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和英國人參加的一個聯合穩定委員會宣告成立。 穩定委員會成立兩年之後，在喜馬拉雅山上空艱難飛行著的物資護送隊，運載著成噸成噸在國外印刷的紙幣，以填進嚴重通貨膨脹的無底洞。 珍珠港事件剛剛結束中國的孤立局面，蔣介石就要幫助英美這兩個新的盟國。 在日本進攻後的第二天，他就向羅斯福總統、溫斯頓·丘吉爾以及斯大林作出了相同的表示，他建議馬上召開一次聯合軍事會議。 斯大林答覆說俄國尚未準備好參加太平洋戰爭；羅斯福和丘吉爾則表示贊同。 這次會議與12月23日在重慶召開，在重慶還成立了一個聯合軍事委員會，以協調東亞的戰略。阿基鮑爾德·韋弗爾將軍指出，就英國而言，頭等大事就是挽救緬甸，當時日本對緬甸的進攻已迫在眉睫。最後大家同意，從中採取行動。於1941年10月重新開放的緬甸公路，確系中國生死攸關的一條供給線，委員長急於使這條道路保持通暢。除了緬甸和經過俄國的陸路之外，中國現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橋樑就是香港。 但是，此時的香港本身就處在日本人日益加大的壓力之下，1941年12月，蔣介石提出派遣大批中國軍隊幫助英國保衛他們的直轄殖民地。儘管這個建議沒有被接受，但他還是出動了相當多的兵力從大陸這邊攻打日本人。 這是一種唐吉河德式的行動，因為英國人12月18日就撤離了九龍，香港於聖誕節那天淪陷。在蔡廷鍇（此人1932年在上海抗擊過日軍）領導下的中國軍隊落入了日本人的夾擊之中，逐被來自九龍和廣州兩個方面的日軍擊潰。 後來，蔣介石又提出派兵幫助緬甸的英國人。他的建議再次遭到了拒絕，英國人擔心中國軍隊的到來會損害與緬甸人的關係。但是，隨著日本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英國人又改變了主意。這樣，委員長把他的第五、第六軍派到了緬甸前線，在那裡，中國軍隊於1942年2月16日首次與日軍交戰。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作了一次密而不宣的印度之行他此行的動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確希望能利用目己的影響，為盟國的事業扭轉印度的公眾輿論。因為當時大英帝國的威望已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另外一個不那麼無私但又十分體面的動機是，他要爭取在戰後的世界上做一位偉大的亞洲領袖。羅斯福認為這次訪問是個好主意，但丘吉爾卻把它看作是未經允許的一種干涉。 這次印度之行十分秘密，委員長和蔣夫人到達印度五天之後才宣布消息。 很快他們就遇到了一個禮儀上的奇怪問題。按照中國的禮節，委員長應該到孟買附近甘地的住處沃爾塔去登門拜訪。但是印度的習慣則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處（這次是在新德里）去會面，總督要求按照印度的習慣去做，當時的印度總督是林利恩戈勛爵。英國駐中國的大使阿基鮑爾德·克拉克——克爾將總督的一封信交給了蔣夫人，信上說：如果蔣氏夫婦到沃爾塔去，那麼總督將處於政治上十分尷尬的境地，他真誠地希望不要這樣做，丘吉爾首相此時也打電報給蔣介石，請他不要違背總督的意願。他說，否則「就可能使我們聯合全印度參加抗日的共同願望受到損害」，而且「還可能會在這個最需要團結的時刻，無意之中造成突出社會差異的效果」。 委員長十分寬厚地屈從了這些同時而來的各種壓力，加爾各答便被選為妥協後的會談地點。印度的這位領導人是乘坐三等車廂而來的，他與窮苦人一起經受了旅途的辛勞。委員長得知此事後極受感動，隨後，兩人大談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帝國主義。 在2月21日，即訪問的最後一天，蔣夫人廣播了委員長對印度人民講話的英譯稿。不顧英國的不快，他表示希望印度儘快得到自治權，井同時號召印度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世界範圍內的反侵略鬥爭。 在他離開後不久，甘地和其他一些國會領導人被捕入獄，這種事在他們與英國統治者的鬥爭中時常發生。 委員長為了不得罪他以前的英國主子，請羅斯福總統從中調解，總統謝絕了這番好意。 蔣介石回到重慶後沒幾天，約瑟夫·史迪威將軍就於1942年3月6日抵達中國的戰時首都，中美之間的重大爭執從此便開始了。 關於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爭論，美國方面己有了許多的記載，特別是史迪威那些尖刻的日記發表之後。因此，我們更應該記住中國方面對此也有自己的觀點。 實際上，磨擦始於史迪威從華盛頓帶來的多種交叉重疊的任務。第一次見面他就通知委員長，他將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戰場（一般簡稱「中緬印」）的所有美國軍隊，在中國所有的國際戰爭委員會中代表美國政府，並負責對中國根據租借法獲得的物資以及其他美國的國際援助計划進行管理和監督，同時又是中國最高司令蔣委員長的參謀長。除了這些之外，他還負責蔣介石與韋弗爾將軍之間的聯絡，韋弗爾當時指揮著緬甸和印度的英國軍隊。作為最高司令的參謀長，史迪威應接受委員長的命令。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總統的命令自然要高於蔣介石的。 尤其讓蔣介石討厭的是，史迪威還擔任租借官員的工作，這樣一來，如果史迪威認為發放給中國軍隊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壓。 使事情更槽的是，中國在享受租借法時沒有別國那麼「平等」。英國、俄國和其他受援國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內把美國的援助用於自己認為合適的地方，只有蔣介石必須把他的要求一項一項地呈報給史迪威將軍。 顯然，這種侮辱性的規定是華盛頓那些支持蘇聯的人設置的，他們不願讓蔣介石享有阻止向中共提供物資的否決權。 即使史迪威是個講究策略、精於外交的完人，遇到這種情況也夠棘手的，何況他並不是這麼一個完人。 在他寄往華盛頓的快件里，這位「刺頭兒」把委員長稱作是「花生米」（無聊的小人物）、「小響尾蛇」（愛吵架的人）,可是後來人們從他的日記中又發現，他把羅斯福叫作「老軟蛋」，並給當時其他許多知名人士起了他愛用的侮罵性的綽號。 此外，他是帶著某種野心回到中國的，對此他起初還是藏而不露的，但後來卻乾脆不加掩飾了，他想取代蔣介石作為中國軍隊最高司令的位置。 這種願望只不過是一種夢想，這一點史迪威當時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然而，他只看到了蔣介石戰略上的弱點，卻對自己的軍事天才無比自信。 與史迪威發生衝突的並不只有蔣介石一個人，另外一個便是陳納德。 珍珠港事件之後，陳納德被併入美國軍隊，級別是空軍少將，陳納德和他那些志願兵的到來已經大大鼓舞了中國人的士氣，這支「飛虎隊」很快使成了傳奇式的人物，在此之前，面對日本的空襲，中國毫無防禦，現在他們覺得自己有了保護。陳納德的志願兵成了美國的中國空軍特遣部隊，後來又成為第十四航空隊，按照史迪威和蔣介石制定的戰略計劃，陳納德統管湖南、廣西和雲南的一系列空軍基地，這些基地將用美國的援助修建，並用飛機從印度翻過喜瑪拉雅山空運給養。 關於這些空運過來的物資應優先用於何處，史迪威與陳納德有不同的看法。陳納德希望把它用於他的空軍基地，但史迪威卻想用於訓練在印度拉姆加爾以及雲南昆明的中國新兵，史迪威指望用這批軍隊趕走緬甸的日軍。 與史迪威不同，陳納德與蔣介石相處得很好。 1947年在南京與埃里克·周的一次談話中，委員長當時的秘書長吳鐵成曾談到過這種少見的和睦關係，他列舉了一些原因。 他說，陳納德對中國國內的政治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而且一貫尊重蔣介石。他只談論他最了解的話題，即空軍問題，這一點極少有例外。另外一個促進兩人關係的因素是，陳納德對他手下訓練的中國飛行員十分信任，因而極少提出批評。作為職業軍人，陳納德很得蔣介石的賞識，因為蔣介石也是職業軍人，就這個層次而言，蔣介石同樣欣賞史迪威的氣質，只不過這種單方面的欣賞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史迪威主要還是個戰場的將軍，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類將軍里最好的之一。他的第一次緬甸戰役於1942年的頭幾個月里打響，5月份以失敗撤退告終。當他看到撤離顯然不可避免時，他連委員長都懶得通知一聲。 他倒是給他在重慶的助手馬格魯德將軍拍了兩份電報，說他的部隊已分散成小部隊，無法再集中起來，他將把部隊撤出緬甸，開往印度。事前，委員長就下了命令，萬一失敗，中國軍隊就撤到緬甸北部的密支那，再從那裡回國，沒有與蔣介石商量一下，史迪威就撤消了這道命令，並下令中國軍隊撤入印度。 一聽說史迪威的這道命令，委員長就馬上給緬甸的中國第五軍軍長杜聿明將軍拍了電報。儘管史迪威對集中部隊表示悲觀，但杜幸明還是想方設法集結了三個師的兵力。他們成功地殺出了一條回國的道路。對此，史迪威大為惱火，回到重慶就給蔣委員長寫了一封信，說蔣介石不應該直接與他手下的將軍聯繫。 奇怪的是，作為一個中國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無視中國將士的軍心。中國軍隊歷來就有這麼一個傳統：「當中國軍隊無路可走時，他們也絕不會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國外去。」 儘管在羅斯福總統送給蔣介石的禮物中，史迪威不是最受歡迎的，但是畢竟還有其他東西值得感謝。最受歡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初那筆500，000美元的貸款。 當時蔣介石正在新德里，總統給他拍了一封報告這個好消息的電報，電文說：「中國軍隊對於兇惡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贏得了美國人民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的最高讚揚。」這類話還說了很多。十分高興的蔣介石回電說：「你在世界的這場最大的危機中所表現出來的遠見卓識，值得讓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羨慕。」3月8日達成的貸款協議中的第二條，把最後的償還期推遲到戰後，條件是要「符合美中兩國的共同利益，並有利於建立世尋永久性的和平與安全。」 接著，英國人也馬上帶來了5千萬英鎊的貸款。有美國人和英國人參加的一個聯合穩定委員會宣告成立。 在記述這些事情時，唐（即霍靈頓·唐。一譯者）說： 「聯合協作的目的，是期望在以後的戰爭中能使中國的貨幣建立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但這完全是個空想。 史迪威到達中國時，正值美國和英國宣布對華貸款，這時，中國的通貨膨脹已經很嚴重了。「苦力隨身都有50元」的現象使史迪威十分震驚。隨著戰爭的延續，貨幣不斷貶值。到最後（據懷持和雅各比的記載），一個月的所得，在一個晚會上就能花光。 為了保障平民百姓的生存，政府按凍結後的價格向他們每月定量供應大米、布匹、食油、鹽以及燃料。 穩定委員會成立兩年之後，在喜瑪拉雅山上空艱難地飛行著的物資護送隊，運載著成噸成噸在國外印製的紙幣，以填進嚴重通貨膨脹的無底洞。 然而，錢並不是中國人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標，「臉面」對他們更為重要。 在1942年10月10日的「雙十」紀念日上，委員長公布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最為中國人挽回臉面的事情。他宣布，美國和英國已經放棄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條約所給予他們的治外法權。英美兩國放棄這些權力並非出於被迫，就這一層而言，中國的這兩個盟國作出重大的讓步可以說是自願的，但是，這並不是他們主動提出來的。 起初，他們主張在戰後再作決定。但是，蔣介石對他們指出，早一些宣布會起到鼓舞中國人民的效果，考慮到這一點，英美作出了讓步。 當蔣介石逐漸成為戰爭中盟國的一位領袖人物時，毛澤東掌握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 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終於在1941年初破裂，其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便是1941年1月的「新四軍事件」。對這一事件。兩方的宣傳機器至今仍在爭論，而事實真相則更加模糊當時，新四軍一直在長江以南離上海不遠的地方作戰。 1940年9月，蔣介石的參謀長何應欽命令新四軍向江北轉移，然後再過黃河與第十八路集團軍（國民黨對共產黨八路軍的叫法）配合奪取新的據點。 共產黨猶豫不定，一方面因為冒著日軍的火力過長江太危險，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計劃，他們想在長江以南的南京——上海——漢口的三角地帶中建立新的作戰根據地（此處漢口應為杭州——譯者）。 蔣介石把轉移的最後期限延長到了12月31日，但是新四軍仍在原地未動。 突然，共產黨的參謀長項英秘密率領他的部隊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與兵力占絕對優勢的政府第十四師交火。後來的事情就不清楚了。能肯定的是，項英被殺，新四軍的軍長葉挺受傷入獄。共產黨大約損失了1000人。 1月17日，蔣介石命令解散新四軍。共產黨沒有理會這個命令，以同樣的名稱重新組成了新四軍，用七個師的兵力代替原來的那支軍隊。在好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共產黨的宣傳猛烈指責國民黨解散新四軍的做法，並指出這個決定是「親日派」打算與日本人簽定和約並參加反共協定的計劃的一部分。 3月6日，蔣介石給國民參政會寫了一封長信，指責共產黨不講信用，並加上了下面這段並不全是實話的文字： 我無須聲明，我們的政府唯一關心的就是領導全國抗擊日本侵略者，消滅叛徒漢奸，它絕沒有一點要再以武力「鎮壓共產黨」的意思。政府不願再聽到那種現在已成為中國歷史遺迹的不吉利的話。望他們服從命令，放棄對他們的戰鬥同志的攻擊，並停止一切挑釁行動；這樣，政府將儘可能地為他們考慮。 以前，蔣介石曾私下說過：「日本人是肌膚之病，共產黨則是心頭之患。」 即使在「新四軍事件」之後，國共兩黨的關係仍在繼續。 1942年3月28日，周恩來和林彪（此人在黃埔軍校曾是蔣介石的學生）以共產黨的名義提出了四條要求： 一、在全國範圍內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而目前只是有限的容忍。 二、正式承認「解放」區的行政機構。 三、將八路軍由三個師擴充到十二個師。 四、允許新編的新四軍留在黃河以南，直至戰爭結束。 蔣介石拒絕了這些要求，但是一年之後，它們又被提出來了。 在新四軍事件之後，接踵而來的是桂林和昆明這類城市中勢頭越來越猛的反蔣活動。當時，委員長手下的桂林政府是由李濟深主管的，這樣，原來以香港為基地的左翼作家和劇作家便雲集桂林。 李濟深願意為這些文化難民提供保護，他為他們找工作，給他們以財政資助。那時，歐陽予倩領導著省立戲劇藝術學院，他以前曾參加過福建省國民革命政府。在他的指導下，以反政府為主題的劇目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儘管這些劇目沒有對蔣介石指名道姓，但是觀眾一看就知道他是靶子。人們從秦始皇和曾國藩這類劇中人，看到了蔣介石的影子——前者是秦朝的第一個皇帝，後者是蔣介石十分佩服的一個十九世紀的軍事政治家。對反蔣立場不加掩飾的雜誌也如同雨後春筍。 但是，真正使蔣頭疼的還是地下共產黨。如楊剛女士、薩空了和金仲華等人，在美國戰略情報處與美國駐桂林領事館主辦的雞尾酒會上，他們都是常客。 後來，楊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外交部對外政策委員會的副主席，薩空了當上了國務院全國少數民族委員會的副主席，而金仲華則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長。在1942年，他們為爭取美國人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這是黨要求他們按「國際統一戰線」的原則所做的一項工作。 在昆明，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成了反蔣人士和共產黨的同情者的庇難所。雖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時才公開活動，但1943年他們在昆明時就已經十分活躍。 民盟一些領導人物當時都在昆明講學，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們又在北京出現。其中有羅隆基，後來任北京的輕工業部部長，另一位是吳晗，後來任北京市的副市長，他的劇作《海瑞罷官》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其他人士還有聞一多和李公朴；後來他們兩人都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雲南省長龍雲以前是個軍閥，對於民盟在學生中的活動、他或表示寬容，或故意不管。後來，他也作為「民主人士」出現在北京。在西南聯大，人們首先利用牆報表達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和批評，雖然這些文章沒有直接攻擊蔣介石，但它們對整個重慶政府以及蔣介石信任的部下進行了猛烈的批評。 在重慶，戰略情報處（後改名為美國情報處）僱用了許多左翼人士。這些人在宣傳國民黨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因為外交官和外國記者們都把這裡當作重要的消息來源地。 1941年4月，蘇日簽定了中立條約之後，日本人馬上開始了他們那項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殺光、燒光、搶光）。 他們的直接目標就是八路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被迫減少了共產黨軍隊在中國北部平原的出擊，把兵力撤到了山西的高原以及山東的丘陵地區。 從1942年2月到9月，毛澤東在延安發起了整風運動。從這時起一直到1945年春，他有系統地重建了全黨的組織結構。 當毛澤東在北方鞏固他的權力時，蔣介石的政權卻江河日下。 委員長本人變得更專斷、更難於接近，政府官員要見他得等幾個星期，而且在越過了重重障礙之後，還要看蔣夫人是否在興頭上。 身為國民黨的總裁，蔣介石實際上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可以操縱行政院，挾制立法院、繞過司法院。其實，這些機構只是擺設。 他有自己的一套體系，按照這個體系，他把政府的事務分配到三個人頭上：陳立夫管黨務，何應欽管軍事，孔祥熙主管政府的實際事務。這三個人每人代表一個派系，因為蔣介石的權術奧秘就是利用相互對立的不同派系。 人們一般都認為，在蔣委員長的三位心腹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陳立夫（多年以後我在台灣見到他時，他仍是位顯赫的人物，雖然他已年邁）。他在本書中己經出現過。他有達官貴人的優雅氣質：他的頭髮花白，這對一個中國人來說有點過早，但他雙眼烏黑，炯炯有神。他堅決維護中國的傳統，維護儒家思想，認為中國文化是至高無上的。對於他的智慧和精力，無人懷疑。 作為國民黨的秘書長，陳立夫是戰時中國的鐵腕人物。他是蔣介石早年的保護者陳其美的侄子，他和哥哥陳果夫都是蔣介石的部下，這樣，他就成了一個高高在上的人物。 他們兄弟兩人掌握著所謂的CC系（中央俱樂部）。他們兄弟倆先後擔任了一些重要的職務。如國內安全局（中統局）的局長、國民黨的組織部長等。他們或單獨或合夥給共產黨和其他各種異已的力量造成很大的破壞。 陳立夫不僅比陳果夫小八歲，而且比息有肺結核的哥哥更健康，他還擔任了一段時間的教育部長。他是捍衛「思想純潔」 的無情衛士，把可疑的學生或教授送進監獄或送上刑場，從不心慈手軟。 但是陳氏兄弟對自己要求很嚴，個人沒有腐敗行為，因為他們感興趣的是權力，而不是金錢。 當了十四年軍政部長的何應欽將軍自然領導了另一支強大的派系，即軍人集團。如果這一派能團結起來，本來是可以比目前更強大的。何將軍代表著老一代的軍人官僚，是他們使蔣介石得以掌握大權。但是，在這個派系中還有一個更年輕的派中派，他們對蔣介石比老一輩更加忠心耿耿，並下決心要掃除妨礙抗戰的腐敗無能的現象。這些年輕人被稱為黃埔系，其中最有名氣的是陳誠將軍，他是當代中國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在國民政府逃到台灣之後，他擔任副總統，主管推行了一項極為有效的土地改革計劃。他身高剛過五英尺，體形瘦小，但精力充沛，在駐華的美國人中，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受歡迎的中國軍官。他二十年代畢業於保定軍事學校，曾是蔣介石手下的一名年輕的黃埔教宮，黃埔系的其他成員都是在蔣介石任黃埔軍校的校長期間從那裡畢業的。 1944年，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之下，何應欽的軍政部長職位被陳誠取代。 何應欽是個長著圓臉、體格健壯而又很謙恭的人。他是軍隊腐敗無能的象徵，在這支軍隊里，陣亡將士的大批撫恤金直接落入了地方指揮官的腰包，而應徵的士兵卻在挨餓。 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又代表著另一個派系，即強大的宋氏家族。他娶了蔣夫人那位專橫的姐姐宋藹齡，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有權有勢的人物。他為人直率友善，戴著眼鏡，蓄著短短的八字鬍，他精於為自己聚財，也同樣精於毀壞國家的財政。 也許他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與生俱來的家世，他是孔子第七十五代直系後代。 懷特和雅各比引用了孔祥熙一位朋友所說的話，他說：有關孔祥熙的議論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但他補充說：「另外百分之十比那些議論所說的還要糟。」 常有人說，孔夫人的投機生意之所以成功，全靠她掌握證券交易的秘密消息，而這種消息只可能來源於她那身居政府要職的丈夫。 對於這種說法，既沒有人出來否認，也無人說這是誹謗。 由於鄉村收糧食稅的稅官大都把稅收所得佔為己有，所以孔祥熙解決政府各種財政問題的一貫做法便是印更多的鈔票。 抗戰勝利那天，物價已是戰爭爆發時的2500倍。 儘管如此，重慶的美元儲存量仍然很大，這是因為孔祥熙堅持只讓美國人用一美元換二十元中國貨幣，而當時黑市上的美元價格已漲到了400元，後來又漲至600無，最後高達800元。 在國民黨內，還有其他的派系以及一些地位顯赫的個人。 美國人最喜歡的一個派系是政治科學系（政學系——譯者），其成員都是些具有現代思想的專家治國論者（儘管當時還沒有這個詞）。其中許多人在美國或日本留過學，絕大多數能說英語，並立志要使他們的國家成為一個技術發達的高效率的工業國家。 在這個派系中，有兩個人很突出：孫科和宋子文。身為辛亥革命之父的兒子，孫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作為一位學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氣站出來說話，卻沒有與國民黨一刀兩斷、另拉一批自己人馬的個人慾望。雖然他是立法院的院長（英國人稱主席），但他無法與陳立夫操縱的黨的機器抗衡；蔣介石害怕聽到開明的言論，常常一連好幾個月拒絕見孫科。 宋子文也有同樣的待遇，他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長。他也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敢於大膽直言他的想法。但是，委員長更喜歡唯唯諾諾的人，宋子文很少招他喜歡。 不幸的是，人們常常把宋子文當作另一個該受指責的國民黨人與孔祥熙相提並論，可是實際上他們兩人有著很大的差別。宋子文雖然也發了大財，但他與他的姐夫不同，他是靠充滿活力的企業資本主義發的家，同時為國家創造了財富，為數以萬計的人創造了就業機會。 最使國民黨聲名狼藉的是它的軍隊。富家子弟花一大筆錢就能逃過兵役，這些錢落入了那些出賣免役名額的官員的腰包。 而年紀相同的窮人子弟則被抓丁隊強迫抓去，捆在一起，拉去當兵，有的新徵士兵在到達指定的部隊之前就喪了命。懷特和雅各比列舉了一些有關中國派駐緬甸部隊的可怕的數字。 有一支部隊在500英里的行進中，損失了30％的兵力，而在那些被認為比較強壯一些的倖存者中，有15％被一位美國大夫診斷為肺結核。除了結核病之外，痢疾、瘧疾、疥瘡、腳氣和寄生蟲病，連同斑疹傷寒和流感，又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絕大多數病員得不到醫療照顧。一般說來，一個師平均只有一位中國醫師。但是，這裡卻沒有西方軍隊中一種主要的疾病——性病，這可能是因為士兵的身體太虛弱；因而無力去尋花問柳，或者即使有能力，也因為太窮而付不起錢。 起初的情況就夠糟糕的了，隨著通貨膨脹的勢頭增猛，形勢更是急轉直下，1939年秋，埃里克·周帶著少校的榮譽軍銜在軍事委員會當過一陣翻譯。 他每月的工資是60塊中國貨幣。而當時一雙鞋都賣到了80元，到1943年，一雙鞋的價格大約在900到1200元之間，而少校的工資卻一分未長。 在這一點上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山西省的「模範省長」閻錫山樹立了一個大家不願學習或無法學習的榜樣。 1939年（根據他的回憶錄），他帶領300000軍隊開進了山西省的西部山區。「那裡幾乎是不毛之地。當地人極端貧窮……」。1940年6月，他開始實行一種以實物形式增收農業稅的制度，並在軍隊、公務員和學校教師中間推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定量供應制。 至少在他所管轄地區里，軍隊能吃飽肚子。1941年夏，中央政府號召全國學習這種做法，但是一心只想滿足私慾的國民黨軍官仍然只顧中飽私囊。 信奉基督教的馮玉祥將軍也有體恤士兵的好名聲，他描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一個地方，當地長官正在那裡歡迎他的到來，當地人卻把他們團團圍住了。他們向馮玉祥懇求說： 他們的孩子（有八、九百人）被征入伍，正在去訓練營地的路上。但是地方長官卻讓這些新入伍的士兵在出發前把棉襖制服脫下來。當地人喊道：「這麼冷的天，他們會凍死的！」馮玉祥為他們作主，干預了這件事，最後，地方長官派人帶著棉襖制服去追趕兩小時前出發的新兵隊伍。 馮玉祥接著還提到了下面這件事： 第二天，我去視察駐紮在白市驛的軍隊。那裡的團長給我看士兵的點名冊。我發現上周還是滿員的，但是現在每個營都少了三、四十人。我問他這其中的原因，這個團長回答說：「新兵從家裡出來時，一路上沒有吃的。一到這裡，他們就猛吃猛喝，結果把自己撐死了」。但實際上，他們是被餓死的。 還有一次是在離重慶十五英里的沙坪壩，這位信奉基督的將軍問一名團長他的傷病員都在哪兒。團長把他帶到了幾英里地以外的一個山村子裡，那裡有二十多個生病的士兵。 馮玉祥寫道： 我進去後發現這些可憐的年輕人都在發燒。他們躺在拆下來當床用的門板上，身下墊著乾草。我摸了摸他們的額頭，問他們吃過葯、喝過水沒有。這些無辜的年輕人哭了。他們說：「自打我們生病之後，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們。我們連一口開水也喝不上。」 由於受上司的欺壓，國民黨的軍隊便反過來欺壓他們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種原因都撇在一邊，光這一點就能解釋為什麼共產黨的軍隊能最後取勝。他們讓農民覺得解放軍需要他們，並給了他們一個奮鬥的目標。一般來說，共產黨軍隊的戰士一旦穿上軍裝，就能做到不強姦、不搶劫、不欠債，並幫助農民收割糧食。這種對比是十分明顯的。 蔣介石對人民的這些疾苦不聞不問，除非有人向他提到某些具體的事例，這時他總要大發一頓脾氣。他越來越與世隔絕了。他之所以變得如此難於接近，這與他的獨斷作風和孤僻性情是有關的。 從1942年11月起四個月的時間裡，蔣介石利用蔣夫人及其姐姐和外甥女訪美這段較長的空隙，寫了一本書。這本書以絕對優先的高速度排印出來，於1943年3月10日在重慶出版。 這本題為《中國之命運》的書顯然是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的回答。 毛澤東的這本書是1940年1月發表的，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到了中國的情況之中。人們常說蔣介石的這本書是由一位以前的秘書、前任教授陶希聖捉刀代筆的，不管怎麼說此人在該書的起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這本書很可能大部分是由蔣介石口授的。不管怎麼說，蔣介石對全書的內容負完全的責任，並為它感到十分的自豪。 這本書是蔣介石對其基本政治思想的闡述，在重慶被捧為孫中山《三民主義》以來最重要的一本書。雖然當時嚴重缺紙，但這本書第一次就印了20萬本，到1943年底重印了200多次。 《中國之命運》在中國的學校和大學裡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讀的書，全體軍官、公務員以及中央政治訓練學院的全體學生和國民黨青年團的全體成員都必須讀這本書。 時隔不久，蔣介石又推出一本內容短得多的書、《中國經濟學說》。同樣，這本書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陶希聖代筆的，但是許多經濟方面的專業內容則出自一位姓陳的經濟專家之手。 在這兩本書里，民族主義的調子很重，其中《中國之命運》 比《中國經濟學說》更甚。蔣介石把中國的問題毫無例外地歸咎於外國列強的掠奪和不平等條約的危害。而《中國經濟學說》的主要目的則是根據孫中山的教導找出一種中國式的解決經濟問題的辦法。 圍繞這兩本書，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之一便是主要的捉刀人陶希聖的身份。在1934年至1937年之間，他在北京大學任中國社會史教授，還擔任過北平師範大學的講師。1928年，他給蔣介石當過一段秘書，後與汪精衛結為密友，並和他一起逃到了日本人那邊。但是，陶希聖后來和汪精衛鬧翻，帶著汪與日本人簽訂的一份秘密協定，逃到了香港。 他回重慶被看作是忠實的表現，在那裡他住在蔣介石當時的秘書陳佈雷的家中，與委員長關係密切。 更奇怪的是，《中國之命運》這本書竟沒有英譯本。本來宣布譯本準備在1943年四、五月間出版。但是，幾個月甚至幾年過去了，仍不見英譯本。 最合適的解釋是，英譯本的出版計劃取消了，因為重慶方面已及時發現這樣做不合適，當時國民黨的宣傳機器正在為蔣介石樹立一個偉大的民主領袖的形象，如果在這個時候，讓西方的英語讀者看《中國之命運。》這本書，那就會對公眾輿論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國。因為這本書的調子從頭到尾都是反西方、反自由的。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當《中國之命運》在中國發行高達1百萬冊並成為必讀書時，國民黨的審查機關卻在外國記者的電文中刪去了一切有關此書的內容。 到了1946年1月份，六位國會議員想要國務院自己翻譯的這本書的譯本，結果他們遭到了拒絕，理由是該書屬於「絕密」 文件，《中國經濟學說》就是這個月在紐約的共產黨「前線」 雜誌《美亞雜誌》上發表的，並附有一篇由美國左翼作家菲利浦·賈菲寫的評論。賈菲於1947年將蔣介石這兩本書的英譯本合編在一起並加了注釋。 然而在1943年，廣大的美國公眾都不知道蔣介石並不是人們聽說的那種偉大的民主領袖。 在蔣夫人訪美期間，她給許多人作了演講，贏得了人們的愛戴，征服了美國的公眾。但是在私下，接待過她的人都不喜歡她那種專橫的作風。害怕受她「美色誘騙」的羅斯福答應了她要更多飛機的蠻橫要求，下令在試飛結束前就馬上提供柯蒂期—賴特公司生產的C一46飛機。這種飛機有好幾架都在喜瑪拉雅山墜毀了。 蔣夫人不在時，重慶傳出了委員長與一位姓陳的小姐的風流韻事，說陳小姐與委員長同床共枕，還為他做他愛吃的浙江家鄉菜。 這種流言沒有依據，但卻使蔣介石火冒三丈，在他夫人回來之後，他召集了外國記者、內閣部長、以及工作人員，申明他那高尚純潔的一夫一妻的愛只屬於他的合法配偶，並斷然否認了有關他不忠的傳言。 這件事發生在1943年3月間，當時國民黨的軍隊正遭受著災難性的失敗。但是，委員長申明自己清白的消息卻一連幾天壓倒了有關戰況的報道。據懷特和雅各比的說法：「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以從政府那裡得到委員長闢謠的抄件」。 總的來說，蔣夫人對美國進行的長時間的訪問，為重慶政府贏得了一場宣傳上的重大勝利，緊接著輿論界就把蔣介石宣揚成一個戰爭時期的主要領袖。1943年10月，盟軍最高司令、東南亞戰區總司令、海軍中將路易斯·蒙巴頓來到了重慶。他帶來一封溫斯頓·丘吉爾寫的介紹信，信中稱蒙巴頓與他有二十五年的老交情。蒙巴頓外貌英俊，極具魅力，有著非凡的外交天賦和傑出的戰略才能。 根據芭芭拉·塔奇曼的尼載，他送給蔣夫人一個上面用寶石鑲著她的名字縮寫的卡蒂爾梳妝盒，並在委員長面前說自己是個比較年輕的指揮官，渴望「吸取委員長的豐富經驗」，這樣一來，他很快就博得了蔣夫人的歡心，他此行的目的是和蔣委員長及馬歇爾的個人代表B·B·葫墨維爾一起商討緬甸以及其他抗日戰區的戰略問題。 然而，蒙巴頓一來就捲入了蔣介石和史迪威的糾紛之中，因為他到重慶時正好碰上羅斯福聽信了中國政府和陳納德將軍的抱怨，已作出決定將史迪威召回國。 蒙巴頓可不喜歡這樣做，他不想失去一位對中國有如此廣博的知識的同事，也不願和一個水平不如史迪威的繼任者湊合。 蒙巴頓對史迪咸說，他可以留下來繼續工作，條件是只要他向蔣介石道歉認錯。雖然心裡窩火，史迪威還是聽從了蒙巴頓的建議，向蔣介石賠了不是。委員長寬厚地接受了他的道歉，兩人很快就和解了。 緊接著，蔣介石在戰時國際事務中的影響發展到了一個高潮。 11月份，他作為三巨頭之一與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先生一起參加了開羅的首腦會議。 他是以中華民國總統的正式身份參加此會的，在此之前，他已於10月11日宣誓就職，接替8月1日去世的原總統林森。 三位領導人從11月22日至26日在梅納大廈飯店開了四天的會。 會後發表的聯合公報對蔣介石個人來說是一大勝利，聯合公報記錄了三個盟國決定剝奪日本「從中國人那裡竊取的諸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所有領土，並將這些地方全部歸還給中華民國。而且，羅斯福保證支持1944年春對緬甸日軍的海陸空聯合進攻，以打破對中國的包圍，並為國民黨的九十個師提供武器裝備和訓練。他還表示在戰後將繼續支持中國反對「外國入侵」。中美將聯合佔領大連海軍綜合基地。這些保證顯然是為了防止蘇聯爭奪東北，同時，總統也讓蔣介石作出了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承諾。 得意洋洋的蔣介石帶著從未有過的聲望回到了中國。 他不知道羅斯福總統還要在德黑蘭（11月27日至12月2日）與邱吉爾和斯大林會晤，在這個會議上，羅斯福向斯大林作出了與給蔣介石的承諾完全相矛盾的保證。 的確，美國人沒有履行羅斯福在開羅向委員長作出的許諾。1944年羅斯福取消了對緬甸的聯合進攻，也沒有落實對國民黨九十個師的武裝和訓練。而他的繼任者杜魯門沒有在戰後支持中華民國對付俄國人，儘管他的確作了一次努力，但已為時過晚。然而，有一件事羅斯福堅持住了，即決心讓蔣介石兌現他的承諾，解決他與共產黨人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