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下透明 讓咱們先把玄武湖擱在一旁，視線稍微放遠一點，看向公元前206年的咸陽。在這一年的十月，大秦首都咸陽出了一件小事。 不，我不是說鴻門宴，它是件大事，還沒發生。 這件小事與鴻門宴相比，毫不起眼，在史書里只有簡單的幾句話，閱讀時很容易一眼滑過去。但對風起雲湧的秦末亂局乃至後世來說，它卻有著極深刻的影響。 這一年，劉邦搶在其他諸侯之前殺入關中，兵臨咸陽。秦三世子嬰手捧玉璽出降，秦帝國徹底土崩瓦解。這群沛縣窮漢進入大秦國都之後，立刻被其繁華富庶迷花了眼，紛紛衝進各處府庫去搶金帛財寶。就連劉邦自己，也賴在秦宮裡不願意出來。這裡多美好啊，有精緻滑順的帷帳，有名貴的萌犬和駿馬，有淋琅滿目的寶物，還有不計其數的美女。 在這場狂歡中，只有一個人保持著無比的冷靜。他叫蕭何。 跟那些出身市井的同僚相比，這位前沛縣官員有著豐富的行政經驗，他知道，對這個新生政權而言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蕭何穿過興奮的人群和堆積如山的財貨，來到大秦丞相、御史專屬的檔案庫房。這裡門庭冷落，因為裡面沒有珠寶金玉，只有天下諸郡縣的戶口版籍、土地圖冊、律令等文書，沒人對這些寫滿枯燥數字的竹簡有興趣。 蕭何下令將這些資料進行清查、分類，然後一一打包好。 沒過多久，劉邦去鴻門參加了一次酒宴。回來以後，他一臉晦氣地吩咐諸將收拾行李，準備退出關中。緊接著，項羽大搖大擺地聞進咸陽，他趾高氣揚地告訴劉邦：「你去漢中當個漢王吧。」然後把三個秦軍降將章邯、董翳、司馬欣封在秦嶺北邊，牢牢地鎮在漢中與中原之間。 劉邦大怒，漢中又小又窮，道路險峻，再加上這麼三道枷鎖，明擺著不打算讓自己翻身啊！他心想，乾脆賭一把，帶兵去跟項羽拼一場算了。周勃、灌嬰、樊噲幾名部下輪番相勸不果，這時蕭何站了出來，問他：「去漢中稱王，跟死相比哪個慘？」劉邦說：「廢話，當然是死更慘。」蕭何說：「現在咱們跟項羽打，鐵定是百戰百敗，純屬作死；您何妨學學商湯和周武，先去漢中隱忍一陣再說。」 劉邦看著蕭何，覺得他話還沒說完。 隨即蕭何講出一段詳細規劃：「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估計劉邦聽完這話，肯定下意識地反問了一句：「憑什麼？」 你的戰略規劃聽著很棒，但具體怎麼落地？憑什麼「養其民」，憑什麼「收用巴、蜀」，又憑什麼定三秦、圖天下？ 蕭何微微一笑，就憑我從咸陽帶出來的那些戶籍檔案。 可不要小看這些其貌不揚的簡牘，它們蘊含的力量，比名將精兵更加可怕。 戶籍的雛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時就已經出現了，春秋時代亦有書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個完整體系的，是赳赳老秦。 【注釋】 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語出《書·多士》。西周初，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攝政，決定在洛邑建立新都，即後來的東都。但殷商遺民不願隨遷，周公便告誡他們，「你們殷人的祖先，是有冊書典籍的，記載著成湯革夏命的道理（如今周也革了殷的命）」。由此可知，殷商時期已經有了官方檔案冊典，惜尚未知其具體形式。我國有據可查的最早文字為甲骨文，《英國所藏甲骨集》說「貞登人乎涿」（在涿這個地方登記人口），可見，在殷商時期，已經有了嚴密的人口登記制度，登記造冊，以實行管理，成為後世統治者效法的榜樣。 自商鞅以來，秦國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綿密細緻而著稱，特別熱衷於大數據。《商君書》里列舉了國家興盛需要掌握的十三類數據：官營糧倉、金庫、壯年男子、女子、老人、兒童、官吏、土、縱橫家、商人、馬匹、牛，以及牲口草料。其中對於百姓數據的搜集，必須倚重戶籍的建設與管理。 到了秦始皇時代，郡縣制推行於全國。從一郡、一縣到一鄉、一里乃至每一戶，官府都有詳盡記錄。你家裡幾口人，年紀多大，什麼戶籍類別，多高的爵位，何年何地遷來，何年傅籍，養幾匹馬、幾頭牛，耕種的地在哪兒、多大，種的什麼作物，稅要交多少，等等，記錄得清清楚楚。 而且相關檔案每年還要進行更新，由專門的上計人員送到咸陽留存，以便中央隨時掌握地方情況。這套制度，在秦始皇時期一直保持著高效運轉，到了秦二世時期，各地官府出於慣性也一直在執行。蕭何在官府里當過主吏掾，對這些東西再熟悉不過。 【注釋】 主吏掾：秦朝縣令的屬吏，漢朝改為功曹，主管衙署內所有吏員，有考核、裁汰之大權，故有主吏之稱。掾，原為佐助之意，後為副官或官署屬員的通稱。蕭何曾任秦沛縣（今徐州沛縣）主更掾，能經常接觸各種不同的業績數據，每種數據幹什麼用的，各種數據背後是什麼情況，他都一清二楚。 當蕭何把它們獻給劉邦時，一瞬間，整個天下都變得透明。 無論是南海郡的柘漿種植面積、成都的蜀錦產量，還是琅玡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壯丁總數，翻闖一下，一目了然。想知道整個河東地區的牲畜總數？想看看關中有多少鐵匠作坊？翻閱一下，探囊取物。 劉邦手持竹卷，足不出漢中，便可以閱盡天下虛實。 如《里耶秦簡》編號K17，一家人的姓名、排行、關係非常清晰。 表四·2《里耶秦簡》編號K17簡表 對於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這實在太重要了。 知道了壯丁數量，可以算出能動員的士兵和民夫；了解了牲畜多寡，可以合理分配運力；查閱了作物產量，便對糧草的徵發心中有數；掌握了地形圖冊，也就明確了對該地區的用兵方略。哪個郡有鐵礦，可以冶煉軍器；哪個縣有草藥，可以平伏疫病；哪個鄉可以提供獸筋膏脂，多長時間送到哪裡，道路狀況如何…..種種信息，都隱藏在這一片片簡牘之中。 要知道，戰爭的勝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後勤表現。後勤最重視的並非武勇，而是精準統籌。精準統籌的前提，則是翔實豐富的數據。可以這麼說，在戰略層面的對局中，拼的不再是韜略，而是資源利用率。誰的數據掌握更精準、誰的物資調配更有效率，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即所謂「大勢」。 蕭何從咸陽運走的簡牘檔案，正是戰略對決中必不可少的。 劉邦偶爾犯渾，但大事上絕不糊塗。他立刻領悟到這些簡牘蘊藏的威力，心下大定。《漢書》記載，他聽完蕭何的勸說後，就回了一個字：「善。」幾百年後，劉備聽完諸葛亮的《中對》，也只回了同樣一個字，他的內心，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 劉邦不再執著於跟項羽爭霸，收拾行李高高興興出發了。抵達漢中之後，他拜蕭何為丞相，主抓內政，坐鎮後方。沒過幾年，劉邦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揭開了楚漢相爭的序幕。 在漫長的中原爭霸期間，項羽就像是一尊浮在空中的無敵戰神，每一次揮動武器，都把劉邦 都把劉邦伸過來的 藤蔓砸得粉碎。可這些藤蔓的根部緊緊吸附於大地，源源不斷地從土壤里榨取營養，一次又一次重新生長，伸展，糾纏，韌勁十足。 慢慢地，戰神開始疲憊，藤蔓的數量卻有增無減。它們被打斷了無數次，可總能捲土重來。戰神想落在地上喘息片刻，卻驚訝地發現早已無立足之地，四面八方都被藤蔓密密麻麻地爬滿…..接下來的故事，人人皆知。 如果說那些名將是藤蔓的枝，那麼蕭何就是藤蔓的根。 「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這是劉邦給蕭何做的工作總結。這些工作沒有衝鋒陷陣那麼華麗激烈，也沒有運籌帷幄那麼驚艷燒腦，只是無休止地和數字搏鬥的瑣碎。它沒法保證漢軍在戰場之上連戰連捷，但可以讓漢軍在戰場之外始終不敗。 【注釋】 據《華陽國志》所載，劉邦「自漢中出三秦伐楚」之時，「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蕭何這位同志不僅負責了信息搜集工作，還擼起袖子把收稅、後勤的活都給幹了，打仗的錢也都是他弄來的。所以最後，劉邦說他是首功之臣。 於是項羽百勝而後一敗，劉邦百敗而後一勝，江山遂告易手。 劉邦對這一切，看得非常透徹。他稱帝之後，論功行賞，把負責後勤工作的蕭何排在了首功。 若沒有蕭何當初從咸陽果斷運出的那一大批無人問津的檔案，這種奇蹟般的運營效率簡直無法想像。善戰者無赫赫之功，這些不顯山不露水的戶口版籍，才是真正的第一功臣。司馬遷為蕭何這個行為做了總結：「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當然，這些咸陽老檔也並非萬能。 秦末戰亂時間太長，以致中原凋敝不堪。劉邦在自己下的詔書里承認：「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這個「名數」，顏師古解釋說是「戶籍」。「不書名數」，是說老百姓都跑光了，戶籍管理體系已然崩潰。 【注釋】 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語出《漢書·高帝紀》。古之為盜者，多保據山澤，佔山為王，漢儒賈山曾言，秦「群盜滿山」。漢高祖劉邦十分清楚，之前戰亂年代，百姓多離家逃難，聚集在山澤之間，沒有戶籍，不受管控。據《漢書·嚴安傳》所載，秦朝末年，連年戰亂導致人力缺乏，真的是把女人當男人使，把男人當牛馬使。死個把男人不要緊，我們還有女人呢！運輸隊裡面都是女的。又據《漢書·食貨志》所載，經過戰亂。許多大城名都的在籍人口，只有原來的十分之二三。不但普通百姓的生活沒有保障，天子的日用也無法滿足，出趟門連四匹純色的馬都湊不齊！ 咸陽老檔可以提供一些歷史數據以為參考，卻沒辦法繼續更新數據。但不更新又不行。 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維持一個國家，比佔領一個國家更難。 新生的漢家王朝想要延續下去，得先搞清楚人口數量，把流民趕回到田地里去，固定稅基；有了稅賦徭役，政權機器才能運轉，實行有效統治。想做到這些，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戶籍制度和配套法律是絕對不行的。 這個難題，劉邦自然而然地交給蕭何去解決。 漢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蕭何便迫不及待地動手進行了一次全國人口大普查，「初為算賦」，然後以此為基礎，搞出了一套叫作《九章律》的法典。 這個法典是以秦六法為基礎，在《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之外，又補充了《律》《興律》《律》三部法律。這其中的《戶律》，正是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架構出的一套戶箱制度。 【注釋】 《戶律》裡面規定，每個人都必須自覺上報自己的年齡。如果歲數太小，又沒有父母或其他監護人，那麼就要當地的官員估個數，替他上報。如果報年齡的時候，虛報達到三歲以上，就要罰錢。制定這條法律，是因為經驗豐富的蕭何事先就考慮到，有些人會虛報自己的年齡，不願意被登記為「丁」，以逃避賦稅和徭役。後來，曹參繼承了蕭何的職位，就隨便混混日子，天天喝個小酒什麼的。人家問曹參你幹活怎麼這麼不積極明？曹參說蕭何制定的規矩太好了，我還要費什麼腦子呢？後來這成了一個成語，叫「蕭規曹隨」。 這套體系展開來說，是個非常大的話題。簡單來講，漢戶律「計家為戶，計人為口」，以一戶作為基本單位。戶籍要開列戶主以及家庭成員的箱貫、爵位、年齡、性別、相貌膚色、健康狀況等。還要對家庭財產進行登記，一戶有多少田畝、多少奴婢、多少牲畜，一一寫明。 該戶的賦役數額和戶口級別，皆據此而定。 每年八月，老百姓還要向當地官府主動申報戶口變動情況，謂之「案比」。每隔三年，各級官府就要把手中的人口數量、年齡、墾田、稅收、官吏數量做一個統計，鄉里交縣裡，縣裡交郡國，最終匯總成「計簿」，再派專人遞交中樞。 中央這邊接到「計簿」，由御史先審核一輪，確認數字沒問題，再提交給丞相。有了這些數據，朝廷可以保證稅收，也可以藉此控制民眾流轉，進一步增強中央集權。 這都是秦法搭建起來的運作框架，由漢律來落地實行。 確定了田地數量，稅賦就有了出處；確定了人口數量，徭役就有了來源。這兩樣掌握住，政權就穩了。用《大學》里的話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這套體系不光讓西漢渡過了初期的難關，逐步走向強盛，還深刻地影響到了後世。 自漢以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每一個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獨特的戶籍管理體系。比如東晉分本土黃籍和僑民白籍；唐分天下戶口為九等，三年一團貌；宋代分有常產主戶和無常產的客戶，又分坊郭（城市）戶和鄉村戶，等等。但萬變不離其宗，無論細節如何變遷，其運作的基本邏輯，始終不曾偏離蕭何的《律》精神，總結下來就八個字—收稅有據，束民有方。 【注釋】 東晉的戶籍制度：西晉因著八王之亂、永嘉之禍而亡國，琅玡王司馬睿在南渡過江的中原士族與江南士族的擁護下稱帝，國號仍然為晉，史稱東晉。東晉政權偏安江南，中原之地陷入被胡人分裂的混戰之中。北方世家大族、百姓紛紛渡江南遷，稱為僑人，散居在僑立的郡縣中。據《隋書·食貨志》所載，本來戶籍無黃、白之別，皆是黃籍，但南渡而來的僑人被允許攜帶其北方原來的籍貫，故產生了白籍。持白籍者可以不向官府納稅服役。僑人越來越多，必然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負擔，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造成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故出現了旨在把僑人變為南方土著人戶的土斷，努力恢復戶籍無黃、白之分的舊狀，擴大徵稅、服役人群。 唐代的戶籍制度：據《舊唐書·食貨志》所載，唐高祖年間，凡天下戶口，量其資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編造一次。編造戶籍時，地方官吏必須親自檢閱人丁的形貌，將結果記錄在冊。因各地常集合五黨或三黨為一團進行，故稱為團貌。團貌要耗費相當可觀的人力，所以，在戶籍編製正常的情況下，貌閱的重點對象為與賦稅制度密切相關的五個年齡段的男子，以及可以免除賦役的三種不同程度的殘疾人。 宋代的戶籍制度：宋代戶籍有主戶、客戶之分。主戶，又稱稅戶，指有田產、稅錢或家業錢的民戶，根據地域、田產的不同，分為五等，使之在負擔差役、雜稅等方面有所區別。上戶承擔重難差役，中下戶承擔較輕的差役。客戶，也稱佃客，指沒有土地、常居主人之家、為人佣耕的佃農。官府出於徵發勞役的需要，將客戶也登記在冊。坊郭戶和鄉村戶大約始於宋朝初年，其實就是城鎮戶口和鄉村戶口。兩種人交的稅不一樣，城鎮戶口又有錢的，就要交更多稅。不管是城鎮戶口還是鄉村戶口，都有主戶和客戶之分。主戶是城市裡的有房一族，客戶則是租人家房子、店面的那些人。 一個政權掌握的戶籍數據越詳細，天下就越透明，統治也越穩定。 因此我們會看到，歷代王朝肇造，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永遠是統計天下，修造版籍。這事搞不定，啥也幹不了。 不過建戶籍這事吧，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 戶籍檔案有一定的繼承性。如果你前頭趕上一個靠譜政權，規則設計完備，資料保存完整，能省不少事。比如劉邦，有現成的秦法可以參考，又有蕭何保留下來的秦檔，很快便能進入狀態；司馬炎運氣更好，魏、蜀、吳三國皆襲用漢制，三分歸晉之後，三家戶檔可以直接合併；大唐之前，有隋朝幫它「大索貌閱」，收拾流民和隱藏戶口：大宋之前，後周已把基層建設得差不多了，趙匡胤黃袍加身，照單全收便是。 跟這些幸運兒相比，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可就沒那麼好的運氣了。因為他要面對的，是奇葩前任留下來的一個大爛攤子。 元代是一個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戶籍體系叫作「諸色戶計」，以繁複而著稱。有按職業分的，如軍戶、民戶、匠戶、鹽戶、窯戶、儒戶、打捕戶、樂戶、織戶、採珠等等；有按貢賦內容分的，如姜戶、藤花戶、葡萄戶；有按照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宗教信仰分的；還有為了服務於貴族而設立的投下戶、怯憐口戶；再往下細分，還能分成草原兀魯思封戶、五戶絲食邑戶、投下私屬戶、投下種田戶等等；甚至還會細分到負責侍奉貴族老年生活的養老戶，負責供養皇親國戚的江南鈔戶，給公主和王妃當嫁妝的從嫁民戶，隸屬於寺院的永業戶；等等。 順便一說，同一類戶籍下面，還按財產數量分為九個級別。 圖四·2某站戶同時向不同部門交稅示意圖 再順便一提，不同類別的戶籍，歸屬不同的管理機構，沒有統一的協調機制。比如探馬赤軍戶歸奧魯官管理，匠戶歸戶部管理，僧道戶歸宣政院管理，投下戶則是不同的宗王貴戚私有之物，江南鈔戶名義上歸戶部管，稅收卻要上交諸王與駙馬們。 在沒發明電腦的年代，想把如此錯綜複雜的戶籍體系理清楚，就是一百個耶律楚材也沒辦法！忽必烈在中統元年（1260年）曾經試看搶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可這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讓他這次「閱實天下」的目的沒有實現，反而弄得更亂了。 跟繁複的戶籍體系相對應的，元代的戶籍管理也極其簡單粗暴。 馬可·波羅在遊記第二卷里，講過一段他在杭州的見聞：「每家的父親或家長必須將全家人的名字，不論男女，都寫好貼在門口，馬匹的數目也一樣要載明。如有人死亡或離開住所，就將他們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單上。」 雖然他是以讚賞的口氣來描述的，但讓秦漢唐宋的戶籍官吏看到這個場面，能吐出一口血：這管事的得多懶多糙，才會這麼干啊！ 這還是在一線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像了。所以元代的戶籍管理，其實算得上放養。 如此破爛粗放的一部機器，一直磕磕碰碰地運轉了百年。元末戰亂一起，它便徹底趴窩崩潰。用史書上的話說就是：「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准。」 【注釋】 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准：據明史·食貨志》所載，元朝末年時局動蕩，多死傷禍亂之事，官方的戶籍和田畝賬冊多有亡佚，賦稅徵收沒有根據。據明實錄》所載，直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的最後一天，朝廷才統計出全國人口的數字。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來接盤的朱元璋，可發了愁。他望著那一堆冒著狼煙的機器殘骸，蹲在地上嘆了口氣：這飯啊，夾生了。 元代戶籍實在太亂，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盤繼承；可徹底拋開另起爐灶，難度也極大。廢棄不是，繼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對這個複雜局面，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試探著來。 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他在南直隸諸府和江西三府搞過一個叫作「均工夫」的試點制度。規則很簡單，按田地數量征賦役：每一頃地，出一個壯丁，農閑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夠一頃，可以幾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錢雇佃農去服役。 這是一個無奈的折中做法。因為那時老百姓跑得到處都是，沒有戶籍來制約。官府幹脆不按人頭徵稅，而是把賦稅折到田裡。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總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還發布詔書說：「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令官司送納。」這是在向民間徵集散落的元代戶籍殘本。緊接著，第二年，朱元璋又宣布：「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 【注釋】 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令官司送納：戶籍賬冊還是有根有據為好，朕已下令總兵官注意徵收元時戶籍殘本，或者它們已經失散於軍、民之間，如果能找到的話，允許地方官府送交上來。 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每個人的戶籍必須以原先的戶籍為準，不得擅自改變。萬曆年間，《大明會典》重申，所有軍人、農民、驛站工作人員、鹽場工人、醫生、天文星象觀察者、工匠、樂工，都不可以擅自轉行。如果偷偷改變戶籍記載的職業，想換輕鬆工作的，抓住你就要打八十杖。 你在元代是什麼戶籍，現在還是什麼戶籍，別自己亂改。在新戶籍建起來之前，權且用舊戶籍管著，先把人攏住了再說。 無論是「均工夫」還是「原報抄籍」，都只能臨時救個急。真正想讓大明長治久安，還得儘快把新的戶籍體系建起來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葉伯巨，他把這個道理說得特別直白：「夫有戶口而後田野辟，田野辟而後賦稅增。」 為此朱元璋輾轉反側，到處開會調研，最後還真讓他尋到一個辦法。 寧國府有個叫陳灌的知府，在當地搞了一個戶帖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覺得這個建戶籍的法子特別好，又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完全可以作為樣本在全國推行。他決定拿來先用用看。 時間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對大明來說是個特別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朝廷相繼出台了各種政策，重修了官員殿陛禮法，制定了王府官制、五等勛爵，明確了明代科舉的框架。一個新生政權，正緩緩走上正軌。 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頒布了一道聖旨，鄭重宣布戶帖制在全國推廣上線。 「戶帖」這個詞不是明代原創的，它最早見於南齊，在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時常可見，是一種催稅到戶的術語。不過在明代，這個「戶帖」的內涵卻變得很不一樣。 不光內涵不一樣，連口氣都變了。 朱元璋的這道聖旨，在中國的皇家文件里極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聖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見之後，都會交給專家潤色一番，使之駢四儷六、辭藻雅馴，看起來高端大氣上檔次。而朱元璋的這份「戶帖諭」，卻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諭」。 聖旨是這麼說的：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戶口不明白俚（哩）。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薄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做（作）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們）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做（作）軍。欽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聖旨寫得近乎純大白話，讀起來特別寒磣。 這個文風，其實不是朱元璋首創，乃是脫胎於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發布命令多用蒙語，會有專門的譯員逐字逐句直翻成漢文，再交給文學之士進行文言修飾。有時候事起倉促，省略最後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種特別生硬的口語話文牘—硬譯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時候，詔書就是這種風格：「（我）從若眾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眾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統臨戎錄》，裡面用硬譯體記錄了大量蒙古人的對話，特別有趣。說回正題。 朱元璋為啥要用這麼奇怪的白話文？不是因為朝中無人，而是因為他受夠了那些文縐縐的套話空話。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給朱元璋上奏疏，前後一萬七千字。朱元璋讓人念，一直念到六千多字，還沒進入正題。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過來痛罵一頓。這位皇帝態度倒真認真，罵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著念，念到一萬六千五百字，才聽見乾貨。 茹太素用最後五百字說了五件事，件件見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說：「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之忠矣。嗚呼！為臣之不易，至斯而見。」 後來朱元璋為了防止忠臣被誤傷，特意把公文要求寫在《大明律》里：「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每事各開前件，不許虛飾繁文。」 在國家級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話，也算朱元璋身體力行做的一個表率。 回過頭來繼續看朱元璋這份聖旨，拋開文風不說，它的內容相當務實。裡面沒任何虛頭巴腦的廢話，條分縷析，每一句都是乾貨，把戶帖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麼，戶帖制到底是幹什麼的？怎麼運作？咱們不妨把整個執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圖四·3「戶帖制」執行流程示意圖 第一步，當然是皇帝下發一道大白話聖旨到戶部，給政策定下基調。第二步，戶部根據文件精神，設計出標準戶籍格式尺寸，叫作戶帖式。 戶部規定：「戶帖」的用紙長一尺三寸，寬一尺二寸，邊緣還綴有一國花卉裝飾。這個尺寸，可不是隨便定的。 早在晉代，朝廷製作戶籍時已有規定，要求用一尺三寸札。因為當時沒有線裝書，而是捲軸裝。紙與紙之間左右相連，形成一條長幅，因此寬度不限，只需要規定長度即可。 到了明代，裝幀方式已和現代無異，頁頁相疊，因此需要把長、寬都規定出來。將長度定為「一尺三寸」，也算是一種從古。 看完尺寸，咱們再來看正文格式部分。 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塊。在最右邊，印製洪武皇帝剛才那段白話聖旨，前面添加一句「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字樣。一來申明此乃皇命；二來警告百姓要如實申報，否則要充軍；三來提醒經手官員，如果他們違法徇私，也要處斬。 中間部分，是戶帖主要內容，要寫明該戶的鄉貫、男子丁口、女子口、名歲、與戶主關係、戶種、事產、住址等信息。 最左邊，是留給官員簽字之用。朱元璋對這次推行極為重視，要求每一級都要有經手官員的籤押，以便追溯責任。所以每一份戶帖的簽字，都是從戶部尚書鄧德開始簽起，接著是副手左侍郎程進誠—當然，這兩位的籤押都是提前印製好的，否則他們也甭干別的事了；隨著戶帖一級級下發，會有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依次簽在後頭。 這是中央部門簽發部分。在戶帖背後沿邊還留有空白，以便地方執行官員簽下花押：從知縣、縣丞、司吏、典更到書手、里保，一個都不能少。 調閱任何一份戶帖，都能查到從中樞到執行小吏這一整條文件流轉的路線。哪一環節出問題了，抓起責任人來十分方便。 每一份戶帖，都要一式兩聯。首一聯叫作籍聯，次一聯叫作戶聯。前者交給官府留底，後者給百姓家裡留底。在籍、戶二聯之間的騎縫處，要印有字型大小以作為堪合之用，還要蓋上一個戶部騎縫章，每聯恰好各留半個印。這樣一來，官、民各有一份，最大程度防止偽造。 從一份戶帖式上的設計可以看出，大明朝廷著實下了一番苦心。逐級簽字，騎縫用印、編號堪合，箱戶二聯，儘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僅此一點，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裡去了。 第三步，戶部把設計好的戶帖式下發給官辦印坊，依照樣本批量印製，然後分發到各地州縣，並規定了繳還時間。 第四步，各地州縣接到空白戶帖之後，必須由正印官員擔任提調官—這個提調，是臨時差遭頭銜，和後來負責教育的行政職務不一樣。他的工作是張貼文告，曉諭百姓，讓他們早做準備，還要對屬下官吏進行培訓。 接下來，提調官成立工作小組，親自坐鎮監督，下級官吏帶著空白戶帖，分赴各地基層去執行落地。第五步，衙門小吏和當地里正逐家去敲門送帖。百姓大多不識字，需要口頭申報，小吏當場填寫資料，並由熟悉內情的里正審核、作保。三方確認無誤，小吏會撕下其中的箱聯部分，帶回衙門，與其他籍聯匯總；剩下的戶聯部分，交還百姓自家留底，叫作戶帖。 這個制度之所以叫戶帖制，就是從戶聯這兒來的。 第六步，所有填好的籍聯，在衙門匯總統計，要算明戶口、人口、丁口、田產幾項數字的總額，連同原始資料一起遞交給上級，自己複製一份留底。這麼一層一層磨算，逐級匯總到戶部。戶部呈遞到朱元璋手裡的，就是一份全國總戶口、總人口、總適齡壯丁以及總耕種田畝數的概算報告。 有了這個東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便不存任何秘密了，透明可見。他可以隨時看到一個地區的總數據，如果願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戶的情況。 但你們以為這就完了嗎？ 老朱對官僚一向不大放心，總怕有人從中舞弊徇私。他對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間隱瞞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於白乾。 因此他特意設計了一個制約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動員了一大批軍隊系統的文書人員，分散到各地去審核抽查，術語叫作「駁查」。用聖旨里的話說就是：「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 這些大頭兵和地方不是一個系統，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如果軍隊駁查出戶帖數字與實情不符，哪一級出了問題，就要哪一級官員的腦袋。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隱瞞，那就發配去充軍。 第八步，軍隊駁查完畢，也提交一份報告給皇帝，和戶部報告並讀。大功告成。說了這麼多，那麼這個戶帖到底什麼樣子？ 讓我們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戶帖實物，看看都填寫了什麼吧。 從圖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側，是朱元璋的大白話聖旨，佔了將近一半的紙幅。在聖旨結尾還有一行字：「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堪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 這是在宣讀戶主的權利和義務，提醒他有權收到一份戶籍副本，上面還有一半官印可以驗證真偽。 圖四·4戶帖實物圖（出自崇禎《嘉興縣誌》） 聖旨之後進入正文： 一戶，林榮一。 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計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歲；不成丁一口，男阿壽，年五歲。婦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歲；女阿換，年十二歲；次女阿周，年八歲。事產：屋，一間一披；田，自巳民田地，六畝三分五毫。 從這些信息可以看出，這是個典型的小自耕農家庭，一家五口，一間房子幾畝田地，勉強糊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興府下轄的某一個鄉村裡。 再往左邊看，是兩行字：「右戶帖付民戶林榮一收執，准此。洪武四年月日」。說明這份文件是戶聯，給戶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邊，有一排殘字，只余左半邊：「加字壹佰玖拾號」。這個是騎縫字型大小，另外一半字在箱聯上面，已被扯去交官。萬一起了糾紛，官府就會調來籍聯和戶聯對比，騎縫字型大小能對齊，說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還有負責官員的花押，一共有六個。不過具體是哪些官員的手筆，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還能看到一個「部」字。另外一個字是「戶」，留在了籍聯上。具體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聯捲起來，讓「戶」字和下一聯的「部」字恰好平齊，蓋上騎縫大印。如此操作，兩聯各留一半鈐記，功能和字型大小一樣，還兼具認證功能。 這樣一來，官府和民眾各執一份。不光官府可以用它來管理，民眾若碰到家產糾紛，也可以以此為證據，去調官府的原始記錄，最大限度地杜絕了偽造、篡改的情況。 這份戶帖，可以說設計得相當同詳了。 不過細心的朋友可能會覺察到，這個戶帖里有兩個不太容易發現但事關政策成敗的小問題。大家不妨停在這裡，想上五分鐘，再繼續讀下去。 戶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麼？是徵收賦稅。而中國古代的賦稅依據除了人丁之外，還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這個說法還不夠準確。 稅賦依據，不只要看田地多寡，還要看田地質量。 河邊的田地和山坡上的鹽鹼地，即使面積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樣，產出大不相同；麥田和桑田，即使面積相同，收稅種類也要有區別。如果不加區別，只以面積來收稅，小則造成紛擾，大則激起民變。 早在春秋時代，楚國令尹子木整頓田制時，就注意到要考慮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賦」。王安石變法時，有一項方田均稅法，將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稅負各不相同，多佔良田者多繳，少佔貧田者少繳。 將田地分級，是土地管理實踐中的重要一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稅賦公平，減輕貧民負擔。 可在剛才那份戶帖里我們可以看到，林榮一家裡那六畝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簡單地登記成「自已民田地」。這塊土地種的什麼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戶帖里一概沒寫，甚至連所在位置和形狀都沒提。這讓朝廷以後怎麼收稅？ 也許會有人指出：土地資料都是單獨編成魚鱗圖冊，你在戶帖里當然看不到。 圖四·5《明萬曆九年歙縣十五都八圖丈量魚鱗清冊》（藏於徽州稅文化博物館） 魚鱗圖冊是一種土地登記簿，裡面會將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標明，繪成圖形。一片一片的地圖狀如魚鱗，故而得名。它始見於宋代婺州，在元代開始流行於兩浙經濟發達地區，是國家釐定稅賦的重要參考。 但問題是，朝廷開始大規模修造魚鱗圖冊，是洪武十四年之後的事。在洪武三年、洪武四年推廣戶帖的過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圖。 這太奇怪了，元末的狀況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賦無准」，說明戶籍和田籍都散失了。朱元璋既然已經搞了全國人口大普查，為什麼不摟草打兔子，順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幹嗎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後才做？ 其實，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務實穩重之處。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嗎？想！他做夢都想。 拜元末弊政所賜，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攤爛賬，基層瞞報土地的情況十分嚴重。像湯和、李善長這種級別的功臣，都曾因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過申斥，可想而知當時的風氣。 隱田藏匿得多，稅賦就交得少。稅賦交得少，新生的大明政權就要出問題。朱元璋當然希望儘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早在洪武元年，他已動過清查土地的心思，要求戶部「核實天下土田」。 但具體到執行層面，從皇帝到戶部尚書都在發愁。太缺人才了。 清點人口比較簡單，執行人員懂得加減乘除就夠了；清丈田地卻是一個高難度的技術活，因為田地不可能全是規整的方形，經常會有圭、邪、箕、圓、宛、弧之類的田地形狀，執行人員得精通方田之術，才能精確測量出面積。 何況它還是個情商活。地方上的勢力盤根錯節，互相包庇，執行人得足夠精明，才能從狡黠的地方豪強嘴裡挖出隱田來。 國初百廢待興，朱元璋手裡暫時還沒有那麼多人才儲備。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麼程度呢？有一次，朝廷決定要整頓浙西的土地，勉強湊了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核田，這還是因為浙西是賦稅重鎮的緣故。至於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只能「分遭監生並秀才丈勘北方田地」，瞧瞧，連國子學的人都抽調出去了。至於其他地區，中央連使者都派不過去，只能發一紙聖旨，讓各個地方自行「擇邑從事之賢者」「新具圖籍」。 上頭的窘境，各地都看在眼裡。好，你顧不過來，那我就慢慢拖唄。比如蘇州府，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務，他們交齊全府魚鱗圖冊的時間，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 即使是派了督查員的浙西地區，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難重重。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麼多田地，利益關係牽涉極深。當年元廷屢次想在這裡清丈土地，結果「緣以為厲民，至有竊弄兵戈子草間者，上下憂之，遂不克竟」，愣是被當地人給攪黃了。後來官府和當地豪強達成一個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冊籍，準不準另說，我不深究你隱報的土地，各自賣個面子，相安無事。 這麼個複雜的地方，朝廷卻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連個水花都瞧不見。 史書上記載周鑄他們事情辦得還不錯，說「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帳（賬）不欺」。還有湊趣文人寫了首詩：「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籍，四海均田喜有圖。」 【】 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帳（賬）不欺：語出名土楊維楨《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成教授，即前濟寧郡教授成彥明，此次與周鑄同行，前往浙西核田。當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歡這些督查員，覺得他們辦事清明、果斷，丈量田地時很有規範，編繪的魚鱗圖冊也十分準確，與實際田畝相符。 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籍，四海均田喜有圖：此乃楊維楨采民謠整理成詩，名為《送經理官黃侯還京序》，黃侯，乃黃萬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楊維楨為元末明初之人，詩中洋溢著對新朝治土有方、編繪出魚鱗圖冊的欣喜之情。大明天子龍飛九五之尊，定下南北兩都，山川草木都恢復了生機；三吳本是難以實地考察、丈量之地，田由難有籍冊，如今，經過這次大規模測量，四海之田畝都能有圖有據啦！ 至於實際效果嘛，周鑄有一個同行者叫成彥明，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記錄：他負責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圖。一個人要兼顧這麼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麼可能靠譜。 尺有準＂云云，無非是跟當地達成某種默契罷了。你自己報上來，我給你寫下來，大家都別深可見「竿尺有準」云云，無 究。 這還是在大明統治的核心地帶，至於外圍各地，更是鞭長莫及。 事實上，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形勢上，洪武初年的朝廷沒法徹底清丈全國土地，更別說給土地分級了。對此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里特意強調過：「國初定賦，初但據一時一地之荒熟起科，未嘗有所厚薄於其間。」 當然，朱元璋手裡還有軍隊，如果要強行清田，也未嘗不能。但一村一縣可以鎮壓，總不能每村每縣都要靠暴力解決。天下初定，民心未附，這麼硬搞，必然激起大面積變亂。 作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朱元璋表現出了相當大的彈性：既然做不成，就先退一步唄。退一步，海闊天空。退一步，十年不晚。 所以在洪武三年開始的戶帖大登記中，他決定只專心普查人口，不去碰「清田」這根高壓線。只讓百姓把手裡的田地面積寫清楚，官府做個賬面統計，就得了。 可是不清丈土地，又怎麼知道它們的面積和產出呢？就算讓百姓自行申報，也得有個參考吧？ 朝廷用了一個巧妙的民間土法來估算。這法子原來在金華地區盛行，以產量來估田畝。割麥子的時候，三捻為一把，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為一石。每六十束稻草，則為一擔谷。拿這個經驗公式推算，肥田每畝收谷四擔，瘠田兩擔，可以從產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積。 這個經驗公式適用於江南地區，北方物候不同，演算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說有一個姓王的秀才在山東諸城推行的叫折畝法：具體做法是設定一個基準單位，叫作稅畝，好地一畝頂一稅畝，次一點的地，兩畝頂一稅畝，再次的地，三畝才折一畝。通過這種做法，盡量讓稅賦公平一點。後來到了明中後期，折畝法被發揚光大，通行全國，不過那就是後話了。 無論是金華的經驗公式，還是諸城的折畝法，都是折中之舉。朝廷無法核田，又要保證稅收正常運作，只好採取這種粗疏的權宜之計。 朱元璋退的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觸情緒會減輕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戶帖給推行下去。他甚至還主動下詔，鼓勵墾荒，說新開發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聽，好啊！舊田地官府現在不追究，新田地還不用徵稅，那還不多干點？元末拋荒的大量田地，在這個時期被重新墾殖，生產力迅速恢復。 至於戶帖，官府說什麼咱能填什麼，反正是免費的。 老百姓覺得自己佔了大便宜，卻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計更長遠。 他們不明白，戶帖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錮在原地。只要人鎖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還不是一句話的事？他們現在開墾的隱田越多，未來朝廷可以徵稅的田地就越多。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旨宣布：「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政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聽起來不錯，從洪武十三年開始墾荒的土地可以不用交稅。但再仔細一想，不對明，很多人從洪武四年開始就開墾土地了，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三年期間的新田，可就這麼被國家算進賦稅了。 緩行一步的好處還不止於此。 經過戶帖推廣這一場全國大普查的洗禮，朱元璋鍛鍊出了一大批精通計算又深諳基層內情的官吏。他們具備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豐富的地方行政經驗，技術層面不存在障礙。 朱元璋這一招以退為進，既緩解了基層情緒，又推行了政策，還鍛煉了隊伍，為以後埋下伏筆，可謂前後勾連，一舉數得。這般手段，真是面面俱到。 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戶帖推行十周年，國家捲土重來，百姓們驚訝地發現，他們身負戶帖之枷，面對虎狼之吏，已經沒辦法像洪武元年那樣再玩小動作了。 真應了那句話，稅收可能會遲到，但從不缺席。咱們再說回那份戶帖里的第二個問題。 林榮一的家庭地址，是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注意這個「民」字，指的是林榮一全家的戶籍類型，是「民戶」。在其他幾份流傳下來的戶帖里，我們還能看到「軍戶」「匠戶」等分類。 等一等，匠戶、軍戶那些亂七八糟的，不是元代的職業戶制嗎？大明洪武二年確實搞過一個「原報抄籍」，但那不過是維穩的權宜之計，怎麼洪武四年的新戶籍里，還有這種鬼東西？ 元代的這個職業戶制，是一種歷史大倒退。本來在宋代，因為經濟發展迅猛，戶口設計趨向於寬鬆流動。比如「客戶」是沒有常產的戶籍，但如果一個佃農賺到錢買了田產，就可以「復造」戶籍，從「客戶」轉為有常產的「主戶」。 元代可不敢這麼干，統治者最擔心的是統治被顛覆，所以他們設計戶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限制得越緊越好。職業戶制下的民眾，世世代代只能從事一種職業，不可變易。 放若宋的好東西不學，幹嗎學壞的？ 朱元璋選擇保留元代的職業戶制，原因很複雜。 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舊職業戶出身，牽涉複雜，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態。貿然廢除職業戶，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明初百廢待興，朱元璋不想在這個上面節外生枝。所以他在洪武二年，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舊檔，申明效力，讓職業戶各安其位——先穩住再說。 而一項國家政策是有延續性的，一來二去，職業戶便從權宜演變成常例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個衛所制。龐大的軍隊不再退役，以衛所為單位，直接落地變成軍戶。閑時屯田自給，戰時赴戎。而軍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是軍人。朱元璋對這個設計很得意，自誇說我朝不用徵兵，也不用征餉，軍隊自給自足，不驚擾百姓分毫。 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軍戶」。 不過朱元璋總算沒太糊塗。他只把戶籍分為四類：民戶、軍戶、匠戶、灶戶。民戶歸戶部管，軍戶歸兵部，匠戶、灶戶歸工部。還有一些細分小戶種，但總算不像元代那麼奇葩。 在具體的政策落實上，他也表現出了務實的靈活性。比如在這次洪武三年開始的戶帖大登記中，有一個特別的要求：「不分戶種，就地入籍。」 「不分戶種」是說無論民、軍還是匠戶，都要登記，沒有例外，這是全國一盤棋；「就地入籍」是說，當時天下流民逃戶太多，朝廷要求他們返回籍貫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願意回去，也沒關係，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樣可以授田登記。 不過，無論是權宣之計還是規劃衛所，都只是表面原因。其實朱元璋沿用職戶制，歸根到底是因為他的控制欲太強了。 這種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別適合維持穩定，而穩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視的。在朱元璋心裡，老百姓最好老老實實待在土地上，別到處溜達生事。 不光朱元璋這麼想，明清兩代對職業戶制，也頗多正面評價。比如萬曆年間有一位禮部官員晏文輝讚譽說：「洪武舊本，由（猶）木之根、水之源也，木有千條萬干，總出一根；水有千支萬派，總出一源。人有千門萬戶，總出於軍民匠灶之一籍。」清代的學者朱奇齡更是進一步分析說：「既有常業，有令世守之。則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無非各事其事，童而習之，其心安焉，不見異而遷焉。」 朱奇齡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綮：你一生下來，職業就註定了，不會有別的想法，自然不會瞎折騰—此所謂「其心安焉，不見異而遷焉」。官府方便管理，社會也能少鬧點矛盾。 換句話說，為了保證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朝廷並不在乎犧牲掉社會活力和個人自由。 這個職業戶制度是特殊歷史時期的妥協產物，在穩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義。沒想到朱元璋試用了一下，覺得太好使了，乾脆把它當成一個常規，一代代傳了下去。 不清田，職業戶，從上述兩處細節可知，設計者在一份薄薄的戶帖里埋藏的用意，實在深若淵海。 這一次戶帖大登記，從洪武三年年底一直持續到洪武四年年底，前後整整一年。因為策略務實、設計周詳，加上最高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很快全國大部分地區都順利完成任務。 雖然這次普查的原始記錄並沒留下來，但根據種種記載推測，總註冊人口數在五千五百萬以上。 這五千五百萬人，是已經安定下來的生產人口，而且處於官府控制之下。只要朝廷願意，可以追查到具體任何一戶的狀況，掌控力遠超從前。自宋未至元末一百多年，這是中央政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 這對新生的大明政權來說，意義重大。 正當諸多官吏長舒一口氣，覺得大功告成之時，大明朝廷又宣布了：戶帖統計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人口會增長，田地會變化，從此以後，每年地方上都要進行更新，每十年要重新造冊。 原來這一切，都只是鋪墊罷了。真正的大戲，要等到十年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