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是中國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俗稱海派文化。 　　新時期以來，不少上海作家、特別上海女作家以反映上海城市生活的小說成名，王小鷹便是其中之一。 　　她的新作長篇小說《長街行》更是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現。 　　地域文化的典型標誌之一是生存的文化方式。 　　從文化生存方式上看，城市不同於鄉村，平原不同於山區，發達地區不同於偏遠地區。 　　同為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又各有不同的個性。 　　每個城市文化生存方式的形成，既有經濟發展、生產方式等基礎原因，還有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等自然原因，更有人文方面的多重因素，是一個複雜、長期的歷史過程。 　　而這種文化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就會深刻地影響、制約著生活在這一文化圈中的每一個人。 　　小說中的李凝眉和吳秀英雖然身份是主僕，但若論生存智慧可以說是各有千秋，同樣精彩，從不同方面呈現了上海的文化生存方式。 　　吳秀英在盈虛坊先做奶媽，後做鐘點工，就工作性質而言都是幫傭。 　　與其他體力勞動相比，幫傭的工作環境相當特殊，他們進入別人的家庭。 　　面對別人的家庭人際關係，有時甚至要進入這種人際關係。 　　他們的服務既要周到細緻，又要內外有別。 　　這是上海對這一行業帶有明顯地域特點的文化要求。 　　作為一個外來人，吳秀英在工作實踐中很快領悟並認同了這一要求，成為別人眼中勤勞、善良、本分的幫傭。 　　所以她才能很快在上海站住腳，並逐漸紮下了根，也才有了她女兒許飛紅日後在上海的一系列人生故事。 　　李凝眉的生存智慧更富有上海本土的文化特徵。 　　她絕對是那種「拎得清」的人物。 　　能把人生收支賬目算得一清二楚，知道自己要什麼，也知道為了得到想要的自己必須付出什麼。 　　為了得到馮景初，她接納了來歷不明的馮畹丁；為了保住守宮，她搶先讓吳阿姨一家住進客廳。 　　她大事不糊塗，嚴格要求馮景初與常衡步劃清界限；她小事也精明，就連辭退奶媽也做得仁至義盡，滴水不漏。 　　不過，人生收支算得清，人生幸福算得清嗎? 　　地域文化的基礎標誌則在方言。 　　文化是一種交際溝通的形式，語言是它最細微的表達方式，方言則是地域文化最細微的表達方式。 　　中國地域遼闊，方言有無數種，文字卻只有一種。 　　而且許多方言沒有相對應的文字。 　　對於中國方言區的大部分作家來說，語言與文字的這種隔閡就成了寫作過程中巨大的障礙。 　　在寫作過程中，他們首先要把方言轉換成以普通話為基礎的文字，在這一轉換過程中，地域文化的滋味和色彩基本損失殆盡。 　　如果使用方言寫作，又會使方言區以外的讀者難以理解——特別是北方語系以外的方言，比如上海話、廣東話，外來人基本無法聽懂——同樣無法傳遞地域文化的韻味。 　　這種兩難選擇長期困擾著方言區作家的寫作，而《》則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小說敘述語言基本採用普通話，而人物語言則儘可能多地運用方言，特別是已經比較廣泛傳播的方言，比如「小猢猻」、「蠻靈光」、「勿入調」、「啥辰光」、「不作興」、「等一歇歇工夫」，「這點點事體都忍耐不了，你不要到上海灘做了」，「太太是最恨把房子裡邊的事拿到弄堂里去練舌頭的」，「萬一事體弄穿綳，真就沒有落場勢了」。 　　還有一些是具有濃郁上海地域語言結構特點的語言，比如「外人不好勸的」，「我好回去了吧」。 　　再有就是一些民間俗語，比如「你就連皮搭骨一道說出來」，「不要看他腦門寬大，卻是只實心高庄饅頭，任你再新鮮的餡子也塞不進去了」，「你心好，前世修來今世福。你這個千金多少出挑呀」。 　　其中也包括吳阿姨常說的那些老古閑話，諸如「受人滴水，報之湧泉」，「欲求於人，必先下之」，「莫道閑話是閑話，往往事從閑話出」，「巧作不如誠拙」，「你這才是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呢」。 　　這些生動鮮活的語言在小說中俯拾皆是。 　　既營造了濃郁的上海方言風味，又是絕大多數讀者都能理解接受的。 　　一片民居古宅，兩棟花園洋房，三戶煙火人家。 　　王小鷹以此為經緯編織出了大上海里弄里六七十年的社會變遷，塑造了三代不同階層、不同形色的人物形象，特別是將方言融入小說的成功嘗試。 　　成為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的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