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學》發表我的中篇小說《鳳凰琴》後，曾有大量讀者來信，許多人提出希望能讀到《鳳凰琴》(續)。 　　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高揚同志，曾在《光明日報》上著文，也提及這樣的希望。 　　我沒有趕那個熱潮，一方面是個人性格，不喜歡隨大流，就像這些年流行淺俗易讀的小長篇，而我偏偏要寫被人疑問「百萬字的長篇誰看」的有大的內容的厚重之作。 　　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誤讀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體元意識」，不去細心發現文本的真實意義，那樣的寫作不僅是無效的，甚至是負效果的。 　　但這並不等於說，我不想寫。 　　事實上，這麼多年，我一直在用隻言片語的形式，靜靜地豐富著相關靈感。 　　前兩年，一位來自西北地區的同行告訴我，在他的家鄉，鄉村教師們人手一冊《鳳凰琴》，那些困難得不知道什麼叫困難的老師們，將《鳳凰琴》當作經書來讀。 　　就在那一天，「天行者」終於從我心裡涌了出來。 　　之後的某一天，我讀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滅頂之災的映秀小學樊曉霞老師，與丈夫結婚後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倆一直在讀《鳳凰琴》，一邊傷心落淚，一邊又用小說的主人公來安慰自己。 　　十四年後，樊老師剛從高山上的教學點，調到映秀小學，與家人團聚，就被大地震永遠地奪走生命。 　　因為這兩件事，我才覺得讓《天行者》成書的時候到了。 　　1992年我寫中篇小說《鳳凰琴》，是因為心存感動。 　　事隔十幾年。 　　當我寫完長篇小說《天行者》時，我發現自己的內心裡充滿感恩。 　　因為，我看得見，如果沒有那些可以被後人認為是水平不高的鄉村教師哺育，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鄉村心靈，只能是一片荒漠。 　　十幾年前，我還年輕，很自然地選擇了表現一顆躁動不安的心，如何與天荒地老的鄉村發生契合。 　　十幾年的時光讓我的心蒼老許多，命運也開始展現其無可抗拒的力度。 　　就像映秀小學的樊曉霞老師，在那麼美麗的女性身上，其命運的荒誕，讓我一下子看到了鄉村知識分子的命運本質。 　　從《鳳凰琴》到《天行者》，雖然我清楚地記得當初教育我的那些鄉村教師，也清楚地記得我的那些當了鄉村教師的小學同學與中學同學，雖然我遇到過許多自認為是這些小說中「主人公」的可敬的鄉村教師，也遇到家鄉某個硬將毫不相干的人，強說成是我的寫作原型的輕浮的研究者，可我還是要說，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鄉村知識分子。 　　或許今後我還有機會寫一寫十年後的今天，鄉村知識分子的生命狀態。 　　但在這部小說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紀後半葉在中國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 　　小說以民辦教師們所經歷的三次轉正，而分成三個部分，因為一次比一次荒誕，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 　　半輩子都在盼轉正的民辦教師，當機會來臨時，那些猶如第二十二條軍規的政策，反而讓他們徹底失去轉正的可能。 　　一個成熟的作家要善於控制自己的寫作情緒，激憤是小說的天敵。 　　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這一點。 　　就這部小說來說，即便是在這一點上做得不好，我也不會遺憾。 　　對長篇小說的把握，實質上是對命運的參悟。 　　而中篇小說，能將生命在某個時刻的狀態表現生動，便是一種成功。 　　我喜歡鄉村中所有的人。 　　在這部小說中。 　　我最喜歡的是葉碧秋的那位苕媽。 　　在豐厚而神秘的鄉村，一棵從不言語的大樹都會是曠世的智者。 　　也許生活中，像夏雪這樣既時尚又純美的女孩，是唯一的。 　　我希望她是一種美的標本。 　　我更希望她是一種美的真實。 　　我敬重一切前往鄉村任教的人，不管他們是以何種理由，也不管他們心懷何種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學校里呆上一個星期，只要他教會孩子們一個字。 　　在好的小說中，所描寫的某種行業，只是背景與載體，目的是讓思想之舟駛向遠方。 　　與民辦教師之卑微相同的職業還有許多，好的小說不應當被理解寫了這個行業，就是為了解決某個行業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從中發現生命在最卑微時所展現出來的偉大意義。 　　這個時代太容易遺忘了。 　　好像不丟掉歷史，就沒有未來。 　　其實正好相反，沒有歷史就沒有未來。 　　面對急劇變化的上個世紀最後三十年，除了金錢與財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記得還有什麼值得長存於記憶之中。 　　即便是將日子過得較為舒緩的鄉村，急於忘記過去的也大有人在。 　　而我，是一個十分戀舊的人。 　　一想到往事，一方面會感動，一方面又會恐懼。 　　文明的堅守傳播，不是自生自滅的野火，而必須是代代相傳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滅。 　　作為鄉村知識分子的民辦教師，一切的鄉村奇蹟的醞釀與發生，本應當首先歸功於他們。 　　然而，荒誕讓歷史與現實一次次地無視其偉大得不能再偉大的貢獻。 　　以至於淪落為作為名詞都不被理解的地步。 　　這一點也正是時代正在流行的頑症。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李清照的詩，正是剛剛過去的那個年代的鄉村知識分子的無與倫比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