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科·馬里還是老樣子，聲音依然很熾熱，充滿說服力。他還是具有那種組織語言的能力，他從一些普遍的切入點，一步一步談論到我們每日的體驗，然後自然而然地揭示這些事情的意義。當我現在描寫這個場景時，我意識到，我基本上想不起來他的身體特徵，我只記得他臉色蒼白，沒留鬍子，頭髮很短，我也想不起來他的身體——那是到那時候為止，我唯一像擁抱丈夫那樣擁抱過的身體。 等他發完言之後，我向他走去。他驚訝得兩眼放光，擁抱了我，但我們很難說上話，因為人群非常混亂，要麼有人拽著他的一條胳膊，要麼有人用手指著他，很嚴厲地對他說話，就好像要和他吵架一樣。我擠在那些圍在講台周圍的人中間，非常不自在，我也看不到馬麗婭羅莎，但這時是她認出我來了，她拉了一下我的胳膊。 「你在這兒幹什麼？」她很高興地問我。 我沒有告訴她，我錯過了一場見面會，我說我是偶然經過的。我指著弗朗科對她說： 「我認識他。」 「馬里？」 「是的。」 然後，她充滿熱情地談起了弗朗科，嘀咕了一句：「他是我請來的，我要負責任，你看看這馬蜂窩。」她還說他晚上會住在她家裡，第二天出發去都靈，她邀請我也去她家裡住。我接受了，雖然我已經訂了賓館，真是遺憾。 學生大會一直在繼續，中間有幾次氣氛非常緊張，一直讓人提心弔膽。我們在天快黑的時候才離開大學。除了弗朗科，那個年輕的母親也跟我們一起走了。那姑娘叫西爾維亞，還有我之前看到的那個抽著雪茄的三十多歲的男人，他叫胡安，是一個委內瑞拉畫家。我們所有人一起去一家館子吃飯，那是我的大姑子馬麗婭羅莎熟悉的館子。我和弗朗科聊了一會兒，我就發現，他和以前不一樣了。他的臉上好像覆上了一層面具，可能是他自己戴上的，竟然和他的面部線條完美貼合，他已經不像之前那麼慷慨陳詞了，現在他有些收斂和退縮，他會斟酌詞句。在我們看似親密的交談中，他從來沒有提到我們之前的關係，是我提到那段關係的，我抱怨說他再也沒有寫信給我。他不願多說，嘟囔了一句：「事情本應該這樣。」關於大學，他也說得很含糊，我明白，他沒能從大學畢業。 「有其他事情要做。」他說。 「什麼事情？」 他似乎有些厭煩我們之間過於私密的語氣，就轉向馬麗婭羅莎說： 「埃萊娜問有什麼事可以干。」 馬麗婭羅莎很愉快地回答說： 「幹革命。」 這時候，我用開玩笑的語氣說： 「那空閑時間呢？」 胡安這時候溫柔地擺弄著孩子握緊的拳頭，西爾維亞坐在他旁邊，他很嚴肅地說了一句： 「空閑時間，我們為革命做準備。」 吃完飯後，我們都鑽進了馬麗婭羅莎的車子，她住在聖安布羅焦區一套很大的老房子里。我發現，委內瑞拉畫家在那兒有一個類似於工作室的地方，那是一間非常凌亂的房間。他帶著我和弗朗科進去看他的作品：非常大的畫幅，上面繪製著非常擁擠的城市，像照片一樣精細，但他在畫面上釘釘子，還用一管管色彩、一支支畫筆、調色板、調色碗，或者通過油松和破布破壞了這些畫面。馬麗婭羅莎對他評價很高，但她一直在對弗朗科說話，看來她最在意的人是弗朗科。 我不明白狀況，我窺視著他們。當然，胡安住在那裡，西爾維亞也住在那裡，她抱著她的孩子米爾科在房子里自如行動。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那個年輕的母親和畫家是一對夫婦，他們租住在這套房子里，但我很快改變了想法。實際上，那個委內瑞拉畫家整個晚上對西爾維亞都表現出一種漫不經心的客氣，但他經常把手搭在馬麗婭羅莎的肩膀上，有一次還吻了她的脖子。 剛開始，大家都在聊胡安的作品。對視覺藝術，弗朗科一直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和判斷力。我們所有人都聽得津津有味，除了西爾維亞，她的孩子之前一直都很乖，忽然間卻大哭起來，根本沒法平靜下來。我希望弗朗科能提到我的書，我很確信，他會說一些比較敏銳智慧的話，就像他談論胡安的繪畫那樣。但他一直都沒有提到我的小說，想到這些，我心裡有一絲酸楚。後來，弗朗科說了一句關於藝術和社會的俏皮話，委內瑞拉畫家無法忍受，他才改變了話題，說到了義大利文化的落後，選舉之後的政治格局，對社會民主黨的妥協，還有學生運動和警察的鎮壓，以及「法國的教訓」。兩個男人之間的辯論馬上變得白熱化。這時候，西爾維亞不明白米爾科到底怎麼了，以及他需要什麼。她從房間里出去又回來，大聲地責備孩子，就好像他是一個大孩子。她抱著孩子在走廊里走來走去，或是去房間里給孩子換尿布，她時不時會拋來一些反對意見，都是別人說過的現成的話。馬麗婭羅莎說，在法國的索邦大學，他們已經創辦了一些託兒所，給那些參加罷課的學生提供服務，可以幫他們照看孩子。她還提到了六月初的巴黎，天氣很冷，而且愛下雨，學校在罷課，工人在罷工，但她沒能親眼看到（她後來沒去，這讓她覺得很遺憾），這是一個朋友寫信告訴她的。弗朗科和胡安漫不經心地聽著這兩件事，但沒忘記他們之間的爭論，辯論越來越激烈了。 最後的結果是，我們三個女人都非常睏倦，都等著那兩位鬥士耗完他們各自的氣力。這讓我很煩，我等著馬麗婭羅莎能加入談話，我自己也想加入談話，但是弗朗科和胡安根本不給我們機會。這時候，那個孩子哭得更厲害了，西爾維亞也變得越來越粗暴。我想到莉拉在懷著詹納羅時，比這個女孩還年輕。我意識到，在參加那場學生大會時，有一種東西促使我把她們倆聯繫在一起——也許是莉拉在尼諾消失之後，在和斯特凡諾分開時，她所感受的那種母親的孤獨吧。莉拉那麼美，假如她抱著詹納羅來參加這個大會，那她會更加迷人，她要比西爾維亞更有決心，但莉拉已經被排除在外了。我在大學教室里感受到的那股浪潮，可能也會席捲那不勒斯的城郊，但她住在那個地方，可能完全感受不到發生的一切。太遺憾了，我覺得有些負罪感。我應該帶著她離開、綁架她，讓她和我一起旅行，或者強化她對我的影響，把她的聲音和我的聲音混合起來。似乎在那時候，我覺得她在說：「假如你不吭氣，你讓那兩個人一直說，那你就會像一件擺設，一盆放在房子里的植物，你至少應該幫一下那姑娘，你可以感受一下有個孩子是什麼體驗。」總之，我腦子很亂，種種情緒湧上心頭，時空也變得恍惚。我一下子站了起來，帶著一絲擔憂，從西爾維亞手裡輕輕地接過孩子，她很樂意把孩子交給我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