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後的一個春雨之夜。周家三兄弟都在神樓底里呆著。周金躺在自己的床上，周榕躺在周炳的床上，周炳坐在寫字檯子前面，拿鉛筆輕輕敲著桌面。憂鬱和沉悶籠罩著人間，無聲的春雨跟著緩緩的涼風從窗戶飄進來，院子外面久不久一滴、一答，一滴、一答地響著，和周炳的鉛筆敲打聲互相應和。這時候，周榕失業已經半年多了，離婚也半年多了。周金因為前兩天聽說上海的總工會叫蔣介石查封了，工人糾察隊叫國民黨軍隊繳械了，上海的血腥屠殺開始了，就趕回省城來，一直忙著沒回石井兵工廠去。周炳雖然恢復了學籍，仍然在高中一年級念書，但是跟學校總是貌合神離，對功課根本提不起一點興趣。這天晚上一吃過晚飯，他們就是這樣躺的躺，坐的坐，到現在還沒有人開過腔說話。抽了數不清的生切煙之後，周金到底開口了： 　　「辛亥革命沒有成功，是因為出了個袁世凱。這回國民革命眼看著要成功了，卻又出了個蔣介石。工人階級的命運好苦呵！」 　　周榕接上說：「是呀！可咱們該怎麼辦呢？這兩年來，我一直就沒鬧清楚。為什麼我們對國民黨那樣好，他們對我們總是那樣壞！我們吃小份兒，他們吃大份兒。可是我們過的心驚肉跳，他們倒是大不咧咧地滿不在乎。現在對工人，對共產黨員，對革命的青年男女，又是這個樣子！這論交情，論道義，論天理，論良心，都是說不過去的！」 　　周金把床板拍了一下說：「可不就是咱們把那姓蔣的慣壞了！他要雨就雨，要風就風！去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的事情能放他過去，什麼事情再不放他過去！你瞧著他還要當總統、皇帝呢！你能奈他什麼何？」 　　周榕陰沉地說：「話是這樣講了，可也是形勢所逼：那會兒人家是主，我們是客；人家是領頭，我們是跟後；人家本錢大，我們本錢小。你又能怎麼樣？何況那時候姓蔣的還是個左派呢！」 　　「左他娘個屄！」大哥粗暴地吼喊起來了。「欺騙！上當！恥辱！人家坐轎子，我們抬轎子。人家是東家，我們是扛活兒。人家叫住就住，人家叫走就走。我們兵沒個兵，官沒個官，錢沒個錢，權沒個權。什麼把柄都抓在他姓蔣的手裡。這是革的什麼命！」 　　周榕在床上翻了一個身，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嗐！多氣悶哪。時勢如此，也說不得那許多了。總之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就是了。人家當頭做主，你不是在人家手指縫裡討生活又怎麼的？現在希望國民黨還有一點革命良心就是了！」周炳也拍了一下桌子，發脾氣道：「這不可能！他能解散總工會，繳工人糾察隊的械，殺了那許多人，還有什麼革命良心？這不跟吳佩孚、孫傳芳、段祺瑞一個樣兒了么？除非咱們工人糾察隊能夠把上海佔領下來，跟他硬幹一場！除非咱們乾脆和那姓蔣的決裂了，把他的命也給革了下來！咱們組織咱們的工人政府！」周金又抽上一根煙，說：「也許這是個好辦法。也許哪一天用得著這個辦法。什麼國民革命，我看是沒有指望的了。」周榕又翻了一個身，又嘆了一口氣，說：「恐怕還不能這樣說吧。這太過於悲觀頹喪了。大局還有可為，總是不走這一著好。咱們還有大敵當前，這是大家都看得見的。蔣介石難道看不見？就說國民黨，他們還有汪精衛呀，還有那個左派呀。咱們還是忍耐著瞧吧！」 　　正說著，門外忽然響起了砰砰砰的急急的敲門聲。大家的精神都振作了，神經也緊張起來了。兩個青年男子跳了下地，周炳也唰地一聲站了起來。周金對大家說：「不要慌張。 　　沒有什麼可怕的！什麼時候都不要忘記自己是個革命男子漢！」然後叫周炳去開門，自己站在窗前，仰望著那黑沉沉的天空，慢慢地吸煙。周炳扭亮了神廳的電燈，打開了大門，跳進來一個漂亮而壯健、大眼窩、大嘴巴的年輕小夥子，原來是楊承輝。他把雨衣一扔，就衝進神樓底，氣急敗壞地說： 　　「壞了，壞了！出事兒了！反革命分子動手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周家兄弟讓他坐下來慢慢講，他就勉強坐下，把剛才他怎麼回學校開會，怎麼遠遠地看見大批憲兵和警察包圍了學校，怎麼向附近小鋪子打聽，那小鋪子老闆怎麼告訴他是抓共產黨，已經抓走了一百多人等等情形，給他們講了一遍。周榕說：「是了，照上海的方子抓藥了。」周金說：「那自然是的。還有什麼不是的呢？你剛才還說，不要過於悲觀頹喪，話是說得早了一點，如今倒真地用得著了。也值不得大驚小怪，本來事前應該料得到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要走了，你們不是黨員，你們怎麼樣？」楊承輝說：「我是學醫的，平時又沒有怎麼出頭露面，我用不著走。榕哥是要避一避風頭的，他太紅了。」周炳說：「如果大哥、二哥走，我也走。」當下決定三個人都走，就吩咐楊承輝去通知區蘇，再去通知印刷工人古滔，要他們轉知所有的朋友，暫時不要上周家來。楊承輝和他們依依不捨地道了別，就走出黑魆魆的官塘街，去找古滔。這古滔本來是香港的罷工工人，後來罷工結束，很多人留在廣州做工，他也在普興印刷廠找到了一份工。他聽了情況之後，又和楊承輝約定，每逢陽曆五號、十號的晚上，在海珠公園的東南角上會面。這邊三家巷周家的人，也立刻行動起來。楊承輝前腳一走，他們三兄弟跟著就帶上一點現款，對周鐵和周楊氏只說要上韶關去幾天，就連夜溜出來了。 　　他們出了三家巷，一個勁兒向南走，經過官塘街，竇富巷，走進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過仙羊街，這樣朝長堤走去。一眨眼之間，他們就變成無家可歸的人了。他們並沒有覺著害怕，也沒有覺著哀愁，只覺著有一股無名的憤怒填滿了胸膛。天上的雨好像住了，到處是濕漉漉的，很不好走。人家都關上了大門，小鋪子都顯得冷清清的，每一盞街燈距離那樣遠，又都是那樣昏暗無光，好像整個廣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裡面去了。他們出了長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黃沙火車站，又回頭朝東走，一直走到大沙頭，只是在珠江邊上徘徊，渾找不到歸宿。他們想遍了親戚朋友，都沒有合於藏身的地方。想到旅館去開房間，又覺著不妥當。想找間空屋破廟，倒也不難，只是叫人撞見了反為不美。想來想去，還不如租一隻小艇子在珠江上過一夜，明天再做打算。主意拿定，他們就雇了一隻小艇，講明六毫錢過夜。三個人上船之後，叫把船從珠江北岸搖到珠江南岸——河南的塹口附近灣泊。他們上岸，找一間叫做「二厘館」的那種炒粉館喝過茶，吃過宵夜，才回船上去睡。周金和周炳一倒下就睡熟了。只有周榕一個人睡不著。他靠著船篷的窗口坐著，望著面前的迷濛雨景出神。那雨夜的珠江，平靜地、柔媚地打他的窗前流過，只聽見十分細碎的腳步聲。在笨重的黑夜的掩蓋之下，一點也看不清她的顏容。遠處，西濠口的燈光像大火燃燒一般地明亮。他望著那廣州，想起那廣州城裡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陳文娣和他在一隻大輪船的甲板上，心貼著心地站著，一道向上海衝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萬分。忽然一陣腥風夾著雨點從廣州那邊吹了過來。他嗅著那一股又腥又鹹的涼風，彷彿有人血的味道，不覺用手捂住臉孔，唉地長嘆了一聲。 　　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著了洋務工人黃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訴了她，要她通知洪偉、章蝦和其他曾經參加省港罷工的工人，讓大家特別小心，沒事就在沙面住幾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輕活潑的女工聽到這些話，當堂就哭起來了。後來談到找房子的問題，黃群自己走不開，她告訴周炳怎樣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媽想辦法。這冼大媽住在芳村市頭後面的一間竹寮里，是一個四五十歲、無依無靠、無親無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擔了筐子，到酒樓菜館去收買菜腳、下欄，又把它轉賣出去度日。當下她聽說是黃群叫來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應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間收拾乾淨，支起一個大鋪來，又把一條鑰匙交給周炳，自己擔上筐子去幹營生去了。這三兄弟得了個暫時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飯錢都交了給冼大媽，又幫她挑水破柴，燒飯做菜，大家一道過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樣。幾天之後，他們看見冼大媽是個忠直慈善的婦人，就把她認做了乾媽，並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罷工、國民革命軍如何北伐，國民黨、蔣介石如何獨裁、分裂，如何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都對她說了。她聽了之後，義憤填膺地說： 　　「你們別看我年老，不通世情，蔣介石這樣的壞心腸，我可看不上眼！一個人不講天理良心，看他當堂就會得到報應。不要緊，你們就安心住在我這裡。你們只管對人說我是你們的乾娘，包管你們沒事兒。那姓蔣的也不會長久的，等他倒了台，你們再回家不遲！」 　　從此之後，他們就躲藏在這芳村冼大媽的竹寮里。白天，看看書，看看報，下下棋，喝喝酒。晚上，周金和周榕就出去活動，經常搞到深夜才回來。他們把周炳留在家裡，不讓他出去，他只好整夜整夜地跟著冼大媽東拉西扯，聊天過日子。冼大媽聽得多了，也就慢慢明白。後來，她不單給她這幾個乾兒子買東西，洗衣服，也逐漸給他們送信，傳消息，和他們的朋友都相熱了。有一天，冼大媽從區蘇那裡帶回來一個口信，說陳文娣要在五月四日那一天跟何守仁結婚，周炳叫她千萬莫把這個消息告訴周榕，又把陳文娣和他二哥的關係，陳文婷和自己的交情一五一十都對冼大媽說了，希望從她那裡得到一點支持和安慰。但是冼大媽吐了一口唾沫說：「呸！我守寡二十多年還沒嫁，他男人還活著倒嫁了。這樣人家的姑娘有什麼好希罕的？你那個表妹，依我說，萬萬要不得！」這真是把周炳弄得心亂如麻。他本來悄悄寫下一封信，準備寄給陳文婷，約她到西堤「大新公司」會一會面，聽見冼大媽這麼一說，又不寄了。時局一天比一天壞。那些傳說廣州就要暴動的消息看來總不能證實。說海、陸豐農民已經暴動起來，已經奪取了縣城，並且已經成立了人民政府，又不知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吧，海、陸豐離廣州多遠哪，」他想道，「什麼時候才能來到廣州呢？」可是那些討厭的消息卻一天比一天多。不是說某某人被槍斃了，就說是某某人失蹤了，某某人逃走了。周炳看得出來，他大哥跟二哥的臉色一天比一天難看，一天比一天沉重，後來簡直整天整夜地躺著，既不看書、下棋，也不出去活動，最後連吃飯都吃不下去了。他問他們，他們什麼也不說；他要出去看看，他們又不允許。這一下，把周炳急得實在按捺不住了。他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得開交。最後，他把寫給陳文婷的那封信拿給大哥、二哥看。周榕看了，只是平靜地說：「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她不會跟你見面的。」周金卻暴躁如雷地跳起來罵道：「給她寫信？約她見面？你想想看，她家有的是買辦、姦細、賣國賊、忘恩負義之徒，哪裡有過一個好人！」周炳覺著無話可說，把信又收了起來。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早上，時局更加緊張，情況更加危險，周金、周榕都出去了，剩下周炳一個人在家，再也沉不住氣。他先拿出區桃的小照片看了那麼一個鐘頭，然後珍重地把那小照片放進表袋裡，覺著渾身都不自在。他走到竹寮大門旁邊，大門從裡邊閂著。他從門縫裡朝外邊窺探，看見外面那一片菜地上，如今正種著黃瓜，瓜蔓纏在竹架上，正拚命地往上攀。上面是熱烈的太陽，是廣闊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春風，——那春風，掠過瓜棚，把一股清香，微帶苦味兒的清香從門縫裡吹進來，聞得人心清肺潤，十分舒服。他不由得自言自語道： 　　「光明的前途，幸福的預感，緊張的生活，——毀了！東園，南關，西門，三家巷，許多的好朋友，最心愛、最心愛的舞台，——沒了！我自己把自己拴在這竹寮里，唉，孤獨呵！苦悶呵！寂寞無聊呵！我如果像那一片雲，那一隻相思鳥，那一隻小蝴蝶，出去飛一下，多好！」但是他又立刻回答自己道：「不行，不行，哥哥們不叫出去！」於是他只好拿起周金的生切煙包來，卷了一根很粗的煙來抽。他不會抽煙，嗆得很厲害，可是他等嗆完了，又使勁再抽。 　　過了一會兒，他的全身筋肉都跳動不停，他實在熬不住了，於是又自言自語道：「這十幾二十天沒有得到我的消息，不知道她會多麼難過！究竟把我當做活著呢，還是死了呢？留著呢，還是跑了呢？不知道她多少晚上失眠，流了多少眼淚，咬碎了幾個繡花枕頭！我能夠這麼忍心，連字條兒都不捎個給她么？陳家沒有一個好人，何家也沒有一個好人，但是陳文婷、何守禮、胡杏這些，究竟是一些例外！陳文雄的心腸是毒辣的，陳文娣的心腸也是毒辣的，——她今天晚上就另有新歡了，出賣自己的靈魂了。陳文婷可不一樣呀！她在家庭裡面也是孤獨的，苦悶的，寂寞無聊的。一定是這樣！我怎麼能夠殘忍到這般田地，把她甩開不管，讓她孤立無援，痛苦難堪，抱怨天下男子無情無義呢！」這樣子，他偷偷在信封上貼了郵票，打開竹寮的大門，走上街去，把那封寫好了、壓下來的信給陳文婷寄去了。 　　五月四日那天晚上，何家為了何守仁和陳文娣舉行婚禮，在有名的西園酒家大排筵席。到的客人之中，有何應元的朋友和同僚，有何守仁的同學和同事，有陳萬利和陳文雄的同業，也有陳文娣的同行，再加上何、陳兩俯的親戚世交，簡直是古語所謂冠蓋雲集，洋洋大觀，比陳文雄跟周泉結婚時候，那氣派和排場，又勝一籌。這些賀客，有坐汽車來的，有坐轎子來的，有坐包車來的；有穿長衫馬褂的，有穿西裝革履的，有穿中山裝、學生裝的；堂客有穿旗袍的，有穿長裙的，有穿西服的，有穿大襟衫、長褲的，也有穿學生衫裙的；有說廣東話的，有說外江話的，有說英國話的，還有說法國話的。簡直把個「西園」酒家裝扮得五光十色，燕囀鶯啼。客人都安好座位之後，宴會就開始，一時燕窩、魚翅、鴨掌、鳳肝大盤大碗地捧上來，猜枚飲酒，笑語嬌嗔，十分快活。在一個單獨的小廳里，新婚夫婦何守仁和陳文娣，陪著陳文雄、李民魁、李民天、楊承輝、陳文英、周泉、陳文婕、陳文婷做一桌。這陳文英大姐是最受歡迎的人物之一。她是剛從她丈夫張子豪的駐地上海歸寧回來，昨天才到家的。張子豪最近升了團長，她也就成了團長夫人。她做了祈禱之後，才開始吃菜，一面吃，一面給大家講上海的風光，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兒，都羨慕那十里洋場，豪華富麗。陳文雄溫文爾雅地問他大姐道：「上海的清黨辦得好不好？把共產黨捏得乾淨不幹凈？」陳文英說：「誰愛管你們這些魔鬼的事情？我倒是聽過你姐夫說，上海的清黨是清得最乾淨的，比用瀉鹽清的還要清，說是連一個都沒有留下了！」 　　「連一個都沒有留下？」陳文雄很有禮貌地挺起腰桿問，又自己回答：「子豪未免太自豪了！我承認上海人是欺軟怕硬的，共黨分子尤其如此。大姐夫有兵權在手，事情自然好辦。可是，難道說租界也能進去么？」陳文英含糊不清地說：「這個，我就不知道了。」陳文雄又指著楊承輝說笑話道：「大姐，還有好笑的呢。不久之前，咱們這位表少爺還大叫共產黨萬歲，哪裡知道連一歲都沒有，就完了。」大姐跟李民魁哈哈笑了兩聲，其餘的都沒笑，楊承輝風度翩翩地微笑道： 　　「大表哥，請允許我說一句不知進退的話，你未免太樂觀了。共產黨怎麼就算完了呢？」 　　李民魁插嘴道：「就算你還數得出一兩個，什麼大不了的氣候是沒有的了。這叫做天下事大定矣！」 　　李民天提醒大家道：「不管怎麼說，兄弟鬩牆，只能說是民族的災難。咱們有什麼感到特別快活的理由呢？」於是陳文雄、李民魁和李民天、楊承輝這兩位大學生，四張嘴對吵起來。新娘和新郎今天保持著超然物外的幸福的態度。周泉和陳文婷想起周榕和周炳，覺著很痛苦，老耷拉著腦袋。陳文英和陳文婕總想找機會加入一方，可是那機會總沒碰著。一會兒，新郎和新娘站起來道歉，要到外面去敬酒，爭論才暫時中斷了。陳文婕就趁著這個機會，向陳文英提出一個疑問道：「大姐，按照基督教的教義，是提倡慈愛和平，反對兇殘殺戮的，對么？」陳文英望了她一眼，慈和地笑著說：「三妹，你又是一位大學生。不錯，我們是崇尚仁慈的。但是對於魔鬼，有什麼仁慈可說呢？」陳文婷抗聲道：「無論如何，我不能贊成把任何一個共產黨員都看成魔鬼！這是不公平的。」周泉咬著嘴唇，扭歪著那蒼白的瘦削的臉孔，自始至終，一言不發。…… 　　二更過了，酒正喝到熱鬧處。何家的小小姐，年方十歲的何守禮瞌睡了，由那十三歲的丫頭胡杏伴送著，步行回家。一出西園門口，何守禮倒不瞌睡了。她問胡杏道：「剛才那肥豬一樣的人是誰？他光望著我爸爸笑，又一個勁兒地打恭作揖，那嘴巴咧開，像吃了屎的一樣！」胡杏說：「你連他都不認得？他是你爹的管賬，叫何不周。在鄉下，他的威風可大呢！說起來，他還是你爹的叔叔，是你的叔公。在我們家裡，大家管他叫二叔公，都說光他那一身膘，就足夠二百斤重！」何守禮說：「算了。誰願意倒霉，要這麼個二叔公！」過了一會兒，她倆走進竇富巷口，她又問胡杏道：「杏姐，告訴我，今天陳家二組和我大哥吃喜酒，你不覺得奇怪么？」胡杏說：「我不覺得奇怪。」何守禮說：「別哄我。她不是早就嫁給周家二哥的么？怎麼忽然間又嫁給我大哥？」胡杏承認道：「要按這麼說，那倒是有點奇怪了！不過這樣的事情，咱們是弄不清的。你知道那些大人心裏面盡想什麼？」何守禮說：「為什麼周家今天光來了個姐姐，幾個哥哥都不來呢？他們是不是跟我大哥慪氣啦？」胡杏說：「不，不是慪氣。周炳他三兄弟早就逃走了。」何守禮說：「為什麼要逃走？他們是壞人么？」胡杏不想往下說了，就只推說不知道。何守禮哪裡肯依，就苦苦糾纏著要她講。她們回到家，洗了澡，何守禮的媽媽、那三姐何杜氏還沒回家，胡杏就伺候她回到那第三進的北房，要她先睡。她怎麼說也不答應，一定要胡杏給她分辨那周家三兄弟是好人、是壞人。胡杏叫她逼得沒法，只得說了實話道：「依我看，他們都是好人！」何守禮又追問道：「好人為什麼要逃走？」胡杏說：「那我可當真不曉得了。敢情是有壞人要害他們咯！你快睡吧……再不睡，我又要捱揍了！」何守禮不得要領，只好帶著那個疑團睡下了。 　　何守禮睡著之後，胡杏又悄悄地跑到周媽那邊去，替她擦桌、椅、板凳、茶几、杌子。自從周家三兄弟離家出走之後，胡杏一抽得出空，就上周媽家裡去，陪她做針黹，陪她談閑天，有時也替她打水，破柴，掃地，倒痰罐；有時還替她洗衣服，擦桌、椅。周楊氏也很喜歡她，疼愛她，總愛買點香、脆好吃的東西，像咸脆花生、蚝油蠶豆、雞蛋卷子、南乳崩砂之類，放在茶食柜子時，見了她，就塞給她吃——一面看著她吃，一面自己淌眼淚。慢慢地她倆就像兩母女一樣，相依為命，一天不見，心裡就犯嘀咕。那天晚上，擦桌、椅擦到神樓底，胡杏看見區桃那張畫像，還隨便放在書桌上，沒收藏好。她知道這是周炳心愛的東西，就有心替他收藏起來。她跟周媽商量了好半天，沒個合適處。後來她看見神廳里、牆壁上掛著一個玻璃鏡框，鏡框里嵌著一張全家福的照片，覺得合適，就把那鏡框除了下來，撬開底板，把區桃的畫像打橫墊在照片後面，放了進去。周楊氏坐在一旁，看著她裝上底板，釘上釘子，重新掛在牆上，還是那幅全家福照片，誰也猜不出有一張畫像在底下。——這幾下手腳做得那麼輕巧，那麼敏捷，那麼細心，那麼妥帖，不由得周媽不想起當年的美人兒區桃來。胡杏收好畫像，擦完桌、椅，又從井裡打起一桶涼水，提到巷子當中去，澆在那棵白蘭樹的樹根上面，一面澆、一面說： 　　「要澆才行，要澆才行。別把它旱壞了。——他要罵人！」 　　周楊氏看著，一面頻頻點頭，一面想：「這孩子的心有頭髮絲那麼細！她多有腸肚！她對阿炳多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