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光復以後不久，當地的八路軍部隊奉命調往別處。一支國民黨的部隊接管了縣城，設立了黨部。不久，來了幾位遲到的接收特派員。一個被日軍佔領多年，早已搶掠得民不聊生、徹底貧窮的縣城，除了人口，其實已沒任何值得接收的了。     但他們總是要做出點兒政績的，於是「肅奸」「除奸」。     真正的漢奸早就被武工隊除掉了，偽軍也被八路軍及時解決了。     他們收集了一些不經核實的情況，將王文琪逮捕，匆匆秀了個審訊的過程，貼出告示，要將王文琪槍決。     一些村子裡的農民不明真相，奔走相告，拍手稱快。但對於全縣城裡的人，王文琪是大恩人。結果在縣城裡引起眾怒，許許多多人慾要砸國民黨黨部。這引起了有責任感的國民黨人士的過問，一了解，事實相反，勒令將王文琪釋放了。     幾天後，王文琪從當地消失了，實際上是被羅隊長護送到八路軍的隊伍里去了。不僅王文琪消失了，武工隊也消失了，韓成貴那樣一些地下抗日時期的「內部人」一同消失了，連韓柱兒都跟他們走了。     又不久，內戰開始。     到1951年，王文琪脫下軍裝回到家鄉，被任命為縣中學校長。那所縣中學的前身，便是當年的縣女中，校址依舊在原址。韓柱兒也轉業了，改名韓鑄，成為土改工作組的一名骨幹。因為他父親是烈士，儘管他脾氣不好，也喜歡獨斷專行，上下左右的同志們都盡量包涵之。羅隊長在內戰中犧牲了。韓成貴隨大軍南下，在福建某縣當上了副縣長。     關於王文琪家的成分，土改工作組中存在分歧。有人認為，既然他當年曾將地契燒了，並且自行將土地分給了鄉親們，自己一畝都沒留，無論如何不該定為地主。根據他父親在世時對農民們挺好這一事實，定為開明鄉紳比較恰當。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工作組定農村人們的成分，主要是以土地多少為原則的。有多少土地定什麼成分，上級是有明確而具體的規定的。在文件中，並無所謂開明鄉紳的條目。縣一級工作組無權自作主張，那是要犯錯誤的。非定什麼開明鄉紳，須打報告請示上級。等上級批複下來，肯定是曠日持久的事。而且未必就是同意的批複。至於王文琪燒地契、分土地，那種個人行為固然可嘉，但並不能代表新中國具有絕對權威性質的政府行為，實屬無效，不應影響土改工作組劃分階級成分的原則。在後一部分人中，韓鑄是態度最為堅決的。     於是王文琪的家庭成分被定成了地主。向他宣布時，他很不愉快。事後，欲找韓鑄理論，要求改正。一想韓鑄脾氣不好，怕結果更加不愉快，就變了想法，決定請韓大娘間接向她孫子反映反映他的個人意見。隔了一夜，自己想通了，覺得成分不過就是成分，無所謂。反正自己單身一人，又已經是黨員了，對自己今後的人生能有什麼實際影響呢？便作罷了。但不愉快卻埋在心裡了——別人什麼主張他不在意，他在意的是韓鑄也那樣堅持。心中明明有不愉快，某時話里話外地就帶出來了。     韓鑄對王文琪也是心存老大不快的——王文琪當年兩次救了他命的事，每被同志們藉以開他的玩笑。在那種玩笑中，更受人尊敬的，似乎不是他，反而是向日本鬼子跪下過的王文琪了！這使他特別惱火。尤其令他惱火的是，當有人想聽當年那段往事去問王文琪時，王文琪居然每笑著說：「請韓鑄同志專門講給你們聽嘛！」     韓鑄認為王文琪這麼說，是成心想使他丟丟臉。     其實，有的同志並不是藉以開他的玩笑，而只不過是對那段往事頗感興趣罷了。     兩年後，王文琪結婚了。那一年他虛歲四十歲了。他的妻子叫劉夢舲，二十二歲，是縣中的教師。     王文琪不知韓鑄也對他心存芥蒂。在他那兒，覺得只有自己對韓鑄不滿的理由，他韓鑄哪兒有也對他王文琪惱火的把柄呢？所以，婚禮前，他還是託人給韓鑄送了一份親筆書寫的喜柬，為的是主動表示依然友好的意思。畢竟，是一個村裡出來的人啊！     舉行婚禮那天韓鑄借故沒到場，但讓人捎去了一台德國相機，那是韓鑄的部隊首長送給他的紀念物，他很喜歡的東西。王文琪收下了，覺得是收下了一份深情厚意。     婚後的王文琪，夫妻相敬如賓，恩愛有加，著實過了幾年幸福美滿的日子。若說也有遺憾，那便是劉夢舲不能生育。但王文琪卻不以為憾，每將妻子也當女兒寵愛著。     1957年號召給黨提意見時，王文琪表現得積極踴躍，逢會必大發其言，還說：「終於盼到這一天了，我的意見可多了，再沒機會提出來快憋死啦！」     他給已經當上了縣委幹部的韓鑄也提了不少意見，認為韓鑄好大喜功，又每每凡事充內行，比如對縣中學的工作就經常下達很外行的指示。     韓鑄那時也結婚了，妻子是地委一位書記的女兒。     在劃「右派」時，韓鑄堅持道：「如果王文琪不是『右派』，那簡直就沒有什麼『右派』了，『反右鬥爭』乾脆也別搞了！」     於是王文琪不久後被宣布為「右派分子」。     客觀而論，即使韓鑄不那麼堅持，王文琪也必定還是會被劃為「右派」。即使他替王文琪說好話，結果也不會改變。他說得不錯，如果連王文琪都不是「右派」，那簡直就沒有什麼「右派」了，「反右鬥爭」乾脆也別搞了。     但韓鑄同志並不認為，王文琪一旦成了「右派分子」，他的人生就會是另一番情形。今朝是「右派」了，明朝悔過自新了，摘去帽子，依然可以重新成為黨所信任的人嘛！他認為「反右」只不過就像父母懲罰一下不懂事的兒女。不論站在黨的立場上，還是個人解解氣，他都認為太有必要懲罰一下王文琪了。     王文琪也是這麼想的。便閉門思過，開始寫哪一次都通不過的檢討，承認自己言辭過激。     偏偏那時，福建方面派人來搞韓成貴的外調，王文琪是重點詢問對象。王文琪做夢都想不到，由副縣長而副書記的韓成貴，在福建那邊也成了「右派」。他還以為韓成貴又要進步了、升職了呢。     儘管自己的日子開始不好過了，王文琪還是樂於成人之美。他說韓成貴是大好人啊！怎麼個好法呢，他就講起了當年韓成貴如何教他寫彙報，如何讓他將第一份彙報燒掉了的事。話一禿嚕，連自己和佐藝子之間的事也說了出來……     結果韓成貴那邊的命運就雪上加霜了。好嘛，當年教王文琪那麼一個軟骨頭的中國人如何隱瞞在日本軍營里的重要而可恥的經歷，如何欺騙抗日組織，這是性質何等嚴重的問題啊！     韓成貴哪裡能料到王文琪會對搞他外調的人說那些陳年舊事呢？暗暗叫苦，據理力爭，說王文琪當年的骨頭一點兒也不軟。     兩個「右派」，一個說對方是大好人，另一個替對方辯護骨頭之軟硬，工作組的同志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倆是兩個「右派」之間的「惺惺相惜」。     而韓成貴則轉而認為，王文琪是為了自保，所以出賣他以求有功。他心說，王文琪啊王文琪，你何必害我？！     王文琪也由於自己暴露出了可恥的歷史問題，結果不僅已是「右派」，而且還有「漢奸」之嫌了。     韓鑄良心發現，去找他是地委書記的岳父替王文琪做證，說王文琪當年肯定沒有漢奸行為。     岳父反駁他，凡事誰也別那麼肯定。王文琪當年在日本軍營里的行為，除了他自己清楚，沒第二個人清楚啊！如果不是他自己說走了嘴，誰會知道他竟與一名日本軍妓有那麼一腿呢？你韓鑄並不知道吧？那個韓成貴倒是當年就知道，可是卻教他隱瞞。他後來的表現確實有功，但怎麼能證明就不是他隨機應變的一種狡猾招數呢？現在看來，他一刀砍下了池田的頭，就不能不說是疑點。如果池田被救活了，成了戰犯，留下口供，不就不必懷疑他了？可正是他一刀將池田殺死了呀！     韓鑄被岳父說得啞口無言。     岳父又說，我們是講政策的，實事求是的。目前雖不能就給他戴上「漢奸」的帽子，但此人有重大歷史疑點，這種結論也是沒法不下的吧？     結果王文琪自然當不成校長了。     結果組織不得不出於好意，勸劉夢舲與王文琪離婚。     劉夢舲哭著回到家裡，質問王文琪與佐藝子的事究竟是怎麼回事。     王文琪只得對妻子細說當年，傾訴自己當年經歷的種種恐懼、屈辱和無奈，也坦率承認自己與佐藝子確有過那麼一件事；並將當年自己的種種想法，耐心地向妻子一番番解釋。     最後他問：「你能理解嗎？」     妻子默默點頭，表示可以理解。     他又說：「為了你好，我願意離婚。」     但劉夢舲反而更加愛丈夫了。她一向認為他是個特別誠實的人，對他的陳述和解釋句句相信，很為他不平。     所以她態度堅決地說：「可我不願離。」     王文琪勸了她半天，強調種種離婚對她的好處，直至將她勸哭了，大聲嚷嚷起來：「你怎麼就不說說對你有什麼好處？你說你說，對你自己有好處嗎？！」     王文琪愣了，半天說不出話。     結果，連劉夢舲也當不成教師了，與丈夫一起被遣回韓王村，成了「勞改」對象。     韓王村的大多數老人都還健在，他們經常叮囑晚輩，不許欺負王文琪夫妻。他們並沒經受與鄉親們不同的什麼苦難，一如既往地恩愛著。王文琪又充當起了鄉村醫生，不久便被鄉親們視為村裡不可缺少的人物了。     王文琪五十三歲那年，劉夢舲三十五虛歲了。那一年，「文革」開始。與「文革」時代相比，兩口子變成農民夫婦的十來年，簡直可以說是幸福的。縣城裡的形形色色的紅衛兵、「造反派」們，三天兩頭到村裡來批鬥他們一番，還有時押著他們去各村游斗，或將他們押到縣城裡去，召開場面更大聲勢也更大的批鬥會。批來斗去，夫妻二人漸漸明白，與其說他們是「革命」的敵人，莫如說他們實際上成了「革命者」們的玩物。批鬥他們能使「革命者」們無比娛樂。而那種時代是缺少娛樂理由和方式的時代，而人又是多麼需要娛樂的動物，中國人也不例外。成了玩物比是敵人更加可悲。因為批鬥敵人的方式，無非就是戴高帽子、掛大牌子、剃陰陽頭、以墨潑臉、扇耳光、皮帶抽、冬天勒令在嚴寒中凍幾個小時、夏天被迫在大雨中淋，或在烈日下曬；而同時又成為玩物，被凌辱被虐待的方式，則就五花八門、層出不窮了。不論農村還是縣城裡，有些老人死了，還活著的變得明哲保身了。他們也每對王文琪進行揭發，說昧良心的話。他們的行為一受到鼓勵和肯定，漸漸地便不覺得昧良心了。中青年們，都是更需要娛樂的，既娛樂著也等於革命著，幹嗎不快樂地進行呢？至於當年的事實，誰還管那些呢！     夫妻二人，只有用一個「忍」字相互開導著堅強地活下去。     韓鑄起先也是挨了批鬥的，但「根紅」，後來被「革委會」結合了。唯恐哪一天再被踢出「革委會」，於是親自組織了一場對王文琪夫妻的批鬥，痛斥到憤慨之際，也扇了王文琪一耳光。王文琪嘴角流血獃獃地看他時，他往下猛按王文琪的頭，同時罵：「給我低下你的狗頭！」接著又小聲說了一個字：「忍。」     一次，在縣城裡，劉夢舲被一名紅衛兵猛地一推，一頭跌下卡車，昏過去了。王文琪獨自將妻子背回家，第二天，她沒蘇醒。第三天，還沒蘇醒。第四天王文琪明白，妻子成了植物人。     幸而鄉情始終偷偷地存在，轉成為地下活動，就像當年的抗日是地下活動那樣。這使王文琪得以有較多時間護理不省人事的妻子。他一有空就為妻子進行按摩。起碼，每天睡前的一次全身按摩是幾乎未間斷過的。一次從頭到腳任何部位都進行到的按摩做下來，每每兩個多小時，做得他自己出一身汗。至於白天，頭部、雙手、雙腳、雙耳的按摩，更是隨時見縫插針地進行。他和妻子的兩口之家還是當年他自己住過的那兩間屋，另一間當年修繕過的屋子已塌了。院子也早已又破敗不堪雜草叢生了。許是老天見憐，住在老宅院中使他的妻子能一天天活著。因為在院中一個秘密的地方，地下深處埋著幾大壇名貴的中草藥。他也在院子里種起各類草藥來，將尋常草藥與名貴草藥搭配了，每夜熬成藥汁或藥膏。汁以口哺妻，日數次。膏敷妻各穴，勤換之。並將各種豆子、粗糧細糧自磨成漿；凡能搞到的瓜果蔬菜，亦皆細搗成糊狀，同樣以口哺妻。日久，妻竟可咽下他嚼過的饃了。某日壞人們又來找麻煩，發現葯鍋中有熬過的完整老參，大驚，嚴審從何而來？答曰家傳下來的。問尚有多少？藏於哪裡？答曰再沒有了。壞人們不信，輪番摑其耳光，以致口鼻流血，然其答始終如第一句。壞人們不信，東掘西找，一無所獲，悻悻而去。     王相信體溫、語言、愛撫之法，亦對恢復植物人知覺起作用。夏日每眠，必執妻手。秋冬則夜夜擁妻而睡，歷春至夏方止。按摩之後，欲睡之前，必愛撫良久，對耳喃喃訴說從前恩愛關係及盼恢復之殷切。至於替妻子擦洗全身，以使潔凈，更是從不懈怠。梳發，剪指甲、趾甲，為慣常之事。那劉夢舲，雖處植物狀態，卻不但一年年活了下去，而且一年比一年頭髮黑亮、皮膚細膩、雙唇紅潤，臉色粉白，容光煥發，宛如被催眠之美婦人。逐漸地，手指腳趾能動，唇角可現微笑，面有小表情。然此一切變化不為他人知。     某夜睡前，妻在他的愛撫之下，忽然說：「恩愛原來這樣。」     王大詫，以為幻聽，點燃殘燭，擎舉照視，見妻雙目睜開矣，黑白分明如從前，眸子晶亮。     問：「方才是你說話？」     妻點下頦作答。     問：「別怕，我不是壞人，是你丈夫，你可記得嗎？」     妻又說：「不必解釋。你夜夜此時在我耳旁絮語，使我憶起咱們是夫妻。」     王置燭床頭，緊抱妻子，喜極而泣。     幾天後，北京逮捕了「四人幫」。     又幾天後，有村人發現劉夢舲在院子里走動，誤以為王行男女私通之事，謠言頓起。王聽到，請大家來見妻子，謠言止而眾人異為奇事。那一年，王文琪六十三歲了，頭髮蓬亂，久未刮臉，滿臉半黑半白硬胡茬，一邋遢老農模樣。而其妻，年齡一如三十幾歲時，甚而俊秀超過當年。     眾人都說，當年還像兩口子，現如今太不般配了。     妻子命王文琪不許再那種樣子。     第二天王文琪便另一種樣子了，不像老農像老教師了。     氣質是想找回來就很容易找回來的東西，只要真的曾有。     接著這夫婦二人好事連連：     王文琪的「右派」問題徹底糾正了。     他所謂的「歷史疑點」也被宣布為無稽之談了。     部隊出具證明，鄭重承認他是抗日時期參加革命的一個人了。     組織部門宣布他享受副縣級幹部的退休待遇了。     劉夢舲也享受退休教師工資了。     夫婦二人都可補發一大筆錢了。現在看共二三千元而已，當年就是一大筆錢了，尤其以農民們的眼光來看。夫婦二人堅決不要補發工資，並立下字據，放棄領取退休金至死。補發工資作為一筆獎勵基金，每年獎給縣中學的好學生、好教師。退休金可由學校按時助濟給家庭困難的學生、在職教師及退休教師。     校方的同志大惑不解，奇怪地問：「那你們靠什麼生活啊？」     王文琪笑答：「反正能生活下去就是了。」     劉夢舲也說：「信他的話吧。」     雖然不領退休金，夫婦二人卻過得有滋有味，不愁吃不愁穿的。而且吃的穿的，都越來越好了。經常買了大量的糕點罐頭、學慣用品、衣服帽子鞋子什麼的，分發給村裡的孩子們。逢年過節，也經常地結伴慰問村裡的貧病老人。就像後來的幹部們訪貧問苦那樣，給錢還給物。     鄉親們都猜測，準是因為王家當年有些值錢的東西在王文琪手上，時代變了，可以賣錢了，所以不稀罕要那筆補發工資，也不稀罕每月去縣中學領退休金了。     有以往善待過王文琪的鄉親，私下裡問他大家猜得對不對。     王文琪笑道：「是有那麼點兒東西。」     鄉親們便又猜，都認為怎麼也得幾萬那麼多。20世紀80年代初，談到錢，萬元就是天文數字了。比幾萬還多的錢，農民們連想都不敢想。     那年冬季特別冷，王文琪夫婦住到省城一家最高級的賓館去了。有人說他是怕妻子凍出病來，也有人說妻子是怕他凍出病來。夫婦二人在「文革」中受苦多多，體質很差了。當年省城的高級賓館也高級不到哪兒去，需要資格介紹信才住得進去，卻畢竟有暖氣。他們圖的是溫暖。王文琪已經享受副縣級幹部待遇了，剛夠資格住進去。     到了春季，韓王村的人們聽縣中學的人說，夫婦二人直接從省城申請去了香港，去看王文琪的妹妹及一位堂兄。那堂兄在香港經商，生意做得頗大。而他妹夫是一位大學教授。     初夏的雨季過了以後，夫婦二人回到了韓王村，捐了一筆錢，監管著大興土木，租來了兩台鏟土機，將自家各處搖晃欲塌的老宅院推為平地，要為村裡建成一所中小學合為一體的學校。還捐了另一筆錢，對縣中學進行徹底翻修。據說兩筆錢加在一起一百多萬。這兩件事使村人們對夫婦二人無限熱情、無限崇拜起來，表現就是，跟他們說話「您」「您」的了，開始稱呼王文琪「王先生」、稱呼劉夢舲「劉老師」了。而以前他們當面叫他「老哥」「老弟」或「死文琪」；當面叫她「他王家嬸子」，背後叫她「文琪老婆」或「白菜心兒娘子」。後一種叫法，亦褒亦貶——白菜心兒固然嫩，也好看，卻不能按實際的菜論的。     那年雨水少，老天爺挺照顧兩項工程。國慶前，都竣工了。縣中開慶祝會時王文琪夫婦都沒去。他累病了，劉夢舲得服侍他。村裡也為學校的落成開了慶祝會，是夫婦二人自己張羅開的。開慶祝會也總須花錢的，村裡出不起那份兒錢，人們都有慶祝一番的心思，卻沒人願說。那不等於要人家夫婦倆再掏錢嗎？夫婦倆主動張羅開，正符合人們的想法，都支持。村裡的慶祝會開得還場面頗大，地點就是學校操場，周圍插了幾十面彩旗，放飛一串串氣球。原本只請了各鄰村的農民們，沒請縣裡任何方面的領導。但他們聞訊都來了，連即將從副縣長位置上退下來的韓鑄也現身了。領導們來了就要人人講話，他們也都喜歡在大場面中講話。唯獨韓副縣長沒講話，請他講話時，他說沒做大會講話的準備。他說倒是對王先生有幾句悄悄話要講。悄悄話嘛，自然不適合在大會上講的。     領導們都講過話就中午了，大人孩子都著急地等著聚餐。操場上擺了幾十張桌子，從縣城請來的五位大廚，便在操場邊上搭案支鍋，各顯其能。     那一頓大聚餐豐盛無比，人們海吃山喝，一片高興。     韓鑄終於一手酒瓶一手酒杯地來到王文琪跟前了，醉意醺醺地說：「老哥，你得謝我。這麼多年了，我一直等著，可你沒有。」     王文琪沉吟著問：「柱子，我謝你什麼呢？」     韓鑄說：「當年批鬥你時，我悄悄對你說過一個『忍』字。你忍對了吧？如果不忍，想不開尋了短見，能有今天的風光？我一句話拯救了你的命運，還等於救了嫂子的命，對不對？」     王文琪想了想，笑道：「說得是，那謝了。」     二人一碰杯，各自一飲而盡。     幾天後，王文琪夫婦跟誰也沒打招呼，悄悄離開了韓王村。     又幾天後，夫婦二人出現在福建某縣，找到了已離休的韓成貴。韓成貴在家中熱情款待他們。二人將當年的誤解說開了，兩位夫人從旁聽著，忽而相對落淚，忽而喜笑顏開。     從那時起，王文琪夫婦再沒回過家鄉當地，也再沒有任何家鄉當地的人見過他們。關於他們的傳說，家鄉當地卻流傳不少。有人說，王文琪將祖傳的唐伯虎、張大千、齊白石等人的畫以及幾件唐宋明清的瓷器玉器抵押在香港某銀行了，價值三四億。也有人說不止，應值七八億。那家銀行特許他隨時可從銀行支取資金，按借貸算息記賬。還有人說那是起初的事，還沒拍賣，又需錢用，沒法子。後來都拍賣掉了，錢存在銀行里了，利息都怎麼花也花不完。     各地時興招商引資以後，家鄉當地新上任的縣領導在一次幹部會上說，王文琪從本縣的地界內消失了，是本縣的巨大損失。如果有誰能將他請回來，那就等於對本縣立了大功。是幹部的，提一級。是百姓的，給資金。是年輕人的，負責安排滿意的工作。是農民的，全家可以「農轉非」。     於是形形色色的家鄉當地人，不須號召，發起了「尋找王先生」的群眾運動。幹部帶頭，幾年內越「運」越「動」。     然而，卻沒人真的找到過王文琪夫婦。     有人說他們根本不住在大城市，只住在中小城市。也從不在任何地方置房產，包賓館飯店的套房住，或租房子住。大隱隱於市，低調得沒法使人想得到他們是億萬富翁。並且，夫婦二人都改名了。     北京幾家影視公司知道了王文琪夫婦的「故事」，都想找到他們，遊說他們出資，以他們的人生經歷為原型，拍電影、電視劇以及專題片，還要搞各種戲劇。他們耳目靈通，信息多又快，都怕行動遲了，都想獨佔鰲頭。     還真被一家影視公司的人在一座小縣城找到了王文琪夫婦，他們認為最能使夫婦倆動心的遊說理由是——電影准得奧斯卡大獎！電視劇絕對在央視一套「黃金段」播出。     劉夢舲見王文琪快被糾纏得惱火了，掩飾著同樣的反感說：「我先生身體不好，求求你們，今天到此為止，明天你們再來談吧！」     第二天那家飯店去了更多找「王先生」的人，包括導演、編劇、演員、製片一干人等。     飯店的人告訴他們，「王先生」退房離去了，說是出國。具體到哪個國家去了卻不知道。     2000年後，陸續有些日本人出現在當年池田大佐那支日軍部隊駐守過的縣城裡，多數日本人的父親當年都有幸活了下來，他們是代表父親前來中國對一個叫王文琪的中國人感激予命之恩的。也有少數日本人，便是當年的「鬼子兵」。     他們自然沒見到王文琪，便都又到韓王村去朝拜他的故居。     自然也沒了什麼故居，只有都在學校操場跪成一片，以了心愿。     現而今，關於王文琪的最新也是較可靠的信息是——他已經去世了，劉夢舲剃度出家，皈依佛門，隱居某庵。     至於那一大筆錢，據說由一批可靠人士經管，成為民間慈善組織的善款……     2012年11月11日     於北京