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爺讓母親的天津之行徹底泡了湯。 當天下午北京下了暴雪，京津鐵路停運，北京城內行人罕見，漫天大雪飄飄洒洒，鋪天蓋地，將天地連為一統。 這場雪下了一個禮拜。母親在屋裡待著，心急火燎，沒有補活可做，沒有門子可串，鬱悶無比。有個叫大蘭的丫頭陪著母親，寸步不離地跟著，說是伺候，其實是看著，是金家老大的安排，老大比他的父親有心眼兒。大蘭粗笨，幹活磨蹭，晚上睡在外屋，頭一沾枕頭就著，呼嚕打得山響，咬牙放屁說夢話，偶爾地還要尿炕。母親看不上大蘭幹活，早晨，大蘭要打掃屋子，一個鐘頭的活，大蘭得干三個鐘頭，頗有今日搞清潔的小時工那不慍不火的勁頭。母親看不過眼，幾次要搶過來干，後來一想，幹嘛呀，自己算老幾，犯不著給他們家當老媽子。所以，母親從來不插手大蘭的工作，也不給予評論和指導，一切由著她來。 母親拒絕到前院東屋餐廳去吃飯，餐廳是里外套間，大人一桌，孩子們一桌，彼此不打亂仗。一到開飯時間，不用招呼，都到東屋集中，各有各的位子，都是固定的，老大快三十了，是大人了，在家吃飯也得和兄弟姐妹們擠一桌，上不得套間裡頭的小灶。廚子是父親從翠華樓聘來的山東師傅，姓王，手藝很好，因為回家探親遇著了土匪，挑傷了腳後頭的筋，回來後應承不了飯館繁忙的爐頭，就到我們家做飯來了。老王脾氣耿直，不耿直也落不下這殘疾，走道有點兒顛腳，跟看門的老張不同，他敢說話，把葉家的幾位爺數落得跟孫子似的。 父親到江西雲遊，母親不到飯廳吃飯，那位張氏夫人也不到飯廳去，裡頭的飯桌基本就空了。母親不去湊熱鬧，是不願意和這家人攙和，早晚是要回南營房的，何苦在人家家裡插一腳。一到吃飯時候，大蘭就到廚房，把飯給母親端來，一套嵌著螺鈿的食盒，三層，層層都很豐富，非南營房的花椒炒白菜梆子，大眼窩頭能比。 「張芸芳」每天自己到廚房打飯，她和一幫兒女們都很熟絡，看哪個子女吃相不雅，一個脖兒拐，從後頭就扇過去了，毫無客氣可言。所以她一進廚房，如同進來只鷂子，一鷂入林，百鳥無音，誰也不敢造次，連最淘的老五也變得規規矩矩的了。「張芸芳」端了飯到西院去吃，她對飯食的挑剔程度每每讓廚子老王怵頭，魚肉丸子必是得用雞汁打的，清燉的馬蹄鱉得在微火上燉夠一天一宿，燒白魚，炒蝦絲，毛公山燉豆腐，見天換著樣來，用老王的話說，西邊的口味基本上是以徽菜為主，他這個魯菜廚子做得總是不盡人意。 我應該用些筆墨說說我的張氏母親，張氏母親是安徽桐城人，是有名的桐城學派文華大學士張英的後裔，著名的「六尺巷」典故就是出自她的老先祖。她們家的老祖張英康熙四十年在京城做大官，老家吳姓鄰居蓋房，佔了他們家的地，家人就給在北京的張英寫了一封信，狀告此事，想用權勢解決矛盾。張英看罷信批了一首詩，「一紙書來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幾句詩化解了緊張的鄰里關係，吳家也做出禮讓，後退三尺，這便是六尺巷的由來。張英的兒子張廷玉也在京城做官，也是了不得的人物, 學問精深，時人稱為「父子宰相」。張氏在京城的後裔分支繁雜，到了張芸芳祖父一輩家境就不行了，但文脈不衰，張氏雖為女子，詩書經史無所不通，是閨閣中的文化精英。我父親在日本留學，學的是「古典講習」學科，其實就是古文，回來後搞些古代版本考證什麼的，父親對這個工作不上心，那熱情絕沒有我舅舅當警察的癮大，張氏夫人作為文豪後代，正好做了父親的左右手，哪個版本，哪個出處，不用查，全在她心裡。我上中學的時候，父親在為「華堅蘭雪堂銅活字印本」《春秋繁露》做考證，曾對我感嘆，要是你二娘活著，我何至於此！ 我後來想父親和張氏母親的婚姻，其實完全是工作關係，父親不過是給自己娶了本活字典罷了，聘了個不付工資的秘書，他們之間很難有「愛情」可言，但是沒有愛情的婚姻竟也使文華大學士的後裔子孫娘娘似的生了不少孩子。 母親盼著天晴，看著窗外厚厚的積雪，看著那被雪壓彎了的海棠枝條，心裡越發煩躁。有個大孩子在院里拿篩子扣家雀兒，拉根繩，自己藏在魚缸後頭，探頭探腦地半天逮不著一隻。母親問大蘭，逮雀兒的是哪個，大蘭說是老五，是故去老福晉的末生兒子，早早死了娘，沒人疼也沒人調教，招貓逗狗，竄房越脊，最不招人待見。母親讓大蘭告訴老五，雪地里逗引家雀兒不能用白米，得用陳年黃小米，這樣鳥兒才看得見。大蘭也樂得跟老五去逮鳥，換了黃米，不一會兒就逮了一隻。老五高興地用手捧著，拿進來給母親看，小家雀兒在老五手裡驚恐地一聲聲叫喚，老五也學著家雀兒一聲聲叫喚，像是對話。母親看著眼前的老五，光腳穿著毛窩，棉褲短了一截子，露著腳脖，一張皴臉，兩個凍得爛了邊的耳朵，棉袍上的紐扣全都豁了，索性不扣，用根帶子攔腰一系。再看捧家雀兒的手，手上全是口子，指甲大約很久沒剪了，縫裡全是黑泥。 如同看見院里的小黃貓，母親的心又軟了。小黃貓如今盤在母親的炕上呼嚕呼嚕睡得正香，炕沿下站著的老五名為大宅門少爺，卻是一副叫花子模樣，如果是自家的兄弟這副裝扮，母親得心疼死。這一想，鼻子又酸了。 老五沒理會母親的神色，討好地說，額娘喜歡它就把它送給額娘養著吧，趕明兒天兒好了，我上花市給額娘買只藍靛頦來，讓這隻給它當丫鬟。 大蘭拍了老五一巴掌說，說話別帶把兒啊！ 老五的一聲「額娘」叫得那麼自然親切，好像就是從小在母親身邊長大的親兒子，從沒有離開過。母親立刻從心裡認可了這個兒子，眼神里溢出了無限愛意，對老五說，把雀兒放了吧，它還是個雛兒，沒了娘照應怎麼行？ 老五說，沒了娘它還有爹呢，我就是它爹。 開始犯混了。 母親讓大蘭打來一盆熱水，將老五的皴手泡了，讓他坐在旁邊給他剪指甲，老五開始還覺著彆扭，扭捏而不自然，掃了一眼母親平靜而慈祥的臉，兀地冒出了一股依賴之情，撒嬌地讓大蘭把那些剪下來的黑指甲給他用紙包好，說是明天上學送給先生留作紀念。母親說這樣齷齪的東西不能送人，老五說先生老批評他的手指甲長，其實他的指甲只有右手的長，因為左手不會使剪子，這回額娘可是幫他出了回氣。 老五一口一個「額娘」，讓母親的心裡舒坦極了。母親說，難道西邊的那個額娘不給你剪指甲？ 老五說，二娘就會讓我背書，「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不願意學習，我就愛玩。 事實證明，我們家的老五的確也是玩了一輩子，養鳥養鷹，養狗養花，唱得一口皮黃，寫得一手章草，時而衣帽齊楚，時而破衣爛衫，廣播愛情嫖妓女，心地善良抽大煙，是金家的另類。母親將老五稱作「我的老兒子」，一直以親娘的身份呵護著他，縱容著他。 父親一走沒有消息，母親的重要心結是要在那隻「兔子」回窩之前找媒人了斷此事，她看過京戲《大登殿》，知道先來後到的原則，「先娶的你來你為大，後娶的我來我為偏」，按規矩，她得在過門的當天到西院去正式拜見張芸芳，認定自己妾的身份，將張芸芳喚作「姐姐」，可是那隻「兔子」省略了這個儀式，緊接著是無蹤影的逃竄，將一大堆麻煩扔在家裡，自己去躲心煩。 母親不過去，張芸芳自然不會過來，架子端得很足。 雪已經停了幾天，隆冬的北京顯出了寒冷的威猛。北風颳得雪末子滿地出溜，全變作了細細的冰粒兒。 京津鐵路早通車了，老大卻又沒了影兒，讓大蘭打聽，說是大少爺上南京了，什麼時候回來沒說。 母親不能再等了，母親決定自己上天津，媒人劉春霖跟「蟾宮的兔子」同船去過日本，去找他不怕他不見。上天津不比上天橋，畢竟是出遠門，讓別人跟著又不合適，母親讓陳錫元跟她一塊兒去，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這個時候她能依靠的只有陳錫元了。 陳錫元很樂意這趟差事，權當閑逛，正好沒事，說走就走，姐弟倆買了頭班車票，從前門火車站上車，三個鐘頭，一大早就到了天津。 陳錫元到天津有他自己的目的，聽同事說天津除了大麻花和「狗不理」外還有一個著名的西餐館子，叫起士林，這館子與眾不同，德國人開的，男女招待都說外國話，吃的飯也是外國飯，到了起士林就亞賽到了外國，美利堅、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你想它是哪國它就是哪國。陳錫元一個小巡警，這輩子永沒有上美利堅的機會，上一趟起士林至少讓他長回見識，增加些吹牛資本，讓人對他刮目相看。至於找什麼劉春霖，論什麼嫡與庶的名分，他根本沒往心裡去。走之前就跟姐姐談好條件，到天津一下火車，先去起士林吃西餐，吃飽了肚子再上狀元樓劉家。母親說吃西餐得好些錢，不如爛肉面實惠。陳錫元說，金家的聘禮還沒動，幾百塊大洋他還拿得出，母親說，那錢將來咱們得還人家，咱們是奔著退婚來的，咱們還沒闊到胡吃海塞的份兒上。 陳錫元說，聘禮還不還從天津回去再說，反正金四爺的錢我揣著呢。 母親說，還是用我做補活攢的錢吧，自個兒掙的，花著踏實。 去天津對母親來說是她一生走得最遠的路，一個大字不識的窮丫頭，敢闖蕩天津五方雜處的地界，足見下的決心之大，拿出做姑娘時候的全部積蓄，到天津討要說法，也是對自己名譽、命運的最後一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