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發了，但不是去巴黎。經過那年風波不斷的政治選舉之後，吉娜讓我到處去推廣我的書，從佛羅倫薩開始。我先是受邀到師範學院，邀請我的女教授是艾羅塔家一個朋友的朋友。在充滿動蕩氣息的大學裡，我給三十幾個男女學生做了一場講座。首先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很多女生，比我公公在報紙上寫的還要糟糕：她們穿衣打扮都很低俗，在表達自己時過於激動、語言混亂，總因為考試的事兒生氣，對老師很不滿。在那位教授的引導下，我談論了學生運動，還有法國發生的事情，我很振奮。我炫耀了我學到的東西，我對自己很滿意，我覺得自己的表述很清晰，充滿自信。那些女生非常欣賞我說話的方式，還有我懂得的很多事情，以及我在陳述世界的那些複雜問題的能力，我說得井井有條。但我很快意識到，我盡量避免提到自己的書，談到我的書會讓我很不自在，我很害怕出現類似在我們城區里我的那種反應，我更喜歡用我的語言綜述一下《悅讀》或《每月評論》雜誌里提到的思想，但我被邀請到那些地方，目的就是為了談論我的書。有人要求提問，開始的問題都是圍繞著書中的女主人公，她為了擺脫出生的環境做出的努力。只有在最後的時候，有一個姑娘，我記得她很高很瘦，說話時經常被一種緊張的笑聲打斷，她讓我解釋一下，為什麼在這樣一部優雅流暢的小說里，會出現「一段色情描寫」。 我很尷尬，也許我臉紅了，我語無倫次地說了很多社會原因，最後我說，需要坦率地表現人類所有的體驗。我強調道，包括那些難以啟齒的事，還有那些我們對自己都不願意說的事。最後的這句話討得了大家的歡心，我又重新找到了自信。那位邀請我來的教授對我表示讚賞，說她會考慮這個問題，並且會寫信給我。 她的認可讓我腦子裡原本就不多的幾個觀念固定下來，很快就成了我反覆說的話。在公眾面前，我有時候是用一種風趣的語氣說，有時候用一種悲情的語氣說，有時候言簡意賅，有時候會引申出一段長篇大論。有一天，在都靈的一家書店裡，面對很多讀者，我用一種瀟洒的語氣在談論我的書，覺得非常自在。即使有人用熱情或者挑釁的語氣，問起書里描寫的在沙灘上的性事，我已經能夠坦然面對，我已經有了現成答案，而且會說得讓人心服口服，並獲得認可。 在都靈，是塔蘭塔諾教授陪我去參加讀者見面會的，這也是出版社的安排。他是阿黛爾的老朋友了，他很自豪地說，他當時真是有先見之明，發現了這本書的潛力，他非常熱情地把我介紹給聽眾，和一段時間以前他在米蘭用的語氣一樣。晚上，讀者見面會結束時，他表揚了我，說我在短時間內進步很大。然後，他還是用以往那種充滿善意的語氣問我：「他們說書中的性愛描寫是『下流的章節』，您為什麼會欣然接受呢？您為什麼自己也這麼對公眾說呢？」他跟我解釋說，首先，我的小說除了沙灘上的那個情節，還有其他更有意思、更加精彩的章節。其次，那些看起來有些大膽的描述，其實很多女孩子在寫作中，都會遇到的。最後他總結說，色情，在很多好的文學作品——真正的敘事藝術中都會出現，有時候雖然跨越了界限，但永遠不會下流。 我腦子有些亂——那個非常有文化的男人想婉轉對我說的是，我小說里的那些「罪過」，其實是非常輕微的，是可以被原諒的，而我每次那麼大張旗鼓地解釋，好像那些東西是致命的一樣，我錯了。總的來說，我太誇張了，我迎合了公眾短淺的目光。我想：現在夠了，我不要表現得那麼低三下四，討好別人，我要學會對我的讀者說不，我不應該讓自己降到他們的水平。我覺得下次一有機會，我就會用一種比較嚴厲的語氣，回應對那幾頁內容提出問題的人。 晚飯是在一家賓館的餐廳里，是出版社為我們預訂的，我有些尷尬，但還是饒有興趣地聽著塔蘭塔諾引用的文學作品。他再次聲明，我是一位相當純潔的女作家，他稱呼我為「親愛的孩子」。他說，亨利·米勒，還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不少有天分的女作家，她們描寫的性事是我現在也無法想像的。我把這些作家的名字都寫在了本子上，同時，我心裡開始琢磨，這個男人雖然表揚了我，但他一定認為，我並沒什麼天分；在他眼裡，我是一個僥倖獲得成功的小姑娘；甚至那些最吸引讀者的章節，在他看來也不過如此，只能震撼到那些懂得不多的人，但像他那樣的知識分子會覺得這沒什麼。 我說我有點兒累了，我攙扶著和我共餐的人站起來——他喝得有點兒多，他是一個小個子男人，肚子很大，一副美食家的樣子，一綹綹白髮耷拉在耳朵上面，他的耳朵很大，臉紅撲撲的，鼻子也很大，嘴唇很薄，眼睛很靈活，他抽煙很兇，手指是黃色的。在電梯里，他想擁抱我，親吻我，儘管我掙扎著想推開他，他還是不放棄。我接觸到他的肚子，還有他滿嘴的酒氣，那感覺深深刻在了我的腦海里。到那時候為止，我從來都沒想到過，一個年老的男人、我未來婆婆的朋友，那麼善良、有文化，卻會表現出那副樣子。我們到了走廊里，他趕忙向我道歉，他說那都是酒的錯，他很快進到他的房間里，關上了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