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長時間，我都很難搞清楚恩佐犯了什麼事兒。莉拉對他的態度變了，不再那麼充滿敵意，她打起精神為他四處活動，面對這個新考驗，她一聲不吭，非常堅決。當她發現，國家不承認她類似於妻子的身份——因為她和斯特凡諾沒辦離婚手續，也沒和恩佐正式結合，所以她不能和恩佐見面，她非常氣憤。她花了很多錢，通過正式以及非正式的途徑，讓恩佐感覺到她的支持和關心。 這段時期我又去找了尼諾，我從瑪麗莎那裡得知，要想得到尼諾的幫助簡直是痴心妄想，他甚至都不會為他父親、母親和幾個弟弟妹妹動一根手指頭。但在我的請求下，他馬上就行動起來了，也許是想在伊瑪面前有面子，也許他想要在莉拉面前展示他的權力——儘管是通過間接的方式。無論如何，即使是他，也沒能搞清楚恩佐的具體情況，在不同的時候，他跟我說了幾個不同的版本，連他自己都覺得他說的不可靠。發生了什麼事？當然是和娜迪亞有關，在她哭哭啼啼的陳述當中，她提到了恩佐的名字。她提到了那個時期，恩佐、帕斯卡萊曾和法院路上的那些工人和學生組織來往密切。她把早年一些抗議性行動歸到了他們身上，就是毀壞居住在曼佐尼街上的北約官員的財產的行動。當然，那些審訊者想證實恩佐也參加了帕斯卡萊的其他眾多的犯罪行動，但他們沒什麼確切的證據。他們開始推測，恩佐和帕斯卡萊一起採取了一些非政治性的行動。也許娜迪亞認為，那些血腥事件中有一部分，尤其是謀殺布魯諾·索卡沃，都是帕斯卡萊執行的，但所有這些都是由恩佐策劃的。也許娜迪亞說，她從帕斯卡萊那裡得知，殺死索拉拉兄弟的人有三個——他、安東尼奧·卡普喬還有恩佐·斯坎諾，他們是一起長大的朋友，情同手足，他們跟索拉拉兄弟有很多個人恩怨，所以決定報仇雪恨。 那些年情況非常複雜，整個世界的秩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些經過長期學習獲得的技能、堅持的正確政治路線，忽然間變得很沒意義，沒必要在上面浪費時間。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葛蘭西主義、共產主義、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工運中心主義忽然都變成了過時的標籤。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壓榨，利益最大化，這些之前被認為是讓人痛恨的事，現在又成了自由和民主的基本點。同時通過或合法或非法的途徑，國家開始用強硬的辦法清算以前的革命組織留下的問題。經常會有人被暗殺，或者被關進監獄，一些普通人也會倉皇逃跑。像尼諾那樣的人，他已成了議會成員，或者像阿爾曼多·加利亞尼那樣的人，他通過電視已經小有名氣了，他們早就意識到，形勢會發生變化，他們馬上就適應了新局面。至於像娜迪亞的人，警察會讓他們老實交代，很明顯，他們會通過告發自己的同夥，來洗清自己。我想，像帕斯卡萊和恩佐那樣的人不會那麼做，他們一定還在繼續思考、表達、進攻和捍衛自己，他們會提出他們在六七十年代學到的那些口號。實際上，帕斯卡萊在監獄裡依然堅持鬥爭，對於那些國家公僕，他一個字都沒有說，他沒揭發別人，也沒有為自己開脫。恩佐當時是開口了，他是用那種很簡潔的方式斟詞酌句，表達了自己身為共產黨的感情，同時否認別人對他的指控。 同時，莉拉在監獄外面，也集中她的聰明才智，還有她的壞脾氣，和那些非常昂貴的律師一起投入了一場戰鬥，想把他撈出來。恩佐是一個幕後策劃者？一個戰士？他什麼時候做的這些？假如很多年裡他從早到晚都在「Basic Sight」工作，他怎麼可能會和安東尼奧還有帕斯卡萊一起把索拉拉兄弟殺了，假如同一時間他在阿維利諾，而安東尼奧在德國？除此之外，假如他們都在城區，但大家對他們都非常熟悉，無論他們戴不戴面罩，一定都會被認出來的。 但沒辦法，法律機器勇往直前，後來我開始擔心莉拉也會被逮捕。娜迪亞說出了一個又一個名字，警察把那些在法院路上參加活動的人一個個都抓了起來：有一個是在糧農組織工作的人，有一個是銀行職員，還有阿爾曼多的前妻伊莎貝拉也沒躲過這一劫，雖然她現在已經是國家電力公司的一個技術人員的全職太太。儘管大家都很擔心，但娜迪亞只放過了兩個人：她哥哥和莉拉。也許加利亞尼老師的女兒想著，把恩佐牽扯進來對於莉拉已經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或者她一直都很痛恨莉拉，但從根本上來說，也許很尊敬她，經過再三猶豫之後，她決定放過莉拉。要麼就是她很害怕莉拉，她害怕直面莉拉。但我更樂意相信，因為她知道了蒂娜的事情，她對莉拉產生了同情，或者更進一步說，假如一個母親受到了這種打擊，那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傷害到她了。 但對於恩佐的那些指控慢慢澄清了，那都是一些沒根據的事。這次法律失手了，開始變得疲憊。總的來說，經過很多個月的調查，只有極少的幾個問題站得住腳：他和帕斯卡萊是老朋友；在聖約翰·特杜奇奧時期，他是工人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還有賽里諾山上的一座小破房子——帕斯卡萊的藏身之所，是從他阿維利諾一個親戚那裡租的。經過一輪又一輪的審判，開始他被認為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恐怖分子首領，策劃執行了一些非常殘酷的犯罪行為，後來成了一個武裝鬥爭的支持者，再後來就連那種支持也成了一種泛泛的觀點，從來都沒變成犯罪行為，最後恩佐被釋放了。 但距恩佐被逮捕已經過去了兩年，在城區里大家都開始覺得，他是一個比帕斯卡萊·佩盧索還更危險的恐怖分子。我們從小都認識帕斯卡萊，他一直都在幹活，根據街頭巷尾的傳說，他唯一的錯誤就在於，他是一個忠於自己理想的人，儘管柏林的牆倒了，但他也不會脫去共產黨員的外衣，就好像他父親把這層外衣縫在了他身上，他永遠都不會退縮，他把別人的過錯也扛在了自己肩上。他們說，恩佐很聰明，他通過「Basic Sight」的生意把自己偽裝起來了，尤其是他背後的人是莉娜·賽魯羅——他的主心骨，一個比他更危險、更聰明的人物。他們倆應該做了很多可怕的事。總之，那些閑言碎語讓人們覺得：他們倆是真正殺人放火的人，但他們非常狡猾，逃脫了所有懲罰。 在這種氣氛下，因為莉拉之前的漫不經心，還有後來在律師身上的大筆花費，他們的公司一直都無法重新啟動。他們商量著把公司賣掉，儘管恩佐之前經常預測，這個公司值十億里拉，但後來他們很艱難地才賣出了一億里拉。一九九二年春天，他們已經不吵架了，他們分開了——無論是作為生意夥伴，還是作為同居伴侶。恩佐把大部分錢都留給了莉娜，他去米蘭找工作。有一天下午，他對我說：「你要多關心她，她一直跟自己過不去，到老了會更難過。」有一段時間，他一直給我寫信，我也給他回信，他給我打了幾次電話，後來就沒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