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已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月，巡按察院里換了新主人。新來的巡按叫作詹寬，福建人。他不清楚之前的一系列紛爭，只看到法椿、佛熙要翻案。 大明法律允許翻案，而且要求這種性質的案子必須去異地審結。既然此前休寧、黟縣兩縣判決是來自徽州府同知的委託，那麼這個案子不能留在徽州。詹寬想了想，決定把此案移交到池州府。 池州府隸屬於南直隸，範圍與現在的池州、銅陵二市相當，緊鄰徽州府的西側。 詹寬為什麼選擇池州府，而不是寧國府，這個史無明載。但從種種跡象推測，法椿應該是暗中使了力氣。 賄賂巡按是件高難度的事，但也得看賄賂巡按做什麼。法椿沒讓詹寬枉法，只是讓巡按大人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做出一個法椿想要的選擇罷了。這對詹寬來說，毫無成本與風險。 池州府對這個案子很重視，由知府侯緘親自提吊人、卷，若一個姓楊的推官負責具體審理。 法椿在侯緘或者楊推官這裡，也使了大錢。這一次法椿想明白了，光靠規則內的小聰明，是扳不回局面的，還得花錢。畢竟在大明，銀錢最能通神，這一點連遠在北京修道的嘉靖皇帝都明白。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沒有人知道。因為原本丟失了…… 是這樣的，這一系列案子的檔案文書，收錄在一本叫《干院歸結始末》的書里。而這本書留存至今的版本，缺失了第十四頁。所以池州府到底怎麼審這個案子的，已經沒法知道了。 我們只能翻到第十五頁，看看池州府審問的結果如何。 這裡有羅顯留下的一篇自述：「不意奸僧串通積年打點衙門鋪戶唐文魁，賄囑官吏。至九月十五日，計延傍晚到所，不審鄰佑，不詳原案，不取服辨，非法夾打。」 可以想像，羅顯面臨著多麼絕望的局面。 首先，這個開庭時間定在傍晚就很蹊蹺。因為明代的府城是有夜禁的，一更三點敲響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點敲響晨鐘後才開禁通行。一更三點就是現在八點左右，等你傍晚開庭時，老百姓早跑回家去了—沒人圍觀，才好方便做事。 然後上頭這位主審官，也不問證人，也不查卷宗，也不聽辯解，直接擲下一個結論，你不畫押就打。這都是些什麼結論？ 要羅顯承認行賄，給了李廷綱等人每人50兩白銀來做偽證；還要羅顯承認，羅氏祖墳是偽造的，與楊干院無關。 羅顯自然打死不從，要看供狀。沒想到楊推官直接買通了幾個書手小吏，每人一兩銀子，直接把卷宗里鄰居的證詞給改了。所有「有墳」字樣均改為「無墳」，真正做到滴水不漏。 要說這位楊推官，絕對是個老於案牘的刀筆吏，他寫了一篇長長的判詞，極為精彩，好似推理小說一般。這段文字近乎白話，筆者就不翻譯了，特抄錄如下。 對於羅氏祖墳真偽問題，他如此分析道： 「吊查新安新舊志書，俱載楊干院在歙縣孝女鄉漳端里，唐咸通二年建。而今寺不曾收入。志額及洪武丈量籍冊與本寺奠基文簿備載今寺見產，並不曾開有羅秋隱墓。又查《新安文獻志》，載有程丞相行狀，明開女適羅鼐，亦不曾開有建寺守墳緣由。止有羅顯宗譜並伊執出《丞相碑記》開有羅秋隱葬在通德鄉楊干寺後…..備查各執書丹文薄，眾執羅秋隱並無墳墓實跡。」 然後楊推官又質問道： 「楊干寺自唐迄宋已經三遷，羅秋隱死於唐末，縱葬楊干，未必在遷處所。且羅氏前朝代有顯宦，傳至近世，丁力富盛，既系遠祖葬地，緣不遞年摽祀？豈無故老相傳？查自洪武至弘治，節次修蓋法堂，與前殿相去不滿四步，中果有墳，當必侵壓，本家何無言論？」 他還去現場親自勘查了一圈： 「況既系古墳，必有顯跡，今泥磚亂砌，內實黃土，長止三尺，高廣尺余，中不容一人之臂。若磚內加以板木、衣裘，止可容一人之掌，豈類廓形？傍鋪細碎石子，審是本寺階路。且歙本山鄉，縱使薄葬，焉無斗灰、片石粘砌？」 楊推官從文獻、行為邏輯和墳墓形制三個角度，完全否定了羅秋隱蔓的存在。那麼現在那座祖墳是怎麼來的？楊推官腦洞大開，給了這麼一段故事： 「羅顯見寺有風水，要得吞謀，捏伊始祖羅秋隱葬在本寺，令羅昝、羅文殊強搬瓦礫，修理砌墳。差委趙典史修墳建祠，羅顯等暗造墓誌一塊，帶領弟侄，假以修墳，乘機於觀音堂前挖去泥土混賴，置酒邀請李廷綱、范瓊隆、王琳、李文浩吃。羅顯對說：「每人且將金三錢一分、銀三兩送你，出官之時，只說佛熙買求你贓，汪寧等俱有。比李廷綱等聽從接受，羅顯又將銀兩、衣帛等物約共一百二十兩作為謝禮，與李廷綱、范瓊隆、王琳，各分五十兩入己。」 不知道法椿使了多少錢來賄賂楊推官，但這錢絕對值。這篇判詞推理層層推進，有憑有據，合情合理。楊推官這一支如椽大筆，生生將一樁鐵案給翻過來了。 不過他建構的整個理論，還有一個致命的破綻，那就是羅秋隱墓。 楊推官的理論基礎是，羅秋隱墓系羅顯偽造而成，一切推理都是基於這一點發揮。反過來說，如果羅秋隱墓是真的，這篇精彩的判詞不攻自破。 此前糾紛，楊干院毀掉的只是墓頂土堆，並未往下深入。羅顯如果豁出去，要求官府開幕驗棺，挖出祖先屍骸，這場官司就贏定了。 而楊推官心思縝密，不會不補上這個疏漏。他暗中提醒法椿，法椿找了當地豪強三百多人，在楊干院里夤夜舉火，打著勘查的旗號將墳當頂掘挖，居然真在裡面挖出了磚墎、墓誌，可是並沒有找到棺槨屍骸之類。 【注釋】 磚墎：用磚塊砌成的牆。 這個結果，有點模稜兩可，怎麼解釋都合理。 不過到了第二天，情況又變了。那一干豪眾次日清晨早早過來，使鍬用鏟，轉瞬間就將羅秋隱墓的痕迹徹底抹除，只留下一片平地。 最後一個漏洞，也補上了。 很快楊推官得意揚揚地扔出了結論：「（羅顯）反行污首，捏僧截卷，致仍舊斷。裝捏眾詞，平占風水。」 羅顯怎麼也沒想到，池州府的這次審判如此不加遮掩，讓局勢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轉。自己滿滿的優勢，瞬間化為烏有。 怎麼辦？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寧國府。 當年這個案子，正是在寧國府異地審訊，才讓羅氏獲勝。現在池州府做出的判決，是在打寧國府的臉，如果他們能參與進來，案情一定會有轉機。 可惜寧國府顯然不打算蹚這場渾水。羅顯的訴狀告過去，負責人直接轉回了徽州府。徽州府呢，因為此案已由巡按詹大人轉委池州府審理，不好駁巡按察院的面子，也照樣轉到池州府審理。 轉了一圈，回到原地了。 此時已經是嘉靖十二年（1533年）一月份，將近兩年時間過去。羅顯別無選擇，又踏進了巡按察院的大門，去找巡按詹寬詹大人主持公道。 以往數次官司，羅顯靠著向巡按御史提告的辦法，佔盡優勢，這一次他覺得還會被福星關照。可他也不想想，當初把整個案子踢到池州府的，正是這一位詹寬。羅顯找他，豈不是自投羅網嗎？ 羅顯在這一次的訴狀里聲稱：池州府審判不公，楊推官貪贓枉法，法椿毀壞祖墳，請求秉公處理。詹寬一看，哦，這案子涉官了。 之前說過，按照大明律，如果一樁涉官案件提告到巡按這裡，案件要轉到被涉官員的上級機構。告縣官，則轉府處理；告府官，則轉布政使司處理；告布政使官員，則轉按察使司處理。只有告按察使司的官員時，轉無可轉，巡按才能親自審問。 池州府也隸屬南直隸，南直隸不設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府級再往上的地方司法機構，只有應天巡按御史。因此這次羅顯的案子，詹巡按可以親自過問。 詹寬也不客氣，先提拿了太平縣的趙典史過來，問他嘉靖九年六月去楊干院築墳的事。趙典史不知是被嚇的，還是得了什麼暗示，說話支支吾吾，說當時羅顯自己找了一百多人去築墳，本人只是旁邊監督，羅顯曾經說在地下發現磚琊什麼的，本人只是聽說，並未親見云云。 詹寬又潦草地審問了幾句，直接判了案。不過這次判決的結果，無論羅顯還是法椿，誰也沒預料到。判詞如下： 「夫崇正辟邪，為政首務。欺公蔑法，難長刁風。切照羅顯祖墳，就依其宗譜等書所載，果在寺後，不應今在寺中。今果在於寺中，則修造梵宮時，助緣題名於梁楣者，羅氏如許多人，又不應忍棄其祖，與僧直據其後耳。實為取非其有，又何怪乎排年扶僧競為立一赤幟耶？合平其土。」 詹寬一上來，就否定了祖墳的合法性。即便如羅顯主張的那樣，祖墳在先，佛寺在後，如今也該拆掉。楊干院現在是公眾寺廟，捐款的外來居士很多。你們把祖墳留在廟裡，別人天天上香，是供奉你家祖先還是供奉佛祖？ 然後詹寬筆鋒一轉，連羅秋隱都罵上了： 「秋隱，唐時一民庶耳，不知有何功德在人耳目，專祠獨祀於百世之下，實為僭越，法當立毀。再照楊干院創雖非今，然而妄塑佛像，跡類淫祠，又系今時例禁，尤當一切毀去。」 等一等，你罵羅秋隱也就算了，怎麼連楊干院也要毀掉？你到底哪邊的？別著急，咱們再往下看看詹寬給的解決方案： 「將中堂改祀宋丞相程公元鳳，為舊有神主頁。配以羅鼐、迪威、賢孫，為碑載檀越也。左右兩堂，遍祀勸緣，助緣人氏，為示此寺決非一家可得而據也。觀音堂改與僧家，祀其香火，各仍其舊，為寺有僧田，尚供稅賦也。候本院另行平毀改立，庶可以斥二家似是之非，亦無負前人崇正辟邪之意矣。」 沒想到，沒想到詹寬的判決竟然是這麼一個離奇的結果。 羅氏祖墳要推平，佛殿也不能倖免。原有殿屋一半改祭程元鳳等先賢，一半留給楊干院。 這有點莫名其妙了。程元鳳是羅鼐的岳父，在建立楊干院的過程中出了大力氣，但也不至於把羅家祖宗搬走，祭一個外人吧？ 詹寬這麼判決，也是有原因的。在大明朝，你家的祖先，可不是隨便就能立祠堂祭祀的。《大明集禮》有明文規定：「庶人無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於居室之中間，或以他室奉之。」也就是說，你的先祖甭管哪一朝的，沒有官身的話，他沒資格享受立祠祭祀的待遇，子孫只能把牌位擺自己家裡拜拜。試想，如果無論什麼人的祖先，都可以立祠祭祀，豈不是大明滿地都是祠堂？ 羅秋隱在唐代是庶民，所以詹寬認為楊干院里的羅秋隱墳和墓祠，算是淫祠，理應禁絕。相比之下，為羅家寫碑文的程元鳳，是大宋堂堂右丞相，詹寬覺得與其祭羅，還不如祭程呢。 詹寬比楊推官高明之處在於，他不糾結於那些細枝末節的推理，直指禮法核心，拿意識形態泰山壓頂，讓人辯無可辯，駁亦不敢駁。要知道，大明以禮立國，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層面，就沒道理好講了。 當然，詹巡按對楊干院也沒什麼好臉色。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過一道《歸併令》，要求天下寺院要進行歸併，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還得是歸併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 雖然楊干院屬於老寺，但佛殿里的佛像卻是新修的，也算「跡類淫祠」。詹寬援引《歸井令》，要求他們必須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產。 法椿沒想到，眼看見到成功的曙光，卻惹出這麼一位一身正氣、兩不偏幫的大神。判詞里有一句「為示此寺決非一家可得而據也」，正是法椿夢寐以求的結果，可以徹底把羅氏一族趕出楊干院—只是代價實在太大，半座寺廟沒了。 除了祖墳之事，還有九位排年涉及賄賂之事等著處理。 詹寬也懶得仔細分辨，給羅顯、法椿以及九個排年統統判了杖、徒之刑。好在這些刑罰很快得到了赦免，因為正趕上八月份嘉靖皇帝生了個兒子，起名為朱載基，大赦天下—一他們的運氣是真不錯，趕上了好時候，若是晚兩個月判，結果恐怕會大不相同，因為朱載基出生不到兩個月就天折了。 至於是誰賄賂九位排年的，到底也沒查清楚，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應天巡按察院行了一道公文給徽州府，責成他們按照判決書，儘快去楊干院平墳拆寺。徽州府收到一看，這道公文上還有巡撫都御史陳軾批示的「照巡按衙門批詳施行」，立刻明白，兩院已就這個問題達成共識。 其實陳軾在微州同知李邦審結之後，也批示過同意，現在他再同意詹寬的判決，有點打自己的臉。可陳軾也沒辦法，巡按雖然比巡撫品級低，可畢竟不在一條行政線上，真要在司法領域頂起牛來，巡撫也得讓巡按三分。 有了兩院督促，徽州府不敢怠慢，派了一個姓張的通判在楊干院壓陣，把羅秋隱的墳墓第二次剷平。然後，他們將佛殿拆毀，只留下觀音堂供僧人們禮佛。 法椿和羅顯看著這一切，百感交集。兩人從嘉靖七年斗到嘉靖十二年，卻是這麼一個兩敗俱傷的結局。 面對這一結局，法椿大概是放棄了，而羅顯卻在一年之後，重新振作起來。因為他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小真相。 在鄭來保被毆死的那一夜，楊干寺的和尚堅稱有佛圓、能霓兩個僧人被羅家毆死，但一直不見屍首；後來休寧、黟縣兩縣斷案時，認定兩人病故；再後來池州府斷案，法椿又拿這兩個和尚說事，指控是羅祿所殺，後被詹巡按證實子虛烏有。 那麼這兩個人到底去哪兒了呢？羅顯自己也做了一番調查，調查結果讓他大吃一驚。 還記得法椿的來歷嗎？他本是休寧縣的絕戶長子，選戶至楊干院被佛海收留，偷偷入了僧籍。休寧縣曾經找上門來，要他回去落戶，不知為何沒有追究到底。 羅顯找到的真相是：佛圓、能霓多年前就死了，楊干院卻一直在虛造僧籍，讓他們活在冊箱里。休寧縣給楊干院發來文書，要求法椿還俗回去落戶，法椿或佛海便買通了休寧縣的一位里老鄭彥儒，把佛圓、能霓其中一人的僧籍銷掉，偽托還俗，虛落在鄭彥儒的里冊中。一人逃出，一人回籍，賬面上做平，足可以給休寧縣一個交代。 經過這麼一番運作，死和尚進了活人籍，法椿便把身份洗脫出來。 這次與羅氏對決，法椿故技重施，讓佛圓、能霓兩位勞模再「死」一次，藉此誣陷羅氏。 羅顯認為這是一條絕好的證據，憑它一定可以扳倒法椿！他抖撒起精神，打算繼續上告，可寫完狀書卻發現，無路可走了。 此案最後一次是巡按御史詹寬親自審結，巡撫都御史陳軾附署，可以視為終審判決。羅顯想要上訴，地方上已經找不到比兩院更高的司法機構了。此路不通。 等一下。 地方上沒有，那麼京城呢？ 京城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還有一廠一衛，還有閣老們，再往上……還有皇上嘛。羅顯冒出一個極其大膽的想法：要不咱們上訪去吧！ 上京告御狀這種事，歷朝歷代都有。漢稱「詣闕」，唐有「投匭狀」「遂車駕」，宋叫「詣台省」，清稱「京控」。在大明朝，上訪有個專門的術語，叫作「京訴」。 越級訴訟已經很犯忌諱，京訴更是敏感至極。 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曾經給老百姓頒發大誥，頭頂大誥可以直接進京喊冤，不過很快「小民多越訴京師，及按其事，往往不實，乃嚴越訴之禁」。從此以後，大明曆任皇帝對京訴格外謹慎。民眾可以上訪，但甭管申訴事實是真是假，上訪者都得被問罪。 好在徽州府有健訟傳統，百姓法律意識和常識都很豐富。羅顯和羅氏一族研究半天，在大明律里查到這麼一條： 「各處軍民奏訴冤枉事情，若曾經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問理……令家人抱齎奏告者，免其問罪，給引照回。」 就是說，如果上訪的案子曾被巡按御史或者布政史司、按察史司受理過，那麼上訪者可以免罪。這在法理上說得通，因為被這三處衙門拒絕之後，百姓沒有能再上訴的地方了，只能上京。 羅顯這個高興。楊干院這個案子，終審正是巡按判的，完全符合這個規定。可沒高興多久，他發現這條規定還有個適用範圍： 「軍役戶婚田土等項干己事情，曾經上司斷結不明，或親身及令家人老幼婦女抱齎奏告者，各問罪，給引照回，奏詞轉行原籍官司，候人到提問。」 朝廷日理萬機，不能什麼雞毛蒜皮的上訪案子都接。如果你是涉及大逆或人命之事，適用於剛才那條免罪的規定；如果你上訪是為了田產婚姻戶籍之類的，對不起，一樣問罪，還得打回原籍。 楊干院這個案子，核心糾紛是羅家祖墳的位置，歸到田土一類，自然不能免罪。得，空歡喜一場。 順便說一個無關的趣事，大明律有時候挺地域黑的。在《弘治問刑條例》里有一條關於「京訴」的規定：「江西等處客人，在於各處買賣生理，若有負欠錢債等項事情，止許於所在官司陳告，提問發落。若有驀越赴京奏告者，問罪遞迴。奏告情詞不問虛實，立案不行。」特別指明江西人做生意打官司的，不許上訪，否則問罪不說，還不予立案。 為什麼這麼黑人家？早在朱元璋的《教民榜文》里已有揭示：「兩浙江西等處人民，好詞訟者多，雖細微事務，不能含忍，徑直赴京告狀。」不是不接你們的案子，實在是你們太喜歡打官司了，屈大點事也跑來京城上訪，朝廷實在忙不過來啊…… 書歸正傳。 羅家人研究了半天，發現無論如何得犧牲一人，才能把上訪這事完成。羅顯年紀大了，一定扛不住牢獄之災，法律上也不允許老人京訴，得派個身強力壯抗打的年輕人去京城。最後羅顯的侄子羅興站出來，毅然決然地說我去吧。 於是羅顯精心準備了一份狀書，將整個紛爭的前因後果、證據辯駁詳細地寫下來，最後還附了法椿虛造戶口、改換身籍的新犯罪事實。 羅興揣著這份狀紙，從歙縣千里迢迢朝著京城而去。時年嘉靖十四年新年。 尋常百姓看慣了戲文，以為告御狀就是望見皇帝車仗，高舉狀紙，大喊一聲冤枉啊，迎頭一攔。 其實這麼做的風險極高。且不說你往前一衝，有很大概率會被護衛直接打死，就算僥倖未死，《大明律·兵律·宮衛》對於這種攔御駕的行為也有嚴厲規定：「若沖入儀仗內而所訴事不實者，絞。」 其他性質的京訴，最多是杖刑或者徒刑，這種就直接絞刑了。那我不去找皇上，直接在皇城外頭喊冤呢？ 也不行。 「擅入午門，長安等門內叫訴冤枉，奉旨勘問得實者，問罪，枷號一個月；若涉虛者，仍杖一百，發口外衛分充軍。」 可見皇城喊冤也是個高風險的舉動。 京訴這事，需要上訪者有極大的勇氣，同時也需要一些技巧。羅興大約在二三月間抵達京城，他顯然得到過高人指點，既沒攔車駕，也沒去城門口喊冤，而是找准了京訴唯一的正確門路一通政司。通政司是幹什麼的？它「掌受內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於底薄內謄寫訴告緣由，齎狀以聞」。這有點類似於中央辦公廳和信訪局的合體，負責朝廷以及地方各類文書的接收、審核、分配轉發等等，職責範圍正好包括了接待「申訴冤滯」這一類的上訪。 雖然通政司只管把文書轉發給有關部門，本身沒有斷事之權，但這是一道必要的審核程序。如果沒有通政司蓋章，你就算有天大的冤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也不會受理你的狀子。 羅興找對了門路，把這份狀子顛利送入通政司。通政司審核之後，收下文件，正式進入京訴流程。然後通政司把羅興一捆，扔牢里了……別忘了，京訴是違法行為，不問所訴案情虛實，你都得坐牢。 四月十二日，通政使陳經於奉天門把楊干院案上奏天子。嘉靖皇帝讀完這件案子的前因後果，驀地想起一件往事。 嘉靖剛登基那會兒，爆發過一次「大禮議」事件。簡單來說，嘉靖本是興獻王的兒子、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死後，沒有子嗣，大臣們便把他請來京城當皇帝。嘉靖登基之後，朝臣們說您這算改嗣，得認伯父弘治皇帝為父親，對親爹興獻王改稱皇叔，不然祭太廟不成體統。嘉靖不幹，堅決不改口，還想把親爹迫認成皇帝。他跟朝臣們鬥了幾年，最終獲得勝利。興獻王得了個「皇考恭穆獻皇帝」的名號，神主牌擺進了皇城觀德殿中。 嘉靖是個孝順兒子，對於統嗣奉先之類的事情懷有情結。楊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無從判斷。但他對於羅氏一族拚命保護祖宗祠墳這個行為，很有好感，甚至頗有共鳴。朕當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親生父親的牌位嗎？ 而且…..這個案子，實在很合朕的心思啊。 羅興進京上訪這個時候，嘉靖皇帝正琢磨著給親爹再弄個廟號，好讓他老人家名正言順地入享太廟。此時他的政治手段日漸成熟，知道這種事不宜強行推進，一定得按部就班地來操作。 一切都已經規劃好了。 按照嘉靖皇帝的計劃，在接下來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吏部尚書夏言將上一道奏疏《請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連續提出三條建議—「定功臣配享」「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建議放鬆宗廟祭祖的禁令，推恩天下，允許子民祭祀自己幾代以上的先祖。 其中最關鍵的一句是：「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廟制亦未有定則，天下之為孝子慈孫者，尚有未盡申之請。」這是夏言的原話，未嘗不是嘉靖皇帝的心聲。夏言上疏之後，嘉靖皇帝立刻順坡下驢，下旨准許民間聯宗立廟，祭祀始祖。 這個消息只要一傳出去，全國宗族一定歡欣鼓舞，熱烈響應。朝中臣工無法反對，誰敢說自己不想祭拜先祖？在各地開禁祭祖的大潮掩護之下，嘉靖皇帝便可以順理成章地給親爹追尊廟號了。 這個羅氏祖墳，正好是因為違反了祭祖禁令，才被詹寬毀去。對嘉靖皇帝來說，這可謂是瞌睡時送來一個枕頭。他可以借這件案子隱晦地點明一下態度，提前吹吹風，為明年的開禁祭祖宣傳造勢。 再說了，羅顯告的是楊干院，那是釋教的寺廟，對一心沉迷修道的嘉靖皇帝來說，也沒什麼好顧慮的，說不定還會在心裡暗爽一下。 想到這裡，嘉靖皇帝下旨，交由都察院處理此案。 皇帝的小心思，就是朝廷的大心思。誰都看得出來嘉靖的態度，否則特意下旨幹嗎？於是楊干院這樁案子在司法流程走得飛快，從都察院轉呈刑部，再送到大理寺堪合，很快先拿出了對羅興的處理意見。 羅興越訴上京，論律當罪。都察院廣西道—這是部門名稱，並非專指地域—判定對該犯施以杖刑，但法外開恩，減了一等。具體的執行工作，交給了京城地方上的最高司法部門—順天府。順天府對羅興施完杖刑，給了他一張路引，讓他回原籍候審聽理。 緊接著，五月十四日，都察院發布了對羅顯、羅興所訴楊干院侵毀羅氏祖墳案的處理意見：轉發應天巡按御史宋茂熙，著其親自審理。 好敷衍的官腔啊，這不是把皮球踢回去了嗎？ 這種上訪案子，朝廷一般並不會做出判定，而是發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員進行審理，是官場慣例。 但如果真以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們的用心了。為官之道，講究「默會於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於口，只能在細微處去自己揣摩。 官腔，也得看怎麼打。 在這份看似冷漠的文書里，都察院寫了這麼一段叮囑：「遵照近奉欽依事理….親自虛心鞠審，毋拘成案，果有虧枉，即與辯理。有罪人犯，依律議擬。不得轉委別項官員，以致推調淹滯。亦不得固執己見，羅織成獄。」 這段批示，每一個字看著都是標準官腔，不帶任何傾向，可仔細琢磨味道，就能發現深意。 「遵照近奉欽依事理」意思是本著最高指示的精神。這是個大帽子，讓讀者知道發話的到底是誰。 「毋拘成案」，是讓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決，等於說皇帝對詹寬的判決不滿意，必須反過來；「果有虧枉，即與辯理」，誰最虧枉，自然是上京告狀的苦主羅家；「亦不得固執己見，羅織成獄」，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調子，你要是不按上頭的心思判，那上頭便認為你是固執、羅織。 在明眼人眼裡，這態度已表達得足夠明顯，朝廷就差明著說一句我支持羅家。 如果受理官員還不明悟的話，再想想，有幾個上訪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頭頭鄭重其事地呈給皇上？那個流程本身就傳遞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態度，都察院「默會」；都察院的文書，應天巡按御史也「默會」。宋茂熙是個老油條，他覺得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關注，還是別沾手的好。他隨即下文，把這案子又轉到了寧國府，重新審過。 這套流程，看起來和上一次沒區別，可背後蘊藏的政治意義，卻截然不同。原來只是一樁地方鄉民訴訟，現在卻儼然成了配合中央宣傳形勢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為第一位，司法什麼的走走過場就好。對此寧國府自然也是深為「默會」。 司法問題，政治解決，這場官司的勝負，其實在開審前就定好了。 寧國府這次審理前所未有地高效，不出幾日判決便出爐了。和詹寬當年所判相比，可謂是一個華麗的急轉身： 「斷聽羅顯等照舊修築墳堆，並埋立志石，墳前摽祀，不許在墳左右別行修理。」 羅氏祖墳，又一次華麗麗地回到楊干院內。 九排年收受賄賂一案也順便審結，系佛熙所為，各自追臟。至於池州府審出的那個所謂「羅顯賄賂九排年每人五十兩」，純屬栽贓陷害。 對於楊干院里的羅氏祖墳內沒發現棺槨的問題，寧國府也十分貼心地做出了解釋：「因前墳自歷唐宋至今數百餘年，喪制厚薄，葬埋深淺，委不可知。原遺骸年久，消滅已盡，化為泥土，理亦有之。」好嘛，羅顯還沒解釋呢，他們已經自動腦補了，真是太貼心了。 寧國府的判決書送到巡按察院，宋茂熙十分滿意，批示道：「寺因墳而建，墳因寺而廢，以理言之，毀寺而存墳可也，廢墳而存寺不可也。」 一般對於轉委案件，巡按批個准字就夠了，宋茂熙寫這麼多，是把羅秋隱墳和楊干院的性質明確下來，使姦邪無從翻案。再說了，這案子是走京訴的，判決結果得往都察院上報，皇上一定會看見，趁這機會多寫幾筆，顯得忠勤用心。 於是這一件前後持續八年、興訟七次的案子，以呈坎後羅氏的勝利落下帷幕。羅顯百年之後，可以無愧於九泉之下了。 想到他這八年以來的艱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羅氏一族的勝利，當然要靠羅顯和族人們的自我奮鬥，同時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哪。 對了，還有一個人的下落沒交代。法椿。 他徹底失敗了，不是敗給了羅顯，而是敗給了嘉靖皇帝。在寧國府的壓力之下，法椿洋洋灑酒寫了一篇超長的招供，從他的角度交代了整個紛爭的緣由、過程。 不過法椿不知使了什麼招，居然逃過了責罰。 在寧國府的那份判決里，羅顯和法椿等人都有奏事不實的行為，前者杖九十，後者杖八十，但准許罰款抵銷。羅顯的罪名，居然比法椿還重一些。後來羅顯繳納了30石米，才算抵銷了刑罰；法椿有官身，只交了7石。 而且，羅氏祖墳保住了，楊干院也沒受什麼影響。寧國府判決里有一條：「本寺觀音堂佛殿並地土，仍聽寺僧法椿等照舊營業梵修。」 把觀音堂、佛殿退還給楊干院，是因為羅氏從頭到尾都沒有主張過對楊干院的所有權；對法椿的罪行懲罰如此之輕，是因為他一直隱在幕後，大部分行動都是通過佛熙等人來進行的。 不過，也許還有另外一種解釋。 寧國府這次判決面面俱到，唯有一個案子—鄭來保被毆身死案—被遺漏掉了。按說這次判決對羅顯如此偏袒，這麼重要的人命官司怎麼可能不提？再回想起休寧、黟縣兩縣合審時，曾經判定鄭來保屬於病故，也未予以深究。可見無論徽州府還是寧國府，在這個案子里都不支持羅顯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