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法學院畢業50周年聚會，1998年4月24日 今天我打算玩一個小小的遊戲，拿起蘇格拉底的紙牌，它源於一本哲學暢銷書《紙牌的秘密》（The solitaire Mystery）。書中的小丑是一個侏儒，他是永恆的小孩，永遠都不會長大，永遠都不會對人生失去好奇。在古希臘，蘇格拉底就是他那個時代的一副撲克牌中的丑角牌，書中稱每個人心中都活著一個小丑，這也是蘇格拉底的看法。身為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自己並不具備特殊的「資歷」，他只是一個助產士而已。 緬懷逝去的大師們，沉浸在探討人生真相的樂趣中，我將用下面5個問題的回答來貫穿演講的始末： （1） 職業人士是否需要增強多元學科技能； （2） 教育是否已具備足夠的學科一體性？ （3） 在人文科學的尖端領域中，多元學科教育最佳的實踐形式是什麼？ （4） 過去50年來，學術界尖端領域在探討多學科教育最佳形式方面的進展如何？ （5） 什麼樣的教學實踐才能加快這種進度？ 我們從第一個問題開始：職業認識需要增強多元學科技能嗎？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得明確多學科知識是否會提升職業認知。決心糾正偏離的認知，必定先要探明造成這種錯誤認知的原因。蕭伯納筆下的一個人物曾如此解釋職業缺陷：「所謂職業，不過是矇騙外行人的陰謀。」蕭伯納分析得極是。讓我們追溯到16世紀，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神職人員因為威廉?廷道爾把《聖經》翻譯成英文，就把他活活燒死在柱子上。 蕭伯納對這個問題一筆帶過：從利己出發有益的作惡行為是劊子手。值得一提的是，在職業生涯中，潛意識層面複雜的思想傾向經常會導致可怕的後果，其中有兩個傾向尤為突出： （1）動機引起的偏見（incentive-caused bias），一種先天的認知傾向，認為對職業有利的東西必將對客戶或者廣域文明有利。 （2）鎚子傾向（man-with-a-hammer tendency）,源自一個諺語： 「對於一個拿著鎚子的人來說，他眼中的問題都像釘子。」 糾正鎚子傾向有一個對策，如果一個人擁有多學科技能，也就是說，在掌握多種工具後，將會限制由於鎚子傾向帶來的認知傾向度。此外，如果他能從實踐心理學中學到一個道理——不管是自己還是其他人，若為了避免人生走上偏離的軌道，畢生都必須跟上面提到的兩種傾向做鬥爭——那麼，在通往生活智慧的道路上，他就跨出了建設新的一步。 如果A是一個專業原理，B也是一個重要的使用原理，但它來源於其他學科。顯而易見，掌握A、B兩者的效果通常要好於單純掌握A。有人提出不願意掌握B的合乎情理的原因是考慮到A的重要性以及生活中有其他更緊急的事要做，學習B似乎不切合實際。稍後我將闡述這種理由的不明智性，至少對大多數有天賦的人來說是如此。 第二個問題很簡單，在此就不花過多的時間來闡述。我們的教育極度缺乏學科一體化，許多問題都是跨學科的，如果不運用跨學科的知識來解答，就相當於一個橋牌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將牌上，對其他任何因素都不予關注。這種瘋狂行為就像瘋帽子茶會一樣愚蠢，職業實踐中這種現象屢見不鮮。更糟糕的是，在基礎性不如生物學的人文科學中，各個學科相互獨立的思想已經深入骨髓。 我年輕的時候，一些德高望重的教授就對此大為震驚，因為學術界相互隔離、不相往來，大家各執一端，排斥其他領域的觀點。懷特海早就對此大加鞭撻，他稱之為「致命的學科間壁壘」，用嚴厲的口吻為人們敲響了警鐘。自此，懷特海的觀點越來越得到大家的認同，而一些頂尖教育機構為改變這種學科分離的狀況在增強擴學科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並湧現出一些在多學科交叉處奮勇戰鬥的勇士們，如哈佛大學的威爾森和加州理工大學的萊納斯?鮑林。 現代學術界在學科一體化方面比過去做的更好，這是正確選擇。 至於第三個問題，我們可以轉換為目前的目標是什麼？精英教育中多學科教育的最佳形式是什麼？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反思一下我們最為成功的單一學科教育，從中篩選出最基本的成分，然後把這些要素綜合起來，最終將獲得圓滿的解決方式。 為了找到單一學科最好的教育模型，我們不必看一些學校的教育情況，因為種種負面心裡傾向以及其他不良的風氣盛行，相反應看看高效率的教育帶來的強大激勵效果，這種結果可以親身感受到。 下面我們來到一個邏輯性學科——對飛行員成功地推行強制性教育（我認為，如果像哈佛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能夠多多思考飛行員培訓這一問題，肯定將做得更好）。同其他職業一樣，飛行駕駛中要面臨「鎚子效應」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不希望任何一個飛行員在應對「X」危險的時候，腦子裡僅僅只有「X」的模型。考慮到種種原因，我們必須嚴格按照「六因素系統」來培養飛行員。 （1） 所接受的正規教育的廣度足以讓他應付飛行實踐中幾乎所有可能遇上的問題； （2） 所接受的必要的專業教育不僅能讓他順利通過一兩項測試，而且能夠讓他應付自如地實踐問題，甚至能同時處理一至兩個複雜的危險狀況。 （3） 必須學會正向和逆向思考，還必須學會何時把注意力放在期待的效果上，何時放在避免錯誤上。 （4） 訓練內容應根據學科的不同合理分配，以追求未來實踐錯誤損失最小化為目標。針對實踐中最重要的內容，進行強化訓練，達到靈活運用的地步。 （5） 必須養成檢查「清單」的習慣。 （6） 接受以上教育之後，必須養成複習知識的習慣——經常使用飛行模擬器，防止應對罕見和重要問題的知識在長期閑置後發生鈍化。 這樣一個涵蓋六因素的合理系統對單一學科的要求很高，因為它下的賭注也很高，它與人類思維的深層結構相吻合，是必須掌握的。所以，我們期待能增強問題解決能力的教育必須具備以上六要素，當應該在這些內容上進一步擴展，否則，還有什麼其他更好的做法呢？ 綜上所述，我們希望能通過精英教育獲得貨真價實的產品，必須能在廣闊的多學科教育中獲得最佳效果；能夠持之以恆地應用必要的實踐技能，包括具備跨越眾多學科的綜合能力；能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用自如、靈活變通；能正向思考，也能逆向思考，正如代數中的逆向法一樣；還能讓習慣性的「清單」檢查成為知識系統的一部分。 為了獲得處事智慧，別無他法，也沒有更簡單的方法。這個任務乍看起來覆蓋面積很廣，讓人望而生畏，似乎難以完成。但如果從一下三個因素通盤考慮，完成它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從「必備技能」的定義看，我們認為，不能苛求每個人對天體力學的掌握達到與拉普拉斯並駕齊驅的地步，也不必苛求大家在其他知識領域也達到如此精湛的水平。實際上，每門學科真正重要的內容數量並不多，相互之間的影響也不複雜，考慮到說耗費的時間和人力，對大多數人來說，掌握多學科的重要知識並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精英教育必須具備能人和時間。畢竟接受教育的是1%的智力超群的人，而一般說來，教育他們的老師要比學生還要優秀。我們有13年充裕的時間，足以把這些1%的尖子生培養成職業新手。 第三，逆向思考和使用清單很容易學習——在飛行員中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同樣如此。 此外，我深信我們能夠增強多元學科的技能——就像一個從阿肯色州來的傢伙相信洗禮的作用一樣，他說：「我親眼所見。」我們也曾親眼目睹過一些人——現代的本?富蘭克林，他們獲得了大量的跨學科綜合知識，接受正規教育的時間少於目前聰明的年輕人；他們不僅成為自己學科的佼佼者，在轉向其他學科後，變現也不錯。 既然我們具備了時間和能力，前面又有擴學科大師的成功典範，而今我們未能把鎚子傾向帶來的破壞最小化顯然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如果你滿足於現狀，就不能在人文科學的眾多領域集大成；如果你在改革的困難面前畏首畏尾，也不會成功。 下面到了第四個問題：從畢業到現在，在此期間他們嘗試了許多，雖然有不利的結果，但也有不少起色。但是，我們期待的變革還有待進行，路途漫漫，任重而道遠。 比方說，如果來自於不同學科的教授相互合作或者一位教授能在不同的學科中融會貫通，將對人文科學領域大有裨益。但出現了一種調整的方法，而且效果還不錯，它稱為「改善」或稱為「取你所愛（take what you wish）」的措施，鼓勵任何一種學科從其他學科隨意選擇需要的內容。它備受推崇的原因是因為迴避了學術爭論，曾經造成單一學科化的深層原因目前成為變革的目標。 不管怎麼說，在「取你所愛」越來越普及的今天，許多人文科學領域都減少了鎚子傾向帶來的負面影響。比如說，由我們的同學羅傑斯?費雪牽頭，法學院從其他學科知識中融合了談判技巧。費雪睿智的談判書籍暢銷了300多萬冊，他的成就可能是我們中的翹楚。法學院引進了大量有效的經濟學，甚至是一些行之有效的博弈論，通過更有說服力地闡述如何競爭，推動了反壟斷法的實施。 與之相反，經濟學也從生物學家那裡引進了「公用品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模型，發明了一個可以與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共存的邪惡的「看不見的腳」。目前還出現了「行為經濟學」，試圖從心理學領域需求幫助。 但是，像「取你所愛」這樣一種消極的實踐註定不會人人滿意，事實上，在它所造成的最糟糕的結果中包括了幾種變化：（1）在一些文學領域消化了弗洛伊德學說；（2）把它引進了極端的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這使得極端主義者要想獲得客觀的品質就像重獲童貞一樣困難；（3）一些本身被誤導的企業財務的學科專家把形式怪異和有效市場的理論引進到一些法學院和商學院，而其中有一位專家把伯克夏哈撒韋公司的成果解釋為運氣的標準差，知道連續6個這樣的標準差的解釋後，他遭到了其他人的嘲笑，被迫改變了觀點。 此外，即使能避免這些精神錯亂的行為，「取你所愛」也會造成嚴重的缺陷。比方說，從更基礎的學科中篩選出來的內容經常是沒有歸因的，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為已有概念做基本排序的工作上。這樣的實踐（1）類似於一個亂七八糟的文件整理系統，消弱對現成知識使用和綜合的能力；（2）萊納斯?鮑林曾經為提高化學水平而轉向對物理學科的系統開發，人文科學並沒有把這種努力發揚光大。所以還應該出現另外一種更好的方法。 下面轉到最後一個問題：在尖端人文科學中，什麼樣的行為將能夠加快學科一體化的進展，答案很簡單： 首先，應強制性推出一些課題而不是自由選擇，必要課程的指定者自己首先應該必須掌握多元學科中的重要知識並會靈活運用。這個道理在培養決策型人才中的作用就像在培養飛行員一樣，比如說，在律師培養中必須強迫學生掌握心理學和會計學，但在今天的許多高等學府卻沒有提出如此的要求。這應歸咎於課程設計者心智的狹隘，他們自己也不了解什麼是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所以不能改進這方面的不足。 第二，應該增強有助於解決跨學科問題的操練，包括模仿飛行模擬器在激活長年閑置技能方面的實踐。有一個例子，記得是在幾十年前，哈佛商學院一個聰明但非典型的教師的股市。這個教授給出的測驗題是關於兩名不太精於業務的老婦-人的股市，她們剛剛繼承了一家生產品牌鞋的英格蘭鞋廠，但為一些嚴重的商業問題所困擾，教授具體說明了她們碰到的難題，然後讓學生們在充分的時間內思考對策並寫出來。各位同學積極獻計，但最終得到的分數都不太理想，但有一名同學的分數卻遙遙領先。這個獨特的答案是什麼呢？非常簡短，大體如下：「她們處在特殊的商業領域和特殊的行業，不能靠別人的幫助來化解這些複雜但重要的問題，考慮到其中的難度和無法避免的代理成本，她們應及時脫手這家鞋廠，或許應該賣給一家擁有最高邊際效應優勢（marginal-utility advantage）的競爭者。」這個獨樹一幟的答案不是基於學生剛剛從商學院學習到的東西，而是建在更為基礎的概念上，比如代理成本和邊際效應是從大學生心理學和經濟學知識中挪用而來。 親愛的哈佛大學法學院1948屆的畢業生們，如果我們當時也時不時有這樣的測驗，今天該會有多大的成就啊！ 巧合的是，許多優秀的私人學校目前很有遠見卓識地在七年級的學科中採用了這種學科一體化的教育方法，而許多大學卻沒有受到啟發。這也是懷特海所說的教育「致命的學科間壁壘」又一個讓人遺憾的佐證。 第三，大多數人文科學職業學校應該充分發揮商業期刊的作用，如《華爾街日報》，《福布斯》和《財富》等。這些周凱的內容精彩，還能充當飛行模擬器的作用，在涉及多學科課程問題——特別是錯綜複雜的問題時，將會增強實踐的能力。有時候，這些期刊海能為學校課程引進新的模型而不僅僅停留在激活舊知識的層面。既然學生們希望優化自己的判斷，把畢業後眾生追求的內容從學校就開始實踐，何樂而不為呢？我認識的一些具有優秀判斷力的商界人士中，沒有任何一個人為修復智慧系統而不利用這些期刊。既然如此，學術界為什麼不模仿呢？ 第四，為了彌補這些學術界的空白不應任用那些政治意識形態過分極端的教授（或者學生），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學科一體化的最佳形式需要客觀的品質，但這正是這些激\_情澎湃的人身上所缺少的東西，如果思想被意識形態所禁錮，很難在高難度的知識融合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在我們那個時候，哈佛法學院的教授們曾列舉出一個意識形態導致愚蠢行為的典型例子。當然，他們說的是耶魯，當時不少哈佛人都認為他們試圖重點引進一種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以此來提高法律教育的水平。 第五，人文科學中應該加強模仿自然科學中基本結構相結合的模式（fundamental organizing ethos,「四門基本學科結合」，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和工程學），這種做法值得仿效，自然科學畢竟擁有不少優勢，比如說產生了兩個最好的成果：（1）避免了單一學科的狹隘性；（2）多學科領域的學習較為人性化，常常能獲得很好的成果，比如物理學家費曼很快就發現了橡皮環是那次太空梭失事的罪魁禍首。之前這種做法曾被借鑒到邊緣學科中且卓有成效，比如說，生物學始於150年前，內容描述較混亂，沒有與深層理論相結合，它逐步借鑒了自然科學的精髓後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現代人逐步學會了運用更好的思維模式，他們掌握了一系列的模型，學會了 思考「為什麼」，所以，對於遠遠沒有生物學基礎的學科來說，拒絕學習自然科學中的精髓確實讓人費解。這裡我列舉出所謂的基本結構模式的精髓： （1） 根據基礎性不同為學科排序，並按照學科的基礎性來使用它們。 （2） 不管你喜歡與否，必須要靈活應用並能常規地應用這四門基礎學科中最基本的內容，對於比自己的專業更為基礎的學科要給予特別的關注。 （3） 對多學科知識的學習的歸因不應違背「經濟原則」，即禁止從自己擅長的學科或者任何其他學科中利用現成的解釋。 （4） 如果第3個步驟不能產生有用的新觀點，那就應仿照已有的經驗進行假設和嘗試建立新原理，但不能使用與舊原理相互衝突的新原理，除非你能證明舊原理是錯誤的。 同人文科學大量的實踐相比，自然科學中的基本結構模式更為嚴格，這讓我聯想到飛行員培訓，自然學科不是「取你所愛」的風格而是「不管喜歡與否都必須自如運用」。在多元學科合理組織的基礎上，學習這些知識就成為一項強制性的任務：（1）跨學科知識學習中必須要進行歸因；（2）必須偏向於最基本的解釋。 這種簡單的觀點顯然是有用的，但不能忘記還有一個在商業、科學以及其他領域屢創奇蹟的包含「二因素」的老規則：（1）學會簡單的基本觀點；（2）必須認真踏實地學習基本的結構，這樣做好處多多，我以自己的例子來加以證明： 就讀於哈佛法學院前我接受過糟糕的教育，雖然Warren 先生執意反對我入學，但在朋友龐德的周旋下，我最終被錄取了。高中階段我宣讀了愚蠢的生物學課程，全靠死記硬背，只學到了一些關於草履蟲和青蛙解剖的知識和「原生質」這樣荒謬的概念——但從此之後，這個概念就徹底沖人們視野中消失了，直到今天，我再也沒有參加過任何化學、經濟學、心理學或者商務的課程。我早先曾受過基本的物理和數學知識，全神貫注地吸收自然科學中基本結構模式的精髓，並不斷運用到一些人物科學學科中。在此過程中，我竭力讓文件整理系統（organizing guide and the filing system）符合擴學科中必要的生活智慧。所以，我的一生就是一個教育試驗田，對基本機構精髓進行可行性和實用性試驗。 當我試圖用非正式教育的方法修補以前教育的不足時，把基本結構模式的精髓作為導航，以普通人的毅力奮鬥，這給我帶來了不少驚喜，成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曾在心理學領域徜徉，受益匪淺，雖然沒有進一步深造的打算，但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我盡量在最短的時間內回答完問題，結束今天的演講。 在此過程中最耐人尋味的一點是，儘管對於不少智者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我今天講的內容是老生常談，毫無新意。但我揭露出的現象出現在人文科學的尖端領域，這些領域內的教授都養成了學科分化的思維型習慣，即使更好的模型擺在對面的過道上，他們也對此無動於衷。這種荒唐的結果表明人文科學中充斥了不正當的動機。約翰遜博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錯誤的動機是主要原因，如果與興趣相悖，真理很難被吸收。如果是動機造成的話，矯正無疑是可行的——因為動機可以改變。 我今天嘗試闡述——實際上是以親身經歷來證明，對於人文學科領域來說，應該改變目前學科分化的固執習慣，這種改變是有益的。約翰遜曾形容這樣的行為是種「背叛」，因為他們保留著學術界的無知，而不願用勤奮來糾正。對於法學院或者其他學術領域來說，用擴學科的方法來解決常見或不常見的問題將獲得無法估量的回報。此過程既有樂趣又有成果，我推薦給大家的這個愉快的精神領域將讓你樂不思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