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她有時候對我充滿抵觸，但在她的敵意隱藏在她對我的情感以及願意為我付出的態度後面。比如說，莉拉一直都很樂意照顧我的幾個女兒，儘管她有時候話里話外，都想讓我感覺我欠她的情。她好像在說：你現在的身份，你獲得的成就，都是因為我犧牲自己，讓你成為那樣的人。我聽出她的話外之音時，我會提議說，我可以找一個保姆，但是無論是她還是恩佐，都會覺得我太見外了，這種話提都不要提。有一天早上，我需要她的幫助，她提到了她要面對的一些棘手問題，我冷冰冰地說，我會另找一個解決方案。她馬上變得很兇，說：「我跟你說了我不幫你嗎？假如你需要，我會安排一下的。你的女兒抱怨過嗎？我忽視她們了嗎？」這樣一來，我確信她只是需要我承認她的重要性，我要真誠地對她表示感謝，沒有她的支持，我的公眾生活是很難維持的。後來我開始忙於自己的事兒，每次都把幾個孩子留給她。 因為出版社宣傳部門的有效推廣，每天我都會出現在不同報紙上，有一兩次我還上了電視。我很振奮，也很緊張，我喜歡人們對我的關注，但我害怕說錯話。在最緊張的時候，我不知道找誰談，我去找莉拉，想聽聽她的建議： 「假如他們問起索拉拉兄弟呢？」 「你怎麼想就怎麼說。」 「假如他們生氣了呢？」 「現在他們怕你更多一些，你比他們更危險。」 「我很擔心，我覺得米凱萊越來越瘋狂了。」 「書寫出來，就是為了讓人們聽到你的聲音，而不是為了沉默。」 實際上，我一直都很小心。那個階段，因為選舉，各個政黨的宣傳都熱火朝天，我很小心，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從來都不談論政治，從來都不會提到索拉拉兄弟，大家都知道，他們在給聯合執政的五個政黨拉選票。但關於城區的生活環境，我會談很多，在地震之後，一切都更糟糕了，我會談到城區的貧窮、非法交易，還有管理機構的縱容。然後，根據不同的問題，還有當時的心情，我會談論我自己、我接受的教育、求學生涯的艱難、比薩高等師範里蔓延的厭女症，會談到我的母親、女兒，還有我的女性主義思想。那段時間，圖書市場的情況非常複雜，我這個年齡的作家都遊離於先鋒主義和傳統寫作之間，但我是有優勢的，因為我的第一本書是在六十年代末出版的，我通過第二本書展示了我堅實的文化，還有寬廣的興趣，我是少有的幾個已經有了自己的出版生涯，甚至是讀者群的作家。這樣一來，我的電話越來越頻繁響起，但說實在的，那些記者很少讓我談論對文學的看法，他們會問我關於那不勒斯的現狀的看法，還有一些社會學方面的思考，這些問題我還是可以談論的。很快，我開始給《晨報》寫稿子，我接受了一個題為「我們女人」專欄的約稿，無論哪裡邀請我去，我都會根據不同的觀眾介紹我的書。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連我自己都不相信，過去出版的那兩本書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不像這本這麼突出，有兩個非常著名的作家給我打了電話，都是我之前沒有機會認識的人，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導演想見我，他想把我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每天我都會接到消息，都是這個或那個出版社要了解我的書。總之，我越來越高興了。 但是最讓我滿意的是兩個出乎我意料的電話。第一個是阿黛爾打的，她對我很客氣，問了兩個孫女的情況。她說，她通常是從彼得羅那裡了解她們的所有情況，彼得羅給她看了兩個孩子的照片，她們都很漂亮。我會聽她說，只是禮節性地回復了幾句。關於那本書，她說：「我又看了一遍，你很棒，這本書現在好多了。」在掛電話之前，她讓我答應她，如果我去熱內亞推廣我的書，一定要告訴她，我要把兩個孩子帶給她看，讓她們在熱內亞住一段時間。我答應了她，但我排除了自己遵守諾言的可能。 沒過幾天，尼諾給我打電話。他說，我的小說簡直銳不可當（「無法想像在義大利還有這樣的寫作方式」），他說他要來看幾個孩子。我邀請他來吃午飯，他特別精心地照顧黛黛、艾爾莎和伊瑪，自然談了很多自己的事情。現在他在那不勒斯的時間很少，他很多時候在羅馬，他和我之前的公公一起做事，擔任了很重要的職務。他經常會重複一句話：「現在事情越來越好了，義大利終於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他忽然看著我的眼睛說：「我們和好吧。」我笑了起來，說：「你如果想見伊瑪，打個電話就好了，但我們倆已經沒什麼可說的了，我感覺是和一個幽靈生了這個孩子，我可以肯定當時床上的人不是你。」他悶悶不樂地走了，再也沒出現。他把我們——黛黛、艾爾莎、伊瑪還有我——忘了，很長時間都沒理會我們，他一定是一出門就把我們忘得一乾二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