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衝突，在曹操、劉備、諸葛亮那裡同樣存在。因為魏、蜀、吳三國，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到現在易中天《品三國》的脫銷他們也無意建立一個士族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建國之路不會平坦，也決定了他們的政權終將滅亡。那麼，他們的道路有什麼相同與不同，魏、蜀、吳三家又為什麼會同歸於晉呢？　　上一集我們講了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衝突。這其實也是曹操、劉備、諸葛亮他們遇到的共同問題。曹操殺邊讓、殺孔融、殺崔琰、殺楊修，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都是這一矛盾衝突的表現。那麼，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為什麼都與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衝突呢？　　要說清這個問題，就得先說清楚什麼是士族。　　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個家族，怎麼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為那時做官不容易。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說，在漢代，一個人要想通過正規途徑做官，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士人；第二，必須通曉經學；第三，必須被舉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這是德的要求。通曉經學也叫明經，這是才的要求。必須是士人，則是身份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級的貴族。到了漢代，則變成了最高一級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種，即士農工商。士，就是士民；農，就是農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農民務農，工民做工，商民經商，士民讀書。士以讀書為業，其實也就是從事腦力勞動。換句話說，士，就是「腦力勞動者」，即「勞心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所以士農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們甚至無權做官。　　　　這樣一說誰都明白，當時能夠達到這三個標準的人還真不多。別的不說，光是通曉經學就很難，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書讀，都讀得起。如果還要求什麼都不做，專門只讀書，那就更難。因此，只有那些有書讀，讀得起，讀得進，讀得好，而且並無其他職業（農工商）的讀書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須讀書，讀書為了做官，讀書與做官就變成了一件事，變成了職業。一個家族，如果以讀書做官為職業，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讀書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讀書為業的，差不多也都世代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見，所謂「士族」，就是由於世代讀書做官，而從平民階級中分化、產生出來的特殊階層。他們的特殊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壟斷仕途，控制輿論，變成豪強。士族為什麼能壟斷仕途呢？因為一個人既然是有條件讀書的，又做了官，他們的子孫後代自然也比別人更有條件讀書，更有條件做官。即便讀書人多起來了，祖輩、父輩做過官的人，同別的讀書人競爭，總要容易些。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這樣一來，做官的名額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壟斷，或者壟斷某些官職。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一個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薦權，可以推薦別人做官。推薦什麼人呢？兩種人。一種是自己人，還有一種是社會地位較低的讀書人。這些人做官機會較少，一旦被推薦，一般都會感恩報恩，甚至與推薦人在政治上發生從屬關係，情感上發生父子關係，成為他們的「非血緣關係家族成員」。一個人，官越大，推薦權就越大；做官的時間越長，使用推薦權的機會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會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這些「門生故吏」也可以推薦別人做官。但他們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門生故吏」，那麼，他們在行使推薦權的時候，當然要看這些家族的眼sè，或者貢獻若干名額作為報恩。因此，一個家族的「門生故吏」越多，他們掌握的推薦權也就越多。時間長了，也就壟斷了做官權。　　第三，享有推薦權的人還可以互相推薦，也就是我推薦你的人，你推薦我的人。這種「投桃報李」的做法也是官場的「潛規則」，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討價還價便能默契地進行。最後是推薦權和做官權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那麼，士族為什麼能夠控制輿論呢？因為他們原本就是由於讀書才做官，由於做官才成其為士族的，當然最有學問最有文化。因此，作為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領袖，士族便不難團結一大批文化人，這就是名士和太學生。太學生就是太學（國家幹部學院）里的生員，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後備幹部」。名士就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社會賢達」。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還兼有其他身份，比如竇武是外戚兼名士，劉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論何種身份，都與士族關係密切，大體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學生則成為他們的擁躉。上一集我們說過，所謂「名士」，就是現代的「意見領袖」或者「公眾人物」。這些人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發表意見，褒貶人物，議論時政。這種意見，當時就叫做「清議」。清議的影響力很大，殺傷力也很強。一個人，如果被清議所褒揚，就身價百倍；如果為清議所不齒，就臭不可聞。清議的力量這樣大，發表清議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邊，還有太學生作為呼應，士族當然就控制了輿論。　　士族掌握了做官權，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發言權，就控制了輿論。有了這兩個條件，他們就不難成為豪強。成為豪強也並不奇怪，因為東漢原本就是由豪強（主要是南陽豪強）建立的政權。主宰這個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強，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們也都是大地主。士人出身中小地主，原本不是豪強。但是，士人變成士族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他們由偶然做官變成了世代做官。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權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們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佔有的政治資源和政治優勢，不斷發展壯大，從中小地主變成大地主，成為雄視天下稱霸一方的豪強。這樣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還叫「名門望族」，也簡稱世族、士族、望族、勢族。世家，就是世代做官；衣冠，就是詩書傳家。詩書傳家，自然有聲望，所以叫「望族」，也叫「名門」。世代做官，自然有權勢，所以叫「勢族」，也叫「世族」。既沒有權勢又沒有聲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門」，也叫「庶族」或「寒族」。　　顯然，士族是一個十分特殊的階層。他們不是貴族（皇親國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屬於平民階級，卻比平民高貴；不能世襲官職，卻能壟斷仕途。就性質而言，他們是「半世襲的准貴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貴族的「高級平民」。他們與名士的關係最為密切，有聯繫也有區別。區別在於：士族是族群，名士是個人；士族必須做官，名士則不一定。但在多數情況下，名士與士族的階級立場、道德觀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當名士的後台老板，名士則往往充當士族的代言人。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麼？當然是建立一個由本階級掌握的政權。至少，也要在這個政權中處於掌控地位。這就難免與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發生矛盾衝突。因為三國之主均非士族，也沒打算讓士族成為統治階級。不過，魏、蜀、吳的情況又各不相同，我們只能分開來說，看看士族階級如何同他們進行鬥爭，最後又如何將他們歸於一統。　　　　先說曹魏。　　　　曹魏的建國之路，我稱之為「非和平演變」。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曹魏的天下其實是用武力打下來的，因此不是「和平演變」。但是，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卻又來自「禪讓」，以及此前漢獻帝的一系列冊封，包括加九錫、封魏公，晉魏王，又有「和平演變」的意味。無以名之，只好叫「非和平演變」，或者「非宮廷政變」。　　曹操集團選擇這條道路，事先有沒有策劃？我看沒有。曹操的路，是他一步一步慢慢摸索出來的。他的野心，也是一點一點大起來的。至少，我們可以肯定，關東聯軍成立那會兒，他可沒有什麼建立政權的想法。《三國志?武帝紀》怎麼說？「初平元年chūn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這就很清楚，關東聯軍這個「集團公司」裡面，並沒有曹操的「股份」。他不是「老闆」，不是「股東」，只是「馬仔」，哪能有什麼想法？　　曹操有了想法，大約是在什麼時候？我想應該是在官渡之戰以後，赤壁之戰以前。如果把政權這個「上層建築」比做房子，把建立新政權比做「蓋房子」，那麼，這時能夠在中原大地上「蓋新房子」的「開發商」兼「建築師」，就只剩下曹操一家。他迎奉了天子，好比徵得了土地；他戰勝了袁紹，則好比取得了資質。一個原本就有這方面能耐的人，獲得了這樣兩個條件還不想干一番，那才是怪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恢復廢除已久的丞相制度，並自任丞相，就是他準備動手的信號。　　那麼，曹操的「新房子」有圖紙嗎？沒有。曹操這個人的特點，是有理想無藍圖。他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個「非士族政權」。這個政權用陳寅恪先生《崔浩與寇謙之》一文的話說，就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權」。看看曹操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就知道，他的不信天命，厲行法治，抑制兼并，破格用人，提倡節儉，不慕虛名，哪一條不是沖著士族來的？尤其是他那個「唯才是舉」，簡直就是挖士族的祖墳！如果用人制度當真照此改革，士族還能壟斷做官的權利嗎？甚至就連曹操父子喜歡文學，也和士族不對勁。因為士族重視的是修身治國的「經義」，而不是雕蟲小技的「文辭」。　　因此，曹操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士族的抵制，也受盡了名士的譏諷。曹操對此並非沒有思想準備。他很清楚自己會得罪士族，也很清楚名士多半會和士族同聲相應。他的辦法是有選擇地殺人。他曾經想殺楊彪，但沒有殺成，殺成了的是孔融。楊家（楊彪）和袁家（袁紹）一樣，也是士族中頂尖級的望族，而且比袁紹還牛，五世三公。孔融則是名士中頂尖級的名士，孔子二十世孫。曹操想殺楊彪，敢殺孔融，說明他對士族和名士，是很在意（否則不必殺），卻不在乎（否則不敢殺）。士族的抵制，名士的反對，不是他最大的困難。　　曹操的困難就是他的資本。曹操的資本是什麼呢？奉天子以令不臣。靠著這一資本，他才徵得了土地。但是這樣一來，他就必須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不能把這塊土地上的老房子拆了，另外蓋一棟新的。相反，他還必須裝出一副很維護這舊房子的樣子，就像一個盡心盡職的老管家，而不是強行拆遷的開發商。顯然，曹操的房子並不好蓋。　　好在曹操是一個有理想無藍圖的人，他可以邊干邊摸索。曹操也是一個有辦法的人，他的辦法就是「搞裝修」。或者說，用「搞裝修」的辦法，一點一點進行改造，最後再把別人的房子變成自己的。這種辦法好是好，卻有一個前提，就是「老房子」不能倒。哪怕裡面爛透了，框架還得留著。東漢王朝這個「老房子」的框架是什麼樣的呢？三根支柱，一個屋頂。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屋頂就是大漢天子。曹操迎奉天子到許，屋頂就有了，但那支柱卻三根倒了兩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入京之前，就已經自相殘殺，兩敗俱傷，再也扶不起來。如果剩下的一根（士族）也不要，房子就會塌下來。　　這就是曹操的難題，也是士族的難題。曹操的難處在於，他不能拆房子，因此這根柱子不能倒；他要搞裝修，而且說白了就是要偷梁換柱，這根柱子又不能不動。士族的難處則在於，柱子是用來支撐屋頂的，它也只能跟著屋頂走。現在屋頂跑到曹操那裡去了，柱子要不要也去？如果也去，等於變成了曹操的柱子。如果不去，則等於沒有了屋頂。屋頂沒了，要柱子幹什麼？這真是難死人了。　　說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曹操實行的是「法家寒族之路線」，他那裡出身士族或追隨士族的名士還是比別人多。為什麼呢？因為曹操很清楚，沒有這些人，他連「裝修」都搞不成。士族和名士也很清楚，即便去了許都，也不等於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於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於跟著曹操一條道走到黑。也就是說，曹操、士族、名士都在打同一個算盤：利用對方實現自己的目的。　　　　這樣一來，曹操與士族、名士，就處於一種相互利用又相互jǐng惕的關係之中。因此，他身邊的名士比其他人都多，被他殺掉的也比別人多。因為他不能不小心防範，甚至神經過敏，疑神疑鬼，濫殺無辜。比方說，逼死荀彧，殺崔琰，殺楊修。這幾個案子常常讓人費解，覺得曹操是沒事找事小題大做。但只要想到那些人都是大族名士，也就不難明白其中奧秘。　　曹操的濫殺必須批判，曹操的懷疑卻不無道理。事實上，另有想法的各類名士很是不少，其中至少有三種人值得一說。第一種是只認大屋頂，不認裝修工，也不讓他搞裝修，孔融就是。第二種是認屋頂也認裝修工，還幫一些忙，但希望他裝修成原樣，再還給屋主，荀彧就是。第三種是你搞裝修我也搞裝修。表面上幫你搞，實際上自己搞。等到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再告訴你房子其實應該像我說的那樣蓋，陳群就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於洛陽，曹丕繼位成為魏王。沒過多久，陳群就「及時」地提出了他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品三國》（九品中正制）。所謂「九品官人法」，說穿了，就是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後在士族內部按照聲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官位官職。曹丕接受了陳群的建議，下令實施。又沒過多久，曹丕在中原士族的擁戴下當了皇帝，帝國這棟房子（這時只有大半棟）從姓劉的手上正式「過戶」給了姓曹的。　　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操的失敗；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操的悲劇。要知道，為了建立一個非士族的政權，曹操不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罵，殺了多少人，最後逼得他只能用「搞裝修」的辦法來「換房子」。但是，等他把房子裝修好，就要辦「產權證」時，卻發現他要換的「柱子」變成了「地基」，甚至變成了房子的主體結構。你說，曹孟德地下有知，是該笑呢，還是該哭呢？　　曹丕接受陳群的建議，是因為他明白了一個道理，想通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范文瀾先生所說：「士族障礙著曹操代漢做皇帝，與其說是為了擁漢，毋寧說是向曹操交換做官特權。」然而，曹魏畢竟是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政權」。一旦改變性質，變成士族地主階級的，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呢？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rì，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為首的士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為士族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終於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麼，孫吳和蜀漢又如何？　　孫吳和蜀漢原本沒有資格建國。孫權的父兄靠著武力搶了一塊地盤，但那在理論上只是帝國大廈裡面的一套公寓，孫權自己沒有房產證的。劉備就更可憐，不要說房子，連房間都沒有，只能借別人的住。他們能夠自己蓋房子，還得感謝曹操開了一個頭，也得感謝曹操為他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曹操提供的正面經驗是：士族並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訓是：士族的勢力極大，只能利用，不能對抗。　　　　因此，孫權和劉備採取了與曹操不同的建國路線和戰略方針。如果說，曹操是逆流而上，那麼，孫權和劉備，則一個是順勢而為，一個是繞道而行。順勢而為的是孫權。這就是「江東化」，亦即「本土化」。前面講過，東吳政權的主體，原本是以周瑜為代表的淮泗將領，和以張昭為代表的流亡北士。這些人都是外來力量，黨羽不多，勢力不大，根基不牢，可以放心使用。但也正因為如此，孫權不能單靠他們來建國。單單依靠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東吳就永遠是一個飄忽的政權。因此，孫權只能「江東化」，也必須「江東化」。於是，他毅然將一部分政權和一部分兵權，分別交給了顧雍和陸遜。在孫權那裡做官的吳郡「四大家族」（顧陸朱張）子弟，更是數以千計。這樣一來，江東士族就和孫吳政權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孫吳政權的利益，就是江東士族的利益。即便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東士族也要捍衛孫吳政權。這正是孫吳在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差，持續時間卻又最長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切策略都是雙刃劍。「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孫吳政權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後者則是孫權害怕的。這就使得孫權內心分裂，心理變態，作風剛愎，作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上一集講的幾個案子那樣令人費解，恐怕就有這方面的原因。事實上，孫權臨終時指定的顧命大臣，一個大將軍諸葛恪，一個會稽太守滕胤，都是「流亡北士」的後代。孫權是至死都不真正相信江東士族的。因此，孫權yín威獨擅，用刑嚴峻；東吳言路不通，離心離德。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鬥不過北方士族，因此孫吳終於亡於晉。　　如果說曹魏是「非和平演變」，孫吳是「本土化生存」，那麼，蜀漢就是「計劃外單列」。按理說，劉備原本是沒有資格建國的。他雖然有皇族、宗室的身份，左將軍、豫州牧的頭銜，但那都是「空頭支票」，並不管用。他也有自己的小集團，但「〖=B0〗武士強謀士弱」（范文瀾語），成不了氣候。所以，群雄逐鹿的時候，沒什麼人把他看作競爭對手。魯肅的「東吳版《隆中對》」，也只說與曹操、劉表三分天下。蜀漢，實在是「計劃外」冒出來的政權。　　劉備居然成功，一半歸於他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則要算他運氣好。運氣好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他得到了諸葛亮、龐統、法正的輔佐，「武士強謀士弱」變成了武士謀士都強；二是他的兩個同族——劉表和劉璋，武士、謀士、自己都弱，或武士、謀士雖強而不能用，結果被劉備奪了地盤。當然，劉備能夠得到諸葛亮、龐統、法正的輔佐，也有他自己的努力，那就是思賢如渴。但一個人再思賢如渴，也得有賢人讓他思、讓他想才行，所以仍然有運氣的成分。至於劉表、劉璋的弱，就完全是劉備的運氣了。　　　　蜀漢政權既然是這樣建立起來的，那麼，對於這個政權的性質，劉備心裡恐怕並沒有底。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說，他其實是一個「不具有明確戰略思想的隨波逐流的人」。好在劉備聰明。他一直盯著曹操，然後反著來（劉備曾經對龐統說「每與操反，事乃可成」）。曹操既然逆流而上，劉備就來個繞道而行，盡量避免與士族發生正面衝突。《三國志?先主傳》曾高度評價劉備入蜀以後的人事安排，說董和、黃權、李嚴是劉璋的舊部，吳壹、費觀是劉璋的姻親，彭羕曾受劉璋的排斥，劉巴則為自己所忌恨，卻都安排在顯要的位置上（皆處之顯任），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盡其器能），結果是「有志之士，無不競功」。　　諸葛亮治國，就更多可圈可點之處。我們在《情天恨海》和《無力回天》兩集講過，諸葛亮執政後，實行依法治國，依法用人，結果zhèng fǔ裡面沒有貪官污吏（吏不容奸），每個人都勤奮向上（人懷自厲）。他又非常注意選拔使用本土人才，結果益州人士都很佩服（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人之器用也）。這也是有證據的。比如張裔，是蜀郡成都人，就對諸葛亮讚不絕口。據《三國志?張裔傳》，張裔經常對人說，亮公頒發獎賞不會漏掉疏遠的人（賞不遺遠），執行懲罰不會偏袒親近的人（罰不阿近）；沒有功勞就得不到爵位（爵不可以無功取），雖有權勢也免不掉懲罰（刑不可以貴勢免）。這就是我們蜀國無論什麼人都會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可見，諸葛亮確實做到了公開、公正、公平，所以他的zhèng fǔ最像zhèng fǔ。在他的領導下，蜀漢也成為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好的國家。　　那麼，三國當中，蜀漢為什麼又最先滅亡？　　　　也有三個原因。第一，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治國理念，是依法治國。依法，就不能「依人」；法治，就不是「人治」。這就和士族階級的理想、理念相悖。士族是要「依人」，是要搞「人治」的。豈止是「依人」，而且是依家族之聲望、門第，完全「無法無天」。所以，蜀漢表面上是繞道而行，實際上也是逆流而上。但以曹魏之強大，尚且不能不放棄努力；以蜀漢之弱小，又怎麼抗爭得了呢？　　　　第二，蜀漢不但是一個「非士族政權」，而且是一個「外來政權」。這就不可能不與本土士族（益州士族）發生矛盾。如果蜀漢也像東吳那樣「本土化」，事情也許會不一樣。但是，劉備和諸葛亮卻都堅持「荊州集團第一、東州集團第二、益州集團第三」的組織路線。諸葛亮的接班人蔣琬、費禕、姜維，也都不是益州人士。非但如此，蜀漢政權還想方設法從益州豪強、士族身上榨取錢財，以支付龐大的軍費開支。又針對所謂「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的情況，制定許多有針對性的法律，來鎮壓他們的反抗。由此可見，益州士族實際上被底層化和邊緣化。他們政治上受排擠，經濟上受盤剝，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與蜀漢政權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對立面」。益州士族的利益既然與蜀漢政權的利益並不一致，甚至矛盾衝突，也就不可能像江東士族那樣保家衛國，只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袖手旁觀，冷嘲熱諷，甚至幸災樂禍，裡應外合。這個時候，蜀漢政權的領導人再優秀，再鞠躬盡瘁，再以身作則，都是沒有用的。利益，決定了益州士族的整體取向。　　第三，諸葛亮過高地估計了他政治理想的號召力。他不知道（也許真不知道，也許裝作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當年的曹魏，「興復漢室」也早就成為過時的口號。因為對於士族地主階級來說，實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東漢還好，他們為什麼還要「興復漢室」？反倒是堅持漢代制度的蜀漢，完全沒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會真正支持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國方略。他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來「解放」他們，以便實現他們的理想。我們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現在我們可以做一個小結了。魏、蜀、吳，在本質上都是「非士族政權」。因此，他們與士族階級都有矛盾，有衝突，有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曹魏放棄，孫吳妥協，蜀漢堅持。正因為堅持，所以蜀漢先亡。正因為放棄，所以曹魏也亡。正因為妥協，所以孫吳尚能苟延殘喘，卻也不得不亡。因為只有晉，到現在易中天《品三國》的脫銷才是完全徹底的士族地主階級政權。　　公元263年，魏滅蜀；公元265年，晉滅魏；公元280年，晉滅吳。中國歷史從此在全國範圍進入士族地主階級的時代，三國的歷史也就結束。至於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段歷史，那將是另外一個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