「看樣子，二哥好像是個共產黨員了。」可是又不好問的。隨後他想到自己這回可以結束半年來那沉悶無聊的潛伏的生活，可以和心愛的朋友們嘻笑談天，大家一起商量革命的大事，那喜悅之情從心的深處像噴泉一般直往上涌，才把那疑問沖淡了。坐下不久，周榕就把一個新買回來的藤篋子打開，動手收拾行李。周炳幫著他遞這遞那，一面把自己讀了《共產黨宣言》之後所想的事情，大概對他講了一遍。周榕一邊聽，一邊笑著點頭。後來周炳把寫給陳文婷的信，拿出來給他哥哥看，並且說陳文婷曾經發過誓，是要真心革命的，應該叫她也參加工人們的時事討論會。周榕看了那封信，仔細想了一想，就說：「阿炳，只有你這一點，我不能夠贊成。說老實話，陳家這幾姊妹，我很難看出她們之間有什麼區別。至於發誓，那是不能當真的。不，我是說她們的發誓不能當真。你記得么？李民魁、張子豪、陳文雄、何守仁，加上我，我們早幾年以前就發過誓要革命的，可那又算得什麼呢？難不成你當真去質問他？」周炳聽到哥哥拿李民魁、何守仁這些人去比陳文婷，心中大不以為然，但是又不好說什麼，就閉起嘴巴不吭聲。 　　周榕去了香港之後，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來初地」裡面一條又臟又窄的小巷子參加時事討論會。這裡是公共汽車的賣票員何錦成的住家。他家裡如今只有一個六十好幾歲的老母親，和一個兩歲多的兒子，小名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來也是香港的工人，罷工回來之後，在一間茶室里當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動的茶居工會派出許多武裝去搗毀酒樓茶室工會，她為了保衛革命的工會，和那些化了裝的偵緝、密探衝突起來，當場中槍身亡，到如今已經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錦成談了談外面白色恐怖的情況，不久，滬、粵班船海員麥榮，普興印刷廠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務工人黃群、章蝦、洪偉都到了，大家就談起來。討論的題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國民黨的逮捕、屠殺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廣州工人怎樣對待這種白色恐怖的問題上面。討論會一下子轉為控訴會。他們計算了一下，僅僅在西來初地這條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當中，從今年四月到現在的半個年頭裡，就叫國民黨胡亂殺死了十七個人。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們都能夠把這些人一個一個地數出來。他們有些是共產黨員，有些只是普通的工人和學生，也有一些只不過跟那些偵緝、密探個人有點過不去，還有一些簡直什麼原因也沒有。這十七個人算起來僅僅包括這附近一帶的遭難者，頂多不過佔了全城的千分之一；再數遠一點，就簡直數不清，更不要說全廣州，全廣東，全中國了。大家越談越激動，越談越憤恨，都認為非來一次狂風暴雨般的革命不可。——沒有一場像前幾天那樣的颱風，這廣州全城是沒有法子洗得乾淨的。何錦成更是沉痛激烈。好像只有今天晚上就暴動起來，他才稱心。散會的時候，他向大家提議道： 　　「都別忙走。請你們到我家母的房間里去看一看吧！」 　　大家跟著他走進他母親的房間。房間很小，僅僅放下了兩鋪床，和一張小茶几。一鋪床上睡著三個小孩子，一鋪床上睡著四個小子，年紀都在兩歲到五歲之間。茶几上那盞小煤油燈照著他們的臉，使大家剛剛看得見。何老太太在廚房裡洗衣服，房間里沒有別的人。何錦成給大家介紹道： 　　「那邊是一對姐、弟和一對兄妹，這裡三個是三家人，我們的多多也在其中。只有他算是還有個老子，其他四家都是孤兒，娘、老子全沒了！你們看，他們睡得多好，連一點危險也不知道呢！」 　　周炳跟著他的手勢往床上看，孩子們的確睡得很好，不但不知道危險，連蚊子叮著也不管。他們穿的衣服都很破爛，臉上又黃又瘦。那床板和席子都因為太舊而變黑了，並且發出霉臭的氣味。蟑螂和鹽蛇在他們身邊爬行。兩邊床上都沒有掛帳子，蚊蟲在他們身上盤旋飛翔，嚶嚶地叫喚。但是不管怎樣，他們全都甜蜜地、馴良地、甚至有點放肆地睡著了，睡得很熟了。麥榮走到床前，逐個孩子拿手去摸，又對周炳說這是誰家的，父母怎麼死的；那是誰家的，父母又怎麼死的。末了，說：「幸虧有個慈善心腸的何老太，不然的話，他們準是活不成的了！看敵人下多麼毒的毒手！」章蝦和黃群兩個女的心腸軟，對著這些無辜的孤兒，忍不住哽哽咽咽地哭起來。周炳想起自己的大哥和表姐，也在一旁陪著掉淚。 　　從西來初地出來之後，古滔一個人朝東走，其餘黃群、章蝦、洪偉要回沙面，麥榮要回白蜆殼，周炳要回河南，都朝南走。在路上，周炳掏出一封封了口的信，要黃群托冼大媽交給胡杏，讓胡杏轉交給陳文婷。他在這封信里，再約陳文婷到長堤先旋公司門口見面。第二天，黃群起了個絕早，把那封信交到她表舅母的手裡。冼大媽挑起一擔籮筐，馬上就過江，從黃沙一直走到三家巷，找著了何家的丫頭胡杏。胡杏一見冼大媽，就訴起苦來道：「冼大媽，你看何家的人新樣不新樣？一個瘋了的少爺，拿一把鎖鎖在一間空房子里不就行了？偏要我陪著他吃，陪著他坐，陪著他拉屎、拉尿，還得陪著他睡覺！那又是個糊塗人，渾不省一點人事，整天害怕人家把他當共產黨抓去殺頭，就一天到晚都把照片往肚子里吞，也不知道要吞掉多少照片！平常沒事，就扯碎我的衣服，狠狠地打我，整天說我沒把門關好，讓偵緝跑了進去！一聽見有人射門，就要我緊緊抱住他，說有人要來抓走他！唉，看樣子我是受不了這樣的折磨，一定是活不成的了！」訴完苦就哭。冼大媽聽得心裡十分難過，只得拿些好話安慰她道：「阿杏，年紀輕輕的，怎麼想到那上頭去呢？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你耐心熬著，難道就沒個出頭之日！」隨後就掏出信來，說周炳要她給轉信。冼大媽走後，胡杏忘記了自己的苦難，一跳、跳起來，就到隔壁陳家去找陳文婷。陳文婷現在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但是她對學校失去了興趣，只是去一天、不去一天地，在學校掛了個名字。學校當局知道她是一位極其富有的大家閨秀，又是局裡一位科長的小姨子，只好裝聾作啞，聽其自由。當時她在樓下客廳里和胡杏見了面，把周炳的信拆開看了，隨後又冷冰冰地問胡杏道：「我有幾句話，想告訴你炳哥。你能夠替我轉告給他么？」胡杏看見她不像往日那樣有說有笑，心中正在狐疑，聽見她這樣問，連忙回答道：「這可不成呀！我不曉得他在什麼地方呀！」陳文婷說：「不曉得就罷了。下回有人送信來，你該問問他的回信地址。」胡杏答應了，就走了。 　　這是周炳第三次約她會面了。她為了去、還是不去的問題，整整想了一天，越想越煩惱，越想越拿不定主意。論理智，她是應該走一遭的；但是論感情，她實在提不起興趣。她自己追問自己道：「為什麼提不起興趣？是叫白色恐怖嚇壞了么？是對這萬惡的社會屈服了么？是放棄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了么？」問了之後，她又自己給自己證明：絕對沒有這樣的事兒！但是到底為什麼提不起興趣？從前求之不得的約會，現在為什麼索然無味？這她就說不上來了。到了晚上，李民天來找陳文婕，談起周炳的為人來，陳文婷就拿了他的信給他們看，要他們替她出出主意。陳文婕帶點好奇心說：「既然這個美貌青年有了醫治咱們這個不幸的社會的秘方，又不能跟我和二姐談，只能跟你一個人談的，依我想，竟不妨去看一看。」那農科大學生李民天說：「算了吧！目前時局這麼動蕩不安，犯不著去冒這樣的危險，阿婷，你自己也該拿定主意。如果橫豎不能勉強合起來，倒不如早點撒手，免得雙方痛苦！」事情還是沒個定準。不久，哥哥陳文雄也回來了。他從四妹手裡接過周炳的來信看了，用英文說了一句：「一個典型的傻瓜！」隨後又對陳文婷說：「四妹，你瞧！咱們這個社會並沒聘他當顧問，他卻總是在杞人憂天！你呢，你本人怎麼說？」 　　陳文婷不勝悲楚地說道： 　　「最近，我成了個悲觀主義者！對社會上的一切，我都沒精打采。對他，——不消說，他在儀錶上永遠是一個出色的人物，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盡一切的可能減少他的痛苦！」 　　陳文雄只用英文說了一句話：「四妹，你是對的。」事情就結束了。這第三次的約會，陳文婷還是沒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