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的《品三國》節目第一集里講了一句話，說曹操雖然搶走了關羽的老婆，卻也被別人搶走了「空城計」的「發明權」。此言一出，立即招致批評。先是有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周振鶴先生在上海的《青年報》發表談話，說「歷史上不曾有過『空城計』，所以談不上誰發明」，並由此得出結論：「一個研究文學的人去講歷史，當然免不了破綻百出。」後是有一位網名「紅茶楊威利」的朋友發出題為《空城計與易教授》的帖子，說我講的那個故事「並不是什麼空城計」。而且「就算要勉強去認定，最多也只是一個空營計」。他認為三國時期既有「空城計」又有「空營計」。「空城計」是文聘對孫權使的，「空營計」是趙雲對曹操使的。我的說法固然是「信口開河」，周振鶴先生則「更加無知」，因此「兩位教授在歷史的研究上可真是唱了一出『空城計』」。　　這就很有些意思了。既然有這麼多人較真，那我也不妨來鑽鑽牛角尖。當然，我們還得把曹操那個故事再講一遍。　　先看《資治通鑒》怎麼說。按照《資治通鑒》的說法，事情大概是這樣的。漢獻帝興平二年（公元195年），呂布和陳宮率一萬多人從東緡（故城址在山東省金鄉縣東北）來打曹操。當時曹操駐軍乘氏（故城址在山東省鉅野縣西南），部隊都下鄉收麥子去了（兵皆出取麥），留守的不到一千人。正好屯西有大堤，堤南有一大片樹林，深不可測。曹操便「隱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呂布則「令輕兵挑戰」。兩軍相遇後，曹操的伏兵都從堤內衝出，「步騎並進」，打得呂布落荒而逃，曹操「追至其營而還」。顯然，這是一場「完完全全的伏擊戰」，不但不是什麼「空城計」，就連「空營計」也算不上。　　問題是《資治通鑒》的這個說法並不完全靠得住。為什麼呢？因為司馬光做了手腳。《資治通鑒》的這段記述，源自《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魏書》。但《資治通鑒》在重新表述時，卻刪掉了一些內容，已非此事的原始情況和完整情況。實際上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呂布打過來的時候，手中兵力不足千人的曹操情急之下，便讓隨軍女眷都到城上短牆（陴）去站崗。呂布來了以後，看見城牆上站著女人，屯西又有大堤，堤南「林木幽深」，便懷疑那裡有埋伏。呂布就和部下說，曹操這個傢伙很狡猾（曹操多譎），我們不要上當（勿入伏中），便向南後退十餘里。等到第二天呂布再來時，曹操果然在堤內埋伏了軍隊，這才有後來那場「伏擊戰」。可惜這些關鍵內容，包括「太祖乃令婦人守陴」、「布疑有伏」、「引軍屯南十餘里」、「明rì復來」等等，都被司馬光刪掉了，這才造成許多人的誤讀。沒錯，司馬光是寫了《資治通鑒考異》。在胡刻本和中華書局點校本的《資治通鑒》里，《考異》是散注在正文之下的。但恕我老眼昏花，在這段正文後面竟然找不到司馬光先生的任何解釋。那麼，請批評我的人明以告我，司馬光刪去上述文字究竟是何道理？在此之前，對不起，我是只能相信《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魏書》的。　　按照裴注所引《魏書》，這場戰爭其實有兩個階段，時間則有前後兩天。兩個階段情況並不相同，前則設疑後則設伏，怎麼能說「完全是伏擊戰」？那麼，發生在第一天的那個情況算不算「空城計」呢？這就要看你對「空城計」如何定義了。廣義地看，是可以算的。因為它具備了「空城計」最基本的要素和內核，那就是公開示弱示虛，讓對方不知深淺不知虛實，進而因生疑而不敢進攻甚至撤退。「布疑有伏」就是產生懷疑，「引軍屯南十餘里」就是不敢進攻而且撤退，而產生懷疑並立即撤退的原因，則不但因為「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而且因為城牆之上「婦人守陴」。我們知道，戰爭是男人的事。曹操軍中，平時也沒有一支「娘子軍」。這個時候「婦人守陴」，只能說明曹營差不多已是一座「空城」。　　當然，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令婦人守陴」是曹操出奇制勝的精心設計，還是他萬般無奈的垂死掙扎？如果是前者，就是「空城計」；如果是後者，就不是。這裡有一個細節不能忽視，就是「令婦人守陴」後面還有「悉兵拒之」四個字。也就是說，曹操這回是把所有的兵力都用上了。根據這個情節，很多人都不同意說曹操使用了「空城計」。　　這種批評很有道理，但我也有我的疑問。第一，歷史上並無曹操平時訓練女兵的記載，這些臨時拉來湊數的「婦人」應該沒什麼戰鬥力，這一點曹操難道不值道？第二，即便「悉兵拒之」，也遠非曹操的全部兵力，這一點呂布難道不值得？第三，既然呂布懷疑曹操要打「伏擊戰」，那他第二天為什麼還要來？　　因此，我認為，以曹操之「多譎」，以及他對周邊地形的熟悉，此舉很可能是他的一次急中生智。他明明知道不足千人的「悉兵拒之」，即便加上「婦人守陴」也不頂用，卻還是要這麼做，就是想蒙呂布一把。因為呂布並不知道曹操的大部隊下鄉收麥子去了。他看見曹操這邊上陣不足千人，連女人都用上了，必定起疑。起疑必定撤退。等到第二天再來時，大部隊已經調回來埋伏在大堤之南的樹林里了。那麼，呂布第二天為什麼要再來呢？因為他想明白了，曹操其實是負隅頑抗；或者不甘心，想看看曹操這邊的「婦人守陴」和「悉兵拒之」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惜他晚了一步，而曹操要的就是這個「時間差」。　　無疑，這裡面有冒險，有僥倖，也不乏賭博的意思。也就是說，曹操當時的想法很可能是兩手準備：先示弱，後拚命。如果能蒙住呂布，讓他摸不著頭腦，就詐他一下，反正第二天就能把部隊調回來。實在不能矇混過關，那就拼個魚死網破。所謂「悉兵拒之」，我以為當作如是解。　　其實，但凡使用「空城計」者，誰不是兩手準備？誰又能萬無一失？魏禧《rì錄》就說，諸葛亮也就是遇到了司馬懿，「若遇今rì山賊，直入城門，捉將孔明去矣」。由此可見，曹操此舉，和晉人郭沖的《條亮五事》以及《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空城計」，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諸葛亮計成，是對方知道他一生謹慎，因此斷定他城中不空。曹操僥倖，則是對方認為他一生奸詐，因此斷定他城外有伏。疑其「城中不空」，所以認為「憑欄操琴」是引我上當。疑其「城外有伏」，所以認為「婦人守陴」是誘我深入。細節雖然不同，但事不同而理同，因此不妨都名之曰「空城計」。　　可惜諸葛亮那件事並未發生，而且於理不合。第一，司馬懿不敢進攻，無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麼，派一隊偵察兵進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馬懿「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距離應該不算太遠，那麼，派一個神箭手把諸葛亮shè下城樓，來他個「擒賊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沖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二十萬人，諸葛亮只有一萬人；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十五萬人，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總之是敵眾我寡。那麼，圍他三天，圍而不打，行不行？何至於掉頭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注時，就斷定郭沖所言不實。裴松之說：「就如沖言，宣帝（司馬懿）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但是，在諸葛亮那裡並不可能的事，為什麼在曹操這裡就可能呢？因為情況不同。第一，當時呂布手上只有一萬多人，並不像司馬懿那樣有一二十萬，圍而不打大約不行。第二，此處地形確實是打埋伏的好地方，呂布不能不疑。第三，呂布既然不可能打馬向前，「轅門shè戟」的手段也就使不上。再說曹操也沒在城樓上，shè誰呢？「令輕兵挑戰」的事呂布倒是做了，可惜是在第二天。這時，曹操已經當真設了埋伏，派兵偵察又有什麼用？當然，你可以不同意曹操這件事是「空城計」，因為曹操的「令婦人守陴」也可能並非計謀。但不管怎麼說，我的說法畢竟於理不悖，於史有據。按照科學研究的慣例，至少可以作為「假說」提出，怎麼就是「信口開河」、「破綻百出」呢？　　至於「空城計」究竟是誰發明的，當然可以討論。包括曹操這一招算不算，歷史上有沒有「空城計」，都可以討論。事實上，對於這個問題，歷來就有不同看法。將曹操此例算作空城計，這話早就有人說過，不是我的「發現」。將文聘此例算作空城計，這話也早有人說過，並不「新鮮」。還有人說最早的「空城計」，發生在公元前666年。這都算一種說法吧！我們不能因為別人和自己觀點不同，就亂扣帽子。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篇》，就只列舉了《南齊書?高祖紀》、《舊唐書?良吏傳》和《北狄傳》的三個例子，也不提文聘和趙雲的那兩例。按照網友「紅茶楊威利」的邏輯，是不是也要算作「一知半解」呢？　　其實提不提文聘那一例，各人有各人的原因。我不提，是因為它發生在曹操戰呂布一事之後。錢先生不提，則可能是先生對「空城計」的概念有嚴格界定。考《管錐篇》所舉三例，一則曰「偃兵開城門」，二則曰「開城門延賊」，三則曰「開門以待之」，都有「開門」這個環節。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錢先生的標準。如果是，那麼，我說的那一例不算，「紅茶」先生的那一例也不好算數的吶！至於周振鶴先生斷言歷史上不曾有過「空城計」，他的標準是什麼，我就不曉得了。但可以肯定，周先生作為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資深教授，是決不會「更加無知」的。　　附錄二　我的歷史觀　　一　　有一家媒體問我：你常說，歷史也是可以釀酒的，這代表你的歷史觀嗎？我回答說，不能代表。這樣一句話，怎麼可能就代表了歷史觀呢？但這話沒錯，歷史確實可以釀酒。《三國演義》就是歷史釀的酒。不過也有釀成醋的。而且，釀成醋的還不少，能把人的牙都酸掉。酒也有好幾種。有甜酒，有苦酒，還有藥酒，也有隻做葯不釀酒的。總之，歷史就是讓人說的東西。說的過程就是發酵的過程。至於釀成什麼，一看目的，二看手藝，三看運氣。　　媒體喜歡的是直截了當。所以這個問題也就只能這樣回答。但他們也提醒了我，是得找機會談談歷史觀的問題。　　正好，也是這家媒體，連續發表了一些批評我的文章。事實上，自從我應中央電視台的邀請，在《百家講壇》開講《漢代風雲人物》，尤其是今年開講《品三國》以後，受到了很多觀眾朋友們的支持，也遭遇了一些批評。這讓我感到很欣慰。其實我一直渴望著批評，尤其是那些有份量、能夠擊中要害、讓我深思的公開的批評。人是要有支持的，也是要有批評的。支持讓人振奮，批評使人進步，它們對於每個人都是一筆寶貴的財富。藉此機會，我向所有支持和批評我的觀眾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但是，我也要做一點說明。第一，我沒有義務，也沒有可能回應所有的批評。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所有的批評都必須回應，那就太難為人了。第二，我希望批判者能夠公開亮相，使用真名實姓或者常用筆名，這樣比較公平，也顯得光明磊落。起碼，你不能明槍暗箭一起來，打一槍換一個名字，那就變成sāo擾了。第三，我希望這種批評是與人為善、心平氣和、實事求是的，至少也是負責任的。當然，一個電視節目播出之後，就變成了公共產品，觀眾也就有權來批評，來討論，來品頭論足說三道四。這是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你不能要求所有的批評都有道理，也不能要求所有的批評都負責任。而且，當他們的這個權利受到損害時，我們還應該出來幫助他。這就是西哲所謂「我堅決反對你的意見，但我寧願犧牲生命也要捍衛你說出這意見的權利」。　　不過，作為個人，作為公民，權利都是對等的。你有說（包括說和不說）的權利，我也有聽（包括聽和不聽）的權利。我不能要求你說的都對，都有道理，都負責任，你也不能要求我都聽，都同意，都接受，甚至不能要求我都回應。就說前面提到的那家媒體，發表了一篇批評我的文章，署名「老牛」。老牛先生認為，我的《品三國》不像是「平民立場，現代視角」，毋寧說是「曹操立場，古代視角」。因為我在講曹操殺呂伯奢家人一案時，對曹操進行了「曲意回護」。這個批評，我倒是作了回應的。我說，我不否認在講此案時確有為曹操辯護的意思。但我之所作，並非「無罪辯護」，而是認為《三國演義》誇大其詞，後世評價「量刑不當」。這難道違背「現代精神」嗎？我在節目里說得很清楚：「凄愴這兩個字很重要」。凄愴這兩個字，就是曹操「還保留了一部分善心」的證據。這怎麼是「無恥小人」呢？這是「有恥小人」！這樣一種心情，和《三國演義》裡面那種理直氣壯的態度難道就沒有區別？難道當時曹操應該到官府去自首，而衙役們則會對他說「你有權保持沉默」？不過，好在老牛先生是贊成現代觀念的。那麼，面對諸如此類的批評，我總有權保持沉默。　　這就是我對老牛先生批評的回答。但是，這位先生提出來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也是應該回答的，就不行使沉默權了。什麼問題呢？就是我說了曹操是「寧做真小人，不做偽君子」這句話，老牛先生不同意。他說，這個常常流行於禮崩樂壞、道德失范時代的判斷，其實未必。偽君子至少還對某些社會規範懷有畏懼之心，廉恥之心尚存，所以行事多少還有些顧忌或底線。真小人呢，那就無所顧忌的胡來了。　　這話說得好，很有分量，而且不容迴避。的確，如果「真小人」確實比「偽君子」更壞，那麼，我的說法就不僅「誤人子弟」，而且近乎「禍國殃民」。這可是不能不講清楚的。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選擇題。也就是說，當我們進行人生選擇時，是「寧做真小人，不做偽君子」呢，還是「寧做偽君子，不做真小人」？當然大家可以zì yóu選擇，因為選擇都是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請你不要匆忙選擇，因為這個選項是不完全的，題目也是有問題的。比方說，我們怎麼就不能選擇做「真君子」呢？所以我們還得把這個問題都說透了。　　實際上這是一個排列組合的選項，邏輯性是很強的。怎麼樣的排列組合呢？就是這裡有一組概念──君子、小人，那裡也有一組概念──真的、假的。然後真的、假的這一組，和君子、小人這一組，兩個選擇我們進行搭配，我們看看能搭配出幾個結果來。大家可能馬上就會說四個，那我們看是不是四個？第一個，真正的君子，真君子。第二個，虛偽的君子，偽君子。第三種真正的小人，真小人。第四個，虛偽的小人，有嗎？沒有。　　所以，這個題目不是四個選項，只有三個。四個東西或者項目搭配下來，怎麼只有三個結果呢？這不合邏輯呀！但事實就是如此──世界上只有偽君子，沒有偽小人。為什麼呢？因為惡是不需要作偽的，也沒有誰會假裝惡，假裝小人。如果一個人讓人覺得惡，被認為惡，那他一定是真惡。這裡說的「讓人覺得」和「被認為」，都不是指表面現象。比方說一個人看起來「凶神惡煞」，實際上「心地善良」，就不能說是「偽惡人」，只能說是「真好人」。當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出於特殊原因，也可能有人必須假裝惡人，或假裝小人，比方說為了破案而潛入犯罪集團。但那也不能說他是「偽惡人」或者「偽小人」，只能說他是「真君子」，甚至是「真英雄」。　　我們這樣搭配下來，或者這樣推論下來，得出一個什麼結論呢？就是「惡沒有偽」，對不對？比方說我們說「偽善」，有這個詞。有「偽惡」嗎？沒有。惡沒有偽，小人沒有假的。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惡是一種真實的東西，而善則是對惡的改造。　　這也是古已有之的觀點。大家知道，我們中國古代的戰國時期，有兩位思想家，一個孟子，一個荀子，爭論過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惡的問題。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孟子說，人性之向善，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水，沒有不往低處流的（水無有不下）；人，也沒有不向善的（人無有不善）。在這個問題上，大家都是一樣的，就連堯舜也沒有什麼兩樣（堯舜與人同）。為什麼呢？因為人性本善。一個人，剛生下來的時候，他是乾乾淨淨的，叫做「赤子」。赤子的心靈，是很天真，很純樸的。所以，但凡天真純樸的心靈，就可以叫做「赤子之心」。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詞啊？就因為赤子的純潔是很可貴的。所謂「君子」，就是保留了這種純樸天真心靈的人，叫做「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問題是，大家既然生下來都是赤子，為什麼有的人最後變成小人了呢？那是學壞了。所以我們要加強道德的修養，不讓我們變成一個壞人，不要學壞。只要大家保住赤子之心，那就「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基本上是孟子的觀點。　　荀子的觀點是什麼呢？人性本惡。人生下來都是惡的，所以你必須加強道德修養，才可能變成一個好人，叫做「無偽則性不能自美」。偽是什麼？偽就是人為。如果沒有後天的修養和改造──偽，那麼，天生的那個「性」（人性），是不可能自動變好、變善、變美的。也就是說，只有不斷改造自己，你才有可能變成一個好人。　　這就牽扯到一個問題──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而這樣一個問題其實是沒有答案的。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剛剛生下來，還沒有接觸社會、接受教育的時候，他還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人，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也就是說，從生物學的角度講，他是人科動物當中的一個；而人恰恰不單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社會的存在物。人是社會的。只有加入社會，才是真正的人，也才有人性；而一旦接觸社會，就很難講他的本性是善是惡了。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人類社會是善惡並存的。沒有純粹只有善的社會，也沒有純粹只有的惡的社會。人的社會就是這樣的矛盾體。西方人甚至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就是說，人的身上，既有神性，又有獸性。神性就是善，獸性就是惡，人是神與獸、善與惡的對立統一。　　當然，話不一定這麼說。但可以肯定，真善美是和假惡丑相對立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沒有假惡丑，也就無所謂真善美。而我們追求的是什麼？追求的是善。何以證明人類是追求善的呢？只有「偽善」沒有「偽惡」就是證明。什麼是偽？就是偽裝、假冒。為什麼要偽裝、假冒呢？當然是因為人類認同善。善，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　　但我們不要忘記，惡可能也是一種本性，一種真實的存在。其實，「追求」二字，本身就意味著「善」這個東西，或者本來沒有，或者容易喪失，否則就不必追求了。主張人性本善的，認為它容易喪失；主張人性本惡的，認為它原本沒有。所以他們都主張追求，也就是都認為人應該善。那麼，認為人應該惡的，有沒有呢？沒有。就連惡人，也不主張人就應該惡。問題是，沒有人主張惡，惡卻依然存在，這又是為什麼？有人說是學壞了。於是我們就要問：第一，跟誰學的？跟動物么？第二，為什麼一學就會？第三，為什麼學壞那麼容易，學好就那麼難，要一再提倡？凡此種種，都說明人性中有惡的成分，而且還很頑固。　　這就又回到原來那個話題了：人性究竟原本是善還是惡。可惜這個問題是說不清的，也離本題太遠，那就先擱置起來。反正，惡是一種存在，一種現實的或者潛在的存在。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有一個問題了，那就是如何努力向善而防止作惡？這是我們不能不想的問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認為老牛先生對我的批評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有意義的。他說，「偽君子」至少還對某些社會規範懷有畏懼之心，廉恥之心尚存，而行事多少還有些顧忌和底線。在這裡，他提出了三個問題，三個概念，三個關鍵詞。一個是顧忌，一個是底線，還有一個是社會規範。也就是說，我們要做一個好人，不做壞人，我們要行善不作惡，靠什麼呢？靠社會規範，另外每個人都要有底線和顧忌。這個意見我覺得非常正確。雖然他是批評我的，我還是認為他的意見很有道理。　　但問題是，我們不能抽象地講要有顧忌、底線和社會規範。我們還要問：什麼底線？什麼顧忌？什麼社會規範？也就是說，你的底線指的是什麼？你的顧忌指的是什麼？那個社會規範又是什麼？這正是我和許多批評我的人意見分歧所在，也正是我要和老牛先生、和大家討論的問題。　　二　　我們先來看底線和顧忌這兩個概念。　　底線是屬於什麼的呢？底線是屬於內心的。就是我不作惡，決不作惡。我做事情再怎麼樣，哪怕做一些不好的事，也要有一條底線，不能突破。比方說，我偷東西，但我不殺人。就算被人看見了，也不能殺人滅口。或者說，我偷東西，但我不奸yín。就算女主人國sè天香，也不能見sè起心。再比方說，我偷東西，但我只偷富人的，不偷窮人的，或者決不偷人家的活命錢，救命錢等等。這叫做「盜亦有道」。這個底線從哪裡來？從自己來，只能來自每個人自己的道德觀和道德感。所以底線是由道德來負責的，我們也稱之為道德底線。　　那麼顧忌是什麼呢？顧忌是外加的。就是說，不是我不想作惡，不是我不想幹壞事，也不是我不會幹壞事，也不是我不能幹壞事，是我害怕。害怕什麼呢？恐怕是老牛先生說的「社會規範」。這當然不錯。但我還是要再問一句：什麼規範呢？老牛先生沒有說。不過看他的意思，似乎也是道德。他的原話是「偽君子至少還對某些社會規範懷有畏懼之心，廉恥之心尚存」。所謂「廉恥之心」，當然就是道德了。　　於是我們就要問：道德真正能夠使人有所顧忌嗎？我的結論是不能。　　我們知道，道德是和良心聯繫在一起的，而良心是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東西，是屬於每個人自己的。什麼叫道德？什麼叫善？善不是說沒有惡。一個人，為什麼沒有惡？怎麼會沒有惡？天生沒有嗎？這就講不清、靠不住了。因為我們無法知道人的天性究竟是善還是惡。所以我們只能把這個問題掛起來，而且要把下面這個道理講清楚，那就是：善，不是沒有惡。善是什麼？是我本有惡，我也會作惡，我也想作惡，我還能夠作惡，但是我不作惡，我發自內心地不願意作惡，這才叫善。這是「真善」。我本來也想作惡，我也能作惡，我裝一個不作惡的樣子，我用一個不作惡的樣子去作惡，或者等到能夠作惡的時候再作，那叫「偽善」。「真善」就是明明可以卻偏偏不做，我發自內心地不願意。我一想到作惡，我的良心就受不了。或者一旦突破底線，自己就先不能通過，甚至恨不得給自己一耳光。這個底線就來自道德。它是內在的，不需要別人監督的。　　道德的底線也是別人監督不了的。因為底線來自良心，良心屬於每個人自己。一個人如果不講良心，別人是拿他沒辦法的。孔子的學生宰予問孔子，三年之喪有什麼道理呢？一年也就夠了。孔子說，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便吃那白米飯，穿那花緞衣，心裏面覺得安不安呢？宰予說，安呀！孔子也只好氣呼呼地說，你良心上過得去，你就做嘛！一個君子，之所以守孝三年，是因為在這三年中，他吃好飯不覺得香，聽音樂不覺得美，住在舒服的房子里心裡不安。你既然心安理得，那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可見，良心不需要監督，也監督不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良心不是顧忌。　　良心為什麼不是顧忌呢？因為第一，良心不是「不敢」，也不是「不能」，而是「不肯」。第二，良心發自內心，不靠別人管著。實際上所有的道德，真正的善，都是不要別人管，也是別人管不了的。由此可見，道德一旦成為顧忌，那就一定是偽善。這個道理，老牛先生其實是清楚的，因此他把因「道德顧忌」而不敢胡來或者有所忌憚的人稱之為「偽君子」。不過他認為，有所顧忌總比無所顧忌好，所以「偽君子」也比「真小人」好。　　這就又需要討論了。　　有所顧忌總比無所顧忌好，這話對不對？也對也不對。何以言之故？因為要看是什麼顧忌。如果是「道德顧忌」，就未必。為什麼呢？因為「顧忌」二字與道德精神相悖，道德也不可能真正讓人有所顧忌。為了說清楚這一點，我們不妨問一下：出於道德上的顧忌而不敢作惡，究竟怕什麼？無非是怕人家說，即所謂「道德譴責」。我們知道，道德不是法律，沒有刑律之類的「硬控制」或「硬懲罰」手段。它是一種「軟控制」，其常規手段也就是「口誅筆伐」。那麼請問，如果沒人說呢？或者說不了呢？或者不在乎呢？一個人，在他還覺得「人言可畏」的時候，道德的譴責是會有約束作用，讓他有所顧忌的。但是，一旦他成了某種人物，誰也說他不得時，那就恐怖了。天知道他會幹出什麼事情來！所謂「王莽謙恭未篡時」，就是這個意思。未篡位時，是謙恭的。篡到了呢？那就對不起！其實，即便成不了王莽，也總有別人看不見、說不了的時候，比方說「背地裡」或者「私下裡」。所以，一介草民，自不妨「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大惡大奸，更可以「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總之是平時夾起尾巴做人，一有條件就原形畢露。請問，這種顧忌，靠得住嗎？　　當然，要說道德的譴責一點作用都沒有，也不是事實。作用還是有的。比方說，說的人多了，會有輿論壓力；說的時間長了，會有心理壓力；對於其他的人，會有教育意義；對於整個社會，則能夠營造道德環境和道德氛圍。因此，我們必須堅持對不道德的行為進行譴責，但不能天真地認為，那一定能使惡人顧忌。　　或許有人會說，我們說的「道德顧忌」，不是怕別人說，而是怕自己說。很好，我們要的就是這個。但對不起，這是「良心」，不是「顧忌」；是「真善」，不是「偽善」；是「真君子」，不是「偽君子」。前面已經說過了，道德原本應該發自內心，不能是外在的監督。因此，一旦成為顧忌，就有作偽嫌疑；而一旦作偽，就突破了道德底線。道德的底線一旦突破，老牛先生（還有其他女士和先生們）期望的東西，恐怕就沒有希望了。　　這裡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說真話，不說假話；做真人，不做假人」這個原則，是道德的底線嗎？是。道德的終極目的是什麼？是人的幸福。幸福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主觀的。因此，一種道德如果違背了人的本性，或者逼得人們去作偽，那就一定是「偽道德」。同樣，一個人如果違背自己的天性和本真去做人，去說話，那就一定是「偽善」。當然，有時候我們也得說點假話，或者不說真話。比方說，為了保護別人，我們可能要說假話；為了保護自己，我們可能不說真話。但必須指出，「保護別人」和「保護自己」不能混為一談，「說點假話」和「不說真話」也是兩個概念。為了保護別人，可以說點假話（比如一個歹徒追殺一個弱者，問你見他跑到哪裡去了，你就應該朝相反的方向指）。為了保護自己，你也可以不說真話，但決不能說假話。或許有人要問，既不能說假話，又不能說真話，那我說什麼話？很簡單，不說話。如果不能不說，那就說不會傷害自己的真話。根據道德原則，一個人所說必須真實，但他沒有義務也沒有必要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　　那麼，一點假話都不能說嗎？除非為了保護別人和幫助別人，一點都不能說。而且，即便是為了保護或者幫助別人，也不是什麼假話都可以說。為什麼呢？因為說假話就是作偽，而作偽本身就是不道德。而且，今天你敢說一句假話，明天就敢說十句，後天就可能是彌天大謊。今天你可能只是有所顧忌，明天就可能是習慣性作偽，後天就可能是竊國大盜。　　這樣看來，「真小人」就比「偽君子」更可愛，也更可靠，因為至少他不裝，不假，不作偽。我們知道，「真小人」和「偽君子」在本質上都是惡。「真小人」是小人，「偽君子」就不是？也是。那麼，區別在哪裡呢？也就一個字：裝。「偽君子」裝（偽裝），「真小人」不裝（真實）。從這個意義上講，「真小人」反倒更接近於善。　　這個觀點，老牛先生（還有其他女士和先生們）可能會不同意。他們會說，不對。「偽君子」和「真小人」的區別，在於一個廉恥之心尚存，行事尚有顧忌，另一個則肆無忌憚無法無天，想怎麼胡來就怎麼胡來，所以後者更可怕。這話其實似是而非。首先，「廉恥之心尚存」就不是「偽君子」，至少也是「半君子」，或「半君子，半小人」。其次，「行事尚有顧忌」固然好，就怕他一旦沒了顧忌便變本加厲，因為他的「善」原本就是裝出來的。他付出了「裝」的代價，自然要設法「賺」回來。不但要「扳本」，還得有「紅利」。第三，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固然可怕，但在「真小人」，卻是明著來，我們至少有所jǐng惕，可以防範。「偽君子」就相反。什麼是「偽君子」？就是「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廉恥之心早已蕩然無存，卻裝出一副還有的樣子。這就更加厚顏無恥，也更麻煩。因為你既不知道他是真是假，又不知道他是善是惡。請問，你是防他呢還是不防？再說了，誰都知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如果滿世界都是偽君子，那你可是防不勝防。請問，誰更可怕？　　所以，不要以為偽君子們「行事尚有顧忌」，我們就可以放心，我們這個社會就安全。也不安全吶！　　或許有人會問，那我們難道就不要顧忌了嗎？要。但不是靠道德，或主要不靠道德。靠什麼？法律。為什麼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呢？因為道德是「軟控制」，法律是「硬控制」。前面講過，什麼是「顧忌」？就是我想作惡，我能作惡，我會作惡，但我不敢。為什麼不敢？因為有人管著，而且一定要管，一定會管，一定管得了。顯然，這裡說的這個「人」，不能是個人、私人。個人和私人沒有這個權力，也沒有這個義務，還沒有這個能力。一個人作了惡，我們可能譴責，也可能不譴責。可能因為正義感而義憤填膺，路見不平一聲吼，也可能因為礙於情面或懾於權威而噤若寒蟬。就算管，被管的人也未必聽。所以靠不住。　　靠得住的只有法律。因為第一，法律代表的不是個人的意志，而是全民的意志，社會的意志，國家的意志，不會因為個人的親疏好惡而左右搖擺寬嚴皆誤。也就是說，法律是鐵面無私的。第二，法律依靠的是國家力量，使用的是公共權力，力大無比。一個人，如果作了惡，哪怕你躲到天涯海角，也能把你捉拿歸案，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就有威懾力。第三，法律有切實可行和實實在在的懲罰手段，不像道德只能進行譴責，這就比道德更能讓人畏懼。第四，法律的本性是執法如山，人人平等，不會出現「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情況。所以，只要是法治國家，是法制健全之時，那麼，哪怕你是天王老子，如果膽敢作惡，自然會有人來管你，而且管得你不敢再犯！　　當然，以上分析，都是理論上的，實際情況也並不都盡如人意。但我們現在也只能做理論分析，對不對？事實上，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沒有十全十美的方案。法律並不萬能，法治也是會有問題的，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因此，我們不能求「最好」，只能求「最不壞」，不能求「絕對可行」，只能求「相對可靠」。相對而言，如果要讓人心存畏懼心生顧忌，法律要可靠得多。　　看來，老牛先生「打包」提出來的問題，是要分析的。人，確實需要社會規範，但不能只有一種；人，也確實需要底線和顧忌，但不能都交給道德。社會規範應該有兩種，一種是道德，一種是法律。它們也應該有所分工，那就是道德管底線，法律管顧忌。　　三　　道德管底線，法律管顧忌，兩種社會規範各有分工並行不悖，這是人類經過數千年的探索得出的結論。在此之前，不同時期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和國家，曾經有過不同的選擇，有的更偏重法律，有的更偏重道德。講歷史觀，不能不講這兩種選擇。　　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是偏重道德的，至少儒家是這個主張，因為他們覺得道德更管用。孔子說，治理一個國家可以用道德，也可以用刑律。但是，用刑律治理國家的結果，是「民免而無恥」，就是老百姓不敢犯罪，但是沒有廉恥之心，他心裡還是想犯罪的。這就「治標不治本」。治根本要用什麼呢？用道德。以德治國的結果是什麼呢？是「有恥且格」。格，有各種解釋，其中一種是「正」。所謂「有恥且格」，就是既有廉恥心，又有正義感。因此，治理國家不能靠刑律，只能靠道德，也就是只能實行「德治」。　　既然是「以德治國」，那麼，就先得把皇帝也好，官員也好，都設計成好人，主張並相信「君子治國」。因為如果連治國者都不是君子，又怎麼能夠指望被治理的人「有恥且格」？所以必須假設，皇帝一定是仁慈而聖明的，是「聖人」；宰相一定是正派而賢明的，是「賢人」；地方官則一定是廉潔而高明的，是「君子」。皇帝聖明，宰相賢明，地方官高明──　「三明主義」。這就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思路。　　這個觀念不能說沒有道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人人都是君子，滿街都是聖人，每個人都講道德，難道不好嗎？當然好得很，實在太好了。所謂「堯舜之世」，也無非如此。可是，做不到怎麼辦？事實上，我們建設了幾千年，這個「理想國」和「君子國」也沒能建起來，「偽君子」反倒弄出不少，甚至弄出「**型**」來了。　　什麼叫「**型**」？就是區別於「典型**」。比方說我的哥們殺了人，要把他從監獄裡撈出來，我就花錢買通法官，買通jǐng察，買通律師，把他從故意殺人定為過失殺人，再來一個保外就醫，然後我就把他弄出來。這就叫「典型**」。因為我送錢、送禮、請客、吃飯是有既定目標的，這種案子一旦發現也是要嚴懲不貸的。　　那麼，「**型**」是什麼呢？第一，不是說我有事了，送你一個紅包。什麼事都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都沒有，照送。這可以叫做「無目的賄賂」。第二，按照一定的時間和規矩，到時候就送，比如三節兩壽。三節是什麼呢？chūn節、端午節、中秋節。兩壽是什麼呢？就是長官過生rì，長官的太太過生rì。當時還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長官屬鼠，生rì的時候下屬就送他一隻純金打造的老鼠。長官非常高興的說，告訴你，我太太屬牛。這個可以叫做「常規性賄賂」。第三，這種賄賂是人人都送人人都收的，不收不送就會被視為異類，檢舉揭發就更是匪夷所思。明清兩代不收不送的只有一個人，他就是海瑞。所以海瑞派到哪兒當官都不受歡迎。這個可以叫做「普遍性賄賂」。　　於是我們就要問：為什麼啊？制度。明清兩代官員的俸祿極低。明代一個縣太爺的月薪相當於多少呢？據吳思先生計算，相當於1130元人民幣。這點少得可憐的錢，要用來做路費、買官服、養家人、雇師爺。師爺是什麼？就是長官的私人秘書，國家不發工資的。這個錢誰出？自己掏。還有迎來送往，還有請客送禮，你說這1130塊他夠嗎？所以唯一不收紅包的海瑞，一年只吃一次肉，就是他母親過生rì的時候。這事當時曾在官場傳為新聞。官場的人奔走相告，說告訴大家吧，海瑞今天居然買了兩斤肉啊！　　海瑞後來是被當作了道德楷模的。但在我看來，那是楷而不模，因為沒有人學他。怎麼能學呢？不收紅包沒有辦法過rì子啊！所以這個**是逼出來的**，是「逼良為寇」。這種**因制度而生，最後又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制度，因此是「制度性**」。我有一本書叫《帝國的惆悵》，談到了這個問題，歡迎感興趣的朋友去看。　　不過我們還是要問，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把薪水定得這麼低，就不能調高一點呢？原因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為了標榜以德治國，君子治國。我們官員都是君子啊！君子不愛財，君子很廉潔，君子艱苦樸素，君子安貧樂道。他們出來做官，是為了報效國家效忠皇上，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少拿一點沒關係啦！甚至不拿錢、倒貼錢也可以啦！結果怎麼樣那？結果是搞出偽君子，搞出「制度性**」。　　相反我們看美國這樣的國家。他的總統難道都是君子？也有不是的。他的總統想不想作惡？也有想作的。尼克松不是有水門事件嗎？柯林頓呢，拉鏈門事件。所以小布希沒準也會整出點事兒來。但是最後怎麼樣？他弄不成。柯林頓倒是混到底了，尼克松就只好辭職下台。因為柯林頓只不過「私德不修」，尼克松卻是「妨礙司法」。這個不能容忍。你可以做點缺德事（當然被曝光以後要道歉），但是你不能妨礙司法，更不能利用總統職務和行政權力來干預司法。所以他得下台。柯林頓呢？他的事情揭發出來以後，支持率還增加了。美國人說，這個哥們不錯啊！他怎麼喜歡萊文斯基這樣的女人？這麼俗氣，這麼沒有品位，跟我差不多啊！支持率反而上去了。mín zhǔ社會就是這樣，領導人必須跟著老百姓的口味走，不能夠自命清高。民眾也不在意領導人是君子是小人，有學問沒學問，有品位沒品位。反正有制度管著，諒他也不能如何，學問少一點，品位低一點，沒準更好。　　在這裡我們也能看出中西文化的差異。上次美國大選後，記者問選民，你為什麼選小布希，不選戈爾？有個老太太說的非常有代表性。她說戈爾這個人太聰明，太多學問了。學問多，人聰明，肚子里彎彎繞就多，把國家交給他我不放心。小布希呢？憨憨的，像個加油站的夥計，這個靠得住。我們就很奇怪。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觀點，應該是精英治國。治國的人，應該是有能耐的、有水平的、有品位的、有修養的，怎麼選個傻乎乎的，一口土腔，沒有文化？選這麼個人，怎麼能夠放心？就因為他們更看重的是制度，不是人品。他制度上已經設計好了，你想作惡也沒那麼容易，有很多東西管著你吶！實際上，在美國人看來，所謂「白宮」，無非是高速公路上一個加油站。總統呢，也不過是加油站里的修車夥計，充其量是個賣二手車的。這樣的人，會兩下子就行了，憨厚一點就更好。　　當然，小布希也未必就多憨厚。不過美國人的要求也不高，只要「看起來老實」就行。反正他們把所有的問題和麻煩都交給了制度和法律，總統是君子還是小人，無所謂了。我們知道，美國人在設計國家制度的時候，是不太相信什麼「廉恥之心」的，也不指望治國的都是「君子」，反倒時時刻刻提防「小人」。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讀我的《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這本書。美國憲法的一個基本設計思想，就是把治國的人先想像成小人，然後再設計一整套的東西來防範。因為一個人作惡，其後果跟他的能力大小是有關係的。比方說一個小民他要作惡，他能惡到哪裡去呢？一個總統如果作起惡來，那就嚇死人了。尤其是美國這樣一個國家，他的總統要作惡，全世界都麻煩。怎麼防止他作惡？先把他想成壞人。當時制定這個憲法的時候，大家心目中第一個任總統就是華盛頓。雖然所有的人都沒有明說，心裡卻是這麼想的。可是富蘭克林卻說了一句有名的話。他說，我估計我們的第一任總統會是一個好人，但是後來的那些傢伙，就天知道他們是什麼了。因此，必須制定一整套的法來限制他，不讓他作惡。這就是美國人的建國思想或者思路。　　然而這裡面仍有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中國古代社會雖然主張「德治」，卻也並非單純地只靠道德。我們也有法律和制度，怎麼就不管用了呢？　　原因也很多，這裡只能簡單說說。首先，中國古代是否有法律，本身就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只有「刑律」，沒有「法律」，更沒有「法治」。或者說，沒有法治意義上的法律。什麼是「法治意義上的法律」？第一，這法律必須是全體公民通過立法機關和立法程序制定的「全民公約」。它體現的是全體公民的意志，而不是少數人、個別人的意志。但是，中國古代只有「臣民」，沒有「公民」。既然連「公民」都沒有，又哪來的「全民公約」？也就只能有體現君王意志的「王法」。王法非法，因為它不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第二，這法律必須對所有人都具有同等效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而「王法」顯然不是，至少它不能約束皇帝。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不過是一句空話。沒有皇帝的批准，是不可能「同罪」的，結果仍然是「人治」，不是「法治」。第三，這法律中必須有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憲法高於一切，既高於一般法，也高於執法人。包括國家元首和zhèng fǔ首腦在內的任何人，都只能按照體現全體人民共同意志的憲法來治國。也就是說，治國的其實是法，不是人。這才叫「法治」。　　這樣的觀念和這樣的法律，都是中國古代聞所未聞的。因此，中國古代所謂「法治」（比如法家主張的），就只能叫做「刑治」或「律治」，也就是按照一定的條款（律）來實施懲罰（刑），治國的仍然是人。在這一點上，孔子的說法是比較準確的。他反對的是「齊之以刑」，不是「齊之以法」。他也沒有說過「齊之以法」。可見，中國古代所謂「法律」，其實是「刑律」；所謂「法治」，其實是「刑治」。這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兩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在法治觀念闕如的情況下，制度的作用就會變得可疑。沒錯，中國古代也有各種各樣的制度，包括防止官員作惡的監察制度。而且，平心而論，這些制度還是蠻不錯的。比如規定監察官員可以dú lì行使監察權，不受上級官員的制約。所以，一個七品（縣處級）的監察御史，也可以彈劾王公大臣，他的上級管不著。甚至，就連自己的頂頭上司，比如相當於監察部正副部長的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或者都御史、都副御史，作為本部門下級的監察御史也可以彈劾。這難道還不好？　　但是，第一，監察官員雖然相對dú lì，卻非完全dú lì。他們可以dú lì於其他官員，卻不能dú lì於皇帝。而且，皇帝也是不受監督和不能彈劾的。第二，這些制度設計出來，是對付君子的，不是對付小人的。所以，一旦朝中出現了小人，尤其是偽裝成君子的大奸大惡，就沒有辦法。當然，辦法也不是沒有，不過那往往是「不是辦法的辦法」。比如明代嘉靖年間，朝臣們為了除掉大奸臣嚴嵩，就使用了「小人伎倆」和「不正當手段」，辦法是誣陷嚴嵩的兒子嚴世蕃謀反，而且是勾結rì本人。你說嚴嵩的兒子怎麼可能勾結rì本人背叛祖國？那是不可能的。舉報人林潤的奏摺其實說得也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麼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麼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然而並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麼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這事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但沒有辦法。不這樣，嚴嵩一夥就除不掉。難怪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要說這時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了，因為無論道德還是刑律，都已經不再管用。要防止惡，竟然只能用惡的辦法。　　四　　嚴嵩的死，讓我想起了另一個人，他就是岳飛。岳飛的死，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天字第一號的大冤案。其讓後人之痛心疾首，一如明代詩人文徵明的《滿江紅》所說：「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然而岳飛曾經是極受信任和器重的，宋高宗趙構甚至對他說過「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的話，還對王德等人說「聽飛號令，如朕親行」。所以文徵明才說：「慨當初，依飛何重，後來何酷！」這就和嚴嵩不乏相似之處。嚴嵩最得寵的時候是很風光的。因為年紀大，嘉靖特許他乘肩輿出入紫苑，還為他修辦公室，每天賜御膳，賜法酒。最後呢？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睡在墳場里，靠人家上墳的供品過rì子。岳飛和嚴嵩在皇帝那裡所受的「兩重天」待遇，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或許有人會說，你怎麼能拿嚴嵩和岳飛比？一個是公認的大奸臣，一個是公認的大忠臣。一忠一奸，涇渭分明；一功一罪，天壤之別！這當然不錯。但我們要問：奸臣就可以冤枉么？壞人就該冤死么？罷免（後來又抄家）嚴嵩，處死嚴世蕃，固然是實現了「實質正義」，然而這種正義如果要靠不正當的手段來實現，那就只能叫做「荒唐的正義」。我在《帝國的惆悵》一書中，使用的就是這個標題。　　正義要靠非正義的手段來實現，這種荒唐的事情只可能發生在荒唐的時代。不過，即便在那個荒唐的時代，也有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奸黨」而不是「反賊」。其實，就連說嚴嵩父子是「奸黨」，也是冤枉的。他們兩個惡貫滿盈不假，對皇帝卻是忠心耿耿。我們知道，嘉靖皇帝為了長生不老，是要親自煉丹的。丹煉好以後，要找人吃一下，試一試。誰試呢？嚴嵩。嚴嵩多大年紀呢？七八十歲。然後吃下去還寫實驗報告，說什麼臣夜服仙丹一丸，渾身燥熱，痛下淤血二碗云云。這正是鉛汞中毒的癥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心甘情願的充當皇帝實驗室的小白鼠，你還說他是奸臣？所以，嚴嵩只能算是「奸賊」，不能算是「奸臣」，更不是「奸黨」。　　實際上嚴嵩原本也是「正人君子」。《明史》說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聲音洪亮，才華橫溢，名重一時，初入官場時也還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對嘉靖的胡作非為。但是，自從嘉靖皇帝發過一次「雷霆之怒」後，嚴嵩身上原本不多、卻好歹還有的那麼一點「正義感」，就蕩然無存了，他也從此踏上了媚上、邀寵、弄權、謀私的不歸之路。可以說，嚴嵩這個「奸臣」，其實是嘉靖「培養」出來的。　　那麼，嘉靖這個混賬皇帝，又是誰「培養」出來的？何況中國古代的皇帝，又有幾個不混賬呢？只不過混賬的程度各有不同罷了。還說岳飛這個案子。岳飛的死，在民間常常是歸咎於秦儈之罪的，但史家卻另有說法。許多歷史學家都指出，大宋一朝，原本有一個比較好的傳統，就是不妄殺重臣；岳飛以前，也不曾有一位大將被殺。秦儈膽敢破此先例，謀殺岳飛，沒有高宗的默許，幾乎就不可能。至少，也是投其所好。文徵明說得好：「彼區區一儈亦何能？逢其yù。」也就是說，秦儈那賊，不過算準了皇帝的心思而已！　　同樣，嚴嵩幹了那麼多壞事，沒有嘉靖的縱容，也不可能。不要以為嘉靖在西苑煉丹就兩眼一抹黑了。實際上就連一隻蒼蠅從朝堂飛過，他都知道，怎麼會不知道嚴嵩都幹了些什麼？不過睜隻眼閉隻眼，甚至有意放縱罷了。等到不想放縱時，他自有辦法對付。所以，嚴嵩混賬是因為嘉靖混賬，秦儈醜惡是因為趙構醜惡。皇帝，是所有這一切的罪魁禍首。　　但你不能說皇帝就天生混賬，皇帝的混賬也是被「培養」出來的。誰的「培養」？帝國制度。前面說了，秦儈謀殺岳飛，是看準了高宗的心思。什麼心思呢？「徽欽既返，此身何屬！」也就是收復了中原，迎回了欽宗（其時徽宗已死），趙構就得讓出皇位來。為了保住皇位，他就不能把仗打得太大，也只能向敵人曲膝求和，甚至幫敵人除掉岳飛。「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這，也許就是他默許甚至暗示秦儈殺掉岳飛的原因之一。　　其實宋高宗也好，明嘉靖也好，如果不當皇帝，也未必就有多壞。靖康之難時，當時還是康王的趙構，也曾有過「慷慨請行」赴金人軍營談判的壯舉，而且表現還不俗。嘉靖的個人素質也不差，至少是個明白人。但是一當皇帝，就對不起了，既沒有是非，也不講道理。「盡忠報國」如岳飛，「貪贓枉法」如嚴嵩，在他們眼裡並沒有什麼兩樣，都是想用就用想殺就殺的。原因和道理也很簡單，就因為他們是皇帝。　　從這個意義上講，混賬和醜惡的就不是嘉靖和趙構，而是皇帝制度。或者說，嘉靖混賬，是因為皇帝制度混賬；趙構醜惡，是因為皇帝制度醜惡。正因為這個制度是混賬和醜惡的，所以，就連皇帝本人，也未必都有好結果。黃仁宇先生就說，他《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從權臣到名將，從清官到太監，從貴妃到皇子，其「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包括皇帝，也不例外。顯然，制度才是問題所在，皇權才是萬惡之首。　　所以，我覺得對於歷史人物，確實要有「歷史之同情」，要看到他當時的那些處境和原因。最後我們得出的結論，也不應該是個人品質的優劣，而是制度的問題。簡單地把歷史人物分為好人和壞人、善人和惡人、君子和小人，是沒有意義的。人性中不會純粹是善，也不會純粹是惡。壞人也有好心，惡人也有善意，小人也曾想做君子。我們要弄清楚的，就是這些原本也有好心和善意的人，是怎麼變壞變惡的，如果有此可能的話。　　曹操就恰恰是這樣一個可以讓我們做分析的人。一些朋友不理解我現在的**。他們質問：你為什麼要用那麼多的時間和篇幅去講曹操？為什麼不多講講高風亮節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講曹操這個「奸雄」，有什麼教育意義呢？你究竟是「品三國」還是「品曹操」？我當然是「品三國」，不是「品曹操」，但重點是曹操。講曹操，或許沒有多少「教育意義」（其實未必沒有），卻很有「教訓意義」。大家知道，我們對這個節目的想法是四句話：以故事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文化，以文化說人性。這就要有一個典型。曹操，就恰恰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可以讓我們實現自己想法的典型。　　為什麼曹操是這樣一個典型呢？因為在他的身上，善與惡是並存的，而且都很突出。他的人生道路，也是一個由「不太惡」到「比較惡」的過程。曹操這個人，可以說是少年「頑劣」，青年「英雄」，中年「梟雄」，晚年「奸雄」。這就很有意思了，值得分析。比方說，他臨終前曾留下一份《遺令》，其中說到婢妾和藝jì們平時都很勤勞辛苦，我死了以後讓她們住銅雀台，不要虧待她們（見本書第一集），很有些人情味。但是，也就是在他去世前沒多久，他的一個兒媳婦──曹植的妻子，僅僅因為穿了一件漂亮衣服，便被他以「違制命」的罪名賜死。這就不但毫無人情味，而且簡直是暴戾、恐怖了。　　那麼，曹操又為什麼要以如此之小的罪名處死他這個兒媳婦呢？是因為他嗜殺，以殺人為樂，或者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命令稍有怠慢嗎？恐怕不是。在我看來，他殺曹植之妻，是為了敲打甚至貶抑曹植；敲打貶抑曹植，是為了讓曹丕順利接班；而讓曹丕順利接班，則是為了保證曹魏政權千秋萬代。此外，他殺崔琰、殺楊修，也都與此有關。所以，他如此濫殺無辜，只是為了權力。而且，他能夠這樣濫殺無辜，也因為他擁有權力，並且是不受監督、限制和制約的最高權力。這種權力，才是比任何惡人都更可怕的東西。它甚至能使一個人從「不太惡」到「比較惡」和「非常惡」。我以為，這樣看問題，才是「現代視角」。　　我「品三國」，講到最後，將會回答這些問題。我在前期，是想把這段歷史儘可能按照原貌先交待出來，結論是放在後面的。但是我不會歸結於個人道德品質的優劣，只會歸結於制度，包括曹操的悲劇，包括諸葛亮的悲劇，都是制度所使然。　　不過，制度問題也不簡單。比方說，我們前面做的比較，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法治」優於「德治」。其實不是的。中國古代的問題，主要不在於主張「德治」，而在於實行「君主制」。美國人能夠防止他們的總統作惡，也不僅僅因為「法治」，還因為他們實行「mín zhǔ制」。mín zhǔ制主權在民，政權民授，總統自然可以監督。君主制主權在君，君權神授，誰能奈何得了？就連曹操這樣的「准皇帝」，還有孫皓那樣的「小皇帝」，也拿他沒有辦法。所以，討論一個歷史人物是君子還是小人，是沒有意義的。爭論法治和德治孰優孰劣，也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健全的社會和現代的國家，都既不可以沒有法律，也不可以沒有道德。道德管底線，法律管顧忌；法律防止作惡，道德使人向善，二者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的。比如我們講「反腐倡廉」，就是既要有法律（反腐）又要有道德（倡廉）。這大概才是比較理想的制度。　　其實就連中國古代那個問題多多的制度也有他的道理，也有一個演變過程，而且在誕生的時候還是不錯的。否則，我們這個民族早就滅亡了，更不可能有讓全世界矚目的燦爛輝煌。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個制度又是有問題的。而且，正是由於自身的弊病，終於導致山窮水盡，不可收拾，最後被革命所推翻。現在我們建立了新中國，我們有了新制度，這是值得慶幸的事情。然而，一個新制度的建立決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長時間的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今天的諸位，將來都要為我們新中國的新制度做出自己的貢獻。為此我才要把我們的歷史做一個回顧，知道我們歷史上有過哪些成就，走過哪些彎路，又有哪些謬誤是我們現在需要避免的。這才是我出來講史的一個真實的意圖，這也就是我的歷史觀。　　當然這裡面的內容是很多的。由於各方面的原因，今天只能說到這裡，算是開個頭。諸多問題，只好留待將來。不過我還是很感謝老牛先生，讓我有機會把這些思考整理出來。雖然我至今不知道這位先生的真實姓名，但我真的很感謝他。　　事實上，學術討論的目的，不是比個高下，爭個輸贏，而是探明事理，啟迪智慧。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趙藩之「攻心聯」云：「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我略改數字，以為自勉，並與諸君共勉：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書非好辯；　　不審勢，即褒貶皆誤，後來治學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