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千年開始之際，人類醒來，伸展手腳，揉了揉眼睛，腦子裡依然縈繞著某些可怕的噩夢。“好像有什麼鐵絲網、巨大的蘑菇雲之類的。但管它的呢，只是個噩夢吧。”人類走進浴室，洗洗臉，看看鏡子里臉上的皺紋，然後沖了一杯咖啡，打開了記事本。“來瞧瞧今天有什麼重要的事吧。” 幾千年來，這個問題的答案並沒有什麼改變。不管是20世紀的中國人、中世紀的印度人，還是古代的埃及人，都面臨著同樣的三大問題：饑荒、瘟疫和戰爭，它們永遠都是人類的心頭大患。一代又一代，人類向所有神明、天使和聖人祈禱膜拜，也發明了無數的工具、制度和社會系統，但仍然有數百萬人死於飢餓、流行病和暴力。許多思想家和先知於是認為，饑荒、瘟疫和戰爭一定是上帝整個宇宙計劃的一部分，抑或是由於人類天生的不完美，除非走到時間盡頭，否則永遠不可能擺脫。 但在第三個千年開始之際，人類突然意識到一件驚人的事。雖然多數人很少想到這件事，但在過去幾十年間，我們已經成功遏制了饑荒、瘟疫和戰爭。當然，這些問題還算不上被完全解決，但已經從過去不可理解、無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轉化為可應對的挑戰。我們不再需要祈求某位神或聖人來解救人類，而是已經非常清楚怎樣預防饑荒、瘟疫和戰爭，而且通常都能成功。 當然，有些時候還是會事與願違，但面對這些失敗，人類不再只是聳聳肩，說“沒辦法，世界就是這樣不完美”或者“這是上帝的旨意”。現在如果再有饑荒、瘟疫和戰爭爆發而不受人類控制，我們會覺得一定是有人出了問題，應該成立調查委員會來研究研究，並承諾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這套辦法還真行得通，此類災難發生的次數及頻率確實都在下降。因營養過剩而死亡的人數超過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人數，因年老而死亡的人數超過因傳染病死亡者，自殺身亡的人數甚至超過被士兵、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殺害的人數的總和，這些都是史無前例的。到了21世紀初，平均來說，人類死於乾旱、埃博拉病毒或基地組織恐怖襲擊的可能性，還不及死於暴飲暴食麥當勞食品的比例。 因此，雖然各國總統、首席執行官和軍事將領的每日議題仍然是經濟危機和軍事衝突，但從整個人類歷史的宏觀角度來說，人類已經可以看向別處，開始尋找其他議題。如果我們確實已經讓饑荒、瘟疫和戰爭得到控制，什麼將取而代之成為人類最重要的議題？就像消防員忽然聽說再也不會有火災了，到了21世紀，人類要自問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整個世界已經如此健康、繁榮、和諧，我們應該把注意力和創造力投到什麼事情上？因為生物科技及信息技術為人類帶來強大的新力量，這個問題也變得更加迫切。手上有了這些力量，究竟該如何運用？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對於饑荒、瘟疫和戰爭還要多談幾句。很多人可能會認為，說這些問題已經得到控制，是個非常離譜、天真至極甚至麻木不仁的說法。不是還有幾十億人每天只靠不到2美元過日子嗎？非洲不是還在和艾滋病抗爭嗎？敘利亞和伊拉克不也正有戰爭肆虐嗎？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更仔細地看看21世紀初的世界，然後再探討未來幾十年的議題。 生物貧困線 首先談談饑荒，幾千年來這一直是人類最大的敵人。甚至在不久前，大多數人類仍然生活在生物貧困線的邊緣，低於這條線，人類就會落入營養不良和飢餓的狀態。只要發生小失誤，或者單純有些運氣不好，就可能把整個家庭或村莊判了死刑。如果一場大雨毀了你的麥田，或者強盜搶走了你養的羊群，你和親人可能就會餓死。集體的不幸或愚蠢行徑，則會導致大規模的饑荒。在古埃及或中世紀印度，如果碰到嚴重乾旱，一下子就有5%或10%的人死去的情況並不少見。遇上乾旱，就會出現糧食短缺；運輸又太過緩慢，成本也太高，無法進口足夠的食物；而且政府也無力挽救局面。 隨便翻開一本歷史書，幾乎都會讀到饑荒的慘狀，讀到人在飢餓之下做出的瘋狂行徑。1694年4月，法國博韋（Beauvais）某地的官員描述了當地饑荒、糧價飆漲的影響，他說自己的轄地處處都是“無數可憐的靈魂因飢餓羸頓而亡；他們沒有工作，也就沒有錢買麵包果腹。為了活命、稍解飢餓，這些可憐的人以不潔之物為食，如死貓或剝皮後被投入糞堆的死馬。（還有人吃）宰殺牛時流出的血，以及廚子扔到街上的動物內臟。還有些可憐的人則吃水煮的蕁麻、雜草、樹根或其他植物。” 法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的景象。由於前兩年年景不佳，整個王國嚴重歉收，到了1694年春天，糧倉已經完全見底。有錢人設法囤積糧食，以天價出售，而窮人則大批餓死。1692—1694年，法國約有280萬人餓死，約佔總人口的15%；而與此同時，太陽王路易十四仍在凡爾賽宮荒淫無度。第二年（1695年），饑荒襲擊愛沙尼亞，導致該國人口損失達五分之一。1696年，饑荒在芬蘭肆虐，餓死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1695—1698年，蘇格蘭也遭受嚴重饑荒，部分地區餓死了高達20%的居民。 多數讀者可能都知道少吃一頓午餐是什麼感覺，比如出於宗教原因而在幾個節日禁食，也可能是連續幾天只喝蔬果汁，號稱有某種神奇的功效。然而，如果連續多日粒米未進，而且連下一口食物在哪兒都不知道，又是什麼感覺？今天，大多數人從未經歷過這種痛苦煎熬，然而我們的祖先對此再清楚不過。在他們向神高呼“拯救我們脫離饑荒！”的時候，心裡正是那種感覺。 過去幾百年間，科技、經濟和政治的進步，打開了一張日益強大的安全網，使人類脫離生物貧困線。雖然有些地區時不時仍有大規模饑荒，但只是特例，而且幾乎都是由人類的政治因素而非自然災害所致。世界上已經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饑荒，只有政治造成的饑荒。如果現在還有人在敘利亞、蘇丹和索馬利亞餓死，罪魁禍首其實是那些政客。 在全球大部分地區，現在就算一個人沒了工作、一無所有，也不太可能活活餓死。私人保險計劃、政府機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可能無法讓他脫離貧困，但至少能提供他每日所需的足夠熱量，讓他生存下去。就整體而言，全球貿易網路能將乾旱和洪災轉為商機，也能又快又省錢地克服糧食短缺的危機。就算整個國家遭到戰爭、地震或海嘯摧殘，國際上通常也能成功避免饑荒肆虐。雖然每天仍有幾億人陷於飢餓，但在大多數國家，已經很少有人真正被餓死。 貧困確實會帶來許多其他健康問題，營養不良也會縮短預期壽命，即使地球上最富有的國家也不免有這個問題。例如在法國，仍有600萬人（約佔總人口的10%）陷於營養不安全（nutritional insecurity）的狀態。一早醒來，他們不知道中午能否有東西吃；夜晚，他們常常帶著飢餓入眠；就算有飯吃，營養也非常不均衡、不健康：有大量的澱粉、糖和鹽，卻沒有足夠的蛋白質和維生素。然而，營養不安全仍然算不上饑荒，21世紀初的法國也已不再是1694年的法國。就算在博韋或是巴黎最糟糕的貧民區，現在也不會出現幾周沒的吃而餓死人的情形。 同樣的轉變也發生在其他許多國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國。從“人文始祖”黃帝時期到20世紀的中國，幾千年來中國都曾遭到饑荒肆虐。幾十年前，中國還曾經是糧食短缺的代名詞。1974年，第一次世界糧食會議在羅馬召開，各國代表聽到了恍若世界末日的前景預測。專家告訴他們，中國絕無可能養活10億人口，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正走向災難。但事實上，中國創造了歷史上最大的一個經濟奇蹟。自1974年以來，雖然仍有幾億人苦於糧食匱乏和營養不良，但也已有幾億中國人擺脫貧困，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不再受到饑荒之苦。 事實上，在現在的大多數國家，真正嚴重的問題並不是饑荒，而是飲食過量。18世紀，據稱法國王后瑪麗·安托瓦尼特（MarieAntoinette）曾向挨餓的民眾說，如果沒有麵包可吃，何不吃蛋糕呢？但今天的窮人真是如此。如今，住在美國比弗利山莊的有錢人吃生菜沙拉、藜麥豆腐，而住在貧民窟或貧民區的窮人則大口嚼著美國的國民零食Twinkie蛋糕、奇多玉米脆、漢堡包和比薩。2014年，全球身體超重的人數超過21億，而營養不良的人口是8.5億。預計到2030年，人類會有半數身體超重。2010年，飢餓和營養不良合計奪走了約100萬人的生命，但肥胖卻讓300萬人喪命。 看不見的艦隊 繼饑荒之後，人類的第二大敵人是瘟疫和傳染病。由川流不息的商人、官員和朝聖者所聯結起來的繁華城市，既是人類文明的基石，也是病菌滋生的溫床。於是，住在古雅典或中世紀佛羅倫薩的民眾都心裡有數——他們可能忽然生病，短短一周就過世；也可能某種流行病突然暴發，一下帶走他們的整個家庭。 最有名的一次流行病就是黑死病，始於14世紀30年代的東亞或中亞某處，跳蚤攜帶的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通過跳蚤叮咬而感染人類。這批瘟疫大軍借著老鼠和跳蚤，迅速蔓延全亞洲、歐洲和北非，不到20年便抵達大西洋沿岸。當時的死亡人數約為7500萬~2億，超過歐亞大陸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英國，每10人就有4人死亡，人口從瘟疫前的370萬降到瘟疫後的220萬。佛羅倫薩的10萬居民，有5萬不幸殞命。 面對這場災難，各國政府完全束手無策，只安排了大型的群眾祈禱和遊行，卻全然不知如何阻止疫情蔓延，更別說治癒疾病了。在近代之前，人類認為生病是因為空氣不佳、惡魔作祟，或是神明發怒，卻從未想過有細菌和病毒存在。人們很容易相信有天使或仙女，卻無法相信僅是一隻小小的跳蚤或一滴水，就可能帶來整支艦隊般的致命獵食者。 圖2 中世紀的人們將黑死病擬人化，描寫成人類無法控制也無法理解的可怕惡魔 圖3 真正的罪魁禍首是肉眼無法看見的鼠疫桿菌 黑死病既非單一事件，也不是史上最嚴重的瘟疫。曾有更大的災難隨著第一批歐洲人的腳步而來，襲擊了美國、澳大利亞和太平洋島嶼。這些歐洲探險家和殖民者並不知道，自己身上帶著當地居民缺乏免疫力的傳染病，造成多達90%的當地居民喪生。 1520年3月5日，一支西班牙小型艦隊離開古巴，前往墨西哥。這些船上載著900名西班牙士兵、馬匹和槍支，以及幾個非洲奴隸，其中一個名叫弗朗西斯科·德艾奎亞（Francisco de Eguía）的奴隸身上帶著另一種更為致命的“貨物”。弗朗西斯科自己毫不知情，在他的幾萬億個細胞里有個正在滴嗒作響的生物定時炸彈：天花病毒。弗朗西斯科登陸墨西哥後，病毒開始在他身體內以指數級繁殖，最後終於在他的全身皮膚上暴發出可怕的皰疹。他高燒不退，被帶到辛波阿蘭（Cempoallan）鎮一個美洲原住民的家裡卧床養病。他感染了這家人，這家人又感染了鄰居。短短10天，辛波阿蘭就成了一片墓地。難民倉皇出逃，又將天花從辛波阿蘭傳到了鄰近的城鎮。小鎮一一陷落，無一倖免，被嚇壞了的難民一波又一波逃亡，將天花傳遍墨西哥甚至超越了國界。 居住在尤卡坦半島的瑪雅人認為，是三個惡神——艾克普茲（Ekpetz）、烏贊卡克（Uzannkak）和索亞卡克（Sojakak）晚上從一個村飛到另一個村，讓人染上了這種惡疾。阿茲特克人則怪罪泰茲卡特里波卡（Tezcatlipoca）和西沛托堤克（Xipe Totec）這兩個神，或者說是白人施展了某種黑魔法。患者找到僧侶和醫生，得到的建議是祈禱、洗冷水澡、用柏油擦身體，以及把黑甲蟲碾碎塗在傷口上，可惜全然徒勞。成千上萬的屍體在街頭腐爛，無人敢接近，無人敢埋葬。許多家庭短短几天全部喪命，當局下令直接將房屋推倒以掩埋屍體。在某些聚居點，死亡人口達到一半。 1520年9月，疫情傳至墨西哥谷地，10月就進了阿茲特克首都特諾奇提特蘭城（Tenochtitlan）。當時該城是一個人口達25萬的大都市，卻在兩個月內損失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括阿茲特克的統治者庫伊特拉華克（Cuitláhuac）。1520年3月西班牙艦隊抵達時，墨西哥人口多達2200萬，但到了12月，僅餘1400萬。天花只不過是第一波攻擊而已。正當從西班牙來的新主人忙著自肥、向當地人橫徵暴斂之時，流感、麻疹等致命傳染病也一波一波襲向墨西哥；到了1580年，該國人口已經不足200萬。 兩個世紀後，英國探險家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船長於1778年1月18日來到夏威夷。夏威夷群島當時人口稠密，足足有50萬人，這些人從未與歐洲或美國有過接觸，因此也從未暴露在歐洲及美國的疾病之下。庫克船長等人就這樣把第一批流感、肺結核及梅毒病原體帶進了夏威夷，後續來到的歐洲人又帶來了傷寒和天花病毒。到了1853年，夏威夷的人口只剩下7萬。 進入20世紀之後，各種流行病繼續肆虐，奪走了幾千萬人的生命。1918年1月，身處法國北部戰壕的士兵開始染上一種特彆強大的流感，俗稱“西班牙流感”，數千人因此喪生。當時的戰場前線，背後是全球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供應網路：士兵和彈藥從英國、美國、印度、澳大利亞大批湧來，石油來自中東，穀物和牛肉來自阿根廷，橡膠來自馬來亞，銅來自剛果。而相應的，這些地方都受到了西班牙流感侵襲。短短几個月內，大約5億人（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染上了病毒。在印度，總人口中有5%（1500萬）因此喪命；大溪地，14%；薩摩亞，20%。而在剛果的銅礦場，五分之一的工人因此死亡。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這次流感就奪走了大約5000萬到1億人的生命。相較之下，從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是4000萬。 每隔幾十年，就會有這樣的大型流行病“海嘯”向人類襲來，另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但頻率較高的流行病，每年帶走幾百萬人的生命。兒童的免疫力較低，特別容易染病，因此也有人將流行病稱為“兒童疾病”。直到20世紀初，還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兒童會因為營養不良和疾病而夭折。 20世紀，由於人口增加以及交通運輸的進步，人類反而更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危害。對於流行病的病原體來說，像東京或金沙薩這種現代化大都市，會是一個比中世紀佛羅倫薩或1520年的特諾奇提特蘭更富饒的獵場，而且全球交通運輸網路的效率也遠比1918年時要高。現在，一株西班牙流感病毒用不了24小時就能抵達剛果或大溪地。這麼說來，世界豈不早該是個致命瘟疫輪番肆虐的地獄？ 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間，流行病無論在流行程度還是影響方面都大幅降低。特別是全球兒童的死亡率更達歷史低點：只有5%的兒童夭折。在發達國家，這個數字甚至不到1%。之所以有這項奇蹟，是因為20世紀的醫學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為人類提供了疫苗、抗生素、更佳的衛生條件以及更好的醫療基礎設施。 舉例來說，全球接種天花疫苗的運動就極為成功，世界衛生組織在1979年宣布人類獲勝，天花已徹底絕跡。這是人類首次成功地讓某種流行病完全在地球上消失。1967年，天花還感染了1500萬人，奪走了200萬人的生命，但到2014年，已經沒有人感染天花或因此喪命。這是一場徹徹底底的勝利，世界衛生組織甚至已經不再為人類接種天花疫苗。 每隔幾年，總有人警告可能又將暴發重大疫情，比如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09—2010年的豬流感，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然而憑藉有效的應對措施，受疫情影響的人數相對較少。以“非典型肺炎”為例，原本人心惶惶，擔心它成為新一波的黑死病，但最後全球死亡人數不足1000人，疫情很快得以平息。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暴發後，原本似乎逐漸失控，世界衛生組織也在2014年9月26日將此疫情稱為“近代最嚴重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儘管如此，疫情還是在2015年年初得到控制；2016年1月，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疫情已然平息。埃博拉病毒共感染30000人（其中11000人喪命），整個西非遭受重大經濟損失，焦慮如同地震波傳遍世界各地；然而埃博拉疫情一直被控制在西非，死亡人數遠遠不及西班牙流感或墨西哥的天花疫情。 在過去幾十年間，艾滋病造成的悲劇或許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場醫療失敗，但就算是這場悲劇，現在看來仍可以說是進步的象徵。自從20世紀80年代初艾滋病疫情首次大暴發，已有超過3000萬人因此喪生，另外還有幾千萬人深受身心煎熬。艾滋病這種新型傳染病特別狡猾，讓人很難摸清頭緒、對症下藥。如果感染天花，病人幾天之內就會喪命，但HIV陽性的病人卻可能有長達數周甚至數月的潛伏期，表面看來健健康康，卻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繼續感染他人。此外，HIV病毒本身並不會置人於死地，而是會破壞免疫系統，進而使病人遭受許多其他疾病的威脅。真正殺死艾滋病患者的，其實是這些繼發疾病。因此，在艾滋病開始蔓延的時候，大家很難弄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1981年，紐約一家醫院收治了兩名患者，一名顯然死於肺炎，另一名則死於癌症，當時完全看不出來這兩個人其實都是HIV病毒的感染者，感染的時間可能只有幾個月，也可能長達數年。 儘管面對種種困難，但醫學界意識到這種神秘的新型傳染病之後，只花了短短兩年時間就找到了這種病毒，了解其傳播方式並提出了有效抑制疫情的方法。又過了10年，新推出的藥物就已經讓感染艾滋病病毒從必死無疑轉變成為一種慢性疾病（至少對那些能夠承擔治療費用的人來說是這樣）。想想看，如果艾滋病的暴發不是在1981年，而是在1581年，情況將會如何？當時很有可能完全找不到疫情的源頭，不知道它是如何傳染的，也不知道該如何抑制它（更不用說治癒了）。在這種情況下，艾滋病致死的人口比例很有可能遠高於現在，而與黑死病相當，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艾滋病對人類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就連瘧疾這種由來已久的流行病也每年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但現在看來，流行病對人類健康的威脅已經遠遠小於之前幾千年。現在絕大多數人是死於非傳染性疾病，比如癌症、心臟疾病，或根本就是壽終而亡。（癌症和心臟疾病當然不是什麼新的疾病，自古以來一直都存在，只是古人平均壽命較短，還來不及死於這兩種疾病罷了。） 很多人擔心這只是暫時的勝利，害怕黑死病一定有哪個近親正躲在黑暗的角落蠢蠢欲動。沒人能保證絕不會再有一場瘟疫席捲全球，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醫生與細菌的競賽中，醫生是跑在前面的一方。新的傳染病出現的主要原因是病原體基因組發生突變，使病原體能夠從動物身上轉移到人類身上，打敗人體免疫系統，或是對抗生素之類的藥物產生抗藥性。現在由於人類對環境的影響，這種突變的發生和傳播可能比以往更快。然而，在與醫學較量的時候，病原體的傳播只有靠運氣。 醫生則不然，他們靠的絕不只是運氣。雖然科學也有許多運氣成分，但醫生可不是隨隨便便把不同的化學物質扔進試管，希望哪天湊巧製造出新葯來。他們每年都在累積更多、更好的知識，用來研製更有效的藥物，找到更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法。因此，雖然我們可以預見到2050年必然會有更多具有抗藥性的細菌出現，但那時候的醫學也很有可能比今天更能解決這些問題。 2015年，醫生宣布發現了一種全新的抗生素“Teixobactin”，目前細菌對它尚無抗藥性。一些學者相信，在與強抗藥性細菌的戰役中，Teixobactin很有可能扮演著扭轉乾坤的角色。科學家們也正在研究革命性的、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療法，有些實驗室已經開始研發納米機器人，希望有朝一日能讓它們在人體的血液中巡航，找出疾病、殺死病原體和癌細胞。細菌等微生物在對抗有機體方面可能已經積累了40億年的經驗，但要應對仿生敵人完全是新手上路，因此要形成有效的防禦機制會倍加困難。 因此，雖然我們不敢保證絕不會爆發新一波埃博拉或未知流感病毒疫情，橫掃全球造成數百萬人死亡，但至少我們不會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災害。相反，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人為疏忽，要求有人為此負起責任。例如2014年夏末，有幾個星期情況看起來相當不妙，似乎埃博拉病毒已經在與全球衛生機構的抗衡中佔了上風，當時倉促成立了調查委員會。初步報告於2014年10月18日公布，批評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暴發的反應不及時，並認為這次疫情的主要責任在於世界衛生組織非洲辦事處貪污腐敗、效率低下。報告同時進一步批評整個國際社會反應太慢、對抗疫情的力度不夠。這種批評背後的假設，正是認為人類的知識和工具已經足以防治傳染病，所以如果疫情仍然失控，原因就在於人類的無能，而不是什麼神的憤怒。艾滋病也是類似的例子，雖然醫生早在多年前便已了解艾滋病的致病機制，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艾滋病仍持續感染並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現在我們也會把它看成是人為的疏失，而不是什麼命運太過殘酷。 所以，在這場與自然災難（例如艾滋病和埃博拉疫情）的鬥爭中，看來人類是佔了上風。但如果是人性自己帶來的危險呢？生物科技讓我們能夠打敗細菌和病毒，但同時也讓人類自己陷入前所未有的威脅。同樣的工具，在醫生手上能夠快速發現及治療新疾病，但在軍隊和恐怖分子的手上，就可能變成更可怕的疾病和足以毀滅世界的病原體。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流行病在未來要危及人類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人類自己為了某種殘忍的意識形態，刻意製造出流行病。人類面對流行病束手無策的時代很可能已經成為過去，但我們可能反而會有點兒懷念它。 打破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第三個好消息是戰爭也正在消失。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大多數人都以為有戰爭是必然的，而和平只是一個暫時的、不確定的狀態。國際關係也遵循“叢林法則”，就算兩個政體看似和平共處，戰爭也始終是一個選項。舉例來說，雖然德國和法國在1913年處於和平狀態，但大家都知道它們會在1914年燃起戰火。每當政客、將領、商人和普通百姓計劃未來的時候，總會想到戰爭這個因素。從石器時代到蒸汽時代、從北極到撒哈拉沙漠，地球上的每個人都知道，鄰國隨時可能來侵犯領土、擊垮軍隊、屠殺人民、佔領土地。 直到20世紀下半葉，這個“叢林法則”終被打破。在大多數地區，戰爭比以往更為罕見。在遠古農業社會，人類暴力導致的死亡人數占死亡總數的15%；而在20世紀，這一比例降至5%；到了21世紀初，更是只佔全球死亡總數的約1%。2012年，全球約有5600萬人死亡，其中62萬人死於人類暴力（戰爭致死12萬，犯罪致死50萬）。相較之下，自殺的人數有80萬，死於糖尿病的更是有150萬。現在，糖可比火藥更致命。 更重要的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覺得不可能發生戰爭。當政府、企業和個人規劃不遠的將來時，多半不會考慮戰爭的可能性，這是史無前例的。核武器發明之後，超級大國之間如果還想挑起戰事，無異於集體自殺的瘋狂舉動，於是逼著全球最強大的幾個國家找出和平的替代方案來解決衝突。同時，全球經濟導向也已經從物質經濟轉變為知識經濟。過去主要的財富來源是物質資產，比如金礦、麥田、油井，現在的主要財富來源則是知識。發動戰爭雖然能搶下油田，卻無法霸佔知識。因此，隨著知識成為最重要的經濟資源，戰爭能帶來的獲利已經下降；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越來越局限在世界的特定區域（比如中東和中非），這些地方仍然維持著舊式的物質經濟。 盧安達在1998年入侵鄰國剛果（金），搶佔該國豐富的鈳鉭鐵礦，這種礦石是生產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而剛果（金）鈳鉭鐵礦石的蘊藏量足足佔了全球的80%。盧安達靠著掠奪來的鈳鉭鐵礦石，每年能賺2.4億美元，對於貧困的盧安達來說這可是一大筆收入。相較之下，如果中國入侵美國加州奪下矽谷，卻毫無道理，因為就算中國獲勝，矽谷也沒有硅礦可劫。中國能夠賺到幾十億美元的方式之一，是和蘋果及微軟等高科技公司合作，購買軟體、製造產品。盧安達辛辛苦苦從剛果（金）搶奪鈳鉭鐵礦石的全年所得，還不如中國平平安安靠貿易在一天之內賺得多。 於是，目前“和平”這個詞已經有了新的意義。過去想到和平，指的只是“暫時沒有戰爭”；而現在想到和平，是指“難以想像會有戰爭”。1913年說到法德兩國和平，意思是法德兩國此刻並無戰事，但明年誰知道會怎樣；但我們現在說法德兩國和平，意思是在任何可預見的情況下這兩國都不可能爆發戰爭。這種意義上的和平，現在不僅存在於法德兩國之間，而且存在於全球大多數（但不是全部）國家之間。不管是德國和波蘭、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還是巴西和烏拉圭之間，都沒有可能在明年爆發全面戰爭。 這種“新的和平”並不只是一個嬉皮士的一廂情願。就算是渴求權力的政體、貪婪無度的企業，也希望這種新的和平持續下去。賓士汽車公司制定東歐的銷售策略時，絕不會考慮德國攻佔波蘭的可能性。企業想從菲律賓引進廉價勞動力時，也不會擔心印度尼西亞明年可能揮師菲律賓。巴西政府討論明年的預算時，巴西國防部長不會忽然站起來，拍桌大喊：“等等！如果我們要打烏拉圭呢？大家怎麼都沒想到這件事？我們應該留出50億美元的戰爭預算。”當然，還是有幾個尚未實現新的和平的地區，這些地方的國防部長還是會講出這樣的話，這種事情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因為我就住在一個這樣的地方（以色列）。但這些只是例外罷了。 當然，我們無法保證新的和平無限延續。正如最初是核武器促成了新的和平，未來的科技發展也可能掀起新的戰爭。特別是網路戰的出現，讓小國或非政府主體也可能有能力痛擊超級大國，這就有可能讓世界陷入動蕩。美國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巴格達和摩蘇爾慘遭戰火蹂躪，卻沒有一枚炸彈落到洛杉磯或芝加哥。但在未來，朝鮮或伊朗等國家就有可能用邏輯炸彈（logic bomb）讓加州大斷電、得州煉油廠爆炸、密歇根州火車相撞。（“邏輯炸彈”就是惡意軟體代碼，能夠在和平時期植入，遠程操控。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許多國家，控制重要基礎設施的網路很有可能已經遭到許多此類軟體代碼的入侵。） 然而，我們不應把動機與能力混為一談。網路戰確實帶來了新的毀滅手段，但並不代表增加了使用它的新動機。過去70年間，人類打破的不只是“叢林法則”，還有“契訶夫法則”（Chekhov Law）。契訶夫有一句名言：在第一幕中出現的槍，在第三幕中必然會發射。縱觀歷史，如果國王和皇帝手上有了新武器，遲早會禁不住誘惑。但自1945年以來，人類已經學會抵抗這種誘惑。比如冷戰的第一幕中出現了槍（暗指核武器），卻從來沒有發射。現在，我們已經習慣這個世界有許多炸彈被束之高閣，許多導彈無用武之地，“叢林法則”和“契訶夫法則”被完美打破。就算哪天這些法則重現，也會是人類自己的錯，而不是無法逃避的天命。 圖4 莫斯科閱兵時的核導彈：永遠用來展示但實際從未發射過的武器 那麼，恐怖主義又該怎麼看？就算各個中央政府和強權都學會了剋制，恐怖分子對於使用新的毀滅性武器可不見得會思考再三。這當然是個令人擔憂的可能。然而，恐怖主義只是得不到真正權力的人採取的軟弱策略。至少在過去，恐怖主義的手段是散播恐懼，而不是造成嚴重的實質損害。恐怖分子通常無力擊敗軍隊、佔領國家或破壞整座城市。肥胖及相關疾病在2010年造成約300萬人死亡，而相較之下，恐怖分子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數是7697人，多數在發展中國家。對於一般美國人或歐洲人來說，可口可樂對生命造成的威脅，可能遠比基地組織要大。 這樣說來，恐怖分子究竟是怎麼佔據新聞頭條、改變整個世界政治局勢的呢？答案就是讓敵人反應過度。就本質而言，恐怖主義就是一種表演。恐怖分子安排一場令人驚恐的暴力演出，抓住我們的想像，讓我們以為自己即將再次陷入中世紀時期的那種混亂當中。於是，各國常常覺得需要對這場恐怖演出做出回應，便刻意上演一場安全的大戲，比如迫害某地區全體人民，或是入侵其他國家，以顯示其國力強大。在大多數時候，這種對恐怖主義的過度反應，反而比恐怖主義本身造成的安全威脅更大。 恐怖分子就像一隻想要大鬧瓷器店的蒼蠅。蒼蠅如此弱小，憑一己之力連一隻茶杯也挪動不了，於是便找來一頭牛，鑽到它的耳朵里嗡嗡叫，讓牛因為恐懼和憤怒而發狂，從而破壞整個瓷器店。這正是過去10年間在中東發生的事情。如果只靠自己，伊斯蘭激進組織絕不可能推翻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海珊。於是他們發動“9·11”恐怖襲擊激怒美國，讓美國破壞了中東這家“瓷器店”。現在，伊斯蘭激進組織在一片廢墟中野蠻生長。恐怖分子如果僅靠自己，根本沒有能力把我們拖回中世紀，重現“叢林法則”。他們只能試圖激怒我們，而最後的結果就要看我們如何回應。如果“叢林法則”真的再現，我們其實必須負起責任。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可能饑荒、瘟疫和戰爭仍然會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但這已經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悲劇，人類對此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感到無法理解、無法控制。這一切已經成為有可能克服的挑戰。我並不是要無視全球仍有的苦難：目前仍有數億人陷於貧困；每年瘧疾、艾滋病和肺結核仍會帶走數百萬人的生命；敘利亞、剛果（金）和阿富汗的暴力衝突也仍在惡性循環。在此，我並不是要聲稱世界上已經沒有饑荒、瘟疫和戰爭，人類再也不用擔心這些問題了。其實我的態度正好相反。縱觀歷史，人類總認為這些問題無法解決，只是向神祈求奇蹟，自己卻從未認真努力消滅饑荒、瘟疫和戰爭。有人說2016年的世界跟1916年時的一樣，仍然有飢餓、疾病和暴力，這等於是延續著一個古老的失敗主義觀點，認為人類在20世紀投入的巨大努力一無所獲，種種醫學研究、經濟改革與和平倡議也全然徒勞。但若真是如此，又何必再投入時間和資源來進行更多的醫學研究、新的經濟改革並提出新的和平倡議呢？ 認可人類過去的努力，其實傳達出了希望和責任，激勵我們在未來更加努力。鑒於人類在20世紀的成就，如果以後人類仍然遭受饑荒、瘟疫和戰爭之苦，就不能再怪在自然或上帝的頭上了。我們已有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並減少未來受苦的概率。 然而，人類的成就還傳達出另一條信息：歷史不會允許真空。如果饑荒、瘟疫和戰爭的發生概率不斷減小，必然要有些其他事情成為新的人類議題。我們對此必須慎重考慮，否則很可能在舊戰場上全面獲勝，卻在新戰線上措手不及。那麼，21世紀會有哪些議題取代饑荒、瘟疫和戰爭呢？ 其中一項中心議題是要保護人類和地球不被人類自己的力量所害。我們之所以能成功地控制住饑荒、瘟疫和戰爭，很大的原因在於驚人的經濟增長帶來了豐富的食物、藥品、能源和原材料。然而，同樣也是因為經濟增長，地球生態在許多方面失去平衡，而我們現在才剛剛意識到。人類對於這個危機承認得很晚，而且至今努力不足。雖然總有人談論環境污染、全球變暖、氣候變化，但多數國家至今仍未嚴肅地做出經濟或政治上的犧牲來改善這些狀況。每當要在經濟增長和生態穩定中做出選擇時，政客、企業領導者和選民幾乎總是選擇增長。如果我們真想遠離災禍，就得在21世紀做出更好的選擇。 人類還想追求什麼？我們會不會覺得只要能避免饑荒、瘟疫和戰爭，又能維持生態平衡，就心滿意足了？這可能確實是最明智的選擇，但人類不太可能就這麼照辦。畢竟，人類很少真正知足。每次實現某個成就，人類大腦最常見的反應並非滿足，而是想要得到更多。人類總是追求更好、更大、更美味。而等到人類擁有巨大的新能力，饑荒、瘟疫和戰爭的威脅也終於解除，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到時候，科學家、投資人、銀行家和國家首腦整天要幹什麼？難道是寫寫詩嗎？ 成功孕育著野心，而我們最新的成就也推動人類設下更大膽的目標。我們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健康與和諧，而由人類過去的記錄與現有價值觀來看，接下來的目標很可能是長生不死、幸福快樂，以及化身為神。在減少了饑荒、疾病和戰爭之後，我們現在希望克服年老甚至戰勝死亡。在拯救人類脫離各種不幸之後，我們現在希望他們能夠幸福快樂。而在提升人性超越掙扎求生的動物性之後，我們現在希望把人類升級為神，讓智人化身為智神。 死亡的末日 在21世紀，人類很有可能真要轉向長生不死的目標。在對抗了饑荒和疾病之後，對抗衰老與死亡不過是這場戰役的延續，更體現了當代文化最看重的價值：人的生命。不斷有人提醒我們，在宇宙中，人的生命神聖無比。不論是學校里的老師、議會裡的政客、法庭上的律師，還是舞台上的演員，都是如此異口同聲。聯合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這或許是我們最接近全球憲法的一份文件，其中就明確指出“有權享有生命”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死亡明顯違反了這項權利，因此便成了危害人類的罪行，而我們應對它全面開戰。 縱觀歷史，宗教和意識形態不僅僅捍衛生命本身，而且捍衛某些超脫於世俗的存在，因此對死亡的態度十分開放。事實上，甚至還有些宗教和意識形態是歡迎死亡的。在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看來，存在的意義由來世的命運而定，由此認為死亡是這個世界重要而積極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之所以會死，是因為神的旨意，而且死亡的那一刻是一個神聖、形而上的體驗，充滿意義。人將咽氣時，應該趕快找來牧師、拉比或薩滿，把生命的賬戶結清，擁抱一個人在宇宙中的真正角色。想像一下，如果沒有死亡，世界就會變得沒有天堂、沒有地獄，也沒有輪迴，那麼基督教、伊斯蘭教或印度教該如何自處？ 對於生命和死亡，現代科學和文化的觀點與宗教的完全不同，並不認為死亡具有某種形而上的神秘性，也不認為死亡是生命意義的來源。相反，對現代人來說，死亡是一個我們能夠也應該解決的技術問題。 究竟人是怎麼死的？在中世紀的童話故事裡，死神披著黑色連帽斗篷，手上還握著一把大鐮刀。一個人活得好好的，腦子裡還在擔心這擔心那、四處奔波，這時死神突然出現在他面前，瘦骨嶙峋的手指敲敲他的肩膀，告訴他：“來吧。”這個人懇求：“不！拜託！再給我一年、一個月，哪怕一天也好！”但披著連帽斗篷的死神聲音嘶啞地說道：“沒這回事兒！就是現在！”這似乎就是我們死亡的方式。 但在現實中，人類之所以死亡，可不是因為有一個披著黑色斗篷的人在敲我們的肩膀，不是因為上帝的旨意，也不是因為這是什麼宇宙計劃的重要部分。人類會死亡只有一個原因：人體運行出了技術問題，比如心臟不跳、大動脈被脂肪堵住、癌細胞在肝臟里擴散、病菌在肺里繁殖。到底是什麼造成了這些技術問題？答案是其他的技術問題。心臟不跳，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氧氣到達心肌。癌細胞擴散，是因為突變的基因改寫了指令。病菌侵入我的肺里，是因為有人在地鐵里打了個噴嚏。這裡無關形而上的事，一切都只是技術問題。 圖5 中世紀藝術將死亡擬人化為死神 只要是技術問題，就會有技術上的解決方案。要克服死亡，並不需要等到耶穌再次降臨，只要實驗室里的幾個科技專家就夠了。如果說傳統上死亡是牧師和神學家的專屬領域，那麼現在工程師正在接手它。藉助化療或納米機器人，我們就能殺死癌細胞；用抗生素，就能消滅肺部病菌；心臟不跳了，可以用藥物和電擊讓它重新開始跳動，如果還是不行，還能直接換個心臟。當然，現在並不是所有技術問題都已經找到解決方案。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投入這麼多時間和金錢，研究癌症、細菌、基因和納米科技。 就連不屬於科學界的普通百姓，也已經習慣把死亡當成一個技術問題。如果有位婦女問醫生：“醫生，我是哪裡出了問題？”醫生有可能說“你得了流感”“你得了肺結核”“你得了癌症”，但沒有醫生會說“你得了死亡”。對我們來說，人會死，是因為得了流感、肺結核、癌症，而這些都算是技術問題，總有一天能找到技術性的解決方案。 現在就算有人死於颱風、車禍或戰爭，我們還是可以認為這是一種技術問題，可以預防，而且應該預防。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應對天災的機制、市政機構運行良好、將領做出更好的軍事決策，就能避免死亡。現在只要一出現死亡，訴訟和調查幾乎就會自動隨之而來。“他們怎麼會死？一定是哪裡有人做錯了！” 絕大多數科學家、醫生和學者並不會說自己正在努力實現讓人長生不死的夢想，只會說自己正在努力解決這個或那個特定問題。但因為衰老和死亡不過是許多特定問題的總和，醫生和科學家可不會哪天忽然停手並宣布：“到此為止，不要再研究了。我們已經攻克了肺結核和癌症，但不打算攻克阿爾茨海默病。大家就繼續因為阿爾茨海默病而去世吧。”《世界人權宣言》可沒有說人類“有權享有生命，直到90歲為止”，而是說“人人有權享有生命”，沒有附帶條件，沒有任何到期日的限制。 雖然是少數，但已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公開表示，現代科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戰勝死亡、賦予人類永恆的青春。著名的人物包括老年病學家奧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以及博學家、發明家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曾獲得1999年美國國家科技創新獎章）。2012年，庫茲韋爾被谷歌任命為工程總監，一年後谷歌成立子公司Calico，明確指定其使命就是要“挑戰死亡”。2009年，谷歌任命相信人能長生不死的比爾·馬里斯（Bill Maris）擔任谷歌風投（Google Ventures）的首席執行官。2015年1月接受採訪時，馬里斯說：“如果你今天問我，人是否有可能活到500歲，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馬里斯這番豪言壯語的背後，是巨額資金的支持。谷歌風投的總投資金額高達20億美元，其中36%將投入生命科技新創公司，包括幾項頗具雄心的壽命延長計劃。馬里斯用橄欖球打比方，解釋這場與死亡的對決：“我們不只是要前進幾碼，而是要贏下這場比賽。”為什麼？馬里斯說：“因為活著比死好啊。” 許多矽谷巨擘都抱有這樣的夢想。貝寶公司（PayPal）共同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最近就承認，他希望永遠活下去。他解釋道：“我認為，面對（死亡）的方式大概有三種：接受死亡、拒絕死亡、對抗死亡。我覺得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是拒絕就是接受，而我寧願和它對抗。”很多人可能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是一個幼稚的幻想。但蒂爾可不是可以小看的人物，他是矽谷頂尖的成功創業者，其影響力驚人，僅私人財富估計就有22億美元。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山雨欲來：人類不再平等，不死就在眼前。 某些領域的進展飛快，例如基因工程、再生醫學和納米科技，讓預言越來越趨向樂觀。有專家認為，人類到了2200年就能打敗死亡，也有人認為是2100年。庫茲韋爾和德格雷甚至更為樂觀，他們認為到了2050年，只要身體健康，鈔票也夠多，人類都可以大約每10年騙過死神一次，從而長生不死。按照他們的設想，我們大約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療，除了醫治疾病，也讓衰老的組織再生，讓手、眼、腦都得到升級。而在下次治療之前，醫生已經又發明出各種新葯、升級方式和醫療裝置了。如果庫茲韋爾和德格雷說得沒錯，很可能已經有一些這樣的不死之人就走在你身邊的路上——至少你剛好走在華爾街或第五大道的時候會有這種可能。 事實上，他們只是達到長生（a-mortal），而不是真正不死（immortal）。這些未來的超人並不是像神那樣絕對不死，他們仍然可能死於戰爭或意外，而且無法起死回生；他們也不像我們這些凡人終有一死，他們的生命並不會有一個到期日。只要沒有炸彈把他們炸個粉碎，沒有卡車把他們碾成肉醬，他們就能永生。這樣一來，他們可能會成為歷史上最焦慮的一群人。凡人知道生也有涯，因此願意冒險體驗人生，比如登上喜馬拉雅山或者怒海弄潮；還會做其他算得上危險的事，比如穿過街道、去餐廳吃吃飯。但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永遠活下去，像這樣不斷冒險可能就太瘋狂了。 這麼說來，或許我們可以先把目標定得溫和點兒，別追求長生，先把壽命加倍如何？在20世紀，人類的預期壽命已經從40歲增加到70歲，幾乎翻了一倍，所以在21世紀，至少應該可以再翻倍到150歲。雖然這和“不死”還相去甚遠，但仍然會讓人類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家庭結構、婚姻和親子關係將大為改觀。現在人們對結婚的期許仍然是“白頭偕老”，而生命中有一大部分時間是用來養育後代。想像一下，如果人能活到150歲是什麼概念。就算40歲才結婚，後面仍然有110年可活。希望這段婚姻能持續110年，這個想法實際嗎？所以，像現在多次結婚的情形可能會日益普遍。如果一個人在40多歲前生了兩個孩子，等到她120歲時，養育孩子已經是遙遠的記憶，只算得上是漫漫人生中一個小小的插曲。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究竟會發展出怎樣的親子關係。 再來看職業生涯。今天，我們假設人會在一二十歲時學會某種專業，然後一生都奉獻在這個專業上。當然，人就算到了四五十歲還是會學到新知識，這裡我們只是把人生大致分成“學習階段”以及之後的“工作階段”。但如果人能活到150歲，這套系統就不管用了，特別是這個世界還不斷出現震撼世界的新科技。人類的職業生涯將會比現在長得多，甚至到了90歲仍然必須每天學習新知識。 與此同時，人類也不會在65歲就退休，給新一代實現他們創新的想法和期望讓路。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有句名言：科學在一次一次的葬禮中進步。他的意思是，必須等到一代人老去，新的理論才有機會剷除舊的理論。此種現象絕非科學獨有。回想一下你現在的工作環境，不管你是學者、記者、廚師還是足球運動員，如果你的上司已經120歲了，他頭腦中的概念都是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建立的，而且他可能還要再當你的上司幾十年，這給人什麼感覺？ 政治領域的情況可能更為險惡。如果普京繼續在位90年，你覺得如何？再想想，如果人本來就會活到150歲，那麼在2016年，掌控莫斯科的還會是斯大林，138歲，老當益壯；毛主席，123歲，年富力強；英國女王伊麗莎白還是公主，等著從121歲的喬治六世手中繼承王位，至於她的兒子查爾斯王子，可能要等到2076年才能繼位。 讓我們回到現實，現在還遠遠無法肯定庫茲韋爾和德格雷的預言究竟能否在2050年或2100年成真。在我看來，在21世紀想永葆青春還為時過早，現在就抱太大期望大概只會迎來太大的失望。知道自己終將一死並不好過，但如果一心想不死卻夢想破滅，可能更讓人難以接受。 雖然過去100年人類平均壽命已經增加一倍，但如果要依此推論在未來100年人類壽命再翻倍達到150歲，還言之過早。1900年全球的平均壽命之所以不到40歲，是因為營養不良、傳染病和暴力讓許多人年紀輕輕便離開人世。但只要避開饑荒、瘟疫和戰爭，人就能活到七八十歲，這是智人自然的壽命長度。人們可能想不到，其實在幾百年前，活到七十幾歲不是什麼罕見的怪事。伽利略享年77歲，牛頓享年84歲，米開朗基羅更是高壽88歲，而且當時還沒有抗生素、疫苗或器官移植的協助。而且，就連叢林中的黑猩猩，有時候都能活到六十幾歲。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代醫學連自然壽命的一年都沒能延長。現代醫學的成功之處，是讓我們免於早死，能夠過完應有的人生。就算我們打敗了癌症、糖尿病和其他主要疾病殺手，也只代表幾乎每個人都能夠活到90歲，但和150歲還差得很遠，更不用說500歲了。想達成這個目標，醫學必須重新打造人體最基本的結構和運作模式，並設法再生各種器官和組織。究竟在2100年能不能做到，現在仍是未知數。 然而，每次失敗的嘗試，都讓我們向戰勝死亡又邁進一步，也帶來更多希望，鼓勵人類付出更多努力。谷歌的Calico公司可能來不及讓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長生不死，但很有可能會在細胞生物學、基因藥物和人體健康方面有重大發現。這樣一來，新一代的谷歌員工就能站在更好的起點，向死亡發起進攻。高呼著人類不死的科學家，其實就像高喊“狼來了”的那個男孩：狼要來，只是早晚的事。 因此，就算我們在有生之年還無法達到永生，這場與死亡的戰爭仍有可能是21世紀的旗艦計劃。考慮到我們對於“生命神聖”的信念、整個科學界的動向，再加上最重要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需求，一場對死亡的無情戰爭似乎已不可避免。我們的意識形態看重人的生命，絕不允許我們輕易接受人的死亡。只要人是出於某種原因而死，我們就會努力戰勝這種原因。 對於這項挑戰，科學界和資本主義經濟絕對樂於應對。只要讓他們獲得新發現、贏得巨大利潤，大多數的科學家和銀行家並不在乎要做的是什麼事情。有誰能想到比戰勝死亡更令人興奮的科學議題，又有什麼是比永葆青春更有前景的市場？如果你已年過40歲，請閉上眼睛一分鐘，回想自己25歲時的身體狀況，不只是外表，還包括當時的那種感覺。如果能讓你回到當時的狀態，你願意付出多少金錢？當然，有些人會對此不屑一顧，但願意不惜一切的顧客也必然不在少數，足以構成一個無限大的市場。 如果這些還不夠，單就對死亡的恐懼這一點，就已經深植在多數人的心中，足以推動人類向死亡宣戰。只要人們認為死亡不可避免，就會從小訓練自己壓抑想要永生不死的慾望，或是駕馭這種慾望，使之服務於其他目標。正是因為人們渴求永生不死，才能譜出“不朽”的交響曲，在戰爭中奮力爭取“永恆的榮耀”，甚至願意犧牲生命，希望自己的靈魂能“在天堂享受永恆的幸福”。不論是藝術的創造、政治的投入，還是宗教的虔誠，很大部分其實正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 伍迪·艾倫（Woody Allen）就從對死亡的恐懼發展出輝煌的職業生涯。曾有人問他，是否想在大銀幕上永遠活下去。他回答：“我寧可活在我的公寓里。”接著他又說：“我並不想靠作品來達成永生，我希望靠的是我不要死。”不論是永恆的榮耀、全國性的悼念活動，還是對天堂的夢想，都很難替代像伍迪·艾倫這種人真正想要的不死。一旦人們覺得（不論理由充分與否）有很好的機會能躲避死亡，求生的渴望就不會讓他們再去承擔藝術、意識形態或宗教這樣的重擔，於是引起如雪崩般的連鎖反應。 如果你覺得那些眼睛像要冒火、鬍鬚迎風揚起的宗教狂熱分子已經足夠嚇人，就請拭目以待，看看行將就木的零售業巨擘和年華逝去的好萊塢過氣明星以為發現了生命的靈藥，他們會做出怎樣的舉動。在這場與死亡的戰爭中，如果科學上出現顯著進展，真正的戰場就會從實驗室轉移到議會、法院和街頭。而如果科學的努力宣告獲勝，就會引發激烈的政治衝突。過往歷史上所有戰爭和衝突的規模，很可能都將遠遠不及接下來的這場爭鬥：為了永恆的青春。 幸福快樂的權利 人類未來的第二大議題，可能是要找出幸福快樂的關鍵。歷史上已有無數思想家、先知和一般大眾認為，所謂的“至善”與其說是擁有生命本身，還不如說是能夠幸福快樂。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就曾說過崇拜神是浪費時間，死後一切不復存在，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享樂。古代大多數人並不接受享樂主義，但今天這已經成為我們的預設思想。由於對來世概念有所懷疑，人不只想追求長生不死，也想追求俗世間的快樂。畢竟，哪有人想活在永恆的苦難里？ 對伊壁鳩魯來說，追求快樂是一件很個人的事。但近代思想家則相反，認為這需要群策群力。如果沒有政府規劃、經濟資源和科學研究，個人追求快樂並不會有太大成效。如果你的國家戰火紛飛、經濟陷入危機、醫療護理求而不得，快樂就成為天方夜譚。18世紀末的英國哲學家邊沁主張，所謂至善就是“為最多人帶來最大的快樂”，並認為國家、市場和科學界唯一值得追尋的目標就是提升全球的快樂。政治家應該追求和平，商人應該促進繁榮，學者應該研究自然，但不是為了榮耀什麼國王、國家或神，而是為了讓你我都享有更快樂的生活。 在19世紀和20世紀，雖然許多政府、企業和實驗室也曾號稱追尋邊沁的理想，但實際上仍然專註於更直接和明確的目標。要判斷國家是否強大，看的是領土大小、人口增長、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不是國民是否幸福快樂。德、法、日等工業化國家雖然打造了宏大的教育、健康和福利系統，但仍然是為了國家強大，而不是確保個人福利。 之所以成立學校，是為了培養溫順而有技能的國民，忠實地為國家服務。年輕人到了18歲去當兵，除了愛國也得識字，這樣才能讀懂將軍的命令，制訂明天的作戰計劃。他們還要懂數學，才能計算炮彈的軌跡或破譯敵人的密碼。另外還得了解一定的電子學、機械原理和醫藥知識，才能操作無線電設備、駕駛坦克，以及照顧受傷的戰友。這些人離開軍隊後，會成為公司職員、教師或工程師，撐起一個現代經濟體，繳納大量稅金。 衛生系統也是如此。19世紀末，法、德、日等國開始為大眾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為嬰兒提供疫苗，為兒童提供營養均衡的飲食，為青少年提供體育課程。另外還將腐臭的沼澤排干，消滅蚊害，並建立中央污水處理系統。目的同樣不是為了讓人民快樂，而是讓國家更強大。國家需要強健的士兵和工人；需要健康的婦女，這樣才能生養出更多士兵和工人；也需要官員能夠在上午8點準時上班，而不是病倒在家。 就連福利制度，最初也是為了滿足國家的利益而設計，而不是為了滿足個體的需求。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奧托·馮·俾斯麥於19世紀末率先開辦國家養老金及社會保障福利，但他的主要目標是確保國民忠誠，而不是增加國民福祉。你在18歲為國家打仗，在40歲願意納稅，是因為希望到70歲的時候能夠得到國家的照顧。 1776年，除了生命權和自由權以外，美國的開國元勛也把“追求幸福”列為人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但必須強調，美國《獨立宣言》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是“享有幸福”的權利。關鍵的一點是，托馬斯·傑斐遜並未要求國家對國民的幸福負起責任，而只是要限制國家的權力。當時是希望讓人能夠享有選擇的權利，不用受國家監督。如果我覺得自己和約翰結婚比和瑪麗結婚幸福、住在舊金山比住在鹽湖城快樂、當酒保比當奶農開心，那我就有權利追求這些幸福快樂，就算我做了錯誤的決定，國家也不該干涉。 但在過去幾十年間，情況已有改變，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真思考邊沁的願景。人們越來越相信，這些建立超過一個世紀、為了國家強大而設的宏大系統，其實應該為國民的福祉而服務。不是我們要服務國家，而是國家要服務我們。“追求幸福的權利”原本只是為了約束國家權力，但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享有幸福的權利”，就像人類天生有權要求幸福快樂，如果有什麼讓我們不能滿足，就相當於違反了我們的基本人權，而國家此時就該介入。 在20世紀，想評估一個國家是否成功，公認的標準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根據這一標準，新加坡每一位公民每年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平均總價值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只生產平均總值14000美元的哥斯大黎加，實在是成功太多。但現在的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經濟學家，都呼籲要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國內幸福總值）來補充甚至取代GDP。畢竟，人們到底想要什麼？他們不想總是忙著生產，而是想要幸福快樂。生產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夠為幸福提供物質基礎。但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調查中，哥斯大黎加人報告的生活滿意度都遠高於新加坡人。你願意當一個生產力高但不開心的新加坡人，還是當一個生產力低但心滿意足的哥斯大黎加人？ 可能就是這樣的邏輯，推動著人類把“幸福快樂”當作21世紀的第二個主要目標。乍看之下，這個目標似乎相對比較容易實現。饑荒、瘟疫和戰爭正逐漸絕跡，人類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預期壽命也顯著增加，因此，人類想必都很幸福快樂吧？ 事實並非如此。伊壁鳩魯把幸福快樂定義成至善的時候，就曾告誡弟子，快樂是件辛苦的差使。僅有物質成就，並不能讓我們長久感到滿足。事實上，盲目追求金錢、名譽和歡愉，只會讓我們痛苦不堪。舉例來說，伊壁鳩魯就建議吃喝要適量，性慾也要節制。從長遠來看，深厚的友誼會比一夜狂歡讓人更快樂。通往幸福快樂的道路其實暗藏艱險，伊壁鳩魯則為我們規划出了整套道德行為準則以作為引導。 伊壁鳩魯顯然意識到一件事：快樂得來不易。雖然我們在過去幾十年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卻很難看到有哪個現象能夠證明當代的人顯然比過去的人更為滿足。事實上，甚至還有些令人不安的跡象：雖然發達國家更為繁榮、舒適及安全，但自殺率也遠高於傳統社會。 在秘魯、瓜地馬拉、菲律賓和阿爾巴尼亞這些貧困而政局不穩定的國家，平均每年每10萬人中有1人自殺。但在瑞士、法國、日本、紐西蘭這種富裕且和平的國家，平均每年每10萬人中有25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1985年，大多數韓國民眾生活貧困、未受教育、深受傳統束縛，並且生活在專制獨裁統治之下。而到了今天，韓國已經是一個領先的經濟強國，國民教育水平在全球數一數二，並且享有穩定而相對自由的民主制度。然而，韓國在1985年大約每10萬人中有9人自殺，如今的自殺率則超過3倍，達到每10萬人有30人自殺。 當然，也有些趨勢是日漸向好、令人樂觀的。比如兒童死亡率急劇下降，這無疑讓人類的幸福感大幅提升，也部分緩解了現代生活的壓力。然而，就算我們確實比先人快樂了那麼一點，但整體福祉的增加幅度還是遠遠低於預期。在石器時代，人類平均每天消耗4000卡路里的熱量，除了用來覓食之外，還要準備工具、衣服、藝術和營火。而今天，美國人平均每天使用22.8萬卡路里的熱量，除了填飽自己的胃，還要供給自己的汽車、計算機、冰箱、電視所需。這麼看來，美國人平均消耗的熱量足足是石器時代狩獵採集者的近60倍。但美國人真的比以前快樂60倍嗎？這種美好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廂情願。 而且，就算我們已經克服許多昨日的苦難，但想要獲得快樂可能遠比解除痛苦更加困難。對於一個瀕臨餓死的中世紀農民，只要給他一塊麵包，就能讓他非常快樂。但如果是一個百無聊賴、薪水超高、身體超重的現代工程師，你要怎麼讓他快樂起來？對美國而言，20世紀後半葉是一個黃金時代。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勝，隨後在冷戰時期也取得更關鍵的勝利，讓美國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從1950年到2000年，美國GDP從2萬億美元增長到12萬億美元。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了一倍。新發明的避孕藥讓性愛變得前所未有的無拘無束。女性、同性戀、非洲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也終於從美國這塊大餅中分到了比過去大許多的一塊。便宜的汽車、冰箱、空調、吸塵器、洗碗機、洗衣機、電話、電視和計算機如潮水般湧來，人們的日常生活徹底變了樣。但研究顯示，美國人在20世紀90年代的主觀幸福感，與20世紀50年代的調查結果仍然大致相同。 1958—1987年，日本人均實際收入增長了5倍，經濟增長可以說達到了史上最快。這種排山倒海而來的財富，對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社會關係形成了各種正面及負面的影響，但對日本人的主觀幸福感卻出人意料地幾乎沒有造成什麼影響。20世紀90年代，日本人對生活還是如同20世紀50年代時一樣滿意或不滿意。 看來幸福感有一個神秘的玻璃天花板，雖然我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幸福感卻未能實現同步。就算我們能為所有人提供免費食物、治癒所有疾病、確保世界和平，也不一定能打破這個玻璃天花板。要實現真正的幸福快樂，難度並不亞於戰勝老死。 幸福快樂的玻璃天花板有兩大支柱，分別屬於心理與生理層面。在心理層面，快樂與否取決於你的預期，而非客觀條件。僅有和平繁榮的生活，並不能讓我們滿意；現實必須符合預期，才能讓我們滿足。但壞消息是，隨著客觀條件改善，預期也會不斷膨脹。於是，雖然人類近幾十年來的客觀生活條件大幅改善，但帶來的並不是更大的滿足，而是更大的預期。如果我們不做出改變，未來不論達到什麼成就，可能我們還是會像當初一樣，永遠不會真正滿足。 從生理層面來說，不管是預期還是幸福感，其實都是由我們的生化機制控制的，而不是由經濟、社會和政治局勢決定的。根據伊壁鳩魯的說法，我們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為我們感受到愉悅，而且沒有不快的感覺。邊沁也有類似說法，他認為大自然讓人類由兩個主人控制：快樂和痛苦；我們的所為、所言、所思，都由這兩個主人決定。繼承邊沁思想的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則解釋稱，幸福快樂就是只有愉悅、沒有痛苦，而在愉悅與痛苦之外，並沒有善惡之別。如果有人想根據愉悅和痛苦之外的理由（比如上帝的話語或國家利益）推導出善惡，那麼這個人一定是想騙你，而且也可能騙了他自己。 在伊壁鳩魯的時代，這種言論是褻瀆神靈。在邊沁和穆勒的時代，這種言論是反動顛覆。但在21世紀初，這就成了科學正統。根據生命科學的說法，快樂和痛苦只不過是身體各種感覺的總和。愉悅或痛苦從來就不是對外在世界事件的反應，而是對自己體內感覺的反應。失業、離婚或國家之間開戰，這些事件本身並不會讓人受苦。唯一能讓人痛苦的，是自己身體里不愉快的感覺。失業會引發沮喪，而沮喪才是一種令人不悅的身體感覺。世界上可能有上千種事情會讓我們憤怒，但憤怒不是什麼抽象的概念，而是體內溫度升高、肌肉緊繃的感覺，這才是憤怒的真相。我們說“怒火中燒”的時候，確實是有些根據的。 相對地，科學也認為沒有人是因為升職、彩票中獎甚至找到真愛而快樂。真正能讓人幸福快樂的，只有身體里的愉悅感覺，別無其他。想像自己是馬里奧·格策（Mario Götze），擔綱2014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德國隊的攻擊型中場，在決賽中對陣阿根廷隊。這時已經開賽113分鐘，兩隊都未能得分。再過短短7分鐘，就要迎來恐怖的點球大戰。里約的馬拉卡納（Maracanã）體育場塞滿了75000名無比興奮的球迷，全球還有幾百萬觀眾焦急地緊盯著屏幕。你離阿根廷隊的球門只有幾米，這時安德烈·許爾勒（André Schürrle）忽然給你一記妙傳！你胸部停球，看著球順著你的腿落下，你起腳勁射，看著球飛過阿根廷隊門將，鑽進球網。進了！體育場如火山爆發，幾萬人瘋了一般大吼，你的隊友衝上來擁抱親吻你，柏林和慕尼黑的數百萬觀眾也在電視屏幕前激動落淚。這時你欣喜若狂，但並不是因為射進阿根廷隊球門裡的那粒球，也不是因為擠爆巴伐利亞州露天酒吧的球迷的歡天喜地，而是因為在你的身體里各種感受正如風暴一般襲來，而欣喜若狂就是對這些感受的回應。你覺得氣流在你的脊椎里上下涌動，電波衝擊著你的身體，好像體內有幾百萬顆爆炸的能量球。 你不用在世界盃決賽踢進位勝一球，也能得到這樣的感覺。比如工作中意外升職，讓你開心地跳了起來，其實就是這種感覺。在內心深處，你其實根本不懂足球，也不懂工作，只懂實際生物的感覺。如果你升職，但出於某種原因而沒有得到這種愉悅的感覺，你就不會覺得滿意。反之亦然。如果你剛被開除（或是輸了一場重要的足球賽），但得到了非常愉快的感覺（也許是因為嗑藥），一樣會覺得自己站在世界的頂峰。 但壞消息是，愉悅的感覺很快就會消退，遲早會轉變成不愉快的感覺。就算踢進了世界盃決賽的制勝一球，也無法保證你一生都幸福。事實上，這甚至有可能是走下坡路的開始。同樣，如果去年我意外升職，很有可能雖然現在我還在這個位子上，但當初聽到消息時的愉悅感早已經在幾個小時後就煙消雲散。如果想再次感受那些美妙的感覺，就得再次升職，然後再升職。這時如果沒能升職，感受到的痛苦和憤怒可能遠比當初乾脆一直當個小職員更大。 這些都是進化的錯。歷經無數代人之後，我們的生化系統不斷適應變化，為的是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機會，而不是幸福快樂的機會。只要是有利於生存和繁衍的行為，生化系統就會用愉悅的感覺來回應。但這不過是一時的營銷伎倆。我們努力取得食物、追求伴侶，就是想避免飢餓帶來的不愉悅感覺，並且享受進食的愉悅、性愛的高潮。但無論進食還是性愛，這種愉悅都無法長時間維持，想要再次感受，就只能去尋找更多的食物和伴侶。 如果哪天出現一種罕見的突變，讓某隻松鼠只要吃了一顆堅果，就能一輩子感受無比的快樂，情況會怎樣？從技術角度來說，只要從松鼠的大腦下手，確實能夠做到這一點。而且誰知道呢？或許幾百萬年前就出現過這樣幸運的松鼠。但是，如果是這樣，這隻松鼠的一生將極其快樂但也極其短暫，讓這種罕見的基因突變迅速畫下句點。箇中原因在於，覺得快樂的松鼠再也不會努力去找更多堅果，更不用說求偶交配了。至於和它競爭的其他松鼠，吃過堅果才5分鐘就又覺得餓，反而能有更好的機會生存下來，並把自己的基因傳給下一代。同理，人類收集的堅果（高薪的工作、大房子、好看的另一半）也很少能帶來長久的滿足。 可能有人會說，情況也沒那麼糟糕，因為讓我們快樂的不是結果，而是追求目標的過程。攀登珠穆朗瑪峰的過程會比站在山頂更令人滿足，挑逗和前戲要比最後的性高潮更為精彩，進行開創性的實驗也比最後獲得讚美和獎項更有趣。然而，這並未改變事情的全貌，只是說明進化會用各種不同的愉悅來控制我們罷了。有些時候，進化是用愉悅或安寧的感覺來引誘我們行動；還有些時候，是用得意或興奮的感覺刺激我們向前。 動物在尋找某種增加生存和繁衍機會的物品或對象（例如食物、夥伴或社會地位）時，大腦會產生警覺和興奮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如此美妙，會促使動物更加努力。在一項著名的實驗中，科學家把電極連接到幾隻大鼠的腦部，大鼠只要踩下踏板，就能製造出興奮的感覺。接著，當他們讓大鼠在美味的食物和踩踏板中二選一時，大鼠寧願選擇踩踏板（很像小孩寧願玩電子遊戲也不想下樓吃飯）。這幾隻大鼠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直到因為飢餓和疲憊而倒地不起。人類可能也是這樣，喜歡比賽過程的興奮大於最後奪得成功的桂冠。然而，真正讓比賽如此吸引人的，就是那些令人開心的感覺。比如爬山、玩電子遊戲或相親，這些活動中絕不可能只有壓力、絕望或無聊這些令人不快的感覺，否則不可能有人參加。 可惜的是，參加比賽的那種興奮感，就像勝利時的幸福感一樣轉瞬即逝。風流男人享受一夜情的刺激，商人享受咬著指甲看道瓊斯平均指數上上下下，電子遊戲玩家享受在計算機屏幕上打怪物，但對他們來說，再去回味昨日的冒險並不足以讓他們感到滿足。就像大鼠必須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不管是風流男子、商界巨擘還是電子遊戲玩家，一樣每天都需要有新的刺激。雪上加霜的是，這裡的期望一樣會因現有條件而適應，昨天令人感到刺激的挑戰，很快就變成今天的沉悶。或許幸福快樂的關鍵既不是比賽，也不是金牌，而是能配比出興奮與安寧這兩種元素的正確劑量；但我們大多數人往往不斷在緊張與無趣這兩端來來回回，到了一端就開始對另外一端感到不滿。 如果科學說得沒錯，幸福快樂是由生化系統所掌控的，那麼唯一能確保長久心滿意足的方法，就是掌控這個系統。別再管經濟增長、社會變革或政治革命了：為了提高全球幸福快樂的程度，我們需要掌控人類的生化機制。在過去幾十年間，人類已經開始這麼做了。50年前，精神類藥物背負著沉重的污名，如今這種污名已然被打破。不論這是好是壞，現在越來越高比例的人口定期服用精神類藥物，有一些確實是為了治癒使人衰弱的心理疾病，但也有一些只是為了應對日常生活中的沮喪和偶爾襲來的抑鬱。 舉例來說，已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服用哌甲酯（Ritalin）之類的興奮劑。2011年，美國因為患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而服用藥物的兒童就有350萬。英國的這一數字則從1997年的92000上升到2012年的786000。這些藥物原本用於治療注意力不集中，但今天就連一些完全健康的孩子也開始服藥，希望藉此提高成績，以迎合老師和家長越來越高的期望。很多人極力反對這種發展，認為問題不是出在孩子身上，而是出在教育系統。如果學生出現注意力不集中、壓力過大、成績不佳，或許我們應該怪學校教育方法過時、教室過度擁擠、生活節奏已經快到不正常。或許應該改變的不是孩子，而是學校？各種相關論點的歷史演變十分耐人尋味。幾千年來，對於教育方法的爭論從未停息，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人人都有一套理論，而且都對其他理論嗤之以鼻。但在先前，大家還有一點共識：想改善教育，應該從學校入手。而現在大概是歷史上首次，至少有一些人已經認為，更有效率的做法是從學生的生化機制入手。 軍隊也出現同樣的問題：美國有12%的伊拉克駐軍、17%的阿富汗駐軍曾服用安眠藥或抗抑鬱藥物，以緩解戰爭給他們造成的壓力和痛苦。人會感覺到恐懼、抑鬱和精神創傷，原因不在於炮彈、詭雷或汽車炸彈本身，而在於激素、神經遞質和神經網路。同時遇上同一場伏擊的兩名士兵，可能一個嚇得方寸大亂，之後幾年間噩夢連連；另一個卻能勇敢殺敵，最後榮獲勳章。這裡的不同點就在於兩名士兵身體里的生化反應，如果能設法控制，就能一石二鳥，讓士兵更快樂，軍隊也更有效率。 通過生化反應追求快樂，也是這個世界上的頭號犯罪原因。2009年，美國聯邦監獄有半數囚犯是因為毒品入獄；義大利有38%的犯罪嫌疑人因為毒品相關罪行被定罪；英國也有55%的犯罪嫌疑人因為吸食或交易毒品而入獄。2001年的一份報告顯示，澳大利亞有62%的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時吸食了毒品。人們喝酒是為了遺忘，抽大麻是為了感到平靜，用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冰毒）是為了感到敏銳而自信；搖頭丸能讓人感受狂喜，而LSD（麥角酸二乙基醯胺，一種強致幻劑）則會讓你落入一場脫離現實的迷幻夢境。有些人憑藉用功學習、努力工作或辛苦養家才得到的快樂，另一些人則只需操縱分子配比出正確劑量，就能極為輕鬆地得到快樂。這對整個社會和經濟秩序都是實際存在的威脅，也正因為如此，各國才會堅持對毒品犯罪發動一場血腥而無望的戰爭。 國家希望管控通過生化反應追求幸福快樂的手段，定出“好”與“壞”的標準。這裡的原則很清楚：如果有利於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和經濟增長，這樣的生化操縱不但被允許，甚至還應得到鼓勵（例如能讓多動的學齡兒童平靜下來，或是能讓士兵迫不及待投身戰役）。如果威脅到穩定和增長，這樣的生化操縱就要被禁止。然而，每年都有許多新葯從各大學、藥廠及犯罪組織的實驗室中誕生，國家與市場的需求也不斷變化。隨著通過生化反應來追求快樂的腳步逐漸加速，其對政治、社會和經濟也將有所影響，並越來越難以控制。 使用藥物還只是個開始。實驗室里的專家已經開始著手研究以更複雜的方式操縱人類的生化機制，例如將電流刺激直接送至大腦特定部位，或是用基因工程式控制制人類身體的藍圖。不論確切方法是什麼，要通過生化操縱方式得到幸福快樂並不容易，因為這其實改變了生命最基本的模式。但話說回來，戰勝饑荒、瘟疫和戰爭，在過去又豈是易事？ 究竟人類該不該花這麼大的心力來追求生化反應帶來的快樂，至今沒有定論。有人會說，快樂這件事根本沒那麼重要，要說個人滿意度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目標根本是誤導。有些人可能認為快樂確實是至善，但對於生物學把快樂定義為身體的愉悅感覺則持有異議。 在大約2300年前，伊壁鳩魯就曾警告門徒，無節制追求享樂帶來的很可能是痛苦而非快樂。幾個世紀前，佛教甚至還有一個更激進的主張，認為追求快感正是痛苦的根源。這種感覺只是一種短暫且毫無意義的感受。得到快感時，我們的反應不是滿足，而是想得到更多。因此，不論我們得到多少幸福、興奮的感覺，都永遠無法滿足。 如果我認定快樂就是這些稍縱即逝的快感，並且渴望得到更多，我就別無選擇，只能不斷追求下去。好不容易得到之後，快感又很快消失，而且因為僅有過去快樂的回憶並不足以令我滿足，所以我必須從頭再來。像這樣的追求，就算持續幾十年，也永遠無法得到長久的成果；相反，我越渴望這些快感，就會變得更有壓力、無法滿足。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快樂，人類該做的並非加速，而是放慢追求快感的腳步。 佛教對快樂的看法，與生化視角有許多共同之處。兩者都認為，快感來得快去得也快，而如果人類只是渴求快感，卻不去真正好好體驗快感，就仍然無法滿足。但是，兩者卻有非常不同的解決方案。生化辦法是開發出各種產品和療法，為人類提供無止境的快感，讓人永遠享有。佛教的建議則是減少對快感的渴望，不讓渴望控制我們的生活。佛教認為，我們可以訓練內心，仔細觀察各種感覺是如何產生以及如何消逝的。只要內心學會看透這些感覺的本質（也就是短暫且毫無意義的感受），我們就不再有興趣追求快感。畢竟，追求一個來去不定的東西有什麼意義？ 目前，人類對於生化解決方案的興趣遠遠大得多。不論那些在喜馬拉雅山洞穴里的僧侶和象牙塔里的哲學家怎麼說，對資本家來說，愉悅的快感就是快樂，別無其他。每過一年，我們忍耐不悅的能力就會降低一些，而對快感的渴望則越來越強烈。現在的科學研究和經濟活動都以此為目標，每年研發出更有效的止痛藥、新的冰激凌口味、更舒適的床墊、更令人上癮的手機遊戲，好讓我們在等公交車的時候連一秒的無聊都無須忍耐。 當然，這一切還遠遠不夠。智人的進化並未讓人感受長久的快感，因此僅靠冰激凌或手機遊戲還不夠。如果真想長久感受到快感，必須改變人類的生化機制，再造我們的身心。我們也正在這方面努力。我們可以爭論這究竟是好是壞，但似乎21世紀的第二大議題——確保全球的幸福快樂——就是涉及再造智人，讓人可以享受永恆的愉悅。 地球的神 在追求幸福和不死的過程中，人類事實上是在努力把自己升級為神。這不僅僅是因為幸福和不死是神的特質，也是因為為了戰勝年老和痛苦，人類必須能夠像神一樣控制自己的生物基質。如果我們有能力將死亡和痛苦移出人體系統，或許也能隨心所欲地再造整個系統，以各種方式操縱人類的器官、情感及智力。這樣一來，你就能為自己購買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力量、愛神阿弗洛狄忒的性感、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智慧，如果你想要的話，還可以購買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瘋狂。到目前為止，要增加人的力量，主要還是依靠改進外部工具。但在未來，則可能會著重於改進人的身心，或直接將人與工具結合起來。 人要升級為神，有三條路徑可走：生物工程、半機械人工程、非有機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源起於我們認識到人類還遠遠沒有發揮身體的全部潛力。40億年來，自然選擇不斷調整和修補人類的身體，讓我們從阿米巴變成爬行動物，再到哺乳動物，現在成了智人。但沒有理由認為智人就是最後一站。只不過是基因、激素和神經元出現一些相對來說並不大的變化，就已經足以讓直立人（最厲害的成就只是製作出石刀）變成了智人（製造出了宇宙飛船和計算機）。沒有人知道如果人類的DNA（脫氧核糖核酸）、內分泌系統和大腦結構再多一些變化，結果會是如何。生物工程並不會耐心等待自然選擇發揮魔力，而是要給智人身體刻意改寫遺傳密碼、重接大腦迴路、改變生化平衡，甚至要長出全新的肢體。這樣一來，生物工程將會創造出一些“小神”，這些小神與我們智人的差異，可能就如同我們和直立人的差異一樣巨大。 半機械人工程則更進一步，是讓人體結合各種非有機的機械裝置，例如仿生手、義眼，又或是將幾百萬個納米機器人注入我們的血管，讓它們在血液中巡航、診斷病情並修補損傷。這種半機械人的某些能力將會遠遠超出有機人體。例如，一個有機身體的所有部分必須緊緊相連才能發揮作用。如果有一頭大象的大腦在印度，眼睛和耳朵在中國，腳在澳大利亞，那麼這頭大象其實就是死的，就算出於某種神秘的因素它還活著，也是眼不能視、耳不能聽、足不能行。然而，半機械人卻能夠同時出現在許多地方。比如半機械人醫生根本不用離開位於斯德哥爾摩的診室，就能在東京、芝加哥甚至火星上的太空站進行緊急手術。唯一需要的，就是夠快的網路連接，以及一雙仿生眼、一雙仿生手罷了。但再想想，為什麼只能是一雙呢？為什麼不能是四隻眼睛？事實上，連這些想法都是多餘的，如果能有儀器直接連接半機械人醫生的大腦，又何必再用手去拿手術刀？ 這聽起來很像科幻小說，但其實已經成為現實。最近已有猴子學會如何通過植入猴腦的電極控制與身體不相連的仿生手腳，癱瘓的病人也能夠僅依靠意念就移動仿生肢體或操作計算機。如果你想的話，也能夠戴上電子“讀心”頭盔，在家裡遙控電子設備。這種頭盔並不需要把電極植入大腦，而是讀取頭皮發出的電子信號。如果想開廚房的燈，只要戴上頭盔，想像一些事先編程的心理符號（例如想像你的右手做某個動作），就能把開關打開。這種頭盔現在在網上就能買到，只要400美元。 2015年年初，斯德哥爾摩一家高科技公司Epicenter有數百名員工在手上植入了晶元。這個晶元大約米粒大小，存有個人安全信息，只要他們揮揮手，就能打開門或操作複印機。他們希望很快也能用這種方式來付款。漢納斯·肖布拉德（Hannes Sjoblad）是這一晶元的幕後技術人員之一，他解釋道：“我們已經隨時在與科技互動，但現在搞得手忙腳亂，得輸入各種個人身份識別碼和密碼。如果能用手一摸就好，豈不是輕鬆自在？” 然而就算是半機械人工程，現在也相對保守，因為它假定由有機的人類大腦作為生命的指揮和控制中心。還有一個更大膽的想法，就是徹底拋棄有機的部分，希望打造出完全無機的生命。神經網路將由智能軟體取代，這樣就能同時暢遊虛擬與真實世界，不受有機化學的限制。在有機化合物的世界徘徊40億年之後，生命將打破藩籬，進入一片無垠的無機領域，變成我們在最瘋狂的夢中都未曾設想的樣子。畢竟，不管我們的夢想多麼瘋狂，也還是逃不脫有機化學的限制。 離開有機領域後，生命或許終於能夠離開地球。40億年來，生命之所以還是局限在地球上的一小部分，是因為自然選擇讓所有生物都要完全依靠地球這個巨大星球的獨特環境。就連現在最強大的細菌，也無法在火星上生存。相反，如果是非有機的人工智慧，就比較容易移居外星球。因此，用無機生命替代有機生命之後，可能就播下了未來銀河帝國的種子，但其領導者不見得是《星際迷航》里的柯克船長，反而有可能是“數據先生”（Mr. Data）。 我們並不知道這些眼前的道路會把我們引向何方，也不知道我們那些像神一般的後代會是什麼樣子。預測未來從不容易，而各種革命性的生物科技又讓這難上加難。原因就在於，預測新科技對交通、通信、能源等領域的影響已經十分困難，而要用科技升級人類則可以說是一項完全不同尋常的挑戰。因為這有可能改變人類的心靈和慾望，而我們以今天的心靈和慾望，當然無法理解其對未來的影響。 幾千年來，科技、經濟、社會和政治一直在發生著巨變，但有一件事始終未變：人類本身。現在人類擁有的工具和體制已經和《聖經》時代大有差異，但人類心靈的深層結構仍然相同。正因為如此，我們現在看《聖經》《論語》或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劇，仍能從字裡行間找到自我。這些經典的創作者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類，於是我們覺得他們寫的就是我們。在現代劇場的作品裡，俄狄浦斯、哈姆雷特和奧賽羅可能穿著牛仔褲和T恤衫，甚至還有臉譜網賬號，但他們的情感衝突和原劇並無不同。 然而，一旦科技讓我們能夠再造人類的心靈，智人就會消失，人類的歷史就會告一段落，另一個全新的過程將要開始，而這將會是你我這種人無法理解的過程。許多學者試圖預測世界到了2100年或2200年將會是什麼樣子，但這顯然是浪費時間。任何預測要有價值，就必須考慮人類心靈再造的影響，但這件事本身就無法考慮。有個問題是：“像我們這樣的人，會用生物科技來做什麼？”這個問題已經有了許多很好的答案。但還有一個問題：“對於心靈與我們不同的人，又會用生物科技來做什麼？”這個問題至今尚無好的回答。我們能說的只有：像我們這樣的人，很有可能會用生物科技來再造人類的心靈，而以我們現在的心靈，並不能預測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 雖然出於以上種種原因我們無法確切了解相關細節，但仍然能夠肯定歷史的大方向。在21世紀，人類的第三大議題就是為人類取得神一般的創造力及毀滅力，將“智人”進化為“智神”。這第三項議題顯然會將前兩項議題納入其中，而且也正是由前兩項議題推動形成的。我們希望擁有再造身心的能力，首要目的當然是逃避老死和痛苦，但等到真正擁有了這些能力，誰知道我們還會把它用在什麼地方？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人類的新議題其實只有一個（但有許多分支）：獲得神性。 如果你覺得這聽起來實在太不科學，或者覺得根本就是胡言亂語，那是因為人們往往誤解神性的意義。神性並不是一個模糊的形而上的特質，也不是所謂的全能。這裡所說的讓人類進化為神，指的是像希臘神話或印度教中的諸神那樣的神，而不是《聖經》里全能的天父。就像宙斯和因陀羅並非完美一樣，我們的後代也會各有弱點、怪癖和局限，只不過，他們的愛、恨、創造和毀滅，都可能在規模上遠大於現在。 縱觀歷史，人們通常相信大多數的神並不是無所不能的，而只是擁有特定的超能力，比如能夠設計和創造生命，能夠改造自己的身體，能夠控制環境和天氣，能夠讀心及遠距離溝通，能夠高速移動，當然也包括能夠長生不死。人類正努力獲得以上所有能力，甚至更多。 某些數千年前認為如同神跡般的能力，今天已經司空見慣，我們很少去考慮它們。現代的普通人要移動或是遠距離通信，可能要比希臘、印度或非洲的某些昔日諸神容易許多。比如奈及利亞的伊博人（Igbo）相信，造物主丘格烏（Chukwu）原本是打算讓人永遠不死的。他派了一條狗來告訴人類，如果有人死了，只要在屍體旁邊撒上一些灰，人就能起死回生。不幸的是這條狗覺得很累，一路上拖拖拉拉。心急的丘格烏於是又派了一隻羊，叫它趕快把這個重要消息傳過去。很遺憾，羊氣喘吁吁地趕到，卻把指示講錯了，要人把死者埋葬，於是死亡成為定案。這正是我們至今還難免一死的原因。如果丘格烏能有個推特賬號，而不是靠懶狗或笨羊來傳遞消息，不就太好了！ 在古代農業社會，許多宗教對於形而上或來世的問題缺乏興趣，只著重於一項非常世俗的議題：如何增加農業的產量。因此，《舊約》里的上帝從未承諾死後會有任何獎勵或懲罰，反而對以色列人說：“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我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飽足，並使田野為你的牲畜長草。你們要謹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離正路，去侍奉敬拜別神。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使天閉塞不下雨，地也不出產，使你們在耶和華所賜給你們的美地上速速滅亡。”（《申命記》，11：13—17）現在科學家能做的，會比《舊約》中的上帝好得多。依靠人工肥料、工業用殺蟲劑和轉基因技術，現在的農業產量已經超越了古代農民對神的最高期望。而且，氣候炎熱的以色列也無須再擔心哪位憤怒的神會使天不下雨，因為最近以色列已經在地中海沿岸建好一座巨大的海水淡化廠，現在他們的所有飲用水都來自海水。 到目前為止，我們是靠創造越來越好的工具來與昔日諸神競爭。而在不太遙遠的將來，我們就有可能創造出超人類，不只在工具上勝過遠古諸神，就連身體和智力也不落神後。然而，如果真有那麼一天，神性也將變得像現在的網路世界一樣平凡無奇——我們早已習慣網路世界，但其實它正是奇蹟中的奇蹟。 我們可以相當確定人類會向神性邁進，因為人類有太多理由渴望這樣的進化，而且也有太多方式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就算某條原本看來很有希望的路其實是條死胡同，我們仍然有其他替代路徑。舉例來說，我們可能發現人類基因組實在太複雜，無法進行更進一步的操作，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繼續開發腦機介面（brain-computer interface）、納米機器人或人工智慧。 然而，沒有必要驚慌，至少不是現在。智人進化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而不是好萊塢式的世界末日。並不會忽然出現一群反抗的機器人，使智人遭到滅絕。反而可能是智人將自己一步一步升級進化，在這個過程中持續與機器人和計算機融合，直到某天我們的後代回顧這段歷史，才赫然發現自己已經不再是那個曾經寫下《聖經》、建起長城或會因為卓別林的滑稽動作而發笑的動物了。這一切並不是在一天或一年後發生的，而是通過無數看似平凡的行為，現在正在進行當中。每天都有數百萬人決定把更多的生活控制權交給智能手機，或者嘗試某種更有效的新型抗抑鬱藥物。在追求健康、快樂和力量的過程中，人類慢慢地改變自己的特質，於是特質一個又一個地改變，直到人類不再是人類。 可以請哪位踩個剎車嗎？ 我們說得平靜，但很多人聽到這些可能性卻會十分恐慌。他們甘心聽從智能手機讓他們做的事，也很願意吃醫生開處方的任何藥物，但只要一聽到升級進化成超人類，就會說：“我希望到時候我已經死了。”有個朋友就曾告訴我，她對於變老最擔心的一點，是怕自己與時代脫節，變成一個總在懷舊的老女人，再也看不懂身邊的世界，也做不出什麼貢獻。而這正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種，聽到“超人類”這種事所擔心的。我們覺得，到了那樣的世界，我們的身份、夢想甚至恐懼都會與時代脫節，而且再也沒有什麼可貢獻的。今天不管你是什麼身份，可能是虔誠的印度教板球運動員，也可能是努力向上的女同性戀記者，一旦到了升級進化後的世界，你就會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身處華爾街的尼安德特獵人，完全不能融入那個世界。 尼安德特人不用懂納斯達克指數，畢竟這兩者之間相隔幾萬年之久。但由我們現在的意義所建構的世界，卻可能會在幾十年內崩塌。僅僅希望自己到時候已經死了，免得與時代脫節，可能還不夠可靠，就算到了2100年還不會有“智神”走在路上，各種讓智人升級進化的嘗試也很有可能在21世紀內就讓世界大為改觀。科學研究和科技發展的速度，將遠遠超過我們大多數人的預期。 很多專家說我們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孕育出基因改良嬰兒，或製造出能與人比擬的人工智慧。然而，大多數專家所謂的很長時間，用的是學術經費和大學職位的時間標準。所以，所謂“很久”可能只是20年，而“絕不”可能是超過50年。 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見識互聯網的那一天。那是在1993年，當時我讀中學，和幾個哥們兒去找朋友伊多（他現在是個計算機科學家）打乒乓球。伊多當時已經很痴迷計算機，在打開乒乓球台之前，他堅持讓我們看一項最新的奇蹟。他把電話線接到計算機上，按下幾個鍵。大約一分鐘，我們只聽到一連串吱吱聲、尖叫聲、嗡嗡聲，然後就是一片沉默。失敗。我們不停地咕噥著發著牢騷，伊多又試了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最後他終於發出歡呼，宣布自己已經把計算機連接到附近一所大學的中央計算機中心了。我們問：“哦，那中央計算機里有什麼啊？”他承認：“這個……現在還什麼都沒有。但什麼都可以放進去。”我們問：“放什麼？”他說：“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什麼都可以放啊。”當時聽起來這實在沒什麼意思。於是我們打了乒乓球，而且接下來幾周有了新的樂子，就是嘲笑伊多，笑他的想法有多荒謬。在我提筆寫下這段故事的時候，它不過是不到25年前的事。再過25年，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 正因為如此，有越來越多的個人、團體、企業和政府都非常認真地追求著長生不死、幸福快樂以及如神一般的能力。預期壽命大幅提升，已經讓保險公司、退休基金、衛生系統和財政部門心驚膽戰。現代人活得要比預期更久，而我們並沒有足夠資金應付他們的退休金和醫療開支。由於未來的70歲有可能就像現在的40歲，已有專家呼籲提高退休年齡，並重新調整就業市場的結構。 一旦人們意識到我們正以如此高速沖向未知，而且還沒法指望自己死得夠早，常有的反應就是希望有人來踩剎車，減緩我們的速度。但我們不能踩剎車，而且理由很充分。 首先，沒有人知道剎車在哪兒。專家各有所長，他們精通人工智慧、納米技術、大數據或基因遺傳學，但沒有人能成為一切的專家。因此，沒有人能真正把所有點都串聯起來，看到完整的全貌。不同領域之間的影響錯綜複雜，就算最聰明的頭腦也無法預測人工智慧的突破會對納米技術有何影響；反之亦然。沒有人能掌握所有最新科學發現，沒有人能預測全球經濟在10年後將會如何，也沒有人知道我們在一片匆忙之中將走向何方。既然再也沒有人了解整個系統，當然也就沒有人能夠阻止。 其次，如果我們設法成功踩了剎車，就會讓經濟崩潰並拖垮社會。後面章節將會解釋，若要維持現代經濟，就需要不斷且無止境的增長。 如果增長停止，經濟並不會溫和地平靜下來，而是會轟然崩塌。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才會鼓勵我們追尋不死、快樂和神性。畢竟，我們能穿幾雙鞋、能開幾輛車、能度幾個滑雪假期，這些數字都是有限的。經濟需要永遠持續的增長，也就需要能永遠持續的議題——追尋不死、快樂和神性。 可是，如果我們需要無止境的議題，難道快樂和不死還不夠，一定要去追尋令人害怕的超能力嗎？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就在於，這件事無法與另外兩項分割開。當研發出假肢，讓截肢的患者能夠重新走路的時候，同樣的科技就能用來為健康人進化升級。如果能夠發現防止老年人記憶力衰退的方法，同樣的方法也能用來為年輕人增強記憶力。 治癒與進化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醫學一開始幾乎總是要拯救那些低於正常下限的人，但同樣的工具和知識也能用來超越正常的上限。偉哥一開始用於治療血壓問題，但輝瑞公司驚喜地發現，它竟然也能醫治陽痿。於是，偉哥讓數百萬男性重新獲得正常的性功能；但很快，就連沒有陽痿問題的男人也開始服用偉哥，好讓自己超越常態、得到過去未曾擁有的性能力。 發生在特定藥物上的事，也有可能發生在整個醫藥領域。現代整形外科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當時哈羅德·吉利斯（Harold Gillies）在奧爾德肖特（Aldershot）陸軍醫院醫治臉部創傷。但他在戰後發現，同樣的技術也能用來讓無病無痛但樣子醜陋的鼻子變得更為美觀。整形手術一方面繼續幫助傷病患者，另一方面也越來越多地用來為健康人士加分。如今，整形外科醫生在私人診所里賺得盆滿缽滿，其明確而且唯一的目標就是要讓健康的人進一步提升、讓富有的人更漂亮。 同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基因工程上。如果有位億萬富翁公開宣稱希望能為自己打造一個超級聰明的後代，可以想像輿論必定一片嘩然。但實際情況不會是這樣，而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開始，可能是某些父母的遺傳特徵（genetic profile）讓孩子有極高風險染上致命的遺傳性疾病，於是決定採用體外受精，並對受精卵的DNA進行檢測。如果檢測結果一切正常，皆大歡喜；但如果發現令人擔心的突變，就要銷毀這枚胚胎。 那麼，為什麼一次只讓一枚卵子受精呢？何不一次讓多枚卵子受精，這樣就算三四個都有缺陷，只要有一枚好的胚胎就行。當這種體外選擇變得可接受，費用也合理時，其使用就會更為普及。畢竟基因突變的風險無處不在，所有人的DNA里都攜帶某些有害的突變和不理想的等位基因（allele）。有性生殖就像買彩票，只能靠運氣。（有一個著名但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說的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納托爾·法朗士和美麗而有天分的舞者伊莎多拉·鄧肯1923年碰面時的情景。兩人討論著當時流行的優生運動。鄧肯說：“想像一下，孩子有我的美麗、你的智力，該有多好！”而法朗士則回答：“你說得沒錯，但如果孩子有的是我的美麗、你的智力，又該怎麼辦？”）所以，何不取巧一下？同時讓幾個卵子受精，再挑出最好的組合。只要等到幹細胞研究能讓我們廉價取得無限量的人類胚胎，你就能從幾百個選項中選出你最理想的寶寶，這些寶寶都帶著你的DNA，保證沒有遺傳疾病，而且也不需要未來再做基因工程。將這個過程重複幾代，最後很容易就會製造出超人類（或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反烏托邦）。 但是，如果就算讓幾百甚至無數個卵子受精，仍有致命的突變怎麼辦？難道要摧毀所有的胚胎？為什麼不能把那些有問題的基因換掉呢？有一個突破性案例，與線粒體DNA（mitochondrial DNA）有關。線粒體是人類細胞內微小的細胞器，產生細胞使用的能量。線粒體有自己的基因組，與細胞核中的DNA無關。如果線粒體DNA有缺陷，就會導致各種造成人體衰弱甚至致命的疾病。使用體外受精技術，目前在技術上已經可以製造“三親寶寶”，以避免線粒體遺傳疾病。這種嬰兒的細胞核DNA來自父母，而線粒體DNA則來自第三人。2000年，密歇根州西布魯姆菲爾德（West Bloomfield）的莎倫·薩里嫩（Sharon Saarinen）生下了一個健康的女嬰阿蘭娜（Alana）。阿蘭娜的細胞核DNA來自母親莎倫和父親保羅，但她的線粒體DNA來自另一位女性。從純技術的角度來看，阿蘭娜有三位親生父母。一年後，2001年，美國政府因為安全和倫理問題而禁止了這項技術。 但在2015年2月3日，英國議會投票通過了所謂的“三親胚胎”法，允許使用此項技術和進行相關研究。截至目前，要替換細胞核DNA在技術上及法律上都還不可行，但等到解決了技術困難，過去允許更換有缺陷線粒體DNA的相同邏輯，似乎也能套用在細胞核DNA上。 而在選擇及更換之後，可能的下一步就是改寫。如果能夠改寫致命基因，又何必多此一舉插入外來DNA？何不直接重寫基因代碼，把某個危險的突變基因改成良性的？這樣，同樣的機制修改的可能就不只是致命的基因，還包括不那麼致命的疾病（比如自閉症、智力缺陷或肥胖）的基因。畢竟，誰願意自己的孩子有這些問題呢？假設基因測試指出，你的女兒很有可能聰明、美麗又善良，但有輕度抑鬱症。難道你不想在試管里做些快速又無痛的處理，好讓她不要多年受苦嗎？ 而且，既然都做了，為什麼不順便幫孩子再加點兒分？就算對完全健康的人來說，生活已經夠辛苦的了，所以如果能讓這個小女孩的免疫系統比一般人更強、記憶力比平均水平更高、性格特別開朗，一定會對她有幫助吧？而且，就算你不想對自己的孩子這麼做，如果鄰居都這麼做了怎麼辦？難道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嗎？又如果本國政府禁止對嬰兒進行基因干預，但某個國家對此毫無限制，於是製造出許多了不起的天才、藝術家和運動員，遙遙領先於全世界，又該怎麼辦？於是，我們就像這樣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著，等到哪天，就會有孩子的基因類型目錄任君選擇。 每次的進化升級，最初的理由都是為了治療。你可以去問問那些正在做基因工程或腦機介面實驗的教授為什麼他們要從事此類研究，他們的答案很有可能是要治癒疾病。他們可能會說：“有了基因工程協助，我們就能戰勝癌症。而如果能直接連接大腦和計算機，就能治癒精神分裂。”或許確實如此，但這絕不會是終點。等到我們成功地將大腦和計算機連接，難道只會把這種科技用來治療精神分裂嗎？真的相信這一點的人，可能很懂大腦和計算機，但對人類心理和社會可就沒那麼了解了。人類只要一有重大突破，就不可能只用於治療而不用於進化升級。 當然，人類對於新科技的使用也有限制。比如優生運動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失寵，雖然有人交易人體器官，也可能相當有利可圖，但至今仍然是非常邊緣的行為。就如同謀殺他人而取得器官，可能哪天設計嬰兒也會在技術上變得可行，但仍舊是一種邊緣行為。 正如我們已經在戰爭領域逃出了“契訶夫法則”的魔掌，其他領域也能夠如法炮製。有些槍出現在舞台上，但永遠不會開火。因此，我們必須在今天思考人類未來的議題。正因為我們面臨著如何使用新科技的不同選項，也就更應該理解現在的狀況，主動做出決定，而不要等著被決定。 知識的矛盾 預測人類在21世紀目標很有可能是長生不死、快樂和神性，可能會讓某些人深感憤怒或驚恐，因此必須再次加以澄清。 第一，並不是說在21世紀大多數人都會做這些事。這指的是“人類整體”將會做的事，大多數人根本不會直接參与，就算參與也很可能只是次要角色。雖然饑荒、瘟疫和戰爭已經不再普遍，在發展中國家及落後的街區里，仍有幾十億人必須繼續面對貧窮、疾病和暴力；然而同時，精英分子可能正要獲得永恆的青春、神的能力。這顯然並不公平。有人可能會說，只要還有一個孩子死於營養不良，還有一個人死於對抗毒梟的戰爭，人類就應該專註地解決這些問題。必須等到這些問題真正徹底解決，我們才能把目光轉向下一件大事。但歷史不是這樣發展的。住在宮殿里的人，心中的重要議題永遠與住在陋室里的人不同，而就算在21世紀，這一點也不太可能改變。 第二，這是一項歷史預測，而不是政治目標。就算能夠不管貧民窟居民的命運，仍然很難判斷追求不死、快樂和神性究竟是對還是錯。決定追尋這些議題，可能會是極大的錯誤。然而歷史就是充滿了重大錯誤。有鑒於我們過去的記錄和現在的價值觀，我們很有可能就是會追尋不死、快樂和神性——即使可能為此獻身。 第三，追尋並不代表就能夠得到。歷史常常是由過度放大的期望塑造的。塑造20世紀俄羅斯歷史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於共產主義試圖戰勝人類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但此舉並未成功。我的預測重點是人類將會嘗試在21世紀完成這些議題，而不是能夠成功。未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將會由“試圖戰勝死亡”所塑造，但並不代表人類必然能在2100年做到不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項預測並不是預言，而是在討論我們現有的選擇。如果經過討論，能讓我們選擇其他道路，而讓預測不能成真，那反而更好。如果做了預測，但什麼都不能改變，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有些複雜系統（例如天氣）完全無視我們的預測，但人類發展的過程則會對預測產生反應。事實上，預測越準確，引起的反應就越多。因此矛盾的是，隨著我們收集更多資料、提升運算能力，事情反而會變得更出乎意料且難以預測。知道的越多，能預測的反而越少。舉例來說，假設某一天專家掌握了經濟運行的基本法則，銀行、政府、投資人和客戶會立刻應用這項新知採取新的方法，希望戰勝競爭對手。畢竟如果新知識無法帶來新行為，豈不是說明它毫無用處？但令人遺憾的是，只要人們一改變行為模式，新形成的經濟理論就會立刻過時。我們或許知道經濟在過去是如何運行的，但已經無法再確知經濟在目前如何運行，未來就更不用說了。 這並不是個假設的案例。19世紀中葉，卡爾·馬克思提出了卓越的經濟見解，並據以預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衝突將日趨激烈，無產階級註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馬克思當時十分肯定，革命將率先發端於工業革命的領頭國，例如英、法、美，接著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區。 但馬克思忘了資本家也會讀書。一開始只有少數追隨者認真看待他的理論、仔細研讀。隨著社會主義的火炬逐漸得到擁護而壯大，資本家開始有所警覺，也細讀了《資本論》，並採用了馬克思的許多分析工具和見解。20世紀，從街頭的年輕人到各國總統都接受了馬克思對經濟和歷史的思考方式。即使是極為抗拒馬克思主義預測的資本家，也在利用馬克思主義的判斷。比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分析20世紀60年代越南和智利的情況時，就將社會分為不同階級。尼克松或撒切爾夫人在考慮全球局勢時，也會自問是誰控制了生產的重要工具。從1989年到1991年，老布希目視著蘇聯帝國走向敗亡，但在1992年總統大選時被比爾·柯林頓擊敗。柯林頓的勝選策略可以濃縮成他的競選口號：“笨蛋，問題在於經濟！”就算是馬克思本人，也沒法說得更好了。 當人們採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判斷時，就會隨之改變自己的行為。英法等國的資本家開始改善工人待遇，增強他們的民族意識，並讓工人參與政治。因此，當工人開始能在選舉中投票、勞工政黨在一國又一國陸續取得權力時，資本家也就能夠繼續高枕無憂。於是，馬克思的預言未能實現。英、法、美等工業強國並未發生大規模共產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也未在這些國家登上歷史舞台。 這正是歷史知識的悖論。知識如果不能改變行為，就沒有用處。但知識一旦改變了行為，本身就立刻失去意義。我們擁有越多數據，對歷史了解越深入，歷史的軌跡就改變得越快，我們的知識也過時得越快。 幾個世紀以前，人類知識增長緩慢，政治和經濟的改變彷彿也邁著一種悠閑的腳步。如今，知識增加的速度飛快，理論上我們應該越來越了解這個世界，但情況恰恰相反。各種新知識讓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變化加速；為了了解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我們加速積累知識，卻導致動蕩進一步加速、加劇。於是，我們越來越無法真正理解現在或預測未來。在1016年，想預測歐洲在1050年的樣子可以說相對容易。當然，王朝可能傾覆、不明的外族可能入侵、自然災害可能襲來；但很明顯，歐洲就算到了1050年，還是會由國王和神職人員統治，仍然會是一個農業社會，大部分居民仍是農民，而且會繼續深受饑荒、瘟疫和戰爭之苦。相較之下，在今天，我們卻全然不知歐洲在2050年會是什麼樣子。我們不敢說那時會有怎樣的政治制度、怎樣的就業市場結構，甚至連那時候人擁有什麼樣的身體都難以預知。 一段關於草坪的歷史 如果歷史不遵循穩定的法則，我們也無法預測未來的走向，那為什麼還要研究歷史？我們常常以為，科學的主要目的就是預測未來：氣象學者要預測明天是晴還是雨，經濟學家要判斷貨幣貶值是否會避免或造成經濟危機，好醫生要判斷化療或放療能否治癒肺癌。同樣，我們也希望歷史學家審視前人的行為，以便讓我們善則從之、惡則改之。但實際情況幾乎永遠不是這樣，原因就在於現在和過去有天壤之別。如果現在研究漢尼拔（Hannibal）在第二次布匿戰爭（Second Punic War）中的戰術，希望在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時派上用場，這只是浪費時間。過去在騎兵戰中奏效的策略，用在網路戰上並不見得有用。 而且，科學並不只是預測未來。各個領域的學者經常希望拓展人類的視野，因此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全新而未知的未來。歷史領域尤其如此。雖然歷史學家偶爾也會提出預言（真正實現的很少），但歷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其實是讓我們意識到一些通常不會考慮的可能性。歷史學家研究過去不是為了重複過去，而是為了從中獲得解放。 我們每個人都出生在某個特定的歷史現實中，受特定的規範和價值觀制約，也由獨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來管理。我們都會覺得自己所處的現實是理所當然的，認為這一切純屬自然、不可避免、無法改變。但我們忘了世界是由一連串的意外事件所創造的，歷史不僅塑造了我們的科技、政治和社會，也塑造了我們的思想、恐懼和夢想。“過去”從祖先的墳墓里伸出冰冷的手，掐住我們的脖子，讓我們只能看向某個未來的方向。我們從出生那一刻就能感受到這股力量，於是以為這就是自然，是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很少試著掙脫並想像自己的未來還有其他可能性。 研究歷史，就是為了掙脫過去的桎梏，讓我們能看向不同的方向，並開始注意到前人無法想像或過去不希望我們想像到的可能性。觀察讓我們走到現在的一連串意外事件，就能了解人類的每個念頭和夢想是如何變成現實的，然後我們就能開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並編織出不同的夢想。研究歷史並不能告訴我們應該如何選擇，但至少能給我們提供更多的選項。 那些希望改變世界的舉動，常常從改寫歷史入手，從而使人們能夠重新想像未來。不管你是希望工人發動全體罷工、女性掌控自主權，還是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站起來要求政治權利，第一步都是重述他們的歷史。新的歷史會告訴他們：“現在的狀況既非自然而然，也不會永恆不變。過去曾經是另一個樣子，只是有了一連串的偶然事件，才創造出現在這個不公平的世界。只要我們採取明智的行動，就能改變並創造出更好的世界。”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者才要講述資本主義的歷史，女權主義者才要研究父權社會的形成，非洲裔美國人才要永遠記住奴隸貿易的恐怖。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延續過去，而是要從過去中解放出來。 發生在大規模社會革命中的事，同樣也會發生在日常生活的瑣事中。一對年輕夫婦正在為自己蓋一個新家，他們要求設計師在前院要有一塊漂亮的草坪。為什麼想要一塊草坪？他們或許會說：“因為草坪很漂亮啊。”但他們為什麼會這麼認為呢？這件事背後也有歷史原因。 在石器時代，狩獵採集者並不會在洞穴入口種草。而如果參觀雅典衛城、羅馬卡托皮林神殿山、耶路撒冷猶太聖殿或北京紫禁城，也都沒有一片綠油油的草地歡迎訪客。這種在私人住宅和公共建筑前設置一片草坪的想法，誕生於中世紀晚期英法兩國貴族的城堡。到了現代早期，這個習慣已經根深蒂固，成了貴族的標誌。 想要有一片漂亮的草坪，除了要有地，還要付出勞動，特別是以前可沒有自動洒水裝置和割草機。而到頭來，草坪並不會產生任何價值，甚至不能放牛羊進去吃草，否則就可能被啃禿踩壞。貧窮的農民負擔不起，絕不可能把寶貴的土地或時間浪費在草坪上。於是，城堡入口處那片完美的草地，就成了無人能造假的身份象徵，威風地向經過的人宣告：“本人財糧滿倉，威權顯赫，領地農奴無數，一片綠地豈在話下。”草坪越大、修整越完美，就代表這個家族越強盛。如果你拜訪一位公爵，卻看到草坪維護不佳，就知道他有麻煩了。 往往要到重要慶典和社交活動時，才能用到這些珍貴的草坪，其他時間則嚴禁踏足。就算到今天，無數的宮殿、政府建築和公共場所前，還是會出現一則嚴厲的告示，警示眾人“不得踐踏草坪”。我以前在牛津大學，學院的整個四方院子就是一大片美麗誘人的草坪，每年只有一天允許我們走上去或是坐一坐。至於在其他日子裡，如果哪個學生斗膽用腳褻瀆了那片神聖的草坪，我們就只能為他一聲悲嘆了。 王室宮殿和公爵的城堡讓草坪變成一種權力象徵。就算到了現代晚期，王朝傾覆、公爵人頭落地，新掌權的總統和總理還是保留了草坪的傳統。從議會、最高法院、總統官邸到其他公共建築，就這麼用一片平整的綠地宣告著自己的權力。同時，草坪也征服了體育界。幾千年來，從冰面到沙漠，人類的運動幾乎用過所有可能想像到的地表。但在過去兩個世紀，足球或網球非常重要的比賽用的都是草地。當然，這是在你有錢的前提下。在里約熱內盧的貧民區，巴西足球的下一代還在沙土地上踢著臨時的代用球；但到了富裕的郊區，富人的兒子們則是在精心維護的草坪上開心玩耍。 於是，草坪在人們心中成了政治權力、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的象徵。這也就難怪到了19世紀，新興中產階級對草坪也是熱烈歡迎。一開始，只有銀行家、律師和企業家有錢在自己的私人住所布置這樣的奢侈品。等到工業革命使中產階級擴大，並發明了割草機、自動洒水裝置，數百萬家庭忽然也能在自家門口種上一片草坪了。於是在美國的郊區，平整漂亮的草坪也從富人階級的奢侈品轉為中產階級的必需品。 在這之後，郊區的禮拜儀式於是增加了一項。星期天早上做完教堂禮拜，很多人就會悉心修剪家門口的草坪。只要沿著街道走一遭，就能從草坪的大小和維護質量，快速判斷出每個家庭的財富和地位。想知道隔壁那戶有錢的鄰居是不是家裡出了問題，再也沒有比草坪居然沒人管更明顯的證據了。除了玉米和小麥之外，草是美國時下最普遍的作物，草坪業（包括植物、肥料、割草機、洒水設備、園丁）每年產值有數十億美元。 對草坪的狂熱不只出現在歐洲和美國。就算從未到過盧瓦爾河河谷的人，也會看過美國總統在白宮草坪上發表講話，看過重要的足球賽在一片綠茵的足球場舉行，就連《辛普森一家》里的荷馬和巴特也會因為該輪到誰去給草坪割草而爭吵。全球民眾看到草坪，都會聯想到權力、金錢和威望。於是，草坪的傳播既遠且廣，現在甚至征服了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卡達最近新建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Islamic Art）側面有著大片草坪，很容易讓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而不是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發哈倫·拉希德（Haroun al-Rashid）統治下的巴格達。博物館由一家美國公司設計並建造，草地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而且可是在阿拉伯沙漠之中，每天需要驚人的淡水量才能維持翠綠。同時，在多哈和迪拜的郊區，中產階級家庭也以自家的草坪為傲。要不是因為那些白色長袍和黑色頭巾，還真有可能誤以為身處美國中西部，而不是中東地區。 圖6 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的草坪。香波堡位於盧瓦爾河河谷，由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 I）於16世紀初興建。這就是草坪開始的地方 圖7 歡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儀式，位於白宮草坪 圖8 馬里奧·格策決定性的進球，讓德國隊獲得2014年世界盃冠軍。比賽地馬拉卡納體育場的草坪 圖9 中產階級的天堂 了解了草坪的簡短歷史，如果現在要設計夢想中的房子，你可能就會再想想究竟要不要有草坪。當然，你還是可以想要一片草坪。然而，你也可以選擇甩掉這些歐洲公爵、大資本家甚至辛普森一家給你造成的文化負擔，換成日式的枯山水，甚至自己來點兒創新。這正是研究歷史最好的理由：不是為了預測未來，而是要擺脫過去，想像另一種命運。當然，我們仍不免受到過去的影響，所以永遠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然而，部分自由總比全無自由要好得多。 第一幕中出現的一把槍 本書各處所見的預言，都不過是為了討論當下種種困難的抉擇，並邀請讀者共同改變未來。預言人類會努力做到長生不死、幸福快樂和化身為神，其實和預言民眾蓋房子的時候前面要有塊草坪非常類似。這都是很可能發生的事情。但只要你大聲把這件事說出來，就會讓你開始考慮其他替代方案。 人們之所以會對人類的夢想就是追求不死和神性感到吃驚，並不是因為這些夢想聽起來異想天開，而是因為很少有人說得這麼直白。但只要真正開始思考這件事，大多數人就會意識到這其實很有道理。雖然這些夢想在科技上顯得十分傲慢，但在思想上早已不是新聞。過去300年來是由人文主義主導世界，將智人的生命、快樂和能力加以神聖化。而經過如此長久的人文主義熏陶，人類想要得到不死、幸福和神性，也完全合乎邏輯。這只不過是把早就藏在桌下的事情公開擺上檯面罷了。 但我還想把另一件東西也擺上檯面：一把槍，一把在第一幕中出現、將在第三幕中發射的槍。下面的章節將討論人文主義（也就是對人類的崇拜）如何征服世界。但人文主義的興起，同時也播下其滅亡的種子。雖然對人文主義來說，讓人類進化為神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但這同時也暴露了人文主義固有的缺陷。如果最早提出的理想有缺陷，常常要到理想即將實現的那一刻，才會赫然發現。 我們已經可以在老年病房看到這種過程。正因為人類對於人類生命的神聖堅信不疑，我們總會盡全力讓人活下去。直到整個生命狀態無比凄慘，我們才不得不問：“這究竟有何神聖？”也因為類似的人文主義信念，我們在21世紀可能會讓人類整體得到提升，超越其自身限制。同樣的科技，可以讓人進化為神，但也可能讓人類這種生物變得無足輕重。舉例來說，如果某一天計算機強大到足以了解並克服衰老和死亡的機制，也很有可能強大到足以在任何任務上取代人類。 在這個長長的開篇章節伊始，我們曾說過21世紀的人類議題可能是什麼，但實際議題絕對會複雜許多。目前，我們的前三大議題似乎是不死、快樂和神性。但只要一接近達成這些目標，所造成的動蕩就有可能使我們偏離，走向完全不同的目的地。本章描述的未來，只是“過去的”未來；換句話說，也就是基於過去300年的思想和希望而指向的未來。然而，基於21世紀將誕生的新想法、新希望而形成的真正的未來，可能與過去的未來完全不同。 為了理解這一切，我們需要再回頭，了解智人究竟是怎樣的生物、人文主義如何成為主導世界的宗教，以及為什麼實現人文主義的夢想反而可能導致人文主義的崩塌。這就是本書的基本安排。 本書第一部分，著眼於智人與其他動物的關係，希望理解我們這個物種究竟有何獨特之處。有些讀者可能覺得奇怪，在一本要討論未來的書里，為什麼要用這麼長的篇幅來談動物？在我看來，如果不從我們周圍的動物開始談起，就不可能真正論及人類的本質及未來。智人竭盡全力想忘掉這件事，但人類仍然就是一種動物。而且，在我們想要把自己變成神的這個時刻，回頭看看自己的起源就更加重要。在討論人類化身為神的未來之前，不能不談人類身為動物的過去，以及人類與其他動物的關係；原因在於，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很有可能就是未來超人類和人類之間的關係。想知道超級聰明的半機械人可能怎麼對待只是一般血肉身軀的人類嗎？先去看看人類如何對待不太聰明的動物表親吧。當然，這絕不是一個完美的類推，但這是我們唯一能夠觀察而不只是想像的最佳原型。 根據第一部分的結論，本書第二部分將會審視智人在過去數千年間創造出了怎樣光怪陸離的世界，又是怎樣把我們帶到了現在這個十字路口。智人是怎麼深信人文主義的信條，認為宇宙是以人類為中心運轉、人類是所有意義與力量的來源的？而這樣的信條又會對經濟、社會和政治有怎樣的影響？它是如何塑造我們的日常生活、藝術，以及我們最隱秘的慾望的？ 本書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個部分，則回到了21世紀初。在更了解人類、更了解人文主義信條之後，第三部分描述的是我們目前的困境以及可能的未來。為什麼想實現人文主義反而會導致它的崩塌？追尋不死、快樂和神性，又會怎樣動搖我們對人文主義的信念基礎？有什麼跡象預示著這個災難，又是怎麼反映到我們每天所做的每一個決定上的？如果人文主義確實已經難以為繼，什麼可能取而代之？這一部分並不是單純的哲學思考或空談未來，而是仔細審視智能手機、約會的方式和就業市場，從蛛絲馬跡中判斷未來將會如何。 對於篤信人文主義的人來說，這一切聽起來可能十分悲觀、令人鬱悶。但別太急著下結論。歷史早已見證許多宗教、帝國和文化的起起落落，這樣的動蕩並不一定是壞事。人文主義主導世界300年，但其實這個時間並不長。法老王統治埃及長達3000年，教皇統治歐洲也有千年之久。如果回到古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的時代，告訴某個埃及人有一天這世上將再也沒有法老王，他可能會被嚇傻驚呆。“沒有法老王，日子要怎麼過下去？又有誰能來維持秩序、和平和正義？”如果回到中世紀，告訴當時的人再過幾個世紀會有人說“上帝已死”，他們肯定會嚇壞了。“沒有上帝，日子要怎麼過下去？誰又能讓我們生活得有意義，不會陷入混亂？” 回首過去，很多人都會認為法老時代的結束以及“上帝已死”的概念都是社會的進步。或許，人文主義的崩塌也是好事。人們之所以不願改變，是因為害怕未知。但歷史唯一不變的事實，就是一切都會改變。 圖10 亞述國王亞述巴尼拔（Ashurbanipal）殺獅：掌控動物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