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地講，在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王朝的統治者，除了某一些喪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錢的人外，對百姓負擔還是很重視的，田賦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百分之五），或是十比一（百分之十），能收到五比一（百分之二十），就算是重稅了。 　　從這個數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論上，還是能夠過下去的。 　　不過很可惜，僅僅是理論上。 　　說起來是那麼回事，一操作起來就全亂套。 　　因為在實際執行中，各級官吏很快發現，能鑽空子撈錢的漏洞實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蘋果，他可以挑三揀四，拿起一個，說這個個頭小，算半個，那個有蟲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說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這還是輕的，最大的麻煩是徭役。因為田賦和人頭稅多少還能見到東西，縣太爺賴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說了，修河堤、給驛站當差、整修道路，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務，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麼誰來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務呢？——縣太爺。 　　這就是所謂的黃鼠狼看雞了，遇到良心好的，還能照實記載，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撈點好處，你要沒錢，他就大筆一揮——沒幹，有意見？這事我說了算，說你沒幹就沒幹，你能咋地？ 　　事實證明，在當時，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較好的人外，大多數朝廷官員還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鑽，有錢不撈，這個要求實在有點高。總之是一句話，玩你沒商量。 　　無數的老百姓就是這樣被玩殘的，朝廷沒有好處，全被地方包幹了。 　　此外，這一收稅制度還有很多麻煩，由於收上來的都是東西，且林林總總，花樣繁多，又不方便調用。 　　比如江浙收上來一大堆糧食，京城裡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聽說西北缺糧食，那就往那邊運吧？一算，糧價還不夠運輸費。那就別折騰了，放在糧倉里喂老鼠吧。 　　更頭疼的是，各地雖然上交了很多東西，除了糧食，還有各種土特產，中藥藥材等等，卻沒有多少銀兩，這些玩意放在京城裡又佔地方，還要倉管費，遇上打仗，你總不能讓當兵吃棉花，提幾兩藥材當軍餉吧。 　　而某些吃飽飯的大臣無聊之中，想了個餿主意，說既然有這麼多東西，閑著也是閑著，不如拿去給京城的官員們發工資，比如你是戶部正六品主事，按規定你該拿多少工資，但到發錢那天告訴你，國家現金不夠，我們現在只能發一部分錢和糧食給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過你放心，我們到市場上估算過，如果等價交換，拿這些棉花絕不吃虧。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幹到頭，就拿著這幾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麼？ 　　必須說明，這絕對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來，明代官員都是這麼領工資的，有時是糧食，有時是藥材，個別缺了大德的皇帝還給紙幣（胡亂印刷的不值錢），早上領工資，下去就去集貿市場兼職小商販叫賣的，也絕不在少數。 　　國家吃了虧，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間那幫龜孫了。 　　於是張居正決定，改變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經驗，推出了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內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頒布統一規定，全國稅收由實物稅變為貨幣稅，明白點說就是以後不收東西了，統一改收錢。 　　這是一個看上去很簡單的命令，卻有著絕不簡單的歷史意義。 　　因為從此以後，不管是田賦、徭役還是人頭稅，都有了統一的標準，不是當官的說了算，交上來真金白銀，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再任由官員忽悠。 　　當然了，根據官員必貪定律，張居正也給大家留下了後路，因為各種物品如糧食、水果、藥材、絲綢，都按照規定折算成銀兩上繳，而折算比率雖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況，適當照顧照顧，從中撈一筆，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於是皆大歡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銀子，老百姓也不用聽憑官員糊弄，貪也好，搶也好，說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過點。官員們好處少了，但也還過得不錯，就這麼著了。 　　所以事實證明，越複雜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難以執行，王安石就大體如此，一條鞭法雖然看似簡單，卻是最高智慧的結晶，正如那句老話所說： 　　把複雜的問題搞簡單，那是能耐。 　　張居正和他的一條鞭法就此名留青史，並長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沒動窩，雍正時期實行攤丁入畝，將人頭稅歸入田賦，才算化三為二（實際上一點都沒減，換了個說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後才正式廢除，而歷史最為悠久的田賦，也就是所謂的農業稅，前幾年也正式得以停徵。 　　社會主義好，這是個實在話。 　　張居正乾的第二件事情，其實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上書皇帝，當然了，其實就是上書給他自己，在這封自己給自己的信中，他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月有考，歲有稽，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 　　一個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誕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頭尾兩字——考成。 　　這就是張居正**的第二大舉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沒有被考成法整過，那就不正常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考成大致就相當於今天的考勤。 　　張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執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這群懶漢突然良心發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譚。 　　所以經過反覆思索，張大學士想出了這個絕妙的辦法。 　　張居正的辦法，就是記賬。比如一個知府，每年開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錄成冊，自己留一份，張居正那裡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對，如果發現哪件事情你沒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東西準備去縣城吧。 　　如果你到了縣城依然如此，對你的處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滾蛋為止。 　　該法令適用範圍近似於無窮大，從**六部到邊遠山區，如不照辦，一概都照章處理。 　　按照以往規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燒完之後該幹嘛就幹嘛，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以為咬牙挺一挺就過去了，可他們把牙咬碎，也沒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張居正這次是動真格的，真格到了有點噁心人的地步，比如萬曆三年（1576），有人反映，賦稅實在太難收，你說收十萬就十萬，遇到欠收你讓我去哪淘銀子？ 　　事實證明，張學士還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頒布規定，從今以後地方賦稅，只要收到一定數量，就算沒收全，也可以不處分。 　　但指標下來了，大家都高興不起來，因為這個「一定數量」是九成。 　　這明擺著是把大家涮著玩，我能收到九成，還用叫苦嗎？然而張先生用行動告訴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處不處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個當火鍋底料的，是山東的一群難兄難弟，運氣實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沒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賦稅收到了八成八，還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體降級。 　　於是從此以後，官員們一改往日作風認真幹活，兢兢業業，只求年底弄個考核合格，那就菩薩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當然了，考成法能夠實施，那還要靠張居正，要知道這位兄弟當年也是一路混過來的，朝廷里那些歪門邪道，貪污伎倆，他都清清楚楚，想當初他老人家撈錢的時候，下面這幫小年輕還在啃燒餅。如今最滑的老滑頭當權，誰敢跟他玩花樣。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內容，但並非全部內容，因為事實上，張居正相當狡猾，在那封信中，他還偷偷夾雜了一句極為重要的話，以實現他的個人目的，這句話很不起眼，卻是他死後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這事留到後面講，因為光榮事迹還沒說完。 　　在張居正的嚴厲督促下，官員們勤勤懇懇，努力工作，國家財政收入不斷上升，自正德以來走下坡路的明朝，又開始爬坡了。 　　內政蒸蒸日上的同時，明軍的實力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因為幾位猛人的存在。 　　戚繼光自然是頭把交椅，雖說他只是個總兵，職務比譚綸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裡都清楚，這個人的後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書，每次到薊州視察，對戚總兵都是客客氣氣的。 　　而事實也是如此，張居正對戚繼光實在是好得過了頭，下屬不聽話了，換！副手不聽話了，換！上司不聽話了，換！ 　　這麼一搞，就把戚繼光搞成了個無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對他尊敬有加，偏偏這位戚大哥還很會來事，每次京城有領§導來參觀，他都要親自作陪，請吃請喝請娛樂，完事還要送土特產，據說都是用車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誰惹？ 　　在戚繼光之前，十七年間，薊州總兵換了十個人，平均任期1。7年，沒辦法，這個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來轉悠，守這裡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運氣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責任，實在沒法呆。 　　但戚繼光就不同了，他到這裡之後，只打過幾個小仗，之後一直鎮守邊界十六年，竟然沒人敢來。 　　究其原因，還是他守得太好，剛到邊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廣修建烽火台，把城牆連成一片，形成了穩固的防禦體系，此外，他還大力發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桿槍。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還用個鴛鴦陣，現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騎兵每次來，還沒等挨著城牆，就被一陣亂槍掃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這麼個折騰法，蒙古人實在受不了，長此以往，大家就都不來了。 　　由於戚繼光這邊密不透風，蒙古部落就跑到遼東去混飯吃，希望有條生路。 　　可惜的是，鎮守遼東的，恰恰是李成梁，這位李總兵堪稱當時第一號橫人，他所管轄的地方，既不修城牆，也不搞火器，防務看似十分鬆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來，想搶一把，可是事實告訴他們，李總兵雖然不砌牆頭，卻擅長扔磚頭。 　　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為他喜歡進攻。 　　別人都怕騎兵，唯獨李成梁不怕，因為他是當時明朝最為優秀的騎兵將領，手下有一支精銳的騎兵，人稱「遼東鐵騎」。 　　這支部隊戰鬥力極強，在他鎮守期間，出戰三十餘次，戰無不勝，經常追著蒙古人到處跑，讓人聞風喪膽，是後來天下第一強軍「關寧鐵騎」的前身。 　　當然，這位兄台因為打仗太多，殺人太狠，也有點混，還惹了個大禍，這些都是後來的事情，到時再講。 　　薊州和遼東有這兩人守著，宣大那邊也不打了，大家正忙著做生意，沒有功夫打仗，於是困擾了明朝幾百年的邊界問題終於得以緩解。 　　國庫充裕，邊界安寧，大明王朝已經建立了兩百年，混到這時候竟然還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說是個奇蹟，而這一切的締造者，正是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