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注釋 　　⑴於（wū）：讚歎詞，猶如今天的「啊」。穆：莊嚴、壯美。清廟：清靜的宗廟。　 　　⑵肅雝（yōng）：莊重而和順的樣子。顯：高貴顯赫。相：助祭的人，此指助祭的公卿諸侯。　 　　⑶濟濟：眾多。多士：指祭祀時承擔各種職事的官吏。　 　　⑷秉：秉承，操持。文之德：周文王的德行。　 　　⑸對越：猶「對揚」，對是報答，揚是頌揚。在天：指周文王的在天之靈。　 　　⑹駿：敏捷、迅速。　 　　⑺不（pī）：通「丕」，大。承（zhēng）：借為「烝」，美盛。　 　　⑻射（yì）：借為「斁」，厭棄。斯：語氣詞。 譯文 　　啊莊嚴而清靜的宗廟，助祭的公卿多麼莊重顯耀！ 　　濟濟一堂的眾多官吏，都秉承著文王的德操； 　　為頌揚文王的在天之靈，敏捷地在廟中奔跑操勞。 　　文王的盛德實在顯赫美好，他永遠不被人們忘掉！ 鑒賞　　「」有「四始」，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具體提出來的。他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他的話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據說又是來自魯詩之說。而作為毛詩學說思想體系的《毛詩序》，卻又僅僅把風、小雅、大雅和頌四種詩類作為「四始」。其實，自古以來雖然都講「四始」，而他們的說法又是眾說紛紜、讓人莫衷一是的。他們重視「四始」，實際代表了他們對整部《詩經》編輯思想體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詩的觀點，整部《詩經》，都是反映和表現王道教化的，所以鄭玄箋說：「『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因此，每類詩的第一篇，當然就具有特殊的意義了。 　　根據毛詩的解釋，司馬遷所說的四篇「始詩」都是贊「文王之道」、頌「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陰行善」，招賢納士，致使呂尚、鬻熊、辛甲等賢士來歸，並先後伐犬戎、密須、黎國、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於豐，作豐邑，奠定了周部族進一步壯大的雄厚的基礎。（見《史記·周本紀》）他在世時，雖然沒有實現滅殷立周、統一中原的宏願，但他的「善理國政」，卻使周部族向外顯示了信譽和聲威，為他兒子周武王姬發的伐紂興國鋪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終是一位威德普被、神聖而不可超越的開國賢君。《詩經》中很多詩篇歌頌、讚美他，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禮記·祭統》：「夫人嘗禘，升歌《清廟》，……此天子之樂也。」《禮記·孔子燕居》：「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可見，它的意義已不只是歌頌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穎達疏說：「《禮記》每雲升歌《清廟》，然則祭祀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始。」 然而，這篇「頌始」，到底是敘寫的什麼內容，歷代的《詩經》學者的看法並不是一致的。《毛詩序》說：「《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魯詩更直接說是「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而《尚書·洛誥》則說：「禋於文王、武王。」以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時用的歌舞辭，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現。可是鄭玄箋提出清廟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廟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徵而已。於是也就有人認為《清廟》只是「周王祭祀宗廟祖先所唱的樂歌」（高亨《詩經今注》），並不一定是專指文王。不過，從「四始」的特點來看，說是祭祀文王的樂歌，還是比較有道理的。至於是周公所作呢，還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時所作，還是作於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無佐證，二是詩無明言，所以也都只好存而不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