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多瑙河圓舞曲》(The Blue Danube)，奧地利作曲家小約翰·施特勞斯最負盛名的圓舞曲作品，被譽為「奧地利第二國歌」。每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也將該曲作為保留曲目演出。 這首樂曲的全稱是「美麗的藍色的多瑙河旁圓舞曲」。曲名取自詩人卡爾·貝克一首詩的各段最後一行的重複句：「你多愁善感，你年輕，美麗，溫順好心腸，猶如礦中的金子閃閃發光，真情就在那兒蘇醒，在多瑙河旁，美麗的藍色的多瑙河旁。香甜的鮮花吐芳，撫慰我心中的陰影和創傷，不毛的灌木叢中花兒依然開放，夜鶯歌喉囀，在多瑙河旁，美麗的藍色的多瑙河旁。」 惺惺相惜 5月23日上午，顏慕曦正在辦公室辦公，接到門衛電話，讓她去取快遞。顏慕曦來到門衛室，快遞員將一束玫瑰花遞給她，讓她簽收。她一看，又是鄧煒送的，這時她才想起來，今天是她的生日。 鄧煒是顏慕曦的高中同學，高中就開始暗戀顏慕曦，從大學時代開始就一直追求顏慕曦，每年顏慕曦的生日，都會給顏慕曦送一束鮮花。鄧煒人品也不錯，工作也比較上進，家庭條件也很優越，按道理和顏慕曦是比較般配的。但感情的事是沒有道理可講的，愛一個人不需要理由，不愛一個人也不需要理由。顏慕曦說不出鄧煒哪點不好，也知道他對自己的深情愛意，但就是對他沒有愛的感覺。不過，鄧煒為人重情重義，是一副熱心腸，人緣很好，懂得社交，這些都是讓顏慕曦欣賞的地方，也是顏慕曦自身的不足之處，所以，顏慕曦也不想失去這樣一位同學、朋友。 鄧煒這麼多年追求顏慕曦卻一直沒有進展，當然知道顏慕曦的感受。但鄧煒非常堅持，他想一直等下去，希望終有一天能讓顏慕曦心動。以前當面送花被顏慕曦婉拒過，後來為了避免尷尬，他就用快遞方式送花。他決定，只要顏慕曦還沒有愛上別人，他就一直會追求下去。 顏慕曦簽收完，手機響了，是鄧煒的來電。顏慕曦接通電話，說：「謝謝你的花。」 鄧煒自嘲地說：「你不會把它扔了吧?」 顏慕曦說：「怎麼會呢，要不是你提醒，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 鄧煒說：「行，以後我就用這種方式來提醒你。很久沒見了，明晚有空一起吃個飯嗎?」 顏慕曦說：「不好意思，這段時間特別忙。」 鄧煒說：「哦，沒事，那就等你忙完這段時間，千萬注意身體啊。」 顏慕曦說：「知道啦。」 鍾天崖案起訴後，向淵一直為鍾天崖的命運感到擔憂。關鍵證人一直隱匿得無影無蹤，鍾天崖的審判凶多吉少。這時，他想到了辯護律師陳若怡。他和陳若怡雖然沒有什麼私交，但很欣賞陳若怡的敬業精神、辯護水平和職業情操，兩人曾經在多宗案件上擔任控辯雙方，面對面地交換過案件意見，也曾多次在法庭上激辯交鋒，可謂神交已久，惺惺相惜。 6月2日晚上，向淵約了陳若怡一起吃飯，陳若怡欣然赴約。陳若怡雖然每天都很忙，但接到向淵的邀請還是感到一陣驚喜。陳若怡比向淵小兩歲，非常熱愛律師事業，是一個工作狂，把幾乎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投入到了事業中，加上心氣很高，至今也是單身。其實，多年來，陳若怡一直對向淵懷有傾慕之心，向淵對公訴事業的摯愛忠誠、工作上的才華橫溢、勤奮上進以及為人處世的謙遜、穩重，加上氣質上的儒雅俊練，都深深吸引著陳若怡。 但陳若怡知道，感情上的事情是不能勉強的，自己的傾慕之心只是單方面的，向淵如果對自己也有此意，自然會主動追求她。這次向淵突然約她吃飯，會是追求的開始嗎?陳若怡的職業理性告訴自己，這似乎不太可能，因為兩人認識已經多年了，向淵不可能突然對她萌生愛意。所以，這次向淵約她，她估計是為了鍾天崖案子的事。但無論如何，陳若怡都是很樂意接受向淵邀請的，她準時來到了「藍森林」西餐廳。 陳若怡調侃地說：「向檢察官，我感覺太陽從西邊出來了，檢察官請律師吃飯可是稀罕事呀。」 向淵笑著說：「呵呵，檢察官雖然窮點，但請你這個大律師吃個飯還是請得起的。」 陳若怡自嘲地說：「什麼大律師呀，我們也是混口飯吃。」 向淵說：「你這還叫混口飯吃?你看你，開的是保時捷，我呢，開的是大眾，你這還叫混口飯吃，不是寒磣我嗎。」 陳若怡說：「這可是你自己選的，你可是全國優秀公訴人，要出來做律師，比我強十倍呀。」 向淵說：「你還別說，我還真動過心思。」 陳若怡好奇地說：「哦，說來聽聽。」 向淵說：「前段時間，有一個朋友的朋友的父親出了事，涉嫌受賄兩千多萬，但實際上就是交股本金的時候沒有交足，欠下的一百多萬股本金公司老總替他交了，他心想以後的分紅公司老總自己從裡面扣就行了，後面就一直沒有補齊，後面幾年也確實產生了兩千多萬的紅利，現在檢方認定公司老總行賄，且兩千多萬的紅利全部認定為受賄數額。這個朋友的朋友先是花五十萬請了個律師，但是很不滿意，找到我，請我幫忙看一下，我就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看完了案卷，再花半天時間，寫了份辯護意見，結果他們覺得非常滿意，硬要給我兩萬辛苦費。這個事情讓我挺感慨的，像這種就兩三本卷的案子，我們一年得辦幾十件甚至上百件呢，但我們拿多少?一年也就十來萬，你們律師就這麼一個案子就當我們好幾年的工資，確實容易心理不平衡。」 陳若怡說：「那是，你這全國優秀公訴人，看案子的問題看得太透了，寫的辯護意見絕對殺傷力極強呀，如果你真做律師，這份辯護意見是得值幾十萬。以你的公訴經驗和在業界的影響力，出來做律師，一年幾百萬沒問題。」 向淵說：「是挺誘惑人的。」 陳若怡故意逗趣地說：「那你還不趕緊辭職，到我們所來，你就是一塊金字招牌。」 向淵說：「說說而已。」 陳若怡說：「怎麼，還是下不了決心?」 向淵說：「一個人不能為錢活著。當一個人窮困的時候，錢主宰人，為了錢，喜歡不喜歡的事都得干，但當一個人覺得錢夠花了，就不能再被錢宰了，就得主宰錢，想乾的事就干，不想乾的事就不幹。這一點很多人都沒想明白，每天都在為錢忙碌打拚，一生都成了錢的奴隸，忘了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 陳若怡說：「我明白了，你還是熱愛公訴，對公訴事業真的是有一份赤子情懷呀。」 向淵說：「呵呵，公訴情懷確實有。對了，今天請你來，主要是想聊聊鍾天崖這個案子。你申請的非法證據排除，我在檢委會上作了彙報，但沒有被採納。到了法院，我看你可以再提。」 陳若怡說：「唉，這就體現了刑辯之難呀。刑事訴訟法上有明確規定，司法機關要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中央也確實越來越重視律師的意見，但不管怎麼說，律師畢竟只能提意見，採納不採納還在於司法機關。一個案件的決定權，在檢察官、法官手裡。」 向淵說：「一般來說，律師發現的問題，檢察官、法官也能發現，只是認識不同、結論不同。所以現在刑辯律師大多喜歡搞程序性辯護，就是因為他們知道，實體上辯的空間不大，證據上、法律上檢察院、法院這麼定，肯定也是有一定道理、有一定依據的，所以只有在程序上找漏洞。」 陳若怡說：「我認為不光是程序漏洞的問題，有的案件確實存在違法取證。」 向淵說：「是，不過說實在話，違法取證在現階段可能很難杜絕。除了自首的，有哪個犯罪嫌疑人到案後會老實交代的?誰都知道交代的後果是什麼，不到萬不得已，誰願意繳械投降呢?我們國家羈押率為什麼這麼高，就是因為需要突破口供，再由供找證。西方國家就不一樣，他們是以保釋為常態，羈押為例外，因為他們有電子手銬、監控等各種電子偵查裝備，把人放出去，根本就不怕他串供、毀證之類，他越這麼做越會產生新的再生證據，對他更不利。此外，人家公民作證意識強，他們可以通過外圍證據鎖定犯罪人，由證到供，並不需要特別依賴口供，再加上有訴辯交易制度，所以用不著刑訊逼供、暴力、威脅，犯罪人都會自願供述。我們國家的偵查科技化程度還很低，審訊基本上就是靠一張紙、一支筆，不用一些非法手段，哪有那麼容易突破口供?所以程序方面的問題還是有不少，律師確實有必要加強程序辯護。」 陳若怡點點頭，說：「呵呵，難得有檢察官這麼支持律師工作的。」 向淵說：「我們都是法律職業共同體嘛。對了，說到這裡，我有個問題想問你，你一定要跟我說實話。」 陳若怡調侃地說：「問吧，一定如實『供述』。」 向淵說：「當你明知這個人肯定殺了人，或者肯定是個貪官，但通過你的程序辯護，使他獲得了無罪判決，你是什麼感受?你會不會覺得多少有些罪惡感?」 陳若怡說：「我實話告訴你，沒有，而且是一點也沒有。」 向淵好奇地說：「為什麼?一個殺人犯，一個貪官，就因為你的高超辯護，逍遙法外了。」 陳若怡說：「首先，我全力以赴地為這些犯罪人辯護，並不代表我在情感上認同他們，在情感上我是排斥他們的，也是希望他們接受法律制裁的。就像《為廢除死刑而戰》中有一段巴丹戴爾與他兒子的對話，巴丹戴爾傾注了全部的熱忱為死刑犯辯護，使一個個的殺人犯逃脫了死刑的制裁，於是他兒子問：『爸爸，你真愛那些殺害小孩的兇手嗎?』巴丹戴爾向他解釋說，一個律師的本職就是為被告辯護，即使他是殺害兒童的兇手，但是這僅僅是辯護，並不等於他就熱愛為之辯護的那些人。所以，辯護是我的本職，不論這個人多麼罪惡滔天，我也要儘力為他辯護，這和你要儘力指控他是一樣的，我們就是各司其職。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我為什麼沒有罪惡感?因為只要這個案件因為程序非法而判決無罪，這就是一個在法律上無罪的案件。我不管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殺了人，真的受了賄，在法律上就應該判決他無罪，這是程序正義的必然要求。所以，我通過程序辯護使法院判決他無罪，捍衛了程序公正，不僅是我個人的勝訴，也是法律的一種勝利，我應當感到高興，而不是有罪惡感、愧疚感。犯罪人雖然逍遙法外了，但這是程序非法的代價，必須用這種痛來喚醒司法人員嚴守法治程序，不留程序漏洞，只有這樣，才能不斷規範司法程序，促進司法公正。」 向淵聽完，對陳若怡肅然起敬，由衷地說：「說得好，我完全贊同。不過，要做到如此處之泰然，你的心理還是很強大的。」 陳若怡說：「我也就這麼一說，這種通過程序辯護判決無罪的案件還是很難的。其實，程序性辯護有很多技巧，但很難有成效，因為雖然非法取證是有，但我們很難找到證據，就算是刑訊逼供，到審查起訴階段傷也早就痊癒了，沒有痕迹了，怎麼證明?而且讓人難受的方式很多，不一定就得靠打，更別說其他非法取證，威脅、引誘、欺騙，哪樣我們都拿不到證據。就算是唯一能夠發現一點線索的同步錄音錄像，你們檢察機關也說這不是證據，只是你們的工作資料，不移送法院，也不給我們看，我們只有提供存在非法取證的證據或線索才能查閱，但不能複製。我們要看同步錄音錄像就是為了發現非法取證的線索，但你們卻要我們先提供非法取證的線索才能看，這是什麼道理?所以，非法證據排除看上去很美，但其實就像是空中樓閣，好看不好用。」 向淵說：「這個我理解，刑辯難首要就是取證難，取不到證，說再多也沒用。」 陳若怡說：「讓我們感到最艱難的還不是取證，而是說服法官接受我們的意見。在這一點上，我常常感覺很無力，很無奈。我們寫一份辯護意見，有的時候絞盡腦汁，花了很多心血，寫得絲絲入扣，鞭辟入裡，最後呢?法官一個字沒看上，他也不給你理由，就是駁回。你看現在的判決書，我們大段大段的辯護意見，在判決書里就變成了三兩句話，而且基本上都是『與本案事實不符，不予採納』。我們沒有說我們的意見一定是對的，一定要你法官採納，但好歹你在判決書里回應一下，就是不採納也認真反駁一下呀，就是反駁也是對我們勞動付出的一種尊重呀。所以我感覺這是法官不尊重我們，真是一種挫敗感呀，而且敗得很冤，很鬱悶，很憋屈。」 向淵說：「是啊，我也一直呼籲判決書要加強說理，你看人家台灣的判決書，有的長達幾十頁甚至上百頁。我曾看過一份台灣的判決書，洋洋洒洒，對控辯雙方的每一點意見都作了非常詳細的評論，採納或不採納都闡述了詳細的理由。這一份判決書就一百多頁，簡直可以出一本書了。做這種法官很累，但也贏得了控辯雙方以及整個社會的尊重。我們國家的法官經常喊累，但他們寫的判決書實在太簡單了，根本沒有什麼理論分析和闡述，直接下結論，這種判決怎麼可能具有很高的司法公信力?」 陳若怡笑著說：「呵呵，法官要是知道我們控辯雙方都在這裡『吐槽』他們，指不定氣成什麼樣呢。」 向淵說：「這次辦鍾天崖案件，真的可以說是我們控辯雙方聯手起來對付法官了。」 陳若怡說：「呵呵，敵人變成了戰友，還讓我挺不習慣的。對了，你在檢委會上已經表明了你的意見是這個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還要你繼續擔任公訴人嗎?」 向淵說：「是啊，我是個人意見，必須服從檢委會的決定呀。」 陳若怡說：「這也是體制的無奈呀，逼著一個公訴人去指控他自己都認為無罪的人。」 向淵無奈地說：「是啊，公訴人的職責是起訴有罪的人，我們怎麼能把一個無罪的人推上被告席，讓法院判他的刑呢?一想到我要親手起訴一個無辜者，我就覺得很心痛，如果這個人因我的起訴而蒙冤甚至被判死刑，我這一生都不能原諒自己，一生都要在良心的煎熬中度過。」 陳若怡說：「看來，這個案件你是但求一敗呀。」 向淵說：「判決無罪，不能簡單說就是公訴人敗了。」 陳若怡說：「你們公訴人出庭，不就是要追求有罪判決嗎?我看你們公訴人搞業務培訓，都是在講怎麼駁倒我們律師的，好像把我們駁倒了，你們就贏了。」 向淵說：「公訴人出庭並不是為了要打敗辯護人，公訴人在法庭上不是拳擊手。」 陳若怡好奇地問道：「那是什麼?」 向淵說：「是一名田徑運動員，和辯護人比誰跑得快，就是說誰先說服法庭接受自己這方觀點，誰就是最終的勝者。」 陳若怡說：「嗯，英國律師安德魯在給我們培訓時說過：『在被告方勝利的情況下，檢控方會非常生氣，但他們應該知道，不是我(律師或犯罪人)贏了，而是正義贏了。』所以說，你的這個比喻很形象，公訴人和辯護人並不是什麼死對頭，我們的目標都是實現正義。不過，很多公訴人都把律師看成天敵，必勝之而後快。特別是有一些年輕公訴人，自恃辯才好、嘴皮子快，什麼問題都得跟我們律師辯一下，不管我們說得有沒有道理、是不是客觀事實，都要反駁一番，恨不能把我們駁得體無完膚。」 向淵說：「我知道，我們有的公訴人是在庭上盛氣凌人，以勢壓人，完全沒有控辯平等的理念。我跟你講個故事，很多年前，我們一個很有才華的公訴人，在一次法庭辯論中，覺得律師觀點太過荒謬，在答辯中說『我覺得這位辯護律師應該好好看一下刑法書』，這個話就很不合適了，但庭審結束後，這個律師倒是很大度，主動走到公訴席，想跟公訴人示好，結果這位公訴人說『你回去看了書再說吧』，弄得這個律師很尷尬地離開了。這還沒完，一個星期以後，這位公訴人在外面吃飯，很巧的是，那位律師也在鄰桌吃飯，律師像是完全忘記了庭上的不愉快，再次主動走過來問候公訴人，結果呢，這位公訴人抬頭一看，居然對著這位律師說『你看了書沒有?』」 陳若怡聽到這裡，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向淵也笑了，但很快收斂了笑容，接著沉重地說：「這位公訴人此言一出，像一柄利劍，深深刺傷了律師的自尊心，律師的笑容頓時僵硬，轉身就拂袖而去。此後，這位公訴人再也沒有見到過這位律師。過了很多年，這位公訴人歷經磨鍊，成為一名非常優秀的公訴處長，他在一次公訴人與律師辯論對抗賽的閉幕式上，講了這段往事，然後動情地說，多年以來，他一直對這位被他羞辱過的律師深懷愧疚，很想當面深表歉意，可惜這位律師已經不知所蹤，他拜託在場的各位律師，如有機會碰上這位律師，請幫忙轉達他的歉意。」 陳若怡心裡為之一震，說：「哇，這個故事一開始我覺得很氣憤，但後面其實是一個感人的結局。」 向淵說：「這位處長講他這段往事時，我也在場，當時聽了也是唏噓不已。不論公訴人的水平多高，應當牢牢樹立控辯平等的理念，尊重律師的人格，這是最起碼的尊重;尊重律師的職業，這份職業和檢察官、法官一樣光榮，尊重能夠讓他們更有職業尊嚴。」 陳若怡點點頭，很欽佩地說：「要是所有的檢察官、法官都像你這麼想就好了。」陳若怡的這句話，確實是肺腑之言。她從事律師職業多年，也和很多律師一樣，感覺這個職業「富而不貴」，即雖然收入高，但社會地位並不高，特別是從檢察官、法官那裡，沒有獲得充分甚至應有的尊重。但向淵作為資深的主任檢察官，赫赫有名的王牌公訴人，能夠主動邀請她吃飯，向她敞開心扉，促膝深談，讓她感覺受到非同一般的尊重和禮遇，這讓她非常感動，也愈加對向淵由衷感到欽佩和傾慕。 向淵說：「我經常跟我們公訴人講，我們和律師其實是殊途同歸，最終目標都是讓法院查明真相，做出公正判決，就像你說的，都是為了贏得正義。控辯雙方，只是站的角度不同。不過，從控辯對立的角度，也可以說是『天敵』。在運動場上，我們經常聽運動員說：我要感謝偉大的對手。控辯關係也是這樣，公訴人也要感謝律師這樣一個『天敵』，因為有你們的進步，才能迫使我們也進步，你們強大了，我們也就必須強大。」 陳若怡說：「希望越來越多的公訴人接受這種觀念，在庭上我們是對手，庭下可以是朋友。好啊，今天聽你講這麼多，很受啟發。」 向淵說：「我也是。每天忙著辦案子，和律師就是庭上見，一見就是辯來辯去，還真是很少像我們這樣，坐在一起敞開心扉地聊天。」 陳若怡說：「總之一句話，誰都不容易。偵查、起訴、審判、辯護，各行有各行的難處，多一分理解、溝通，對於整個司法來說，就多一份正能量。」 向淵說：「是啊，今後公訴人協會、法官協會和律師協會應該多搞點活動，讓這些職業群體多加強交流、溝通，增進相互理解和互信，很多問題就好解決;否則，各家都是一遇到問題就發文，強行推進，效果並不好。」 陳若怡說：「是很有必要。現在有些地方法官和律師的關係非常緊張，相互猜疑、對立，甚至相互攻擊，太有損法官威信和律師形象了。」 向淵說：「彼此對抗，結果就是兩敗俱傷，而且給司法帶來的是負能量。相互理解、支持和信任，結果就是共贏，檢察官、法官和律師凝聚起來，共同朝著法治文明的方向努力，才能形成正能量，促進司法的進步。」 陳若怡笑著說：「呵呵，我們是不是聊得有點遠啊，這麼宏大的主題?回到鍾天崖這個案子吧，到了法院這個階段，非法證據排除我是一定還要提的。我知道你很擔心鍾天崖被判有罪，你放心，這個案子我一定全力以赴。」 向淵說：「非常感謝!接下來，看你的了。來，我敬你!」 向淵說完，舉起手中的酒杯，與陳若怡碰了一下杯，然後兩人都一飲而盡。陳若怡知道，向淵敬的這杯酒，飽含了他對鍾天崖案件無罪辯護結果的期盼與重託，分量可不輕呀。 庭前會議 法院決定於6月10日就鍾天崖案一審開庭召開庭前會議，並通知鍾天崖案公訴人和辯護律師參加。6月9日上午，陳若怡來到向淵辦公室，討論參加庭前會議的問題。 向淵說：「明天就要召開庭前會議了，準備得怎麼樣?」 陳若怡說：「我會在庭前會議上提出申請非法證據排除，鍾天崖提供了明確的非法審訊時間、地點、方式和內容，這就是非法證據的線索。」 向淵說：「我會在會上配合你，提請法院通知趙鴻飛出庭說明情況，與被告人當面對質。」 陳若怡說：「能讓趙鴻飛出庭當然是最好了，不過，他肯定不會承認採取了威脅方法，結果就是鍾天崖說他有威脅，趙鴻飛說他沒有，雙方各說各的，這種對質有實際意義嗎?」 向淵說：「有意義。前兩年我辦的一個案子，被告人當庭說遭受偵查人員刑訊逼供，法庭傳偵查人員出庭對質，第一個偵查人員出庭說他沒有打，被告人說這個人沒有打，第二個偵查人員出庭，也說他沒有打，結果被告人指著他的鼻子怒斥：『你還說你沒打，就是你打的!』此言一出，庭下一片嘩然，這個偵查人員非常窘迫。你看，這種情況下，大家會相信誰?肯定覺得被告人的話是可信的。」 陳若怡說：「嗯，偵查人員確實會有壓力。」 向淵說：「正所謂『理直氣壯』『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一個人是不是在說謊，通過察言觀色是能看出端倪的。所以說古代以『五聽』的方式審訊也是有一種道理的。如果偵查人員真的是有非法審訊，一般就不敢出庭，因為畢竟做賊心虛，怕露出破綻。」 陳若怡點點頭，說：「沒錯，西方有句法諺『我要聽來自馬嘴的聲音』，就是強調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直接向法庭陳述，接受各方質詢。」 向淵說：「在對證人的質詢方面你是高手，我相信，趙鴻飛一定會被你問得前言不搭後語。」 陳若怡說：「我儘力吧。」 向淵說：「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被告人、辯護人的質詢是一個方面，還有很重要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向法庭陳述說明破案的過程。一般來說，犯罪嫌疑人被抓獲歸案後，是不會輕易交代的，那偵查人員是採取什麼方式突破他口供的?如果說僅僅是談心談話，這可能很難讓人相信。特別是被告人當庭說了遭受了非法審訊，偵查人員就要向法庭解釋為什麼沒有採取非法方法就突破口供了，他們使用了什麼樣的審訊策略?如果偵查人員不能對此作出合理解釋，法庭就應當認為偵查人員存在非法審訊的重大嫌疑，不能排除非法取證的可能，應當對相關證據予以排除，如果偵查人員對自己的審訊策略作出了合理解釋，法官認為這種情況下確實沒有必要非法審訊，那麼就可能認定不存在非法取證。」 陳若怡說：「有道理，看來不管怎麼樣，偵查人員出庭還是很有必要的。」 向淵說：「那就這樣吧，你明天提出申請非法證據排除，我會策應你。」 陳若怡說：「好。」 6月10日上午，在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庭前會議室，鍾天崖案的合議庭召集了公訴人向淵、顏慕曦、辯護人陳若怡召開庭前會議，被告人鍾天崖也參與會議。合議庭審判長蔡治邦主持會議。蔡治邦說：「今天庭前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就是否申請迴避、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申請調取新的證據、申請證人出庭等問題交換意見。」 陳若怡說：「審判長，我申請非法證據排除。」 蔡治邦說：「可以，你說。」 陳若怡說：「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認罪筆錄是公安人員逼迫他簽字的，被告人，請你向法庭陳述一下具體情況。」 鍾天崖說：「好的，就是我被抓的第二天下午，公安人員在他們公安局審訊室審訊我，公安大隊長趙鴻飛說如果我不承認故意殺人，就把我父母抓起來，以涉嫌窩藏罪拘留，因為我父親有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根本承受不了這樣的審訊，我非常害怕，被迫在認罪筆錄上簽字的。」 陳若怡說：「審判長，我認為，偵查人員以非法抓捕被告人父母相威脅，逼迫被告人認罪，這是一種情節非常嚴重的非法取證，這種威脅對被告人產生了無法抗拒的心理強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的規定，應當認定為『使被告人在精神上遭受劇烈痛苦的方法』，對以此迫使被告人違背意願招供的認罪筆錄應當依法排除。」 蔡治邦問：「你們有什麼具體證據嗎?」 陳若怡說：「根據刑訴法的規定，被告人對非法取證提供了具體的時間、地點、人員、方式等線索的，法院應當啟動非法證據排除調查程序。因此，我認為應當在庭審中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的法庭調查。」 蔡治邦轉而問公訴人說：「公訴人有什麼意見嗎?」 向淵說：「鑒於被告人提出了具體的非法取證線索，我們提請法庭通知偵查人員趙鴻飛出庭說明情況。」 蔡治邦說：「既然公訴人也沒有意見，本庭予以採納，庭前會議之後，請辯護人提交正式的申請非法證據排除意見書，本庭將根據檢方的意見，通知偵查人員趙鴻飛出庭說明情況。」蔡治邦此言一出，向淵與陳若怡不約而同地對視了一下，向淵用眼神對陳若怡的表現表示了讚許和感謝。 6月16日上午，蔡治邦打電話給向淵，通報有關通知偵查人員趙鴻飛出庭的情況。蔡治邦說：「向檢察官，非常抱歉，我們通知趙鴻飛出庭，他說他這段時間都在外面出差，實在趕不回來。」 向淵說：「這怎麼行呢，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供述是定罪的重要證據，他要是不出庭說明情況，我們檢方怎麼證明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呢?我看他是不是心虛，不敢來呀?」 蔡治邦說：「那倒不好下這個結論。」 向淵說：「他要真沒有非法取證的行為，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出庭呀!如果被告人說的是謊言，他不是正好可以通過對質來揭露被告人的謊言嗎?他當時到底是怎麼讓鍾天崖簽字認罪的，只有他清楚，如果鍾天崖說的是謊言，也只有他能識出破綻，他有什麼理由不出庭?如果被告人真是往他身上潑髒水，出庭對質不是正好給了他一個申辯澄清的機會嗎?他為什麼要躲呢?」 蔡治邦說：「你說的這些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你也知道，法律上沒有規定偵查人員如果拒不出庭，就得怎麼樣，所以我們對他們是沒有約束措施的。」 向淵說：「刑訴法明文規定，法庭通知偵查人員出庭，偵查人員應當出庭。」 蔡治邦無奈地說：「沒錯，法律上是這麼規定的，但他就是不來，我們有什麼辦法?」 向淵想使用一點激將法，說：「你們是堂堂的人民法院，出庭通知書上蓋著你們的國徽印呢，偵查人員想不來就不來，法院的權威何在?」 蔡治邦無奈而自嘲地說：「向檢察官，你也知道，偵查人員不是一般的證人，我們法院的印可不一定抵得上的公安的印，公安一向不是很買我們法院的賬。」顯然，蔡治邦並沒有吃向淵這一套。 向淵說：「如果他們不出庭來證明證據的合法性，案件判了無罪怎麼辦?判了無罪不光是檢方敗訴，不是也意味著他們偵查的失敗嗎?」 蔡治邦說：「這個你也知道，他們公安最看重的是刑拘數、逮捕數，只要抓的人你們檢察院捕了，這個案件就算辦成功了，法院判不判、有罪還是無罪，他們並不關心。而且就算是判了無罪，賠償的是你們檢察院，所以他們沒有壓力。」 向淵知道，蔡治邦的話是切中要害的，他看激將蔡治邦是沒用了，說：「是，公安的考評是有很大問題。」 蔡治邦說：「要麼這樣，你們檢察院再做做公安那邊的工作，檢察院有偵查監督權，還有瀆職調查權，可以直接對公安人員立案偵查，公安還是比較買你們檢察院的賬，你看行不行?」 向淵一聽，沒有想到自己非但未能激將成蔡治邦，反倒是蔡治邦把這個問題拋給了自己，自己又不能不接，只好說：「行，只能這樣了。」 向淵放下電話，感到很是無奈和失望。向淵也知道，趙鴻飛找借口拒不出庭，肯定是得到他們領導批准的，檢察院再做工作，肯定是沒什麼用的，總不能讓瀆檢局對趙鴻飛立案偵查吧?但法官又把這個球踢給了他，他又接了，只好硬著頭皮，撥通了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支隊長的電話。向淵說：「夏支隊長，您好，我是市檢察院向淵。」 支隊長說：「向檢察官，你好，有事嗎?」 向淵說：「是這樣，鍾天崖這個案子過兩天就要開庭了，現在鍾天崖的律師向法院申請非法證據排除，說鍾天崖在偵查階段的口供是趙鴻飛大隊長威逼他簽字的，法院採納了律師的意見，決定庭審時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這樣我們檢方就必須證明這個口供的合法性，按照法律規定，我們提請法院通知趙大隊長出庭說明情況，法院也向趙大隊長發了出庭通知書，趙大隊長說他在出差，來不了，我想跟您溝通一下，能不能讓他回來一趟呢?」 支隊長說：「這個事趙鴻飛跟我說了，本來呢，法院通知了，他是應該去的，但他手上確實在辦一個重案，現在在外面取證，時間很緊，確實趕不回來。」 向淵說：「夏支隊長，我認為偵查人員出庭這個制度還是要實施起來，如果今天這個出差，明天那個有事，這個制度就落實不了。落實這個制度對你們偵查取證也是很好的，以後偵查人員如果非法取證，他就要考慮自己是要出庭的，他要有這種壓力和顧忌，就不敢非法取證了，這其實是有利於你們規範取證的……」 支隊長打斷地說：「向檢察官，這個道理我懂，但你也要理解一下偵查工作，偵查就像打仗，戰機錯失，就可能無法彌補，就因為出個庭，影響這個重案的偵破，誰來擔這個責任?是法院擔，還是你們檢察院擔?」 向淵無奈地說：「那好吧，既然趙大隊長有這麼重大的任務在身，那也就沒辦法了。」 支隊長說：「那好，謝謝理解啊。」支隊長一說完，就把電話掛了。向淵很無奈地放下電話，心裏面一聲嘆息：沒辦法，公安還是強勢呀。 愛的火坑 6月19日，鍾天崖案第二天就要開庭了，蔣國根仍然無法聯繫上，令向淵一籌莫展。他從事公訴這麼多年，還從沒有辦過一件冤案。要他親手把一個內心確信無辜的人送上法庭，指控他犯罪，他感到無比的痛苦和煎熬。 這天中午，向淵來到他常來的「藍森林」音樂咖啡廳，希望音樂能舒解他苦悶的情緒。向淵的母親是一名演員，也是一名鋼琴師，從小就注重給向淵灌輸音樂細胞，讓他學習鋼琴，一方面用音樂陶冶他的情操，另一方面也希望培養他浪漫洒脫的氣質性格。而向淵的父親則是一名資深檢察官，非常摯愛檢察事業，向淵從小就對父親崇拜之至，考大學時最終沒有選擇音樂學院，而是選擇了政法大學，畢業後也成為一名檢察官。 法律是理性的，檢察官的思維要求理性、嚴謹，辦案要求規範、嚴格，而音樂是感性的，是無拘無束的，是充滿浪漫情懷的，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素養卻集於向淵一身。在向淵看來，這二者看似矛盾，實則是相輔相成，相互彌補的，司法當巍如秋山，但也當公平如水，剛柔相濟，寬嚴相持。向淵認為，公訴之道，就在於公道司法，訴者仁心，要將法與情有機融合，使法律彰顯理性光芒，又綻放人性之美。 向淵一直覺得父親與母親的結合是非常完美的，是理性邏輯與感性浪漫的融合。受父母的影響，向淵也想找一位鋼琴師為人生伴侶。不過，他一直沒有碰到讓他心動的女孩。 向淵坐在老位置上，點了一杯咖啡。鋼琴聲響起，是小約翰·施特勞斯最負盛名的圓舞曲《藍色多瑙河》，這首曲子有種淡淡的憂傷，又充滿無盡的浪漫與深情。 向淵坐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鋼琴師，他抬眼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衣著樸素淡雅、長發飄飄、面容清秀姣美的女孩，就這一眼，他就怦然心動了。再仔細一看，這位女孩不施粉胭，氣質純樸，優雅脫俗，清純如水，這不正是自己一直在夢中尋找的白雪公主嗎?向淵頓時感覺恍如隔世，擦了擦眼睛，確定這不是在夢境中。 向淵就這樣靜靜地看著這位女孩，他從她的琴聲和表情上讀到一絲淡淡的憂傷，讓向淵感到一陣愛憐，他很想讀懂這份憂傷，了解她的心事。向淵把老闆叫過來，詢問得知，這個女孩叫蔣明琦，是新來的鋼琴師。 一曲彈完，向淵不知哪來的勇氣，走上了琴台。向淵對蔣明琦說：「這曲《藍色多瑙河》彈得太好了。」蔣明琦沒有抬頭，應聲說了一聲：「謝謝!」 這時，店老闆走過來，跟蔣明琦介紹說：「蔣老師，這位是向淵檢察官。」蔣明琦站了起來，對著向淵站立的方向說：「您好，向檢察官。」但她的眼神並沒有正視向淵，然後，蔣明琦又伸出右手，但手掌的方向也明顯偏離了向淵的右手。向淵剎那間明白了：眼前這位美女鋼琴師居然是位盲人。向淵不禁被驚呆了，怔住了一兩秒後，趕緊伸出右手，禮節性地和蔣明琦握了握手，然後略帶緊張地說道：「你好，蔣老師」。 雖然只是禮節性的握手，但觸到那隻纖纖玉手時，向淵還是感到有一種觸電感。如此美麗溫婉的鋼琴師，卻居然是位盲人，這讓向淵感到震撼和憐愛，內心頓時百感交集。握手之後，蔣明琦沒有再說話，向淵趕緊打破沉默，說道：「蔣老師，我也是鋼琴愛好者，能和你共彈一曲嗎?」蔣明琦說：「好啊。」 向淵搬了張小凳子坐在蔣明琦身邊，兩人共同彈奏了一曲《藍色多瑙河》。雖然是第一次合作，但因為對這首曲子都極熟悉，是兩個人的最愛，彈得居然非常默契。一曲談畢，向淵激動地說：「演出成功!」 蔣明琦禮貌地說：「謝謝合作!」 向淵感慨地說：「此刻我想起了一句話。」 蔣明琦好奇地問道：「什麼?」 向淵說：「『默契是一種感應，是心緒和意念無約的投合』。」 蔣明琦說：「嗯，真的很默契。」 向淵說：「再聯彈一曲?」 蔣明琦說：「好啊，你喜歡什麼?」 向淵說：「《水邊的阿狄麗娜》，一直是我的最愛。」 蔣明琦說：「這麼巧，這首也是我最喜歡的。」 向淵與蔣明琦開始四手聯彈這首《水邊的阿狄麗娜》，剛彈了兩分鐘，向淵的手機響了。向淵看了一下手機，是孫鶴林副檢察長來電。 向淵說：「不好意思，我接個重要的電話。」 蔣明琦說：「沒事，我彈給你聽。」 向淵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接聽孫檢的電話。接完電話，向淵轉過身，準備返回琴台。這時，他看到讓他驚訝的一幕：蔣國根出現了!他正領著蔣明琦準備離開。蔣明琦說：「爸，有位客人想和我聯彈一曲，我們還沒彈呢。」蔣國根張眼向四周望去，向淵趕緊背對著他們坐下。 蔣國根沒有看到向淵，說：「沒有啊，可能走了吧。下次碰到再彈吧。」蔣國根帶著蔣明琦向店外走去。向淵不會放過這天賜良機，趕緊起身，跟了出去。 向淵一路尾隨，看到蔣國根、蔣明琦進了一棟居民樓的一單元一樓左邊那戶。向淵就在不遠處守著。 下午2點左右，蔣國根終於開門出來，然後走出了居民樓大院，看樣子應該是上班去了。向淵走到那戶人家門口，鼓起勇氣敲了敲門，門裡傳來了讓他怦然心動的聲音。蔣明琦問道：「請問是誰?」 向淵說：「我是向淵。」蔣明琦打開門，讓向淵進來。蔣明琦說：「你怎麼會知道我住這裡的?」向淵被這個突然的問題怔住了，稍猶豫了一下，很快反應過來，說：「真的很巧，我也住這棟樓，回家正好看到你也住這裡。」 蔣明琦說：「那我們可以做臨時鄰居。」 向淵說：「臨時鄰居?」 蔣明琦說：「我們是暫時租住在這裡的。」 向淵說：「哦。」 蔣明琦說：「不好意思，剛才在店裡沒跟你打招呼就走了。不過沒關係，我家裡也有鋼琴，你還想彈《水邊的阿狄麗娜》嗎?」 此時的向淵既興奮又激動又著急，激動的是這麼快就又和自己一見鍾情的女孩見面了，興奮的是還「逮著」了蔣國根，鍾天崖案又有希望了，著急的是案子明天就要開庭了，怎麼樣才能再次做通蔣國根的工作呢? 向淵一邊想著這些，一邊坐下來與蔣明琦聯彈《水邊的阿狄麗娜》。但他的思緒不寧，彈琴時屢屢出錯，索性停了下來。 蔣明琦問道：「你怎麼了?有心事嗎?」向淵看著蔣明琦清澈如水的眼睛，欲言又止，內心非常矛盾掙扎。向淵說：「不好意思，心裡有點亂。」 蔣明琦說：「有什麼心事，能講給我聽聽嗎?」 向淵說：「剛才出門的是你父親吧?」 蔣明琦說：「嗯。」 向淵說：「那你媽媽呢?」 蔣明琦說：「我不知道。」 向淵驚訝地說：「你不知道?」 蔣明琦說：「我一生下來就有先天性心臟病，親生父母就把我拋棄了。是我爸把我撿回來，收養了我。」 向淵說：「你爸是幹什麼工作的?」 蔣明琦說：「鍋爐工。」 向淵說：「他沒有結婚嗎?」 蔣明琦說：「我爸拖著我這麼一個心臟病的孩子，誰會嫁給他呀?我爸把全部的愛都給了我，供我讀書、學琴，他自己省吃儉用，一件工作服縫縫補補了好多次，就是捨不得給自己買一件新衣服。」 向淵聽到這裡，內心一陣感動，感慨地說：「真是一個偉大的父親。」接著，向淵疑惑地問道：「那你的眼睛是怎麼失明的呢?」 蔣明琦傷感地說：「前幾個月我突然得了視網膜中央動脈栓塞，這是因心臟病引發的突發性失明。我爸更為我操碎了心。」 向淵說：「這種病能治嗎?」 蔣明琦說：「需要到美國做心臟手術，費用至少要100萬元。」 向淵被這個數字嚇了一跳，說：「啊?!」 蔣明琦接著高興地說：「不過這個世界上還是好人多，我爸說有一家慈善基金會答應幫我籌集手術費用，我馬上就可以去美國手術了。」 向淵疑惑地問道：「叫什麼基金會?」 蔣明琦說：「叫『心連心』先天心臟病慈善基金會。」 向淵馬上掏出手機，搜索了一下，發現根本沒有這樣一家基金會。而且憑向淵的生活經驗，蔣明琦的病並沒有引起社會關注，一個基金會到哪去籌集這麼一大筆錢?接下來，向淵馬上聯想到，蔣國根上次答應了作證，為什麼突然失蹤?他的直覺告訴他，答應出這筆錢的人，必定就是高海富。 那麼，要不要告訴蔣明琦真相?她又會怎樣看自己的父親?沒有高海富的這筆錢，她的眼睛怎麼辦?自己如何忍心看著心愛的人一直失明下去?但如果選擇不說，鍾天崖怎麼辦?自己為了兒女私情，就要放棄追尋正義嗎?自己還配叫檢察官嗎? 向淵假借上洗手間，讓自己整理一下紛亂的思緒。站在洗手間，向淵用冷水沖了一下自己昏亂的頭腦，盡量讓自己保持清醒冷靜。這時，他想到了自己的父親，一名歷經曲折考驗的老檢察官，他想聽聽父親的教導。 他拿出手機，給父親發了一條簡訊：「爸，我很想讓一個證人作證，但是又很不想破壞他幸福平靜的生活，我該怎麼辦?」很快，他的父親回了簡訊：「你覺得怎麼做今後不會後悔，你就怎樣去做。」 一語驚醒夢中人。父親的話令向淵恍然大悟。父親其實已經給出了答案：如果自己選擇放棄鍾天崖，放棄自己的職守，鍾天崖一旦被冤殺，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錯誤，能不後悔嗎?縱然蔣明琦用高海富的錢治好了心臟病，縱然自己能夠和心愛的人在一起，一生能幸福安心嗎? 向淵理清了思緒，恢復了檢察官的理智。蔣明琦的病一定要治，但絕不能拿公平正義作交易，絕不能以犧牲鍾天崖的生命為代價。維護公平正義，才是自己無悔的選擇。 向淵走出洗手間，把真相全部告訴了蔣明琦。蔣明琦聽完這一切，情緒激動地說：「我爸怎麼能這樣呢?!這種錢我們怎麼能要呢?!」 向淵趕緊寬慰地說：「你別激動，你父親也是為了救你，這可以理解。」 蔣明琦堅決地說：「向檢察官，您放心，我會說服我爸的，他一定會出庭作證的。」 向淵一聽這話，內心泛起一陣感動和內疚，說：「謝謝你的理解，我代表檢察院，代表鍾天崖和他的父母，謝謝你!」 當天晚上，蔣國根下班回到家，蔣明琦把向淵來的經過都跟蔣國根說了。說完經過後，蔣明琦說：「爸，這種錢咱不能要。」 蔣國根說：「琦兒，我只是不去作證，我又沒有說謊，沒有作偽證。」 蔣明琦說：「向檢察官說了，每一個公民都有作證的義務，您不去作證也是違背了法律的義務。」 蔣國根說：「那要是我沒有看到呢?或者我死了呢?他們案子就辦不成了?」 蔣明琦說：「向檢察官說，您是唯一的目擊證人，沒有您的證據，他們這個案件就會辦成冤案，那個無辜的嫌疑人只有24歲，就極可能會被判死刑。」 蔣國根說：「那你的眼睛怎麼辦?你還這麼年輕，爸不能看著你一輩子成瞎子呀。」 蔣明琦說：「爸，您疼琦兒，我知道，但您也要想想，如果您不去作證，那個無辜的年輕人被冤枉而死，我們能心安嗎?這筆錢來得這麼不幹凈，即使我的心臟治好了，但我會感覺我的心靈很骯髒!即使我能重見光明了，但是我會覺得心裡很陰暗!我不想欠這樣一筆債!欠別人的錢可以慢慢還，但人死就不能復生，這種心債可是一輩子都還不起的啊!」 蔣明琦對父親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蔣國根被女兒的動情勸說深深打動，也為女兒的通情達理和溫情厚義深深感動，他在拯救女兒的私愛與拯救他人的大義之間非常糾結，緊鎖眉頭，一聲嘆息。 蔣明琦見父親動搖了，趁熱打鐵地說：「爸，求您了，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求過您。」 蔣國根說：「你這孩子真傻呀，讓我放棄你，去救一個陌生人。」 蔣明琦說：「爸，當年，您告訴我我是撿來的，您知道我是什麼樣的感受嗎?我很感動，是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把我養大成人，同時，我也為我的親生父母這麼狠心把我拋棄感到無比的傷心和難過。我是一個一生下就被父母拋棄的人，所以，我特別能理解那種被拋棄的人，他的那種痛苦和傷心。那個年輕人是被冤枉的，他很善良、很孝順，他現在特別需要您站出來，為他洗清冤屈。」 蔣明琦這一番話讓蔣國根再次被深深打動，蔣國根點了點頭，感慨地說：「每個人都害怕自己被拋棄。」 蔣明琦說：「您這個時候如果拋棄他，他就會含冤而死，還有他的父母，誰來照顧?您當年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這個年輕人就像當年的我，需要您伸出手，救他一命!」 蔣國根聽到這裡，內心已經完全被女兒說服了，動情地說：「琦兒，你真的長大了，懂事了。只是，爸沒能力給你治病，爸不忍心你受苦呀。」 蔣明琦說：「爸，您不是從小就教育我嗎，天大的難我們自己扛。我的苦，比起那個年輕人的冤，算不了什麼。」 蔣國根被女兒深深感動了，堅定地說：「天大的難我們自己扛!好，琦兒，我聽你的，明天就去法庭作證。」蔣明琦見父親終於答應作證了，喜笑顏開，馬上撥通了向淵的手機。 向淵正在家中和父母一起吃飯，接到蔣明琦電話，他趕緊回到書房，關上房門接聽電話。向淵說：「蔣老師。」蔣明琦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完成你交給的任務了。」 向淵激動地說：「你爸答應出庭作證了?」 蔣明琦說：「嗯。」 向淵說：「太感謝你了!改天請你吃飯。」向淵放下電話，馬上給陳若怡律師打電話。向淵說：「陳律師，有一個很緊急的事情，鍾天崖案件有一個目擊證人叫蔣國根，他的證言對鍾天崖會很有利，但之前一直拒絕作證，剛才我通過他家人做通了他的工作，這個證人終於答應出庭作證了。案件明天就要開庭了，麻煩你現在馬上向法院那邊報告一下，申請證人蔣國根出庭作證。」 陳若怡說：「那太好了，不過，申請新的證人出庭要辦一些手續的，我這邊要提出書面的申請報告，法院還要給證人發《出庭通知書》，而且，這個時候提出申請新的證人出庭，法院也可以延期審理的。」 向淵說：「不行，不能延期審理，這個證人的工作好不容易做通，我怕時間一長又會有變，這樣，你向法官報告一下，就說這個事已經跟我溝通好了，我們檢方完全同意這個證人出庭作證，並且這個事情直接關係到被告的有罪還是無罪，我們控辯雙方都建議不要延期審理。其他的申請報告、出庭通知什麼的，後面再補吧，你先跟法官報告，我馬上也會給蔡治邦打個電話的。」 陳若怡說：「好的，我馬上打電話。」 向淵放下電話，興奮地在房間來回踱著步，思考如何跟法官解釋溝通此事。想好後，向淵首先把此事電話向孫鶴林副檢察長作了請示彙報，孫檢同意了他的工作方案。 給孫檢打完電話，正好陳若怡回了電話，說她已經向蔡治邦法官報告了情況，申請通知證人蔣國根明天就出庭作證，蔡治邦說需要徵詢檢方的意見。接完陳若怡電話後，向淵馬上給蔡治邦打了電話，將蔣國根證言的重要性、出庭作證的緊急性都作了詳細解釋溝通，蔡治邦同意讓蔣國根明天直接出庭作證，律師的申請報告和給證人的出庭通知書等手續待庭後再補辦。 打完這一通電話，蔣國根次日出庭作證的事情全部溝通協調好了，向淵長吁了一口氣，走出書房，坐回餐桌上，臉上不經意間露出興奮的笑容。向淵父母看到他這麼高興，都覺得很好奇。向母好奇地問道：「什麼事情?這麼高興。」 向淵猶豫了一下，假裝平靜地說：「爸，媽，我看上一個女孩子了。」 向母驚喜地問道：「哦，什麼樣的，幹什麼工作的?」 向淵說：「還不是受你影響，也是一名鋼琴師。」 向母一聽，非常高興，說：「什麼時候帶回來看看?」 向淵說：「你們要有心理準備，她有先天性心臟病，目前雙目失明，養父是一個鍋爐工……」 向母一聽，非常驚訝，一邊用手摸向淵額頭，一邊打斷地說：「你等等。」 向淵說：「媽，我沒發燒。」 向母說：「我看你是燒糊塗了吧?我給你介紹的音樂老師個個才貌雙全，家境優越，你都沒看上，那你看上她什麼?」 向淵說：「清純，美麗，貧窮，堅強，還有……我也說不清，就是一眼就看上了。」 向母說：「我不同意!」 向父說：「呵呵，我同意。」 向母向向父瞪了一眼，說：「你把兒子往火坑裡推?」 向父說：「在向淵的心裡，那是愛的火坑。愛情就是一種感覺，愛一個人不是愛她的條件，愛是不講條件的，愛也是不講理由的。愛一個人，就應該聽從自己內心的感受，這樣才愛得無悔。」 向淵一聽父親的話，喜出望外，說：「爸，您說出了我的心聲。」 向母嗔怒地說：「得了，別一唱一和的，你們父子哪像檢察官?檢察官不是應該講理性的嗎?」 向父說：「愛情不是判案子，要那麼理性幹嗎?虧你還是搞音樂的。」 向母一聽，搖了搖頭，嘆氣說：「唉，說不過你們。」 向父說：「那你也同意了?」 向母不屑地說：「同意什麼呀，這八字還沒一撇呢，我看你兒子是心血來潮，等這股熱乎勁兒過了，也就清醒過來了，用不著我反對。」 6月20日上午8點30分，鍾天崖案即將開庭，一切準備就緒，就等證人蔣國根的到來。在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候庭室，向淵碰到辯護律師陳若怡。向淵問道：「證人通知到了嗎?」陳若怡說：「他正在路上。」向淵說：「好。」 這時，審判長蔡治邦走了過來。蔡治邦問陳若怡說：「開庭時間已經到了，證人什麼時候到?」陳若怡說：「我再打一下他電話。」陳若怡撥打蔣國根手機，但無法接通。 向淵也趕緊撥打蔣國根手機，同樣是顯示無法接通。向淵反覆撥打，均未能撥通。蔡治邦與陳若怡、向淵進行緊急磋商，決定是否開庭。蔡治邦說：「已經超過了開庭時間，證人還沒有聯繫上，你們有什麼意見?」 陳若怡說：「證人可能是改變了主意，不想來作證了。」 蔡治邦問向淵說：「你們在審查起訴階段有沒有找過這個證人作證?」 向淵說：「我們當時也找過，也是本來答應了，第二天就變卦了，然後是手機關機，人就失聯了。」 陳若怡說：「證人拒絕作證也可以理解，畢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死者的身份又比較特殊，他作為一個社會底層老百姓，得罪不起呀。」 蔡治邦說：「這個人的證言很關鍵，還有什麼辦法嗎?」 陳若怡說：「按照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你們法院可以拘留他。」 蔡治邦說：「那一條是針對已經作過證的證人拒絕出庭作證的，這個人還沒有到案作過證，還不是在案證人，不能用。況且，證人就是不出庭，拘留他有用嗎?這一條我們還從來沒用過。」 向淵說：「估計全國法院都沒有用過的。」 陳若怡無奈地說：「那就還是開庭吧，估計這個人的工作很難做通。」 蔡治邦說：「好，開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