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發表那篇文章，對於我的寫作生涯來說是一個質的飛躍。因為這篇文章的出現，我的其他文章也被挖掘出來了。這些文章顯示了我不僅僅是一個小說家，在過去我還參加過工會鬥爭，還致力於女性地位的提高，現在我在和那不勒斯的醜陋現象作鬥爭。我在六十年代末征服的那一小批讀者，和七十年代的各種文化水平的讀者，現在又有了一批新讀者，加在一起人數更多了。這給我的前兩本書也做了宣傳——那兩本書又被重印了，第三本書現在賣得越來越好，改編成電影的事兒，也越來越有眉目了。 當然，這篇文章也給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我被憲兵叫去談話，財政警察也聽了我的陳述。在右派的地方報紙上，我被貼上各種標籤遭詆毀：離婚的女人、女權主義者、共產黨、恐怖分子的支持者等等。我接到了一些匿名電話，那些人用非常猥褻的方言威脅我和我的女兒。我生活在不安之中，但我覺得不安已經是寫作固有的一種心態，總的來說，這次我遠遠沒有《全景》的那篇文章發表時，還有被卡門起訴的時候更激動。這是我的工作，我在研究怎麼把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感到，出版社的法律顧問在保護我，左派的報紙在支持我，我的讀者見面會也越來越密集，我是站在正義的一邊。 但我應該誠實地說，事實不僅僅是這些。我平靜下來，主要是因為我發現索拉拉兄弟沒做任何傷害我的事情。我太顯眼了，這讓他們儘可能地躲藏起來。馬爾切洛和米凱萊非但沒有再起訴我，他們這次什麼話也沒說，一直都沒什麼表示，甚至我在執法官員面前見到他們時，他們只是冷冰冰地、帶著敬意向我打了個招呼。就這樣，風波逐漸過去了。唯一確定的結果是，地方機關開始了一系列調查，報紙上也出現了很多報道。但就像出版社的法律顧問預測的那樣，調查不了了之，那些報道也逐漸消失了。我想像，那篇報道被其他無數報道所淹沒，索拉拉兄弟依然逍遙法外。這篇文章唯一造成的損害是情感方面的：我的妹妹、外甥西爾維奧，還有我父親徹底把我從他們的生活中排擠出去了——話雖然沒明說，但他們卻已經那麼做了。馬爾切洛一直對我很客氣。有一天下午，我在大路邊上看見他，我把目光投向了另一邊，但他在我的面前停了下來。他說：「萊農，我知道，你也完全可以不用那麼做，我不生你的氣，你沒有錯，但你要記住，我家大門一直對你敞開著。」我回答說：「埃莉莎昨天才把我的電話掛了。」他微笑著說：「你妹妹是家裡的主人，我能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