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一滴眼淚都沒流，但我很難接受母親的死。很長時間裡，我都很難過，可能那種痛苦一直都沒真正離開。我一直認為，她是一個麻木、粗俗的女人，我很怕她，一直都想遠離她。在她的葬禮結束之後，我感覺好像忽然下起了一場大雨，看看周圍，沒有一個可以躲雨的地方。有好幾個星期，無論白天還是夜裡，我感覺到處都是她的影子，到處都是她的聲音。那就像一股青煙，漂浮在我的腦海里，沒有任何導火索也會燃燒起來。我很懊悔，在她生病時，我才找到了另一種和她相處的辦法，我甚至回憶起了我小時候，她還年輕時的一些愉快的時刻。我的愧疚感讓懷念一直在持續，我在抽屜里放了她的一個發卡、一塊手帕，還有小剪刀，但我覺得這還不夠，戴著她的手鐲也還不夠。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我懷孕時，我的胯部又開始疼了，生產完之後那疼痛還沒消失，我選擇不去看醫生，我保留著身體的疼痛，就像那是我母親給我的遺產。 還有她最後給我說的那些話（「我相信你」），也陪伴了我很長時間。她臨死時確信：按照我的性格，還有我積累的資源，我不會被任何東西摧毀。這種想法一直在我的腦子裡迴響，後來真的起了作用。我決定向她證明，她說得對，我打起精神，嚴格要求自己，開始利用那些空暇讀書寫作。我對那些瑣碎的政治失去了興趣——五個政黨聯合起來統治這個國家，它們和義大利共產黨的爭執，這都是尼諾積极參与的事情，我無論如何都打不起精神，但我繼續關注這個國家的暴力和腐敗問題。我一直在閱讀女性主義的資料，我最後一本小書的影響還在，我給針對女性讀者的新雜誌投稿。但我得承認，我的主要精力都用來讓我的出版社相信，我的新小說已經寫得差不多了。 大約兩年前，出版社給我預支了一半稿費，那是很大一筆錢，但我自己這兩年基本一事無成，我感覺很吃力，還在尋找素材。那個主編，就是給我預支了那筆錢的人，從來都沒給我施壓，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詢問我工作進展，假如我避而不談，那他也不深究。因為要說實話的話，我會覺得很丟臉。後來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在《晚郵報》上出現了一篇帶有諷刺色彩的文章，裡面讚揚了一部處女作獲得的成功，然後提到了我的名字，說整個義大利青年文學還在等著我許諾的那本書。幾天後，我的主編經過那不勒斯，他來參加一個盛大的研討會，他要求見我。 他嚴肅的語氣馬上就讓我很擔心，在將近十五年的合作中，他從來都沒讓我感到壓力。他站在我這一邊，對付阿黛爾的阻撓，他一直對我都很客氣。我做出一副愉快的樣子，邀請他到塔索街上的家裡來吃飯，這讓我很不安，也很辛苦，但我請他來家裡，是因為尼諾想出版一本新的雜文集。主編的態度很客氣，但沒表露出多餘的情感，他對我母親的去世表示哀悼，然後讚揚了伊瑪，送給黛黛和艾爾莎幾本色彩非常鮮艷的小書。他耐心地等著我弄完飯菜，照料幾個孩子，我讓尼諾和他談那本想要出的書。後來，到了這次會面的關鍵環節，他說他想知道，他能不能做計劃，在那年秋天出版我的小說。 我臉紅了，問道： 「一九八二年秋天？」 「是一九八二年秋天。」 「也許可以，我還以為晚些時候呢。」 「你現在知道就好。」 「但我距離收尾還有點兒時間。」 「你可以先讓我看看你寫的。」 「我還沒準備好。」 他沉默了，喝了一小口葡萄酒，用一種嚴肅的語氣說： 「埃萊娜，到現在為止，你一直很幸運，上一本書的反響尤其好，你贏得了聲譽，也贏得了很多讀者，但這些讀者需要經營，假如你失去他們，你也失去了出版其他書的可能。」 我覺得很難過。我明白，阿黛爾一次次的抗爭，已經影響到了這個非常有文化、彬彬有禮的男人。我想像著彼得羅母親的話，她的措辭：「這是一個非常不可靠的南方女人，表面上看起來很可愛，但卻精於算計，會騙人。」我痛恨我自己，因為在這個主編面前，我正好證實了這些話。面對桌上的甜點，主編用短短几句話就拒絕了尼諾的提議，他說，現在出版雜文很難。大家都有些尷尬，不知道要說什麼。我談到了伊瑪，直到我的客人抬起手腕看錶，說他要走了。這時候我忍不住說： 「好吧，我會準時交稿，保證在秋季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