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 現在是北京時間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九點，西班牙馬德里時間下午三時。我有兩個時間。我必須有兩個時間，因為我被切成兩半：一半在馬德里，一半在中國。我已經六十二歲，在中國是退休的年紀，但我忙得很，現在。崛起的中國給了我創業的機會，我四十九歲開第一家公司，如今有三家，上百號員工，一堆事，幾乎每個月要回國一兩次，因為時差原因，經常白天黑夜連軸干。開始我擔心身子會累垮，但十幾年下來我身體越來越好，甚至稱得上強壯。都說人是血肉之軀，在健康面前沒有誰是銅牆鐵壁，可我彷彿是個金剛之身，經常累得站著就睡著了，而疾病從沒有在我身上醒過，十幾年傷風感冒都沒來招呼過我。我覺得自己有兩個心臟，像我經常搭乘的民航客機，有兩部引擎。 報紙上說，民航飛機是最安全的，因為所有核心機部都有雙份，有預備。當然遇到恐怖分子預備再多也沒用，只有預備死。恐怖分子是當今人類的腫瘤——這也是報紙上說的。我每天看報，回國看《參考消息》，在國外看西班牙《國家報》和中文版《僑新報》《歐洲時報》，四張報紙一年四季陪著我，影子一樣，獎牌一樣——我曾對妻子說過，它們是我年輕時與孤獨交戰的戰利品。現在我不孤獨，公司家庭，妻子兒孫，七姑八姨，員工老鄉，都要我的時間，我忙得沒時間孤獨，孤獨像風化的乾屍，我不認識了，想不起了，唯一留下這戰利品：看報紙，傷疤一樣，褪不掉。托祖國的福，我生意越做越大了，去年我還去人民大會堂開過僑胞聯誼會，中央四台報道過，我妻子在家裡看見，激動地抱著孫子哭起來，把小傢伙嚇壞了。 做人如做夢，倒退幾十年，我拿兩個腦袋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今天。父親是怕爺爺作的孽把我作死——不死也活不好，才鋌而走險，送我一條逃生之路。儘管這條路寒風凜冽，但事實證明，父親的選擇是明智的，那個鄉村已經容不下我們，與其留下來受罰不如逃走。我逃了，其實大哥和二哥也逃了，方式不同而已。 我逃出來後第一站落腳在巴塞羅那，是西班牙海邊的一個城市，很大很美，像中國的上海。城市有多大多美，我就有多小多醜，小得連名字都沒有，大白天不敢上街，聽到警笛就發抖。偷渡客都這樣，像陰溝里的老鼠，只能苟且活著，能找到一條陰溝賣命就是最好的活路。我有幸在一家老一代華人開的鞋廠找到活路，一天上兩個班，只做一道工，給皮鞋釘繩扣。一年學徒期不算，整整五年，經我手的皮鞋少說數以萬計，可我沒見過一分錢。我的錢都讓龍頭收走了。現在叫蛇頭，那時叫龍頭，龍頭老大，本事很大的意思，帶我們漂洋過海闖天下的。但不可能免費，要收錢，收的錢叫出頭費。多年後，父親告訴我，他當初給接手的人付過出頭費的，是一隻金手鐲，從上校屋裡拿的，算偷吧。可龍頭說，交手的人一個屁都沒給他，只給他我一條命。就是說東西沒到他手，我只有用工錢抵。手鐲去了哪裡？不知道，過去那麼多年，當初接手的人作了古，說不清楚。 這是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國，二十二年前的事，也不必要去說了。 報紙上說，人要學會放下，放下是一種饒人的善良，也是饒過自己的智慧。我這一生許多事都放下了，但有些事又怎麼放得下？我在鞋廠給皮鞋釘了六年扣子，深知一個道理，扣子不是鞋帶，可以脫下，扣子釘上去後就跟鞋子長在一起，脫不下的，脫下皮子就壞了。有些事長進血肉里，只有死才能放下。一九九一年，我還沒做生意，掙錢難，為了攢足一張機票錢，我得熬五六年時間，像養大一個孩子一樣難。我說過，那時回國是傷筋動骨，但只要傷得起，不是粉身碎骨，我是不會放棄的。我已經等了二十二年，每天我用回憶抵抗漫無邊際的思念，用當牛作馬的辛勞編織回來的夢。 一切都是為了回來！ 像一個人不能把自己拎起來一樣，我放不下回來的念想。一定意義上說，我活著就是為了回來。 謝天謝地，我總算等到了這一天：用二十二年等的一天！記得那天從售票台接過機票的一刻起，我的心就開始怦怦跳，像接到手的是一張生死命狀，激動，緊張，害怕，興奮，太多的情緒，太亂的心思，一路上我都天昏地黑的。等踏進家門，我一下咚地跪在地上，像這套紙票（我訂的是中轉往返票，便宜）有千斤重量，我負重竭盡全力挺一路，到家再也挺不住，累垮了。現在想起這些，我依然感到膝蓋發脹，眼前浮現出妻子用手輕輕抹去我臉上淚水的情景，彷彿發生在昨天。 人活一世，總要經歷很多事，有些事情像空氣，隨風飄散，不留痕迹；有些事情像水印子，留得了一時留不久；而有些事情則像木刻，刻上去了，消不失的。我覺得自己經歷的一些事，像烙鐵烙穿肉、傷到筋的疤，不但消不失，還會在陰雨天隱隱疼。 七九 哪裡埋著你親人的屍骨，哪裡就是你的故鄉。一九九一年，我行囊空空、疲憊不堪地回到家鄉時，後山的老虎背上已多出三座我親人的墳墓：一座是爺爺，一座是母親，一座是我二哥——如果嫂子也算親人，就有四座，是我未曾謀過面的二嫂。我在一個陰雨綿綿的春日（這是航線淡季）的下午小心翼翼地走進睽違二十二年的老宅時，父親正落寞地坐在我和爺爺曾經睡覺的東廂房門前的躺椅上，一邊抽著煙，一邊看著屋檐水滴答在天井裡結滿污垢的青石板上。他把我當作走錯門的人，抬頭看我一眼，又低頭抽煙，問我： 「你找誰？」 我叫一聲爹，報出自己小名。他像只有二十二個小時沒有看到我，沒有些許激動——也許是怕激動，也許是要給我騰出時間，認識一下這不堪的老屋，目光自下而上、自外向里無精打采地睃視著，好像在告訴這些老牆、老門、老樓板：有故人回來了。屋子裡瀰漫著一股發霉酸腐的濁氣，門楣上、樓板下、屋檐下、角落裡，掛滿蒙塵的蜘蛛網；幾張條凳、竹椅橫七豎八地散亂在前堂；堂前正壁貼著我熟悉的毛主席像，已經脫落一隻角；閣几上灰撲撲的，像父親抽了幾年的煙灰都撒在上面，並被攤勻。屋裡唯一乾淨的是那張我從前做作業的八仙桌，即使在昏暗的光線下依然泛出絲絲紅光。 我以為父親痴呆了，數著他臉上一條條狂野、黝黑的皺紋。父親瘦成了一把骨頭，手背的青筋有他指頭間夾的紙煙一樣粗。足足過了一分鐘，我再次叫他一聲爹，報明身份。他丟掉煙頭，看著煙火在雨絲里慢慢熄滅，終於開口： 「你爺爺死了。」 這我早就猜到，從幾方面都猜得到。爺爺是那麼要面子的人，當初一個雞姦犯的假傳聞都差點把他送進鬼門，何況後來全村人包括父親集體公然向他發難譴責，他哪受得了？報紙上說，智者可以從過去摸到未來的痕迹。我不是智者，也從爺爺犯的錯誤中聽到了他死亡的腳步聲：一步之遙，觸手可及。此外，我出去後每年都給家裡寫一封信，從沒有收到一封回信。頭些年我還苦等回信，後來根本不等了，寫信只是告訴他們我還活著。家裡只有爺爺能寫信，他要活著一定會給我回信，哪怕明知第二天要死，也會給我寫好回信。後來父親告訴我，在我走後沒幾天，還沒等到上校的申明告示，爺爺已經把命交給他的褲帶，在豬圈裡上吊了。上校的申明起的作用，也許只是沒人去刨他墳墓。老保長一再公開揚言，爺爺沒資格葬在村裡任何一寸土裡，他應該碎屍萬段，喂豺狼吃。何況，爺爺要在世，已是年近百歲的老壽星，一個背負罵名、膽戰心驚的人無論如何是享不到這福壽的。 過一會兒，父親又說： 「你媽也死了。」 這我從剛才看到的屋子的凄涼景象中猜得到的。母親要在世，這些灰塵蜘蛛網不可能這麼耀武揚威在我面前。母親是天底下最勤勞的人，屋子在她手裡，哪怕是豬圈，地上的垃圾也不會過夜，板壁上、樓板下的灰網不會過月，如今它們成年不敗的威風，顯然是母親入土化為塵灰的證據。我問父親母親是哪年走的，怎麼走的——我希望是自然走的，不是自殺，也不是他害。父親不理我，繼續說： 「你二哥也不在了，比你媽先走。」 二哥是病死的，白血病。這對一個漆匠來說也許是職業病，但父親不這麼認為，理由是鎮上漆匠多了去，只他一人得這怪病。我們三兄弟，二哥最像父親，不愛說話，綽號叫鐵疙瘩，心思被鐵包著。所以父親有理由認為，二哥是鬱悶死的。父親說二哥：「他就像被老婆戴了綠帽子，整天愁眉不展，悶聲不響。他是被自己憋死的，也是我們逼死的，老輩子作了孽，他是替死鬼。」這是父親後來說的，那天他像口喪鐘似的，只報喪，報了二哥，又報二嫂： 「你二嫂也死了，比你二哥先死。」 二哥的性格不討人喜，三十歲沒女朋友。三十二歲，在父母親極力張羅下，花錢從貴州買了個媳婦，年紀相差十歲。不知是語言不通的緣故，還是年齡相差大的原因，兩人結了婚像結了冤，二哥經常不回家，回家就吵架。他寧願跟傢具、漆桶待在一起也不愛回家，像配給傢具似的。據說二嫂到死也沒學會我們這邊話，因為二哥老不著家，沒人跟她說話。因為語言不通，兩人吵架經常動手，摔傢伙，砸東西。一次，二哥下手重了，一巴掌打掉她一顆門牙，然後摔門走掉。二嫂哭了一夜，凌晨喝下一瓶農藥。這是他們婚後第三年，遺下一個兒子，當天晚上我就跟他睡在一張床上，十一歲，長得一點不像二哥，在讀小學。據說學習成績很好，門門功課全班第一，這也不像二哥。二哥是反過來，門門功課班上倒數第一，所以早早退學，去學手藝。 父親說完二嫂的死，我已經被死人包圍，心裡已膽怯得發抖，不敢去想大哥。看屋裡這慘惻的敗象，也不像有大哥大嫂鮮活的樣子——當然可能根本就沒有大嫂這個人。我問大哥是不是也走了，結果父親說： 「是走了，但人還在。」頓了頓，又說： 「幸虧走，否則也活不成，你也一樣。」 我一下淚滿眼眶，好像在戰場上，全軍覆沒，終於保下來一個，也終於保住了我千辛萬苦回來的價值。父親這樣子，哪是歡迎我回來的樣子——對他，我回來的價值是個負數，他巴不得我別回來呢。後來他告訴我，所以這麼多年沒讓人給我回一封信，就是不想讓多一個人知道我還活著。他怕死神惡鬼對著地址去尋我，追殺我。他已經認定，這村子是克我們一家的，他怕我回來，沾了晦氣，活不成。 八十 大哥是去了秦塢，一個偏僻小山村，做了倒插門女婿。在生死面前他躲過一劫，但在榮辱面前，丟盡了臉面。長兄如父，再窮困潦倒的人家也不會把長子拱手出讓，這是一個破掉底線的苟且，形同賣國求榮，賣淫求生。這是生不如死，是跪下來討饒，趴下來偷生。我忽然明白，即使村裡人已原諒我們家，但我們家卻無法原諒自己，甘願認罰贖罪。爺爺尋死是認罰，大哥認辱是認罰，二哥年紀輕輕抱病而死和我奔波在逃命路上，亡命天涯，又何嘗不是認罰？ 父親數完家裡遭受的罪罰後，再不吱聲。他心裡有鬼。他怕跟我說的太多，透露出情感，被死神惡鬼識別出我的身份，又對我作惡。他已經被嚴酷的事實嚇怕了，丟了魂，犯了強迫症。陰雨綿綿的天色，黝黑骨瘦的臉色，膽怯壓抑的神色，一頭稀疏灰白的亂髮，一臉麻木不仁的絕望：這一切，都叫我想起那次漫長的海上逃生之旅。那時我天天做著死的打算，夜夜做著死的噩夢，當終於上岸時，年少的我已變得像一個老人一樣懂得感天謝地。我和一群九死一生的同伴一起跪在碼頭上，一下下地磕頭，引來一群海鷗好奇。它們從高空俯衝下來，翅膀撲撲響著盤旋在我們頭頂，嘎嘎叫，彷彿我們在搶吃它們的盤中餐而破口大罵——我們的樣子確實像雞在啄食。 報紙上說，生活不是你活過的樣子，而是你記住的樣子。 父親甚至不許我住在家裡，交給我上校家鑰匙，讓我去那兒住。我問上校的情況，他依然惜字如金，含糊其辭地說： 「你都會知道的。」 我以為上校在他家裡，我可以去找他相問。去了發現，門前屋後，樓里窗外，一派年久空置的亂象敗象：菜地里雜草比人高，亂草堆里藏著各種動物的糞便乃至死屍，在雨水浸泡下散發出陣陣惡臭；院子里野草叢生，鋪地的青磚受不了柔軟的蚯蚓的頑強拼搏和野草來自地下的壓力，已經七拱八翹；一種不知名的藤草爬上台階，正試圖向窗戶進軍；廊台上從前上校經常躺著看報的躺椅，已經完全散架，支離破碎，像被天打雷劈過。鑰匙已經失用，鎖眼被鐵鏽堵住，我只能強行入屋。 屋裡看上去擺設整齊，但聞起來是一股死亡陰森的氣息，灰塵和蛛網統治了一切；我每邁出一步，灰塵就在腳底下興風作浪群魔亂舞，嘴巴眼睛都可能吃進蛛網；放眼看去，目光所及，都令我膽寒心驚，如受了凌遲似的；掛在門後衣架上的一件白色棉襯衫，也許曾有汗水留下的鹹味，已被蛀蟲吃得千瘡百孔，像是從骷髏身上脫下來的；貓房裡，金絲絨的窗帘一角懸著，大半掛落著，即將拖地，像裹著個弔死鬼；兩隻精緻的貓籃，裡面盛滿一層黑乾的老鼠屎，無法想像兩隻貓曾經嬌生慣養的榮耀風光。 我沒有上樓。 我害怕上樓。 父親認為我們家裡有鬼，我並沒有切實感受，但到這兒我切實受到了鬼的威脅，似乎鬼隨時可能從樓上或哪個角落裡鑽出來，對我伸出血淋淋的長舌頭。或者，整棟樓就是一個孤獨的野鬼，沒有任何人跡和煙塵火氣。父親說我都會知道的，現在我終於明白父親的意思：上校仍在坐牢，要不已被判死刑。我想，若是坐牢，二十二年都坐不穿的牢底，就是死牢啊，還不如判死刑。我沉浸在對上校的哀傷中，心裡湧起一陣陣想哭的衝動。這也是我要離開這屋子的衝動。我像被這裡的一切羞辱傷害一樣，氣憤地掉轉頭，不想在此多滯留一會兒。 毫無疑問，我不可能來這裡住。 毫無疑問，任何人要來住，都得拿出至少幾天時間來收拾、清理大量時間殘留的大量垃圾廢物。說它是廢墟也不為過，所有木頭都朽爛，所有鐵件都鏽蝕，磚牆上長滿青苔和各種蟲卵，屋頂瓦楞間長出小樹。這是一個被冷酷的時間無情啄爛的軀體，父親大概至少幾年沒來看過它，他保留的也許是十年前的印象。也許，他認為鬼是怕鬼的，我住在鬼屋裡可以借鬼殺鬼，保全自己。 我轉身往外走，在經過一隻邊櫥時，無意間一隻相框撞進我目光里：它斜著、平攤在櫥櫃向門的一邊。櫃面上除了厚厚灰塵，別無他物，它孤獨的樣子，斜置的角度，飽含著等人帶走的渴望。相框有一本雜誌的大，灰塵已蓋住相片。我拭去灰塵，看到一對中年男女的半身像，兩人肩並肩對我微笑著，好像是一幅婚照。我沒有馬上發現，但也很快認出男人是上校，他笑得不自然，拘謹又努力，反而顯得有些木訥：這也是我沒有馬上認出的原因。在我印象中上校的笑容是自由燦爛的，笑聲是響亮的，並且一貫如此。他是個開朗愛笑的人，現在似乎腰肚裡被旁邊的女人抵著槍，是被強迫笑的。 女人剪著齊肩短髮，圓盤臉，肉鼻子，闊嘴巴，短下巴。黑白照，膚色是看不出的，但看年紀似乎比上校要小不少，也許是笑得甜的原因，減少了她年齡。在上校拘謹木訥的笑容襯托下，她確實笑得尤為甜蜜，好像在照相機的鏡頭裡看到了上校的拘謹，是一種獲勝的竊笑，暗藏著滿肚子秘密。我不認識她，但婚照的樣式給了她明確身份：上校妻子。這對我是一個驚人的意外，它留在這兒應該也是個意外。我想，照片上的人——也許是上校，也許是他妻子——一定是準備帶走它的，其實已經帶它到門口，臨時不知怎麼忘了，像我們有時出門把鑰匙落在鞋柜上一樣。 我回去問父親婚照的情況，父親倍感意外的同時，斷然拒絕開口。他說會告訴我的，但不是在這裡。他要求我馬上回去收拾那邊房間。他怕在這裡對我多語，更怕我晚上住在這裡。他慌張地睃視著四周，彷彿四周的鬼在偷聽偷看我們。他心裡已全是鬼。他自己也許並不怕這些鬼，是在替我怕。我告訴他，若真有鬼，我寧願被自己家裡的鬼所害，也不願被上校屋裡的那些野鬼所害。他怔怔地看著我，哭了。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見父親哭，他是個咬碎牙也不願吭聲的悶葫蘆，哭需要學習——那麼多親人離去他已經學會了，聲音低弱，嘶啞，噝噝的，像一隻衣袖被間歇地撕開，而淚水卻不間斷，分多頭，唰唰而下，令我不禁悲傷地想到一個詞：老淚縱橫。 八一 第二天清早，我去鎮上請了香火、冥錢，然後直奔後山老虎背上，給爺爺、母親、二哥、二嫂四座新墳上墳。清明節未到，老墳不能上，這些對我是新墳，又是必須要上的。正是驚蟄時節，乍寒乍暖的，昨天下雨，冷得凍手指頭，今天雨後出晴，天氣轉暖，一路上山，熱得我一路脫衣服。父親只怕鬼認出我來，不願陪我，甚至阻止我，但也知道阻止不了。正好是星期天，我叫上小侄子，他說他知道墳在哪裡。可到了墳地，遍地是墳，冬天的枯草亂蓬蓬的，早春的花草又蓬蓬勃勃的，有點考驗他畢竟才十一歲的記性。在反覆尋找、回憶和比較中，他給我確定了四座墳。我拜過哭過，心裡卻在犯嘀咕，小侄子有沒有認錯墳。我只能安慰自己，如果認錯了，正好順了父親心愿，叫鬼認不出我。 下山已過午飯時間，我們在祠堂門口的小吃攤上隨便吃了點小吃。有人認出我，七說八說，小侄子陪著無聊，跟一個撞到的同學走了。我不是榮回故里，並不想拋頭露面，敷衍過去，便獨自回家。經過上校家門口時，只聽院門痛苦地呻吟一聲，稀開一半，鑽出父親的頭腦。他沖我一個擺頭，說： 「進來吧。」 我很詫異他在二十二年後依然能聽出我的腳步聲，也詫異他怎麼在這兒。進去，我發現父親已經把門廊收拾乾淨，擺著一對拭去塵灰而顯出古舊老色的竹椅子，地面和椅子都用水沖刷過。午後的陽光明亮溫暖，正好鋪在門廊的水泥地上，照出水洗過的濕印子。椅子空著，是等著人去坐的樣子。我和父親坐下來，沒有寒暄，像一切在意料中，沉默是應有的預備和等待。我看父親掏出煙，點旺，抽著。抽過幾口，他沒頭沒腦地說一句： 「村裡人都知道。」 「什麼？」我問。 「上校的事。」他說，「女人的事。」 在這兒，他不怕鬼，甚至喜歡這兒的鬼。不等我催問，他一徑說起來，說話的方式、語氣和個別使用妥帖的字句，顯然是事先思量斟酌好的。父親這輩子從沒有一下對我說過這麼多話，不過也並不多，寫下來超不過兩頁紙。他攢了二十二年的話也就這麼多，不愧是個真資格的悶葫蘆。 父親告訴我，公安先給上校母親判刑，三年有期徒刑，關在杭州女子監獄。上校的刑遲遲沒有宣判，他被列入大案要案，縣裡報市上審，市裡又報省上審，判決因而一拖又拖，直到我走後幾個月，那年的「五一」勞動節這天，才召開宣判大會，地點在公社禮堂。宣判前一天，廣播上一再廣播，大特務，大漢奸，大流氓，毒害紅衛兵的大兇手，公社有史以來最大的公判大會：一長串嚇人巴煞的噱頭，誘得第二天去看熱鬧的人把大禮堂擠破，最後鬧出嚴重的踩踏事件，踩傷小孩子好幾個。恰恰是我們村，去的人少，大家出於對上校的尊敬，不想去看他洋相。 父親說：「我也不想去，但想到可能是最後一面，要給他收屍，只好去。」 講台上坐一排判官，有穿便衣的縣革委會領導，有穿制服的公安局長、法官，有紅衛兵和群眾代表。胡司令——父親叫他小鬍子——坐在最左邊，他已提拔到縣革委會宣傳部當什麼股長，這天主要負責喊口號。他帶著革命熱情和個人感情工作，口號喊得特別響亮起勁，帶表演性，有煽動性，把台下群眾的革命熱情一再激發出來，上校人沒出來，禮堂里已經山呼海嘯的殺聲陣陣。上校從後台被押出來後，禮堂一陣安靜，像演出開始似的。上校沒有五花大綁，小綁也沒有，因為有兩個持槍的民警押著，即使他能變成鳥飛，兩支槍照樣可以把他從空中擊落。 父親說：「他瘦成一隻猴子，蓬亂的鬍子遮住半張臉，我都認不出來。」 那天是大晴天，五月，天已經熱了，上校只穿一件襯衫單褲，整個人輕薄得發飄，要不是被公安架著，後來又掀起的喊口號的熱浪都可能把他捲走。法官從座位上起身，捧著黑皮夾子，把上校的罪名一項項讀出來。當讀到他肚皮上有字，證明他曾做過女鬼佬和女漢奸的「床上走狗」——父親強調這是法官的判詞——時，台下有人突然高聲喊： 「把他褲子扒下讓我們看一看！」 這人正是小瞎子父親，瞎佬，他什麼也看不見，那天卻擠在檯子最前頭，瞪著兩隻白烏珠，沖著大家高喊，引來一陣回應。與此同時，瞎佬的弟弟領著小瞎子和兩個從鎮上花錢雇來的二流子上台，要去扒上校褲子。小鬍子沒有用喇叭阻止，反而高喊口號：毛主席萬歲！人民群眾萬歲！其實是在鼓勵群眾去扒他褲子，看他恥辱。 父親罵：「這個畜生！他存心想看上校洋相，專門不制止。」 押人的民警不知該怎麼辦，回頭看一排領導，領導交頭接耳，一時沒有形成決定。轉眼間，瞎佬弟弟已帶人衝到上校跟前，要扒他褲子。瘦弱的上校剛才似乎連站都站不住，這下卻爆出天大的力量，像手榴彈開了爆，把後面兩個公安和前面四個混蛋，一下全炸散，掀的掀翻，踢的踢倒，撞的撞開，任他逃。他逃的路線怪，先在台上轉一圈，找出口，最後卻不選安全的後台逃，而是從前台跳下去，跳進人堆里。這一跳又是一個炸彈，把一堆人炸開，有人當場被撞傷，痛得哭叫，卻被他癲狂的號叫吞沒。他喉嚨里像安了擴音器，身軀像一匹野馬，橫衝直撞，嚇得所有人紛紛逃開，怕被他撞碎。他一路嗷嗷叫著，沖著，把人群像浪花一樣一層層撥開，最後沒人了，他竟然不朝大門逃，而是又回頭衝進人群，好像要再表演一次。 父親說：「他就這樣瘋了。」 八二 公安不要瘋子，監獄也不要，帶走後，不到一月，派出所通知村裡去監獄領人。村支書和老保長帶頭，領著全村幾十號人，浩浩蕩蕩去了縣城，把人領回村裡。一路上，上校都在操人罵娘，村民們都在為他傷心抹淚。 父親說：「他徹底瘋了，連我都認不得，見人就要打，要罵。」 以後一直由父親照顧，村裡給父親記工分，照顧上校就是他的工作。父親住在他家，吃喝拉撒管完，保姆一樣。 管吃喝拉撒容易，只要盡心儘力好了，而父親有的是這份心力。難的是管住他不發癲，發癲時不打人和不傷害自己。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發癲，但所有人知道發癲時他見人要打，見刀要搶，捅自己小腹。他這輩子最後悔的事大概就是沒有用自己的技術把肚皮上的字塗掉，瘋了都惦記著，想塗掉。 父親說：「其實我看也是塗過的，塗過兩處，但沒塗掉，也許是太難吧。」 為了不讓他傷害自己，父親像牢里的獄警，每天給他戴手銬。這樣過去半年多，一個女人尋到村裡，找上校。女人乾乾淨淨，說普通話，像城裡人。她見到上校就哭，哭得稀里嘩啦的，好像是上校的親妹妹。上校是獨根獨苗，哪有什麼妹妹。她是什麼人？ 父親說：「就是照片上的人。」 她拿出隨身帶的兩張照片，證明她是上校在朝鮮當志願軍軍醫時的戰友。她要把上校帶走，說是帶他去看病。村支書召集十幾個老人，在祠堂召開村委擴大會，大家舉手表決，最後同意女人帶他走。一年多後的一天，女人帶著上校回到村裡，瘋病是好得多，不會見人打罵吵鬧，反而變得十分安靜，人也是清清爽爽的，見人有時會笑。多數時候是一聲不響，很老實的樣子，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不做就不做，像小孩子一樣聽話。 父親說：「他從一個武瘋子變成文瘋子了。」 女人這次回來，隨身帶著一張結婚證明書，她要嫁給上校，一輩子照顧他，請求村裡給上校出同樣一份證明。村裡又開會，徵求大家意見。哪有反對的道理？都同意。於是便去鎮上辦手續，拍照片，就是我看到的那張照片。這年冬天，上校母親刑滿釋放回家——這也是女人帶上校回來的目的，算好時間的，專門等老人家出獄回家。老人家本來身體就差，在監獄裡受累吃苦三年，身體差到底，走一步停三秒，吃飯要吐，只能喝粥，怎麼看都像一支風中殘燭。女人一邊照顧一個病得下不了床的老人，一邊照顧一個像小孩子一樣懵懂無知的大人，比男人辛苦，比任何女人周到。在她的悉心照顧下，兩個病人活得體體面面，一點不受罪。 父親說：「村裡人都說，上校媽一輩子拜觀音菩薩，真的拜到一個觀音菩薩。」 村裡人都叫她「小觀音」，也把她當觀音菩薩待，她也像觀音菩薩一樣待全村老小。後來我聽村裡好多人談起她，都說天底下這樣的女人找不出第二個，家裡要有這樣一個女人死都願意。 一年多後，上校母親被一口粥嗆死，她以嘹亮悲愴的哭聲給老人家送終，哭聲像鴿子的哨音一樣，泣著血，盤在空中，照亮夜空，把村裡所有女人的淚腺激活。後來送葬，她一手死死扶著棺材，一路灑著同樣泣血奔淚的慟哭，把村裡所有男人的淚腺也激活。所有跟我回憶上校母親出喪那天情景的人，沒有一個不帶著迷離的神情，噙著淚，一種無法慰藉的悲傷像歲月一樣抹不去。 父親說：「上校身邊有這樣的女人，這屋子的風水篤定是好的。」 這也是父親所以要安排我到這兒來談話，包括讓我來這兒住的緣故，他認定我們家裡有鬼，這兒篤定沒鬼。這兒只有觀音菩薩，兩個女人都是觀音菩薩，一老一小。 做完婆婆「七七」後，女人把上校屋裡的東西分好，能帶的帶上，不能帶的都分給村裡需要的人，然後領著上校和兩隻貓回她老家去了。貓是畜生，不知人間滄桑，只是年邁得走不動了，要用籃子拎著。上校體力還是好的，貓對他的感情也是好的，甚至更好，因為朝夕相處，相濡以沫一樣的。 父親說：「兩隻貓在他手上拎著，像他人一樣老實聽話，他們就這樣走了。」 村裡出動幾百人，男女老少，成群結隊，送他們到富春江邊，船埠頭。船在汽笛聲中離開碼頭，女人對著送行的村民長跪不起，抹著淚，上校像孩子隨母親一樣，跟著跪下來，那情景把幾百人都感動哭了。幾百人哭的場面能感動所有人和所有時間，父親在回憶中依然禁不住滾出淚花。 父親說：「從那以後我再沒見過他們，我不想把身上晦氣傳給他們。」 我想去看看上校和這天底最好的女人。父親給我地址，是女人親手寫在一頁作業本的紙上的。我看地址居然在上海青浦朱家角鎮，是我返程去上海虹橋機場必須要經過的，更加堅定了我要去見他們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