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噹噹的。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黃天榮的米粉，桂林城裡，誰人不知？哪個不曉？爺爺是靠賣馬肉米粉起家的，兩個小錢一碟，一天總要賣百把碟，晚來一點，還吃下著呢。我還記得奶奶用紅絨線將那些小銅板一串串穿起來，笑得嘴巴都合不攏，指著我說：妹仔，你日後的嫁妝不必愁了。連桂林城裡那些大公館請客，也常來訂我們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貨，大公館那些闊太太看見我長的俏，說話知趣，一把把的賞錢塞到我袋子里，管我叫「米粉丫頭」。     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我是做夢也沒想到，跑到台北又開起飯館來。我先生並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陸上是行伍出身的，我還做過幾年營長太太呢。哪曉得蘇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張張我們眷屬便撤到了台灣。頭幾年，我還四處打聽，後來夜裡常常夢見我先生，總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經先走了。我一個女人家，流落在台北，總得有點打算，七拼八湊，終究在長春路底開起了這家小食店來。老闆娘一當，便當了十來年，長春路這一帶的住戶，我閉起眼睛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來了。     來我們店裡吃飯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糧的小公務員——市政府的職員嘍、學校里的教書先生嘍、區公所的辦事員嘍——個個的荷包都是乾癟癟的，點來點去，不過是些家常菜，想多榨他們幾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還要吃力。不過這些年來，也全靠這批窮顧客的幫襯，才把這爿店面撐了起來。     顧客里，許多卻是我們廣西同鄉，為著要吃點家鄉味，才常年來我們這裡光顧，尤其是在我們店裡包飯的，都是清一色的廣西佬。大家聊起來，總難免攀得上三五門子親戚。這批老光杆子，在我家裡包飯，有的一包三年五載，有的竟至七年八年，吃到最後一口飯為止。像那個李老頭，從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說是城裡的房子，他佔了一半。兒子在台中開雜貨鋪，把老頭子一個人摔在台北，半年匯一張支票來。他在我們店裡包了八年飯，砸破了我兩打飯碗，因為他的手扯雞爪瘋，捧起碗來便打顫。老傢伙愛唱《天雷報》，一唱便是一把鼻涕，兩行眼淚。那晚他一個人點了一桌子菜，吃得精光，說是他七十大壽，那曉得第二天便上了吊。我們都跑去看，就在我們巷子口那個小公園裡一棵大枯樹上，老頭子吊在上頭，一雙破棉鞋落在地上，一頂黑氈帽滾跌在旁邊。他欠的飯錢，我向他兒子討，還遭那個挨刀的狠狠搶白了一頓。     我們開飯館，是做生意，又不是開救濟院，哪裡經得起這批食客七拖八欠的，也算我倒媚，竟讓秦癩子在我店裡白吃了大半年。他原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調戲人家女職員，給開除了，就這樣瘋了起來，我看八成是花痴！他說他在廣西榕縣當縣長時，還討過兩個小老婆呢。有一次他居然對我們店裡的女顧客也毛手毛腳起來，我才把他攆了出去。他走在街上，歪著頭，斜著眼，右手伸在空中，亂抓亂撈，滿嘴冒著白泡子，吆喝道：「滾開！滾開！縣太爺來了。」有一天他跑到菜場里，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那個賣菜婆拿起根扁擔，罩頭一棍，當場打得他額頭開了花。去年八月里刮颱風，長春路一帶淹大水，我們店裡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時候，長春路那條大水溝冒出一窩窩的死雞死貓來，有的爛得生了蛆，太陽一曬，一條街臭烘烘。衛生局來消毒、打撈的時候，從溝底把秦癩子鉤了起來，他裹得一身的污泥，硬邦邦的，像個四腳朝天的大烏龜，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掉到溝里去的。     講句老實話，不是我衛護我們桂林人，我們桂林那個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榕縣、武寧，那些角落頭跑出來的，一個個齜牙咧嘴。滿口夾七夾八的土話，我看總帶著些苗子種。哪裡拼得上我們桂林人？一站出來，男男女女，誰個不沾著幾分山水的靈氣？我對那批老光杆子說：你們莫錯看了我這個春夢婆，當年在桂林，我還是水東門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們爺爺掌柜，桂林行營的軍爺們，成群結隊，圍在我們米粉店門口，像是蒼蠅見了血，趕也趕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樣把我搭上的。也難怪，我們那裡，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得細白了。幾時見過台北這種地方？今年颱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     包飯的客人裡頭，只有盧先生一個人是我們桂林小同鄉，你一看不必問，就知道了。人家知禮識數，是個很規矩的讀書人，在長春國校已經當了多年的國文先生了。他剛到我們店來搭飯，我記得也不過是三十五六的光景，一徑斯斯文文的，眼也不抬，口也不開，坐下去便悶頭扒飯，只有我替他端菜添飯的當兒，他才欠身笑著說一句：不該你，老闆娘。盧先生是個瘦條個子，高高的，背有點佝，一桿蔥的鼻子，青白的臉皮，輪廓都還在那裡，原該是副很體面的長相；可是不知怎的，卻把一頭頭髮先花白了，笑起來，眼角子兩撮深深的皺紋，看著很老，有點血氣不足似的。我常常在街上撞見他，身後領著一大隊蹦蹦跳跳的小學生，對街的時候，他便站到十字路口，張東西跑過街去。不知怎的，看見他那副極有耐心的樣子，總使我想起我從前養的那隻性情溫馴的大公雞來，那隻公雞竟會帶小雞的，它常常張著雙翅，把一群雞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聊起來我才知道，盧先生的爺爺原來是盧興昌盧老太爺。盧老大爺從前在湖南做過道台，是我們桂林有名的大善人，水東門外那問培道中學就是他辦的。盧老奶奶最愛吃我們榮記的原湯米粉，我還跟著我們奶奶到過盧公館去過呢。     「盧先生，」我對他說道，「我從前到過你們府上的，好體面的一間公館！」     他笑了一笑，半晌，說道：     「大陸撤退，我們自己軍隊一把火，都燒光嘍。」     「哦，糟蹋了。」我嘆道。我還記得，他們園子里種滿了有紅有白的芍藥花。     所以說，能怨我偏向人家盧先生嗎？人家從前還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樣也落了難。人家可是有涵養，安安分分，一句閑話也沒得。哪裡像其他幾個廣西苗子？摔碗砸筷，雞貓鬼叫。一肚子發不完的牢騷，挑我們飯里有砂子，菜里又有蒼蠅。我就不由得光火，這個年頭，保得住命就是造化，不將將就就的，還要刁嘴呢！我也不管他們眼紅，盧先生的菜里，我總要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豬肉都是瘦的。一個禮拜我總要親自下廚一次，做碗冒熱米粉：鹵牛肝、百葉肚：香菜麻油一澆，灑一把油炸花生米，熱騰騰的端出來，我敢說，台北還找不出第二家呢，什麼雲南過橋米線！這碗米粉，是我送給盧先生打牙祭的，我這麼巴結他，其實還不是為了秀華。     秀華是我先生的侄女兒，男人也是軍人，當排長的，在大陸上一樣的也沒了消息。秀華總也不肯死心，左等右等，在間麻包工廠里替人織麻線，一雙手都織出了老繭來，可是她到底是我們桂林姑娘，凈凈扮扮，端端正正的。我把她抓了來，點破她。     「乖女，」我說，「你和阿衛有感情，為他守一輩子，你這分心，是好的。可是你看著你嬸娘，就是你一個好榜樣。難道我和你叔叔還沒有感情嗎？等到今天，你嬸娘等成了這副樣子——不是我說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十幾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就算阿衛還在，你未必見得著他，要是他已經走了呢？你這番苦心，乖女，也只怕白用了。」     秀華終於動了心，掩面痛哭起來。是別人，我也懶得多事了，可是秀華和盧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兩人配成了對，倒是一段極好的姻緣。至於盧先生那邊，連他的家當我都打聽清楚了。他房東顧太太是我的麻將搭子，那個湖北婆娘，一把刀嘴，世人落在她口裡，都別想超生，可是她對盧先生卻是百般衛護。她說她從來也沒見過這麼規矩的男人，省吃省用，除了拉拉弦子，哼幾板戲，什麼嗜好也沒得。天天晚上，總有五六個小學生來補習。補得的錢便拿去養雞。     「那些雞呀，就是盧先生的祖爺爺祖奶奶！」顧太太笑道，「您家還沒見過他侍候那些雞呢，那份耐性！」     每逢過年，盧先生便提著兩大籠蘆花雞到菜市場去賣，一隻只鮮紅的冠子，光光亮的羽毛——總有五六斤重，我也買過兩隻，屁股上割下一大碗肥油來。據顧太太估計，這麼些年來，做會放息，利上裹利，盧先生的積蓄，起碼有四五萬，老婆是討得起的了。     於是一個大年夜，我便把盧先生和秀華都拘了來，做了一桌子的桂林菜，燙了一壺熱熱的紹興酒。我把他們兩個，拉了又拉，扯了又扯，合在一起。秀華倒有點意思，儘管抿著嘴巴笑，可是盧先生這麼個大男人，反而害起臊來，我慫著他去跟秀華喝雙杯，他竟臉紅了。     「盧先生，你看我們秀華這個人怎麼樣？」第二天我攔住他問道。他忸怩了半天也答不上話來。     「我們秀華直贊你呢！」我瞅著他笑。     「不要開玩笑了——」他結結巴巴的說。     「什麼開玩笑？」我截斷他的話，「你快請請我，我替你做媒去，這杯喜酒我吃定了——」     「老闆娘，」是盧先生突然放下臉來，一板正經的說道，「請你不要胡鬧，我在大陸上，早訂過婚了的。」     說完，頭一扭，便走了。氣得我渾身打顫，半天說不出話來，天下也有這種沒造化的男人！他還想吃我做的冒熱米粉呢！誰不是三百五一個月的飯錢？一律是肥豬肉！後來好幾次他跑來跟我搭訕，我都愛理不理的，直到秀華出了嫁，而且嫁得一個很富厚的生意人，我才慢慢的消了心頭那口氣，到底算他是我們桂林人，如果是外鄉佬！     一個九月中，秋老虎的大熱天，我在店裡流了一天的汗，到了下午五六點，實在熬不住了，我把店交給我們大師傅，拿把蒲扇，便走到巷口那個小公園裡，去吹口風，透口氣。公園裡那棵榆樹下，有幾張石凳子，給人歇涼的。我一眼瞥見，盧先生一個人坐在那裡。他穿著件汗衫，拖著雙木板鞋，低著頭，聚精會神的在拉弦子。我一聽，他竟在拉我們桂林戲呢，我不由的便心癢了起來。從前在桂林，我是個大戲迷，小金鳳、七歲紅他們唱戲，我天天都去看的。     「盧先生，你也會桂林戲呀！」我走到他跟前說道。     他趕忙立起來招呼我，一面答道：     「並不會什麼，自己亂拉亂唱的。」     我在他身旁坐下來，嘆了一口氣。     「幾時再能聽小金風唱齣戲就好了。」     「我也最愛聽她的戲了。」盧先生笑著答道。     「就是呀，她那出《回窯》把人的心都給唱了出來！」     我說好說歹求了盧先生半天，他才調起弦子，唱了段《薛平貴回窯》。我沒料到，他還會唱旦角呢，挺清潤的嗓子，很有幾分小金鳳的味道：十八年老了王寶釧——聽得我不禁有點刺心起來。     「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貴等著了——」盧先生歇了弦子，我吁了一口氣對他說，盧先生笑了一笑，沒有做聲。     「盧先生，你的未婚妻是誰家的小姐呀？」我問他。     「是羅錦善羅家的。」     「哦，原來是他們家的姑娘——」我告訴盧先生聽，從前在桂林，我常到羅家綴玉軒去買他們的織錦緞，那時他們家的生意做得很轟烈的。盧先生默默的聽著，也沒有答話，半晌，他才若有所思的低聲說道：     「我和她從小一起長大的，她是我培道的同學。」盧先生笑了一下，眼角子浮起兩撮皺紋來，說著他低下頭去，又調起弦子，隨便的拉了起來。太陽偏下去了，天色暗得昏紅，起了一陣風，吹在身上，溫濕溫濕的，吹得盧先生那一頭花白的頭髮也顫動起來。我倚在石凳靠背上，閉起眼睛，聽著盧先生那喉咿呀呀帶著點悲酸的弦音，朦朦朧朧，竟睡了過去。忽兒我看見小金鳳和七歲紅在台上扮著《回窯》，忽兒那薛平貴又變成了我先生，騎著馬跑了過來。     「老闆娘——」     我睜開眼，卻看見盧先生已經收了弦子立起身來，原來早已滿天星鬥了。     有一陣子，盧先生突然顯得喜氣洋洋，青白的臉上都泛起一層紅光來。顧太太告訴我，盧先生竟在布置房間了，還添了一床大紅絲面的被窩。     「是不是有喜訊了，盧先生？」有一天我看見他一個人坐著，抿笑抿笑的，我便問他道。盧先生臉上一紅，往懷裡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封信來，信封又粗又黃，卻是折得端端正正的。     「是她的信——」盧先生咽了一下口水，低聲說道，他的喉嚨都哽住了。     他告訴我，他在香港的表哥終於和他的未婚妻連絡上，她本人已經到了廣州。     「要十根條子，正好五萬五千塊，早一點我也湊不出來——」盧先生結結巴巴的對我說。說了半天我才解過來他在講香港偷渡的黃牛，帶一個人入境要十根金條。盧先生一面說著，兩手卻緊緊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盧先生等了一個月，我看他簡直等得魂不守舍了，跟他說話，他也恍恍惚惚的，有時一個人坐在那裡，突地低下頭去，自己發笑。有一天，他來吃飯，坐下扒了一口，立起身便往外走，我發覺他臉色灰敗，兩眼通紅。我趕忙追出去攔住他。     「怎麼啦，盧先生？」     他停了下來，嘴巴一張一張，咿咿嗚嗚，半天也迸不出一句話來。     「他不是人！」突然他帶著哭聲的喊了出來，然後比手劃腳，愈講愈急，嘴裡含著一枚橄欖似的，講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話：他表哥把他的錢吞掉了，他託人去問，他表哥竟說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我攢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聲，喃喃自語的說道。他的頭一點一點，一頭花白的頭髮亂蓬蓬，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盧先生養的那些蘆花雞來，每年過年，他總站在菜市裡，手裡捧著一隻鮮紅冠子黑白點子的大公雞，他把那些雞一隻只喂得那麼肥。     大概有半年光景，盧先生一直茶飯無思，他本來就是個安靜人，現在一句話也沒得了，我看他一張臉瘦得還有巴掌大，便又恢復了我送給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熱米粉，哪曉得他連我的米粉也沒胃口了，一碗總要剩下半碗來。有一個時期，一連兩個禮拜，他都沒來我們店裡吃飯，我以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卻在菜場里碰見了他的房東顧太太，那個湖北婆娘一看見我，一把揪住我的膀子，一行走，一行咯咯的笑，啐兩聲，罵一句：     「這些男人家！」     「又有什麼新聞了，我的顧大奶奶？」我讓她揪的膀子直發疼，這個包打聽，誰家媳婦偷漢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     「這是怎麼說？」她又狠狠的啐了一口，「盧先生那麼一個人，也這麼胡搞起來。您家再也猜不著，他跟什麼人姘上了？阿春！那個洗衣婆。」     「我的娘！」我不由得喊了起來。     那個女人，人還沒見，一雙xx子先便擂到你臉上來了，也不過二十零點，一張屁股老早發得圓鼓隆咚。搓起衣裳來，肉彈彈的一身。兩隻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頂記得，那次在菜場里，一個賣菜的小夥子，不知怎麼犯著了她，她一雙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個小夥子直往後打了幾個踉蹌，噼噼叭叭，幾泡口水，吐得人家一頭一臉，破起嗓門便罵，干你老母雞歪！那副潑辣勁，那一種浪樣兒。     「阿春替盧先生送衣服，一來便鑽進他房裡，我就知道，這個台灣婆不妥得很。有一天下午，我走過盧先生窗戶底，聽見又是哼又是叫，還當出了什麼事呢。我墊起腳往窗帘縫裡一瞧，呸——」顧太大趕忙朝地下死勁吐了一泡口水，「光天化日，兩個人在房裡也那麼赤精大條的，那個死婆娘騎在盧先生身上，蓬頭散發活像頭母獅子！撞見這種東西，老闆娘，您家說說，晦氣不晦氣？」     「難怪，你最近打牌老和十三幺，原來瞧見寶貝了。」我不由得好笑，這個湖北九頭鳥，專愛探人陰私。     「嚼蛆！」     「盧先生倒好，」我嘆了一口氣說，「找了一個洗衣婆來服侍他，日後他的衣裳被單倒是不愁沒有人洗了。」     「天下的事就怪在這裡了，」顧太太拍了一個響巴掌，「她服侍盧先生？盧先生才把她捧在手上當活寶貝似的呢，人家現在衣服也不洗了，指甲擦得紅通通的，大模大樣坐在那裡聽收音機的歌仔戲，盧先生反而累得像頭老牛馬，買了個火爐來，天天在房中炒菜弄飯給她吃。最氣人的是，盧先生連床單也自己洗，他哪裡洗得乾淨？晾在天井裡，紅一塊，黃一塊，看著不知道多噁心。」     第二天，我便在街上碰見了盧先生和阿春，兩個人迎面走來。阿春走在前頭，揚起頭，聳起她那個大胸脯，穿得一身花紅柳綠的，臉上鮮紅的兩團胭脂。果然，連腳趾甲都塗上了蔻丹，一雙木展，劈劈啪啪踏得混響，很標勁，很囂張。盧先生卻提著個菜籃子跟在她身後，他走近來的時候，我猛一看，嚇了一大跳。我原以為他戴著頂黑帽子呢，那曉得他竟把一頭花白的頭髮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邦邦的張著；臉上大概還塗了雪花膏，那麼粉白粉白的，他那一雙眼睛卻坑了下去，眼塘子發烏，一張慘白的臉上就剩下兩個大黑洞，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從前在桂林看戲，一個叫白玉堂的老戲子來，五十大幾了，還唱扇子生。有一次我看他的《寶玉哭靈》，坐在前排，他一唱哭頭，那張敷滿了白粉的老臉上，皺紋陡地統統現了出來，一張嘴，便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煙屎牙，看得我心裡直難過，把個賈寶玉竟唱成了那副模樣。盧先生和我擦肩而過，把頭一扭，裝著不認識，跟在那個台灣婆的屁股後頭便走了。     盧先生和阿春的事情，我們長春路的人都傳反了，我是說盧先生遭阿春打傷了那樁公案。阿春在盧先生房裡偷人，偷那個擦皮鞋的馬仔，盧先生跑回去捉好，馬仔一腳把他踢倒地上，逃跑了，盧先生爬起來，打了阿春兩個耳光子。     「就是那樣闖下了大禍！」顧太太那天告訴我，「天下也有那樣兇狠的女人？您家見過嗎？三腳兩跳她便騎到了盧先生身上，連撕帶扯，一口過去，把盧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個。要不是我跑到街上叫救命，盧先生一定死在那個婆娘的手裡！」     顧太太一直喊倒霉，家裡出了那種醜事。她說依她的性子，當天就要把盧先生攆出去，可是盧先生實在給打狠了，躺在床上動都動不得。盧先生傷好以後，又回到了我們店裡包飯了。他身上耗剩了一把骨頭，脖子上的幾條青疤還沒有褪；左邊耳朵的耳垂不見了，上面貼著一塊白膠布，他那一頭染過的頭髮還沒洗乾淨，兩邊太陽穴新冒出的髮腳子仍舊是花白的，頭頂上卻罩著一個黑蓋子，看著不知道有多滑稽，我們店裡那些包飯的廣西老，一個個都擠眉眨眼瞅著他笑。     有二天，我在長春國校附近的公共汽車站那邊，撞見盧先生。他正領著一群放學的小學生，在街上走著。那群小學生嘰嘰喳喳，打打鬧鬧的，盧先生走在前面，突然他站住回過頭去，大喊一聲：     「不許鬧！」     他的臉紫漲，脖子粗紅，額上的青筋都疊暴起來，好像氣得什麼似的。那些小學生都嚇了一跳，停了下來，可是其中有一個小毛丫頭卻骨碌骨碌的笑了起來。盧先生跨到她跟前，指到她臉上喝道：     「你敢笑？你敢笑我？」     那個小毛丫頭甩動著一雙小辮子，搖搖擺擺笑得更厲害了。盧先生啪的一巴掌便打到了那個小毛丫頭的臉上，把她打得跌坐到地上去，「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盧先生又叫又跳，指著坐在地上的那個小毛丫頭，罵道：     「你這個小鬼，你也敢來欺負老子？我打你，我就是要打你！」     說著他又伸手去揪那個小毛丫頭的辮子。那些小學生嚇得哭的哭，叫的叫。路上的行人都圍了過去，有的哄著那些小孩子，有兩個長春國校的男老師卻把盧先生架著拖走了。盧先生一邊走，兩隻手臂猶自在空中亂舞，滿嘴冒著白泡子，喊道：     「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盧先生，第二天，他便死了。顧太太進到他房間時，還以為他伏在書桌上睡覺，他的頭靠在書桌上，手裡捏著一管毛筆，頭邊堆著一疊學生的作文簿。顧太太說驗屍官驗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來，便在死因欄上填了「心臟麻痹」。     顧太太囑咐我，以後有生人來找房子，千萬不要告訴別人，盧先生是死在她家裡的。她請了和尚道士到她家去念經超度，我也去買了錢紙蠟燭來，在我們店門口燒化了一番。盧先生在我們店裡進進出出，總也有五六年了。李老頭子、秦癲子，我也為他們燒了不少錢紙呢。     我把盧先生的賬拿來一算，還欠我兩百五十塊。我到派出所去拿了許可證，便到顧太太那兒，去拿點盧先生的東西來做抵押。我們做小生意的，哪裡賠得起這些閑錢。顧太太滿面笑容過來招呼我，她一定以為我去找她打牌呢。等她探明了我的來意，卻冷笑了一聲說道：     「還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錢，我向誰討？」     她把房門鑰匙往我手裡一塞，便徑自往廚房裡去了。我走到盧先生房中，裡面果然是空空的。書桌上堆著幾本舊書，一個筆筒里插著一把破毛筆。那個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東西！我打開衣櫃，裡面掛著幾件白襯衫，領子都翻毛了，柜子角落頭卻塞著幾條發了黃的女人的三角褲。我四處打量了一下卻發現盧先生那把弦子還掛在牆壁上，落滿了灰塵。弦子旁邊，懸著幾幅照片，我走近一瞧，中間那幅最大的，可不是我們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嗎？我趕忙爬上去，把那幅照片拿了下來，走到窗戶邊，用衣角把玻璃框擦了一下，借著亮光，覷起眼睛，仔細的瞧了一番。果然是我們花橋，橋底下是灕江，橋頭那兩根石頭龍柱還在那裡，柱子旁邊站著兩個後生，一男一女，男孩子是盧先生，女孩子一定是那位羅家姑娘了。盧先生還穿著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乾乾淨淨的，戴著一頂學生鴨嘴帽。我再一看那位羅家姑娘，就不由的暗暗喝起彩來。果然是我們桂林小姐！那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風眼，看著實在叫人疼憐。兩個人，肩靠肩，緊緊的依著，笑眯眯的，兩個人都不過是十八九歲的模樣。     盧先生房裡，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我便把那幅照片帶走了，我要掛在我們店裡，日後有廣西同鄉來，我好指給他們看，從前我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灕江邊，花橋橋頭，那個路口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