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菲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 注釋 　　⑴文：文德，即治理國家、發展經濟的功德。后稷：周人始祖，姓姬氏，名棄，號后稷。舜時為農官。 　　⑵克：能夠。配：配享，即一同受祭祀。 　　⑶立：通「粒」，米食。此處用如動詞，養育的意思。烝民：眾民。 　　⑷極：極至，此指無量功德。 　　⑸貽：遺留。來：小麥。牟：大麥。 　　⑹率：用。 　　⑺陳：遍布。常：常規，此指農政。時：此。夏：中國。 譯文 　　追思先祖后稷的功德， 　　絲毫無愧於配享上天。 　　養育了我們億萬民眾， 　　無比恩惠誰不銘刻心田？ 　　留給我們優良麥種， 　　天命用以保證百族綿延。 　　農耕不必分彼此疆界， 　　全國推廣農政共建樂園。 鑒賞　　《維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過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歷代先王的豐功偉績，已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無須贅述。就此篇而論，后稷的傳奇性經歷和「誕降嘉種」、「是獲是畝」賜民百穀的無量功德，在同屬《經》的《生民》中便有詳盡的敘述與頌揚。《生民》即使未能創作於《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話色彩的內容則必然早就廣泛流傳於民間。 　　周頌（包括《思文》）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在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對周代先王的頌揚尤為熱烈。周武王以「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在牧野伐滅「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尚書·牧誓》）的紂王，建立起西周王朝，救萬民於水火。王室為光宗耀祖，百姓為感激解放，這就造成了對新政權、自然也包括對新政權先王們熱情謳歌的盛況。 　　或許正是基於上述原因，歷代眾多學者形成了《思文》為周公所作的強有力的共識。詩篇是盛朝的頌歌，作者是盛朝的大聖人，這一共識的形成也極自然。《詩經》中的多篇作者都歸之於周公，此處不具論，而《思文》一篇卻未必如是。 　　孔疏引用《國語》，說「周文公（即周公旦）之為頌曰『思文』」，其實不確。《國語·周語上》載芮良夫所說的一段話中，原文是：「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並未言是周公所作。到了韋昭注中，才成為「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但是韋注本意只是說《思文》的內容乃反映周公所「思」，並非即指為周公所作，應當不難分辨。看來，是孔疏將《國語》原文與注文誤融為一體，牽涉周公，並認定《思文》出自周公之手。這一誤認，影響大而深遠，以致成為後世諸多學者的共識，雖無傷大雅，總不免讓人感到一絲遺憾。說無傷大雅，是因為《思文》確實也體現了周公的思想。周公輔佐文王、武王、成王三世，於強國、滅商、平亂，功勛卓著，而重農保民又是其一貫堅持的政治原則。可見，就理解《思文》的意旨而言，確實可以、而且應該聯繫周公；但是，就此認定周公為作者，終究不可取。要確認周公為《思文》的作者，還必須有早於或至少與《國語》同時的確鑿證據，因為現有的確認不過是基於《國語》的不可靠的誤認。《詩經》中凡無確鑿充分證據而定為周公所作者，均可作如是觀。 　　據《毛詩序》所言，《思文》是「后稷配天」的樂歌。后稷之所以「克配於天」，在《生民》序中說得再明白不過：「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後稷，故推以配天也。」「后稷配天」的祭祀稱為郊，即祭上帝於南郊的祭典。古人祭天（亦即上帝）往往以先王配享，因為人王被視為天子，在配享中便實現了天人之間的溝通，王權乃天授進一步確認，於是原本空泛的祭天便有了鞏固政權內容的具體落實，而成為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活動。這種天人溝通的努力，今天看來雖然過於原始、刻板，但在古代，尤其是政治相對清明、經濟發展順利的時期，其統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卻不可低估。試想，祭祀的程序隨著樂歌（這裡是《思文》）曲調緩緩進行（據王國維《說周頌》），簡短的歌辭一再迴環重複，氣氛是何等莊嚴，人們會感覺置身於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參與盛典的自豪榮幸和肩負上天使命的虔誠在此間密切融合。 　　正因為如此，后稷開創農事、養育萬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從創作結構上看，「天」、「帝」之間是一種緊扣和呼應；就創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溝通印象的有意識加深。在「人定勝天」觀念形成之後，天人溝通、天人感應的思想仍然綿延不絕，並且時時佔據著正統地位，何況在其形成之前。在《思文》產生的當時，天人溝通應該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藝術手段（自然不是說《思文》毫無藝術性）就具有的強烈的感染力量。 　　西周當時已經是君臨天下的政權，「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自然是這種權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萬民的一種懷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權不會在立威的同時忘記立德，西周政權也保持著這種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