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 那時計程車不多，有我也租不起。那是「摩的」的時代，從朱家角鎮出發，搭摩的，兩塊錢，就到了地址上寫明的村莊：桑村。鄰近村莊，我知道它為什麼叫桑村，村子被大片光禿禿的桑樹包圍。尚是早春，桑樹一個綠芽也沒有，但都被修剪過，像一條流水線上下來的產品，全一個樣，低矮，整齊，一畦畦，放眼望去，讓人想到一列列被剃光了頭、整裝待發的士兵，在沉默中等待衝鋒。這兒是一望無際的平原，人工開鑿的河流，筆直，水面波瀾不驚，兩岸，裸露的土地黑得冒油。走進村子，房子一律青磚黛瓦，傘形屋頂，兩層樓，帶後院，像馬德里的某些社區，統一規劃建造的。 這是一個因種桑養蠶而發達的村莊，年輕而充滿活力。 司機是本村的，一個毛頭小夥子，我給他看女人和上校的婚照——我要送給他們，物歸原主——雖然是快二十年前的照片，他居然一眼認出來，然後熟門熟路，直接把我送到他們家門口，並告訴我，這家男人精神有毛病。但同時也誇這家女人是個大好人，對自己有神經病的男人溫柔體貼，照顧周到，對村民溫良謙讓。摩托車停在門口，他未經我許可，徑直朝屋裡大喊一聲： 「郎中奶奶，來客人了。」 天下著毛毛細雨。這季節就是雨多，忽冷忽熱，下了雨天就冷，風吹一路我更冷，手腳都有些凍僵。我要回馬德里，總是有行李的，一隻紙箱子，一隻帆布袋，也給他們捎了一網兜新鮮的竹筍、豆角什麼的。這些東西都綁在摩托車后座上，不等我把它們卸下來，我聽到背後的門老弱地吱呀一聲，打開，有腳步聲停在門口，有一股風往我背後吹去。我感到背上有目光趴著，有點不大敢回頭。 我收拾好行李，回頭看到，一個乾瘦的老太婆直愣愣地看著我，她頭髮稀疏，白得灰撲撲的，該修剪沒有修剪，披散著，被風吹著，更顯得散亂；臉色蠟黃、蒼老，皺紋褶子橫七豎八，腮幫子癟著，顴骨凸著，下巴尖著，整張臉上只有眼袋處有肉；腰佝僂，身子前傾，要不是手扶著門框，我擔心她要撲倒。不論從哪個方面看，這是一個被生活榨乾的人，和我在照片上見到的人完全不一樣。她幾乎認定我找錯人了，沒有問我是誰，只問我找誰。我也懷疑自己找錯人了，遲疑著，沒有及時回答。這時她發現我腋下夾的相框——我剛在路上給司機看過，一直夾在腋下，沒有放回包里——問我： 「你是從雙家村來的？」 我說是的，她這才走下台階來幫我拿行李，一邊問我是誰家的人。我告訴她我父親的名字，她很激動，放下行李，一把抓住我，問我是不是待在國外的那個。看我點頭，她緊緊握住我手，說： 「我看過你寫的信。」 出去頭幾年，尤其是頭一年，我信寫得勤，幾乎月月寫，寫信是我用回憶抵抗不可遣散的孤獨的唯一方式。後來因為老收不到回信，也是因為有了自己的生活，才寫得少，越來越少，最後守住一年一封的底線。那些信，頭幾年的信，都是她讀給父親聽的，所以她了解我不少情況。 「這麼說，」她依然握著我手，開朗地笑道，「我們是老朋友了，我看了你那麼多信。」 生活把她榨乾了，但她依然保留著樂觀、熱情，甚至不乏幽默。她手勁也不小，緊緊握著我手，我感覺得到。她手掌大而粗糙，像一雙男人的手。後來她一手拎起我的紙箱，先我進屋，雖然僂著腰，但步子是紮實的，一點不飄。剛才我看到，和鄰居家相比，她家的屋牆明顯老舊，粉牆白得髒兮兮的，是長年沒有重新粉過的破舊，門上的油漆也斑駁陸離的：本來該是褐色的，現在是密密麻麻的不規則的灰白斑。但走進屋，裡面整整潔潔，傢具擺設也不少。進門右手邊，是一套醫務所的設備，有接診的案台、葯櫥、輸液架、聽診器、出診的醫護箱等。 父親告訴過我，她姓林，照輩分，我該叫她林阿姨。林阿姨進屋後一直忙，又是收拾東西，又是擦桌子，又是給我泡茶。我接過茶，在八仙桌前坐下，四處張望，尋找上校。一杯茶見底，我仍不見上校，忍不住問道： 「阿姨，叔叔呢？」 我從來沒有叫過上校為叔叔，這麼叫讓我覺得有點羞愧，好像我把他當外人似的。 她告訴我：「他在樓上。」抬頭對樓上大喊一聲，「老頭子，下來吧，來客人了。」 樓上迅速響起腳步聲，咚咚的，快速，有力，不一會兒，腳步聲響在樓梯上。我起身，想去迎接。阿姨示意我坐著，自己去接。其實根本不用接，他腳步輕快著呢，阿姨只是立在樓梯口等他下來。儘管我對著記憶和照片想過上校的各種模樣，但他的樣子是超過所有人想像的：面色紅潤，雙眸明亮，白白胖胖的，加上一頭晶晶亮的白髮，十足像一個鶴髮童顏的洋娃娃。他白凈飽滿的面容，讓我懷疑他是不是換過皮膚，白得生機勃勃，富有彈力活性，完全是孩子的風采。他的神情也像孩子，看見外人興奮又緊張，想說話又不知說什麼，害羞地看著林阿姨，眼巴巴的。我向他問候一聲叔叔好，居然把他嚇得直往林阿姨身後躲。林阿姨也不介紹我，只管安慰他： 「沒事，沒事。」 一邊拉著他手，是給他保護的樣子。 一個是老態畢現卻沉穩自如，一個是鶴髮童顏害羞膽怯，兩個人都遠遠走出了照片，走出了我的想像。尤其是上校，小孩子的神情、舉止，無論如何也無法讓我捕捉到一絲記憶和真實。我無法掩飾此刻的迷惑，我知道此刻我的目光像受驚的蒼蠅在左衝右突，臉上寫滿驚異和疑惑。兩個人站在一起，比對著，映襯著，只有一點在我心裡像一個釘子釘在牆上一樣確鑿：是上校把他身邊的女人榨乾了。 報紙上說，生活是部壓榨機，把人榨成了渣子，但人本身是壓榨機中的頭號零件。 八四 林阿姨告訴我，作為醫生她知道，像上校這種在極端刺激下犯的瘋病，只要得到及時治療完全可以痊癒。但她在半年多後才得知情況，帶他去求醫，已經錯過最佳治療時間，結果就成現在這樣，廢了。 她給我打一個比方：「像你手上挨一刀，哪怕斷了筋骨，只要及時找到好的醫生治療完全治得好，留一道疤而已。但錯過時間，傷口爛到骨髓里，只有截肢，不截肢最後會把你爛死。你該知道，他父親就是這麼爛死的。」 是的，我知道。我也知道，這是一種傷害性治療，斷臂求生。上校最後進行的就是這種治療，把他正常的智力像截肢一樣截掉，以抑制他的瘋病。他現在的智力只有七八歲孩子的水準，而且是受過驚嚇的孩子，特別怕見生人、大人。她建議我把他當小孩子看待，跟他親熱，帶他玩，他會很快接受我的。我那時已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大的十歲，小的正好七歲。當我把他當我七歲的女兒待時，果然我們相處得很好，我說什麼他都愛聽，我問什麼他都會講，完全幼稚、天真、透明。我給他講故事，他坐得老老實實的，跟他下跳棋，他比我兒子還那個來勁。 他嘴上喊林阿姨叫老伴，實際上把她當母親。 天色向晚，林阿姨去廚房燒晚飯，他像一下獲得解放，偷偷領著我去樓上，打開一個房間。這是樓上三個房間中最大的一間，長方形，裡面全是小孩子的各種玩具：彈珠、彈弓、水箭筒、木手槍、連環畫、塗鴉板等。他似乎特別喜歡畫畫，除了靠在牆上的塗鴉板——用紅色粉筆畫著一個扎羊角辮的女孩——窗前還架著一塊門板當桌子，鋪著一張醫院特用的白色床單，一邊排著一排粗細不一、顏色各異的鉛筆、炭筆、蠟筆，顯然是畫畫用的。他首先向我炫耀他的各種玩具，完了問我要不要看他畫畫。我說要，他便眉飛色揚地拉出凳子，坐上去，鋪好紙，選好筆，埋下頭，安靜地畫起來，那副認真的、安心的模樣頓時讓我想起兒子和女兒。只是，他高大的背影、銀亮的頭髮、沉重的喘氣聲，實在無法讓我把他當成一個孩子。我剛才一直沒注意到他的穿著，我的注意力全在他怪異的神情舉止及談吐上，這時才發現，他穿的是一件寬鬆的醬色毛線衣，袖口和肘子處已經有脫線和爛洞，褲子是藏青的燈芯絨，腳上穿一雙棉拖鞋。 他畫的是一個美國大兵，戴灰色鋼盔，持黑色衝鋒槍，蹬褐色高幫皮鞋，左胸前佩著一面彩色星條旗。以七八歲孩子的水平看，不論是畫的速度還是形象絕對是高水平的，使我想到他已畫過無數次。 我端詳著畫，問他：「這是什麼人？」 他脫口而出：「美國佬。」 我又問：「你見過他們嗎？」 他想了想，回答：「見過。」頓了頓，又說：「我當過志願軍，在朝鮮。」 我很意外他還有記憶。我放下畫，不由自主地牽住他的手，彷彿是牽到了他過去的崢嶸歲月。我說：「你在那兒當軍醫是吧？你救過很多人。」 他的記憶像被我的手輕輕一碰，跌入懸崖。「軍醫？救人？」他認真思考著，「在哪裡？」 我說：「朝鮮啊，你剛才不是說你在朝鮮當過志願軍。」 他說：「你騙人，我才不要當志願軍，我要當解放軍。」 後來林阿姨告訴我，他的記憶像躍出水面的魚，大多數時間沉沒在水下，偶爾才會靈光一現，而且前後不一致。剛才就是這樣，我看見了魚肚白，但轉眼又被他否認，讓我懷疑自己是不是出現幻聽了。 他說過要當解放軍，馬上翻開一頁紙，要給我畫解放軍。畫筆像是他的鎮靜劑，畫紙像是他天真爛漫的樂園，我眼看著他又沉浸在安詳專心的「創作」中，熟練的筆法，順暢的線條，從他抿緊的嘴唇和專註的目光里流出來。我小心翼翼地站在他身後，盡量欣賞著，盡量不發出聲響，好像面對一個天才畫家在創作一幅天才之作，欣賞和安靜都是為了保護並激發他的靈感和才情。 突然他丟下筆，對我說一句：「我要尿尿。」迅速跑去隔壁房間，那兒是他和林阿姨的卧室，想必是有馬桶的。 兩邊房間都沒有關門，我聽著他撒尿的聲音，禁不住地想到了他的「小腹」。那是他最機密的地方，他一輩子的榮辱、起伏、罪過、瘋狂的秘密，此刻近在眼前。我幾乎有一種衝動，也想去撒尿，順便看看他那致命的秘密。以他現有的智力，我想他不會拒絕的。我兒子已經十歲了，每次洗完澡都光著身子在房間里亂竄，像在犒勞空氣的眼神似的。當然以我此刻的心情，陰雨綿綿的心情，我實在提不起那個心思。 報紙上說的，當一個人心懷悲憫時就不會去索取，悲憫是清空慾望的刪除鍵。 走道上很快飄來糞便和尿液發酵後的酸臭，像鳥翼振翅攪亂了寧靜的時空。撒完尿，他幾乎是跑回來，沒有繫上褲帶，一手提著褲子，一手拉開裡面秋褲的褲沿，緊張神秘地對我說： 「你來看，我這兒有字的。」 回頭看看，聽聽，又悄聲說： 「不要跟我老伴說，她會罵我的。她經常為這事罵我。」 曾經他為保住裡面的秘密甘願當太監、當光棍、當罪犯，現在卻要主動示人，寧願被老伴痛罵也要給我看。我心裡的悲傷本來已經要脹破，這會兒終於破了。我哽咽著上前幫他穿好褲子，系好褲帶，抱著他啜泣，淚水灼傷了我的雙眼。他奇怪我為什麼哭，我奇怪這世界怎麼會這麼殘酷無情。 我後悔來這裡。 我恨不得連夜逃走。 八五 雨在傍晚時一度下得很大，雨點子結實地砸在屋頂，叭叭響，像一頭巨獸拿瓦片當餅乾在饕餮。夜幕降臨時，雨一下停止，像被夜色撲滅的。我心裡太難受，難受得要窒息，迫切地想出門去喘口氣。吃過晚飯，我幫阿姨一起洗好碗筷，趁她給上校剪指甲之際，我提出要出去走走。阿姨建議我可以去村子東邊的絲綢廠看看，說廠里剛引進一批德國機器，一台機器抵得過一百個人的勞作，看得讓人傻眼。我說好的，但心裡根本不想去看什麼機器。我心裡都是上校的前世今生，都是悲傷，都是眼淚，都是苦澀。我預計，我出去後一定會找個地方痛哭一場。 我在一片潮濕的桑樹地里狠狠哭一場，心裡要好受一些。回來的時候，我眼裡有了這村莊。這個攤在寬廣的平原上的村莊和我的家鄉完全不一樣，它有一種開放和現代性，道路寬敞，房屋整齊，沿路有路燈、行道樹，家家戶戶門前有花草，樓上有陽台，窗戶掛著窗帘；有人手挽手在馬路上散步，不時有自行車從我身邊騎過，或者迎面而來：他們對我這個外鄉人毫無興趣，沒有人對我投一瞥好奇的目光。二十二年後的我回到村裡時，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陌生人，我深有體會，當我在自己村莊的弄堂里行走時，我身上被多少好奇的目光撫摸過。這兒對陌生人毫無興趣，它已經半城市化，在工廠里打工的大多是外省人。 報紙上說，中國自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煥發出了勃勃生機，從城市到鄉村，從吃穿住行到思想觀念，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點，現在的我最有發言權，即使近些年我幾乎一半時間在國內，因為有另一半的襯托、國外的比對，我照樣時常生出驚異的目光、欣喜的心情。 但在一九九一年，我雖然也看到變化，卻並沒有多少欣喜，甚至多的是沉痛。 那次我在村裡待了十一天，足夠我重溫少時的記憶，而我能找回的記憶卻少之又少：清澈的溪水淪為污濁的臭水溝，據說不到三十公里長的溪坎，兩岸建有幾十家造紙廠、冶煉廠，整條溪流成了它們天然的排污溝；山上翠綠的竹林樹林炮聲隆隆，炸出一個個瘡痍的天坑石塘，修路、建廠、造房子都得仰仗它們；弄堂里，積澱著歷史背影和迴音的鵝卵石路，因為自行車不適宜，經常滑倒摔跤，一律澆成灰色的水泥路；祠堂里，一台台綠銹丟渣的機器佔領了列祖列宗的香堂，天天造出白色垃圾，據說都被送去大城市，登上無數琉璃幕牆的寫字樓里的餐桌：碗盞、筷子、瓢羹、餐巾紙，一應俱全。石匠鋪不見了，肉鉗子死在了越南前線，安葬在雲南保山；表哥結婚了，又離婚了，後來跟鄰村一個丈夫癱瘓在床的女人公開相好，生了一個孩子，不知道怎麼上戶口；野路子接過他媽媽（鳳凰楊花）的衣缽，把小吃店開到縣城，據說經常便宜採購發霉的穀米，做成好看好吃的發糕高價賣給城裡人；矮腳虎租下關過上校的柴屋，裝修個嶄新，加盟杭州一家老字號連鎖店，賣的東西死貴。當然，七阿太、老保長、村支書等老一輩子都死了，是壽終正寢，不像爺爺，死得不體面。據說老保長死前一年，親自選好墳地並種好兩棵柏樹，一棵在第二年陪老保長一起死掉，很稀奇；另一棵至今活著，已長成兩層樓高，在春天裡冒出新綠。 總之，村裡是大變樣了，從山到水，從田到地，從吃到穿，從住到行，從人到物，都像被火點著了，而偌大的村莊，大幾千人口，似乎都是易燃易爆物，火燒火，越燒越旺，幾乎找不見不變的東西。唯一沒變的只有小瞎子，他的斷舌頭，他的殭屍手，他可憐可恨半瘋半癲的垃圾樣相。以前老瞎子在世，他生計尚有著落，活得還有點人樣。老瞎子死後他生活完全失去依靠，只能靠善心人的可憐苟活。時間駁落了當年大張旗鼓刷在村頭弄尾的革命標語的墨跡，包括胡司令寫在學校牆頭血紅的革命詩，卻駁落不了小瞎子對我家種下的屈辱和深仇大恨。我沒有去看他，兩次在路上碰到也不睬，恨不能一腳踢死他。我覺得他才是我家的鬼，要不是他瞎說八道，胡謅出個什麼雞姦犯的事，哪有爺爺糊塗一時的事？父親啊，世上哪有什麼死鬼，我家的禍水其實都是他這個活鬼惹出來的。 多年以後，年齡和成功贈予我豁達和寬容之心，讓我和命運達成諒解協議，對小瞎子生出同情心；一年又一年，同情心像樹的年輪一樣長，最後長成善心義舉，真心幫助過他。但在一九九一年，我對他只有恨，恨之入骨！即便回到馬德里，我依然把恨留在村裡，咒他快死。印象很深，就在這個夜晚，我在上校的玩具間，在林阿姨給我臨時鋪的地鋪上，上校陣陣如雷的鼾聲令我輾轉反側，我在不眠的鏡子里清晰地看到自己兩個相殺的形象：一個是為上校的可憐悲悲切切，虛弱得無力閉上眼睛；一個是為小瞎子的可恨咬牙切齒，憤怒得可以拔刀殺人。 這註定是一個不眠之夜，略帶寒意的風從窗縫裡噝噝鑽進來，給我送來桑樹和泥土的氣息，也送來了後半夜的月光。有點不可思議的是，當月亮升起後，上校的鼾聲像怕光似的一下沉落下去，沉得無聲無息，隨後我聽到林阿姨輕微的呼吸聲。她的呼吸聲凌亂無序，讓我想到她臉上的皺紋。黎明時，東邊天空中布滿酒渣色的雲層，我不知道它在天亮後是白雲還是烏雲。 八六 我在一身疲憊和不安中回來。林阿姨像料到我的不安，在我回來前已經把上校安頓上床，並替我鋪好地鋪：在上校的玩具間。她就坐在上校下午畫畫坐的凳子上等我回來，手上夾著煙。我比她預想的要回來得遲，我注意到，煙缸里已經躺著兩個煙蒂。她問我要不要來一根，我說不要。我以前抽過煙，後來為攢回家路費戒了：我的機票錢就是這麼一分分攢起來的。她說她是在前線醫院裡學會抽煙的，那時經常有缺胳膊斷手的傷兵，他們苦悶，要抽煙，煙癮大，自己沒手，抽不來，都靠她喂他們抽，就這麼不知不覺自己也上了癮，像傳染的。 「後來戒過，」她說，「這幾年不知怎麼的又死灰復燃。」她確實這麼說的：死灰復燃，包括前面的「喂他們抽」。她說話經常冷不丁會冒出一些有趣的詞，幽默一下，一邊笑著，展出更多皺褶。 我知道，抽煙可以一定程度地緩解人的焦慮。我也知道，是照顧上校的煩心把她的煙癮又喚醒了。不是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嘛，還有什麼比長年累月對付一個七老八十的小孩子更讓人焦慮煩心的？她卻不這麼看，她說照顧上校讓她感到無比安心，累是累，但累得有勁，有寄託，心裡踏實。 抽著煙的她，有一種老人的威嚴和通達。 突然，她掐掉煙頭，對我直通通說：「我想你來這裡不僅僅是來看他吧。」 語焉不詳，我不知該怎麼作答。我坐在唯一一張小板凳上，心思一亂，想站起來，好像心思是有重量的，小板凳吃不消。 她對我擺擺手，示意我坐著別起身，接著說：「你可能更想來看我，村裡人都把我當作個怪人是吧？」 我說：「沒有，他們都說你是個大好人，都叫你觀音菩薩。」 她說：「是啊，怪的就是我為什麼對他這麼好，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說：「因為你們曾經是戰友。」 她說：「他十七歲參軍，從打紅軍到打鬼子，打解放軍，打蔣介石，打美國佬，半輩子都在前線戰場上，戰友多了去，被他救過命的人也多了去，憑什麼單我一人對他這麼好？這裡面一定有故事的。」 我覺出她有一種講述往事的衝動。她和一個大孩子生活在一起，整天只能陪他說相似的話，卻沒人陪她說說自己，她一定是很孤獨的，埋在心頭的往事也許更孤獨。隨著年歲的向老，這種孤獨也在長老，面臨隨時死亡的威脅。她也許並不怕自己死去，因為怕也沒用，早遲的事，阻止不了。但往事可以活下來，往事——尤其是沉痛的往事——有活下來的自重和慣性。 後來我知道，她在我們村滯留那麼長時間，和那麼多人相處往來，從沒有對任何人提起自己這段往事，包括我父親。村裡人對上校的尊敬和對她的感激之情，讓她失去了袒露心聲的勇氣：因為這是一顆黑暗之心，飽含罪孽之淚。在鄉下，人心像日常生活一樣粗糙簡單，黑白分明，分辨不了黑白交織出來的複雜圖案和色彩。爺爺就是例子，一錯百錯，一落千丈，死有餘孽。她怕自己成為我爺爺的複製品，甘願人無端猜測，莫名禮拜。她把過去鎖在心裡，把毒液含在嘴裡。但這個夜晚，我的出現對她幾乎有一種不可抵擋的誘惑；我的身份是那麼符合她的渴求，幾乎是恰到好處：既是當事者——上校摯友之子，又是局外人——置身萬里之外。她靜靜坐在那兒，燈光下，蒼老畢現，慾望畢露，菜色的雙唇被等待的渴望攪得蠢蠢欲動。 「民國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正月初七，差不多就是現在這個時間吧，我就出生在這個房間里。」沒有徵詢我意見，沒有開場白，只靠新點的一支煙的過渡，她直爽地翻開了自己塵封已久的歷史簿—— 家裡有一畝桑樹田和一間蠶房，我阿爸雖不是一把好勞力，但姆媽會裁縫，補上去，家裡日子過得不好也不差。後來阿爸把田和蠶房租給外鄉人種養，自己跑生意，採購村裡的絲綢，用船運到湖州南潯販給中間商，賺差價，幾年下來已是村裡比較富裕的人家。我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淞滬戰爭爆發時，我大哥十五歲，已被父親送去上海讀書，我七歲，也在鎮上讀小學。這說明我家當時確實已經有些錢。 但戰爭一下把我們家毀汰了，阿爸、姆媽、二哥、姐姐，四個人在同一個時間被鬼子飛機炸死的炸死，淹死的淹死。當時我們一家人在同一艘船上，準備逃難，去南潯，阿爸在那邊有朋友。其實待在家裡反而沒事，你看這房子，不是好好的？這是命，不能回頭說的。阿爸和二哥當場炸死，姆媽和姐是淹死的，她們和我都不會游水，只有大哥會，逃了命。我不知是怎麼逃的命，反正等我有意識時已躺在河邊，不知是誰把我救上岸的。這是我的命，命運等著我來吃一生世的苦。 我們回到村裡，投靠阿爸的大兄弟。大阿叔人是好的，但大阿嬸待人刻薄，經常飯桌上拉臉色，甩風涼話。大哥正處在青春期，吃不下冷臉色，一氣之下翻了臉。好在住房、蠶房和桑田都在，生活設備也不缺，大哥也能養蠶，我也能照顧自己，可以湊合過日子。家裡有盒粉筆，不知從哪兒來的。大哥每天在蠶房的竹柱上畫一個叉，每次畫時都對我講：你快懂事，等你懂事了我就去當兵，殺鬼子報仇。畫了一年半多，蠶房裡的叉叉比蠶蛹還要多，一天早上我發現他房間空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點錢，告訴我他走了，讓我照顧好自己。我心裡早有準備，並不意外和害怕。 兩個月後，我收到大哥從長沙寄來的一封信，告訴我他已經加入薛岳將軍的部隊，在訓練做機槍手。以後三年多我再沒有收到他一絲音訊，收到時已是死訊，他已在一年前的長沙保衛戰中犧牲，是鄰村一個同他一起參軍的人帶回來的消息。那時我雖然才十二歲，但比二十歲的人都能幹，洗衣、燒飯、養蠶、繅絲、紡線，樣樣能幹。蠶房簡陋，用竹排搭的，大哥用粉筆畫的那些叉叉經不起風吹雨淋，像大哥的性命經不起槍林彈雨一樣，消光了。我得知大哥犧牲後，也開始在蠶房裡畫叉，每天畫一個。我想大哥用粉筆畫，丟了命，我改用刀刻，用剪刀。 鎮上經常有部隊來秘密招兵，刻了一年多後我開始去找那些人接頭，要參軍。因為年紀不夠，一次次被拒絕，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季末，夏季初，一支部隊要了我。是國民黨忠義救國軍，把我帶到江蘇宜興太湖邊的一個山塢里，學習做護士的那一套。學習結業前，鬼子投降了，大家在操場上慶祝，我一個人在房間里哭。我參軍只為報仇，報不成仇，一家人白死了，我活著也是白活。當時我十五歲，已覺得活著沒意思。這八年，我是靠仇恨養大的，仇恨死了，我活路也斷了。那天夜裡，人家唱歌唱啞了喉嚨，我痛哭哭瞎了眼睛，兩隻眼珠子腫得要從眶里脫出來。 結業前一天晚上，又是搞慶祝。中途隊長把我一個人叫走，帶到他房間，問我是想去前線部隊醫院還是上海南京這種後方城市大醫院。我說鬼子不是完蛋了，哪還有前線？他說鬼子是完蛋了，但共產黨沒完蛋，下一步要叫新四軍八路軍完蛋，仗有的打。我想自己是為打鬼子來參軍的，打共產黨沒意思，就要求回上海。他答應我，同時要我答應給他身子。我不答應，他卻不准我不答應，動手把我按倒在床上。正是大熱天，我穿得少，他很快剝了我衣服，摸到我身子。我不是嬌生慣養出來的小姑娘，我是個用剪刀刻了幾年叉叉的受盡苦難又咬著深仇大恨的姑奶奶。我掙扎著，趁他要撒野時用腳狠狠踢了他襠部。他一下跪在地上叫死叫活，我又用他掛在牆上的手槍托砸破了他腦袋，砸昏了，用兩張床單擰成繩，加上皮帶，把他捆個結實，然後連夜逃走。 八七 報紙上說，心有雷霆面若靜湖，這是生命的厚度，是滄桑堆積起來的。 我驚詫她在說這種殺人強姦的事時依然聲色不動的平靜，像在說抽絲剝蠶的平常事。她畏懼驚嚇的神經大概是麻木了，像她的手掌，結一層糙皮，長滿厚厚的繭，刀子都敢接。一直如此，不論說什麼，她總是一個表情：沒有表情的表情，波瀾不驚的樣子；一個腔調：風平浪靜落雪無聲的樣子，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腔調。倒是隔壁上校，鼾聲一陣陣的，時而高亢歡快，時而悲切沉吟，像在夢中歷盡悲歡離合。 因為是逃走的，自然不敢回村裡，怕被追殺。她漂在上海城裡，顛沛流離，做過各類苦工，就是不敢去醫院找工作，怕仇家順藤摸瓜找到她。她吃得起苦，但能吃苦的人實在多，滿大街都是跟她搶飯碗的人，競爭激烈，生計總出問題，最後還是斗膽去醫院做護士。畢竟學過的，也畢竟是有門檻的活，專業的事，搶的人少，總算安耽下來，過了將近兩年太平生活。 大概已經好久沒正經八百跟人說過普通話，開始她講述的語速偏慢，且不時冒出方言土語。但普通話的底子在那兒，講著講著，摸到門路，找到感覺，到這時已熟門熟路，順口起來，語速提起來，只是語氣和神情一律不變，呆板的樣子，是被麻木鎖住的。 「可我天生苦命，秋葵一樣，好日子長不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三點鐘，我正在給一位在街頭打架挨了刀傷的病人輸液，護士長突然把我叫走。」她對這個時間記得如此清楚，好像是她生孩子的時間。其實差不多，這是她一個新的歷史時間，上校已經在三天後的手術台上等她—— 現在我們說國民黨抓壯丁，總以為抓的都是男人，其實也有女人。我就是這天下午被一個操四川口音的國民黨軍官帶走的，全醫院十來個年輕護士，在大廳里排成隊，他在我們面前來回走著，看著，指著，點人頭。總共點了五個，我是最後一個被點到的。沒什麼好啰唆的，誰啰唆他把槍抵在誰頭上，有人當場嚇得尿失禁，他照樣帶走。我們被塞進一輛吉普車，三個人的位置五個人擠，他坐在前面哼著小調，流里流氣的。我真擔心我們被拉去做那種事。我想過，如果是做那種事，我就死給他們看。我見多了死人，家裡人都死了，我對死不怕。 吉普車開一個多小時，換乘一輛帶篷大卡車。車上滿噹噹的都是和我一樣年輕的姑娘，私下問，都是護士，有的還穿著白大褂，好像要拉我們去救一火車傷兵。有一個押車的，腰裡別一把手槍，手上提一把卡賓槍，警告我們，誰不老實小心吃鐵花生：是子彈的意思。我們問他去哪裡，他說去的地方多著，運氣好可以見著李宗仁總統，運氣不好只能去見鬼了：這是死的意思。 卡車連夜出城，往南京方向開，一路經過多座軍營，每進一個兵營放下幾人，多則五六個，少則三四個。我在第三天下午和其他四人被一起被丟在鎮江郊外，金山寺附近，長江邊的一座兵營。後來知道，這是一支艦艇部隊，兵營不大，但房子一色是青磚或紅磚房，看上去結實牢固，和我們一路上進的幾座兵營不一樣。這裡明顯好，以前有些兵營破破爛爛的，像野雞部隊。我慶幸自己被分到一座好的兵營，一路上的恐懼受到安慰，撿了便宜似的，對不明不白被抓來當兵的屈辱反而放下了。 我們五人被安排在同一個房間，四張鐵床，上下鋪。房間里基本生活設備都有，牆上貼著電影海報，桌上有女人專用的小圓鏡、粉盒，甚至箱子里還有不少女人內衣內褲什麼的，好像這些人剛死去。其實她們是逃走的。街上四處貼著傳單，解放軍要打過江來，當國民黨死路一條，她們逃去尋活路了，我們是來抵死的。我們也想逃，但兵營里加滿崗哨，夜裡探照燈雪亮，掃來掃去，逃路堵死，大家只有等死。當天晚上我們各人領到一套軍裝和白大褂，有人說這是我們的壽衣。死歸死，累歸累，死是以後的事，累是眼前的事，顛簸一路，累得要死，躺下就睡著，跟死一樣。 半夜裡有人嘭嘭嘭敲門，說有急救手術，要我們出兩人去配合。三輪摩托停在門口，引擎響著，看樣子是很緊急。我和另一人去，坐上摩托，兩分鐘就到。手術室在一樓，我們進去，看到地上、手術台上、醫生白大褂上全是血，像剛殺完豬。傷員死豬一樣躺著，無聲無息，奄奄一息。醫生背影高大，手裡捧著一堆腸子，翻著，動作麻利，在找創口。我們哪見過這場面，同去的人當場啊啊地嘔吐，引得醫生回頭看。他戴口罩、頭罩、手套，只露出一雙眼睛：即使在雪亮的手術燈下，這眼睛依然放出亮光，像兩隻通電的電珠。他朝我甩頭叫我快去幫他。我赤手空拳上去，他又朝我甩頭，示意我戴口罩、頭罩、手套。東西都是齊備的，就在旁邊推車的托盤裡。我全套戴好，配合他挖開肚皮，把更多的腸子拎起來。他很快找到創口，誇我手氣好。 然後三個多小時，他埋頭操作各種手術器具，我負責遞接。經常遞錯，他也不罵人，只說一個字：錯。天毛毛亮時，手術終於結束，我替他摘去頭罩、口罩、手套，脫下血淋淋的白大褂，看到他臉色蒼白，面容僵硬，是一副累極的樣子。他沒穿制服，白大褂裡面是一件脫殼絨衣，大概跟我一樣是臨時從床上拉來的。絨衣洗過多次，黃色褪成灰色，看上去土相。他吩咐我一番護理的要求，叼著一根煙走了。我回頭收拾手術台時才發現，整套手術器具，剪刀、鑷子、切刀、縫針，大大小小，都是金子打的，剛才太緊張，沒注意到。 上午九點多鐘，他來病房查房，穿一套帶上校軍銜的制服，剛睡過覺，臉色紅潤，和我夜裡見的人絲毫搭不上。他倒一眼認出我，問我傷員情況，也問我個人一些情況。知道我是被抓來的壯丁，他似乎猜到我想逃走的心思，勸我別胡思亂想，好好待著。他指著昏睡的傷員告訴我，他就是逃的下場。原來我們熬了一夜辛苦，救的是一個逃兵，沒有功勞，只有苦勞。 護士都逃了，當兵的也要逃，我想這部隊必定打不了勝仗。 果然，一個月後，解放軍打過江來，整座兵營只冒出幾聲槍響，解放軍就順順噹噹接收了我們。這一個月里，我和他沒見過幾次面，因為逃兵都不敢逃了，沒傷員，他是不來醫院的。據說他天天在家裡養著貓，看著報，吃飯有人送，衣服有人洗，是長官的待遇。有一次我在營區路上碰到他，他露出一口白牙對我爽朗地笑著，叫我一聲名字，並問我，你是這名字吧？我說是的，停下來，等著他再問我話。他卻沒有下文，徑直挺個胸脯，大踏步朝前走去。我聽著他灑下一路鏗鏗的腳步聲，像聽音樂，心裡喜悅，忍不住回頭看他，希望他也回頭看我。 這是我長那麼大頭一次回頭看一個男人。那年我十九歲，他三十一歲。他也是我這輩子唯一這麼回頭看過的男人。他沒有回頭，我心裡空落落的，像他本來在我心裡，就這麼走掉了，心裡就空了。 她努力想用細節給我重塑上校三十一歲的英俊形象，也試著回憶自己心裡第一次裝下男人的青澀。但上校不配合，大概是做了噩夢，鼾聲突然變成驚叫聲，把她從遙遠的過去拉回來，拉去他身邊，跟我聽到女兒在夢裡驚叫差不多。孩子們都一樣，白天天不怕地不怕，夜裡卻常常為一隻吞下大象的螞蟻嚇得要死，驚叫，尿床。她過去，像我去看女兒一樣，觀察一下，摸摸他臉蛋，幫他理理被子——應該是這些吧，反正我是這樣的；如果醒了，我會哄一哄，一般哄兩下又會睡過去——孩子就這樣，睡覺是他們的拿手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