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和我公公婆婆的第一次正面衝突。後來也發生了類似的衝突，但從來都沒有變成一種公然的鄙視。在接下來的幾天里，他們試圖通過各種方法向我表示，假如我只考慮自己的生活，我應該把黛黛和艾爾莎交給他們來撫養。 當然，我不同意。我沒有一天不是在憤怒中度過，沒有一天不想著把我的兩個女兒帶走，去佛羅倫薩、米蘭、那不勒斯，去任何地方，而不是待在那個家裡。但我很快就放棄了，我推遲帶她們離開的日子，因為總是會發生一些事情，跟我的想法作對。比如說，尼諾打電話給我，我沒辦法拒絕，我總是去他說的地方找他。還有，我的那本新書在義大利也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浪潮，儘管那些大報紙都沒有談論它，但它還是贏得了一批讀者。因此，我要參加一些讀者見面會，再加上要和情人見面，都讓我不得不和兩個孩子分開。 我很難和她們分開，我能感受到她們審判的目光，我很痛苦。儘管如此，但我一坐上火車，當我學習時，當我準備公眾討論時，當我想像著馬上要和尼諾會面時，我都會感覺有一種快樂在我內心沸騰。我很快發現自己逐漸適應了同時感受到幸福和不幸，就好像這是我新生活的一種常態。當我回到熱內亞，我會感到很愧疚，黛黛和艾爾莎已經很習慣那裡的生活了，她們都開始上學了，而且有自己的玩伴和所有她們需要的東西，她們已經完全獨立於我了。但我一離開，那種愧疚感就會變弱，成了一種輕微的不適。這兩種情緒的波動讓我覺得自己很卑微，我意識到這一點，我不得不承認，對於尼諾的愛，他的光輝會使黛黛和艾爾莎黯然失色，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屈辱的事。雖然如此，莉拉的那句話還迴響在我耳邊：「你要想想，你會給你兩個女兒帶來多大的傷害！」在這個階段，我一想起這句話，就會陷入一種不愉快的情緒里。我出去旅行，居無定所，經常晚上睡不著覺。我想起了我母親對我的詛咒，她的話和莉拉的話混合在一起。對於我來說，我的母親和我的朋友莉拉，她們一直都是兩個截然相反的存在，但在那些無法入睡的夜晚，她們常常會站在一條戰線上。我感覺她們對我充滿敵意，她們不贊同我的新生活。從另一個方面，我覺得這說明我終於成了一個獨立的人，但我要一個人面對那些困難，我感到很孤單。 我試著和我的大姑子建立聯繫。她像往常一樣熱情，她在米蘭的一家書店組織了一場讀者見面會來推廣我的新書，來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對於我的那本書，他們要麼非常讚賞，要麼提出了尖銳批評。因為有幾個人的姿態和我完全不同，剛開始我非常害怕，但馬麗婭羅莎用一種充滿權威的語氣說了幾句，我意外地發現，她能以一個協調者的身份出現，能協調贊同方和反對方的觀點。她會採用這樣的措辭：「這不是格雷科女士想說的……」最後我贏得了大家的掌聲，尤其是她的。 晚飯之後，我去她家住。我在她家裡看到了弗朗科，也看到了西爾維亞和她兒子米爾科——我算了一下，他應該有八歲了，我把他長得像尼諾的地方都記了下來，甚至是一些和尼諾很像的性格特徵。我從來都沒有對尼諾說過，我認識這個孩子，我決定永遠都不提這件事。但整個晚上，我一直都在和他說話，和他玩兒，我讓他坐在我的膝蓋上，寵愛他。在我們混亂的生活之中，我們自身有多少碎片會崩裂開，這些小孩就像是我們迸裂掉落的碎片。在米蘭有這個孩子，在熱內亞是我的兩個女兒，在那不勒斯是阿爾伯特。我忍不住和西爾維亞、馬麗婭羅莎、弗朗科談到了這些散落在四處的孩子，我分析這些事兒，表現得很客觀冷靜。實際上，我可能期待著，我的前男友能用他通常的方式，說出一些鞭辟入裡的話，用他犀利的語言陳述現在，展望未來，讓我們理清思緒。但是，他是整個晚上最讓我吃驚的人。他說，歷史的這一頁快要翻過去了，從客觀上 來說——他說「客觀」這個詞時，語氣里充滿了諷刺——革命的一季現在已經日薄西山了，而且會把曾經作為風向標的階層全部抹去。 「我不覺得。」我提出了反對，但只是為了挑釁他，「在義大利，一切都很活躍，充滿了鬥爭精神。」 「你不覺得，那是因為你對自己很滿意。」 「才不是，我很抑鬱。」 「那些抑鬱的人不會寫書，那些幸福的人、旅行的人、戀愛的人才會寫書，他們說呀說，說呀說，他們確信自己說的話都會派上用場。」 「是這樣嗎？」 「是的，那些話真的會派上用場，但只是在很短的時間裡，其餘時候，只需要隨便說說，信口開河，就像現在，要麼假裝一切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假裝？你是一直都掌控著一切，還是在假裝？」 「為什麼不呢？假裝一下很正常。我們想搞革命，就搞了革命，我們在混亂之中，也發明了一種秩序，我們假裝知道事情朝著哪個方向發展。」 「你是在做自我批評嗎？」 「是呀，文采很好，句法也說得通，前後也很連貫，出現這個狀況有前因也有後果，對所有人都有一個交代，事兒就成了。」 「這行不通了嗎？」 「哦，行得通，特別行得通。面對任何事情，從來都不會迷失，沒有任何感染的傷口，縫合的地方也沒有留下傷疤，沒有任何讓你害怕的小黑屋，這真是讓人感到安慰啊！只是忽然間，這個伎倆已經不管用了。」 「也就是說？」 「萊農，叨叨叨，叨叨叨，意義已經脫離語言了。」 但他還沒說完，他又圍繞著這句話說了很多，都是自嘲或諷刺我的話。他嘀咕了一句：「我說了多少傻話。」然後就沉默下來，聽我們三個人說。 讓我震動的是，假如西爾維亞遭受暴力的痕迹已經徹底消退，弗朗科幾年前遭受的毆打，讓他的另一個身體和精神逐漸暴露出來了。他不停起身去廁所，他有點兒跛，但不是很明顯，他發紅的眼眶裡裝著一隻義眼，看起來要比另一隻眼睛更凶，他的一個眼睛是活的，但因為抑鬱而變得灰暗。尤其是，受傷前的那個充滿能量、讓人欣賞的弗朗科消失了，康復期的那個陰鬱溫柔的弗朗科也消失了。我感覺他現在是一個憂傷、溫和的人，有一點憤世嫉俗。 關於我要接回我的女兒的事，西爾維亞說了她的看法。馬麗婭羅莎說，沒找到一個徹底的安置方案之前，黛黛和艾爾莎最好還是爺爺奶奶待在一起。這時候弗朗科讚美了我的決心，他用一種滿是諷刺的語氣說，我不用考慮女性的那些義務，我要接著努力，增強我男性的一面。 回到房間後，我很難入睡。怎麼做才是對我女兒好，怎樣會不好？我的好，我的不好，都體現在哪裡呢？怎樣才能把好和不好融合在一起，或者說分開呢？那個夜晚，尼諾成了次要的事情，莉拉又浮現在我的腦海，只有莉拉，沒有我母親。我感覺到我需要和她吵架，我要對著她叫喊：不要老是想著批評我，你要替我想想，告訴我應該怎麼做。第二天，我回到了熱內亞，我當著公公婆婆的面，毫無過渡就對黛黛和艾爾莎說： 「孩子們，這個階段我有很多工作。再過幾天，我又要出發了，但我會回來。你們是想和我一起，還是想和爺爺奶奶在一起？」 對於這個問題，現在我寫到這裡時，我還是感到很羞愧。 先是黛黛，然後是艾爾莎，她們回答說： 「我們要和爺爺奶奶在一起。但如果可以的話，你要來看我們，給我們帶一些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